发动居民群众，建立社区的志愿者团队，是推行垃圾分类最重要的手段。
　　朝阳区麦子店街道的农展馆南里社区（以下简称农南社区）里，紧邻垃圾楼西边的垃圾站整齐摆放着三个垃圾桶——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和可再生资源，绿色的厨余垃圾桶已经满了大半，旁边的可再生资源垃圾桶上则堆满了装修废弃的塑料板。“这可不算是可回收垃圾。”崔桂华嘀咕道。她马上拍了一张照片发送给物业公司的值班经理，敦促物业尽快清空。
　　今年5月1日，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这标志着北京也跟随上海，将垃圾分类由倡导转化为法定义务。也是从这一天开始，每天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崔桂华都会与一支10人左右的志愿者小队穿梭在社区77个垃圾桶之间，检查居民的垃圾分类情况，还要以楼门为单位入户帮助邻居从源头分类。
　　崔桂华今年74岁，退休前在一家科学技术研究所担任管理职位，2006年她和老伴搬到了农南社区。这个农业部的家属院总共有1748户居民，常住人口不到6000人。刚搬来时，小区遍地垃圾，崔桂华与小区里的老姐妹们成立了一支低碳环保队，开始在社区推行无土栽培蔬菜，对小学生开展低碳环保教育，组织模特队用废旧材料改造服装，以及做废物利用等宣传活动。目前该环保队有69名志愿者，退休老党员是主力。现在，他们已经是麦子店街道老党员先锋队的代表。
　　“五一”后，这支低碳环保队的活动重点开始转向垃圾分类。队伍内有清晰的组织结构，每个小组配有宣传员和小组长，每天早上和傍晚的排班换班时间会在微信群内公布。崔桂华还给每组分发了一个作业本，要求组员记录每天的活动情况，特别是要找到居民中的垃圾分类典范，记下联系方式，邀请他们之后在街道的垃圾分类座谈会中担任嘉宾。“街道要求辖区内的每个社区都要在今年建立起一支类似的志愿者团队，对社区来说，发动居民群众还是推行垃圾分类最重要的手段。”农南社区居委会书记杨晶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这已不是崔桂华第一次在社区里担任垃圾分类志愿者。“10年前我们的阵势比现在还大，大喇叭每天循环播放垃圾分类的宣传语，每个垃圾桶旁边都有人把守，经过长达两三年的培养，当时小区里70%以上的居民都有了垃圾分类的习惯。”崔桂华说，“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些问题，最终没能坚持下去。”
　　自现代城市形态诞生以来，清洁程度就是城市文明程度的一个衡量标准。而北京市垃圾分类的倡导也由来已久。
　　2002年，为了兑现“绿色奥运”的承诺，北京市开始建立生活垃圾分类达标示范点。2009年，在反垃圾焚烧的压力之下，北京市政府继续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时任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召开垃圾分类动员大会，市长的“每日市情”里也有垃圾分类的信息，年底有专门的工作汇报。北京市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2010年设立了600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第二年增加了1200个，截至2013年年底，这个数字达到近3000个。农南小区就是其中之一。
　　彼时，各小区招募了千名垃圾分类指导员，崔桂华所在的低碳环保队也成了指导员志愿者。指导员最初定位是在每天的垃圾投放高峰期指导居民正确做好垃圾分类，但是由于政策并没有强制要求居民对垃圾分类，很多垃圾分类指导员最后成了垃圾二次分拣员，承担很大一部分垃圾分类工作。
　　而崔桂华口中“出现的问题”，则是指导员们二次分拣出来的厨余垃圾，在送出小区进入下一个环节的运输过程中，往往与其他垃圾混合在一起被处理了。“我们亲眼看到好不容易分好的垃圾被倒在一輛垃圾车上拉走了。这样一来，分类有什么用？”
　　根据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2012年的调查，当时，北京没有专门的厨余垃圾处置设施，运行的两个垃圾堆肥项目—南宫堆肥厂和国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阿苏卫堆肥项目——设计工艺都是为混合垃圾准备的。正因如此，海淀区、东城区和西城区从2010年推行垃圾分类以来，垃圾分类试点小区二次分拣出来的厨余垃圾，都是运送到大屯垃圾转运站，再送到阿苏卫堆肥，垃圾最后只能以混合形态处置。
　　这种背景下，很多已执行垃圾分类两年多的试点小区，在没有街道办事处和上级政府支持和监督的情况下，也渐渐失去了持续下去的动力，垃圾分类的意识在北京市居民的生活中逐渐消失了。
　　直到2019年11月，垃圾分类才又一次在北京成为热门话题。《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改决定经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修改后的《条例》于2020年5月1日正式施行。这是自2012年施行以来，北京首次修改《条例》，其中首次明确，单位和个人是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并对个人违法投放垃圾的行为实行教育和处罚相结合——违规投放的个人“屡教不改”，最高可处200元罚款。此外，要求餐馆、旅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对“混装混运”现象也加大了处罚力度。
　　在管理条例颁布之后，杨晶很快意识到，垃圾分类将成为2020年社区工作的头等大事。“现在基本上是每会必提，主持垃圾分类会议的也都是每级的一把手，可以看到从上到下各级领导的重视。”《条例》明确规定，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将生活垃圾管理纳入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为此，农南社区不仅党建经费的发放开始向低碳环保队的志愿活动倾斜，就连全年的社区活动主题都在向垃圾分类靠拢。“区政府已经将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年终绩效考核了。”一位社区工作者透露。
　　不同于农南社区依靠志愿者的力量推行垃圾分类，东城区崇文门外街道的新怡家园将希望寄托于互联网化的垃圾处理方案。

　　每天早上上班前，居住在该社区的居民李力都会提着垃圾袋到小区智能垃圾分类箱前，调出“分一分”App中写有自己姓名的二维码，在机器上的扫描处一刷，“厨余垃圾”的投放口便缓缓打开。李力会将垃圾袋里的瓜果皮、菜叶、剩饭倒人投放口，然后将垃圾袋投入旁边的“其他垃圾”投放口。完成这样一套动作，根据垃圾重量，他的“分一分”账户上最多能获得5个积分，算下来，3个月坚持垃圾分类就可以兑换一个苏泊尔炒菜锅。站在智能垃圾柜旁边的垃圾分类指导员则需要时刻关注垃圾桶的承载力，及时通知第三方公司清运，并协助不擅长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们完成扫码积分的流程。
　　该小区的垃圾分类指导员有4名，他们的工作通常从早上6点开始，先要花费两个小时检查前一天晚上投放的垃圾是否符合标准，之后要看管和清理新怡家园40组垃圾桶，并指导居民垃圾分类。新冠疫情期间，他们还要负责桶站附近一天三次的消毒工作。
　　2019年4月，新怡家园居委会的社区工作者就以入户宣传的方式帮助小区内1470户居民注册了垃圾分类积分App“分一分”，并发放垃圾分类倡议书。“扫楼已经开展过两三遍了，我們要确保每户都宣传到位，目前该小区垃圾分类的参与率达到80%以上，辖区总体参与率60%。”崇外街道网格中心的工作人员李羿对《第一财经》杂志说。新怡家园所在的崇外街道共有12个社区、2.2万户、4.8万常住人口，关注这些人群每日产生多少垃圾是李羿的工作之一。
　　2018年7月，崇外街道在北京范围内率先开发了垃圾分类全过程监管系统，实现对街道小区生活垃圾的投放、收集、运输等全程监控。辖区内的每个厨余垃圾桶上都装有一个黑色识别码，这是垃圾桶的“身份证”，负责运输“其他垃圾”的垃圾运输车上也配有相应的条形码。
　　居民投放垃圾后，不同种类的垃圾将分别运往不同的地点处理：厨余垃圾由环卫集团专门的垃圾车收集，抬升垃圾桶时就会对其称重，并将这些数据实时上传到监管系统，再运至指定点位用于沤肥。其他垃圾会由小区物业的垃圾车运送至垃圾楼，分类清运后再运送到相应的处理厂处理。可回收物目前采取电话预约、上门回收的形式，崇外辖区内的新景家园内也设立了再生资源现场回收站。
　　从2002年开始，北京市相关部门一直在做垃圾楼的改造工作，目前崇外街道辖区总共有4座垃圾楼，每座垃圾楼门口都设置了一个称重系统，垃圾车在进楼之前要经过称重、扫码等一系列流程。2020年5月1日之后，各种垃圾楼门口最明显的位置都贴上了“未分类垃圾禁止入内”的告示。“这也是一个倒逼的机制，可以杜绝垃圾混运。”李羿说。
　　各类垃圾的分类数据都会及时反馈到李羿的电脑上，系统以数据、图表等形式汇总辖区内各责任主体的日常垃圾量、各类垃圾数量及去向——5月20日系统上登记的新怡家园数据为：厨余垃圾686.2公斤，其他垃圾1252.2公斤，可再生资源137.4公斤，未来这些数据还会同步上传至市、区两级系统平台。
　　“如果连续两三天数据都出现大的波动和异常，我们就会派人上门检查。每个月，我们还会把系统统计的数字与环卫集团垃圾进场称重的数字做对比。”李羿说，“从这一年的数据看，厨余和其他垃圾两种数据的误差基本都控制在了一吨之内。未来还可以以此为依据，按照管理条例对责任主体实行按量收费。”目前，类似系统已经在东城区的崇外街道、龙潭街道、建国门街道实行，预计今年年底前，北京市将有80%的街道上线这种排放登记系统。

　　在北京推行垃圾分类之前，上海等城市已经探索出4种有效的垃圾分类办法：一是志愿者值守的垃圾分类站点，通过人对人的宣传和积分奖励，鼓励居民参与垃圾分类，养成习惯;二是采用撤桶撤站方式，培养居民定时定点投放垃圾的习惯;三是采用上门或定点回收可再生资源、厨余垃圾等方式，方便群众分类、提高回收量;四是设置智能垃圾分类投放箱，减少人工成本。
　　但在北京市的具体操作中，像农南社区这样有一支在群众中极具影响力的志愿团队是可遇不可求的，大部分小区也无法像新怡家园一样，集中全街道的资源建设垃圾分类示范小区。事实上，目前绝大多数北京小区推行垃圾分类的进程并不乐观。
　　“北京很多小区在执行垃圾分类的过程中，采用了很多不科学的引导办法。”一直与上海小区合作推广垃圾分类的非政府组织（NGO）爱芬环保的创始人郝利琼对《第一财经》杂志说。比如一些社区盲目跟风，大量投用智能设备，却忽视了社区老龄化严重的现实，最终导致昂贵的设备成了摆设;有些小区想要推行“定时定点”收集模式，在规定收集时间之外将垃圾桶锁起来，但被锁住的垃圾桶周围很快就堆满了垃圾袋。更多社区则连基本的分类垃圾桶都没有配置齐全。
　　另一方面，与上海相比，北京几乎没有专业的垃圾分类NGO。“2013年之后，北京的垃圾分类NGO几乎都转到了别的项目上，大多数NGO拿不到项目也申请不到活动经费，而且垃圾分类想要把工作落到实处、取得成绩更难。”一位环保组织成员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目前，北京社区的普遍做法是，由区级主管单位统一聘请具有清运资质的第三方公司为各小区提供服务，试图形成全区规范化管理。农南社区在两年前就有了第三方公司进入，“总共来了两个人，但他们具体做了什么我们谁也没看见。”杨晶说。 　　崇外街道则是拿到了东城区每月按户发放的垃圾分类经费，其中一部分经费用来招标购买第三方服务，剩下的就用于社区宣传、志愿者招募，以及物资采购。“我们对第三方公司有一个《崇外街道垃圾管理考核办法》，每个月都会对他们的服务情况考核，如果达不到要求会扣除相应的服务费，通过这种方式监督他们的工作。”李羿说，“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拿到过全部的服务费。”其言外之意是，他们对第三方公司的服务结果并不满意。
　　据《第一财经》杂志了解，更多社区居委会则既没有拿到推行垃圾分类的经费，也没有第三方公司辅助。“领导重视的程度高了，可是相对的经济投入不是很大。”有社区员工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北京垃圾分类进程

　　“習惯养成需要时间，垃圾分类也会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前期习惯养成的成本注定应该由政府负担的。”杨晶也表示，“崔阿姨等志愿者现在全都是义务在做志愿服务。”10年前，杨晶曾在通州区的一个社区居委会做社工，当时针对每户居民都发放了分类垃圾桶和可降解的分类垃圾袋，每个垃圾桶也贴着名字由专人负责，每月还会给每位垃圾指导员和志愿者发放600元的补助。
　　另外，在北京目前推进垃圾分类的过程中，作为责任主体，物业公司的参与度似乎普遍不太高。“小区物业要担负起垃圾分类的工作，首先需要在小区内开展垃圾分类知识宣传，比如可以在小区的布告栏张贴宣传海报，向各家各户发放宣传手册、折页等材料;其次，物业需要指定专人负责指导、监督居民实行生活垃圾分类，这个专人可以是一名物业员工，也可以是一名保洁员。物业还需要在小区内按规定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明确不同种类生活垃圾的投放时间、地点;及时制止翻拣、混合已分类的生活垃圾的行为。”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固体废弃物管理处副处长马建骥曾在发布会上说。但现状是，大部分工作都最终落到了基层政府身上。
　　“现在疫情防控阶段，人员本来就紧张，而且物业和业主之间签的是服务合同，我们没有执法权，有些小区连物业费都收不上来，居民乱扔垃圾，物业哪里管得了？”麦子店街道京达花园的一名物业工作人员解释说。
　　杨晶也在焦虑社区人手不足的问题，目前农南社区共有13名社工，“这已经是按照2000户的小区规模匹配的社工数量了，即便是现在超额用人，依然会感觉到巨大的工作压力。”
　　还要注意的是，一直以来，北京对于垃圾分类缺乏约束性的政策，从2012年3月起就施行的《条例》已经提出，北京市应逐步建立计量收费、分类计价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但《条例》中并没有对垃圾分类提出具体的执行方案，以及违反规定后的惩罚措施，如此一来，工作就很难开展下去。
　　5月1日起实施的新版《条例》则规定：自5月11日起，城管执法部门会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针对生活垃圾分类违法行为的立案处罚——重点检查宾馆、饭店、餐馆、商场、超市、小区物业、工地等重点行业、领域和单位;重点对前期已履行告知、警告、责令整改等执法程序，但依然存在违法行为的单位开展执法处罚;重点查处“十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混装混运违法行为。
　　据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统计，5月11日至18日，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共检查企事业等社会单位及居住小区3.5万余家，发现存在问题的单位及小区6276家，立案查处生活垃圾分类违法行为875起。可以看到，目前受到处罚的都是单位责任主体，至于个人，虽然《条例》中有“对不按规定分类投放垃圾屡教不改者，最高可罚200元”的规定，但究竟如何执行，杨晶和李羿这些社区工作人员还都没有答案。
　　而崔桂华等志愿者最担心的还是此次的垃圾分类是否能持续下去，真正变成北京居民生活中的习惯。对于10年前的事，她始终存有遗憾。“失败的经历会极大地挫伤参与热情，不少居民也会质疑，几年前（垃圾分类）推进没有成功，这回会有什么差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