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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跃勇，这个曾经端着无数人艳羡的“铁饭碗”的教师，下海后以一家狭小的书屋起家，做成了全国第一家民营图书馆。在改革开放的澎湃大潮中，同所有与自己一样怀揣理想的人们一起，完成了自己在这个社会的“华丽转身”。
试水：为不安分的心而上路
1985年，自曲阜师范大学毕业的潘跃勇在众人的羡慕与啧啧称赞中，跨进山东省济宁市东门大街小学当老师，端起了“铁饭碗”。一晃9年而过，潘跃勇从普通班主任升为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然而他慢慢地感到，“平稳的教书生活不是自己要的那种生活”，他需要更加广阔的天地实现自我价值。
1994年，“官运”将至副校长的他走出校门，辞职下海，到济宁市纺织品总厂“打工”，做办公室主任。这是潘跃勇第一次与市场经济“亲密接触”。然而，1998年，在全国纺织品行业“关、停、并、转”的大规模调整中，纺织品总厂停产，潘跃勇下岗了。一向活跃的他陷入了人生中最深的一个低谷，经常去书店借书消愁。
借助于书而回归平静的潘跃勇，慢慢从书中发现了“黄金屋”。当时，整个济宁只有一家新华书店，个体书店也不多，根本无法满足210多万市民的需求，同时书店服务、图书品种等都远远跟不上读者的需求。“开一家服务好、品质高的书店”，这个现在看来几乎决定了潘跃勇一生事业发展轨迹的想法，正在他脑海中越发清晰起来。病中的父亲把自己的3000元积蓄交到潘跃勇手中，不日，济宁市教育学院、济宁市图书馆附近学校密集的地方，又多了一间面积20几平米的书屋。
一个月下来，潘跃勇一算账，居然亏损了1000多元。排行榜上的畅销书，到了自己手里都不畅销了。他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剧烈冲击。
潘跃勇又一次投入到市场调查之中，才发现自己的读者多是周边学生，大多囊中羞涩，更喜欢到店里“蹭书”，虽然市图书馆就在咫尺，却因为书籍陈旧、开馆时间短而不受学生欢迎。于是，他尝试着从各地方收购旧书，拿到自己店里出租，不想大受欢迎。
进行了跟进调查后，结果更令他吃惊而兴奋：济宁的读书环境堪称贫瘠，在这座近千万人口的城市中，只有一所市级图书馆、8所县级图书馆，平均86万人一所公共图书馆。同时这些图书馆藏书少且旧书所占比重大、更新慢，根本无法满足社会日益强劲的读书求知。市党政机关、院校、大企业的图书阅览室也不容乐观，实际使用率极低。而有关资料则明确显示，市场愈发达，经济愈繁荣，对知识的渴求、对技术更新的渴求愈强烈。国家信息部也透出信息：下个世纪，文化娱乐产业将是投资的十大热点之一，是新兴的“朝阳产业”。
搏击：兄弟俩的“鸿门宴”
“我要办一家图书馆!”潘跃勇的野心又一次被激起，这条鲁西南汉子开始了人生最艰难的一次“博弈”。
图书馆向来姓“公”不姓“私”，这是众所周知的。“怎样办图书馆”的问题将潘跃勇抛向困惑的十字路口。
不出潘跃勇所料，因为国家从来没有明确政策允许私人创办图书馆，当地文化局、工商局不敢办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国家也从来没有明文规定禁止私人办图书馆”，潘跃勇以此为借口来回游说文化局、工商局，最后，主管部门在经营范围里做了一点变动，允许潘跃勇经营图书馆业务。潘跃勇第一次坐上了“图书馆”馆长的位置，很多人因此戏称潘跃勇创办的图书馆是“书店升级版”。
执照有了，潘跃勇还面临一系列的具体问题：至少要比小书店大十几倍的场地；足够数量的书；充足的资金支持。但是，他已经为心中的图书馆画好了蓝图：投资80万元左右办一座比较像样的图书馆，力争在一年时间里吸引来1万人，通过办阅览证，按每个阅览证60元的价格来算，可收进60万元；又因为图书馆吸引的人比较多，客流量有保障，如果再经营卖书业务，应该也会有不菲的收入。“这样，一年之内实现持平应该没有问题；如果第二年阅览证数量有所增加，就将有较好的利润。”
也许当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时，必有一系列的考验与磨砺。在场地、执照等问题全部解决之时，潘跃勇原本说服的两个朋友突然撤资。闻知此时，潘跃勇当时心凉了半截。但是，图书馆还是要做，否则就对不起江东父老。
潘跃勇想拿自家一处门面房的房契在银行作抵押贷款，而母亲死活不同意。于是，趁着母亲去江苏走亲戚，潘跃勇在自家摆了一桌酒菜宴请弟弟。席间，兄弟俩推心置腹，潘跃勇趁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做通了弟弟的思想工作。事隔多年，兄弟俩还时常想起当年的艰辛，而此则被潘跃勇戏称为“鸿门宴”。
在弟弟的“保密”下，潘跃勇瞒着母亲将房契抵押，从银行贷款30万元，开始了破釜沉舟的一搏。
1999年11月1日，潘跃勇的“科教图书馆”在济宁市潘家大楼正式开馆。在济宁这片曾经诞生过孔子、孟子、曾子等一大批文化名人的古老土地上，新中国第一家民营图书馆悄然诞生。
愿景：把图书馆带进市场
“科教图书馆”使中国图书馆业这个市场经济下唯一完全坚持计划经济的领域，第一次推开尘封的窗，透进市场经济的新鲜气息。
为了让更多的人读到书，潘跃勇打出了“一天一毛钱，拥有一家图书馆”的口号。就像潘跃勇最初预期的一样，生意十分火爆。经过三个多月的运营就将押在银行的房契拿了回来。一时间，“到潘跃勇的图书馆看书休闲去”成了济宁市民的口头禅。
面对如潮的好评和图书馆日日爆满的喜人场面，潘跃勇十分清醒。他知道自己要坚守一条，就是对待读者要保持持久的绝对的诚信，“先有社会效益，才有经济效益；先有人气，才有财气”，这个至今还备受争议的商业理念，在潘跃勇心里从未动摇。到2002年3月，潘跃勇的图书馆已在山东省曲阜、济宁、菏泽等地相继成立了8家连锁图书馆。图书由原来的5万册发展到20万册，各类报刊300余种，音像资料3万余套，固定读者1万人左右。
在科教图书馆模式逐渐成功的时候，一个更大、也更大胆的计划在潘跃勇心中酝酿成型：“我要把科教图书馆开遍全国，让3亿中国青少年拥有自己的图书馆。”
2002年9月，潘跃勇应邀进京参加北京国家图书馆加盟连锁会议。期间，他从报纸上获悉《北京市图书馆管理条例》已获通过，《条例》第11条正是“本市鼓励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兴办图书馆或者以捐赠资金、文献信息资料、设备等形式资助图书馆事业发展。”民营图书馆可以依法进入图书馆领域了!这立刻牵动了潘跃勇敏感的神经，“这是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我 要进北京”。当年创业的冲动又一次涌起，他举着那张报纸径直跑到北京市文化局。当时的黄处长接待了他，听了他的想法后热情地说：“你是第一个响应我们这个政策的!欢迎你来北京，我们一定大力支持。”《条例》定于2002年11月1日正式实施。潘跃勇提前一个月就赶到北京，他要以中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身份挥师北上，将图书馆总部搬到北京，在全国建立第一家最大的民营连锁图书馆。
潘跃勇将200多万元的全部家身投入其中，花了几天时间跑遍北京二环、三环、四环周边为图书馆选址，最终在石景山区选定了一个社区旁边的房子。2003年春节，潘跃勇冒雪来到北京，开始筹办、装修和装饰，“我要在全国建100个图书馆”。潘跃勇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自己的决心，语气中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筹办过程中，潘跃勇又历经周折，因“非典”侵袭而找不到装修队，他就亲自带领员工搞装修。3个月后，“非典”疫情接近尾声时，崭新的科教图书馆总部亮相京城。
2003年8月19日，潘跃勇终身难忘。北京首家民营股份制图书馆、中国第一家民营图书馆正式开业。潘跃勇为图书馆取名为“科教图书馆”，并非馆藏全部为科教图书，而是来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
这一次，潘跃勇仍旧将图书馆定位于社区，以中小学生、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成为公共图书馆的有益补充和居民身边的文化休闲场所。为方便读者，图书馆每天开馆14个小时，延长了服务时间，坚持多品种、少数量、大众化的原则，以文化、历史、哲学等社科类为主，并为学生配置了大量的教学参考书和卡通读物。良好的读书环境、人性化的设置、管理和服务，科教图书馆再一次征服了北京的百姓，很多学生放学后就到图书馆做作业，做完作业就找书看，自觉读书的习惯不知不觉地养成了。
“一本好书能改变人的一生。我热衷图书馆，不是为了钱。我觉得图书馆是古代书院的延伸，无数伟人都是在图书馆中成长起来的，图书馆是圣地。”在潘跃勇看来，开办图书馆就是传播精神、思想和文明。“每当看到年轻人在我的图书馆里静静地翻书，我心里的高兴都难以形容，那是多少金钱都无法衡量的成功。”潘跃勇说得很动情，似乎是用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来说的。
当年谁也不曾想到，中国第一个敢闯民营图书馆禁区的竟是一个年仅30岁、靠摆书摊起家的落魄打工仔。然而潘跃勇自己却并没有太多的惊讶，他觉得自己从小就是个不甘服输的人，或许是因为名字里“潘(攀)、跃、”三个“倔强”的字，他总是希望自己能努力证明自己。
而今，当图书馆事业走向正轨之后，潘跃勇又将目光聚焦在同为“朝阳产业”的幼儿教育产业上。他有一个独特的理念：判断一个幼儿园的水准，就去跟园长交谈。一个园长的水平，往往决定了幼儿园的质量。为此，他决心要创办国内第一家幼儿园园长大学，以学位制和非学位制双向的形式，对幼儿园园长和有志于开办幼儿园的人进行系统、全面的培训。这次他希望不再孤军奋战，而是能更多有识之士的加盟。
现在，连锁民营图书馆和高端幼儿园俨然是潘跃勇的两驾马车，驱使这个年已不惑，却一辈子热衷读书、关注教育、思维活跃的人不停地策马前行。
试水：为不安分的心而上路
1985年，自曲阜师范大学毕业的潘跃勇在众人的羡慕与啧啧称赞中，跨进山东省济宁市东门大街小学当老师，端起了“铁饭碗”。一晃9年而过，潘跃勇从普通班主任升为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然而他慢慢地感到，“平稳的教书生活不是自己要的那种生活”，他需要更加广阔的天地实现自我价值。
1994年，“官运”将至副校长的他走出校门，辞职下海，到济宁市纺织品总厂“打工”，做办公室主任。这是潘跃勇第一次与市场经济“亲密接触”。然而，1998年，在全国纺织品行业“关、停、并、转”的大规模调整中，纺织品总厂停产，潘跃勇下岗了。一向活跃的他陷入了人生中最深的一个低谷，经常去书店借书消愁。
借助于书而回归平静的潘跃勇，慢慢从书中发现了“黄金屋”。当时，整个济宁只有一家新华书店，个体书店也不多，根本无法满足210多万市民的需求，同时书店服务、图书品种等都远远跟不上读者的需求。“开一家服务好、品质高的书店”，这个现在看来几乎决定了潘跃勇一生事业发展轨迹的想法，正在他脑海中越发清晰起来。病中的父亲把自己的3000元积蓄交到潘跃勇手中，不日，济宁市教育学院、济宁市图书馆附近学校密集的地方，又多了一间面积20几平米的书屋。
一个月下来，潘跃勇一算账，居然亏损了1000多元。排行榜上的畅销书，到了自己手里都不畅销了。他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剧烈冲击。
潘跃勇又一次投入到市场调查之中，才发现自己的读者多是周边学生，大多囊中羞涩，更喜欢到店里“蹭书”，虽然市图书馆就在咫尺，却因为书籍陈旧、开馆时间短而不受学生欢迎。于是，他尝试着从各地方收购旧书，拿到自己店里出租，不想大受欢迎。
进行了跟进调查后，结果更令他吃惊而兴奋：济宁的读书环境堪称贫瘠，在这座近千万人口的城市中，只有一所市级图书馆、8所县级图书馆，平均86万人一所公共图书馆。同时这些图书馆藏书少且旧书所占比重大、更新慢，根本无法满足社会日益强劲的读书求知。市党政机关、院校、大企业的图书阅览室也不容乐观，实际使用率极低。而有关资料则明确显示，市场愈发达，经济愈繁荣，对知识的渴求、对技术更新的渴求愈强烈。国家信息部也透出信息：下个世纪，文化娱乐产业将是投资的十大热点之一，是新兴的“朝阳产业”。
搏击：兄弟俩的“鸿门宴”
“我要办一家图书馆!”潘跃勇的野心又一次被激起，这条鲁西南汉子开始了人生最艰难的一次“博弈”。
图书馆向来姓“公”不姓“私”，这是众所周知的。“怎样办图书馆”的问题将潘跃勇抛向困惑的十字路口。
不出潘跃勇所料，因为国家从来没有明确政策允许私人创办图书馆，当地文化局、工商局不敢办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国家也从来没有明文规定禁止私人办图书馆”，潘跃勇以此为借口来回游说文化局、工商局，最后，主管部门在经营范围里做了一点变动，允许潘跃勇经营图书馆业务。潘跃勇第一次坐上了“图书馆”馆长的位置，很多人因此戏称潘跃勇创办的图书馆是“书店升级版”。
执照有了，潘跃勇还面临一系列的具体问题：至少要比小书店大十几倍的场地；足够数量的书；充足的资金支持。但是，他已经为心中的图书馆画好了蓝图：投资80万元左右办一座比较像样的图书馆，力争在一年时间里吸引来1万人，通过办阅览证，按每个阅览证60元的价格来算，可收进60万元；又因为图书馆吸引的人比较多，客流量有保障，如果再经营卖书业务，应该也会有不菲的收入。“这样，一年之内实现持平应该没有问题；如果第二年阅览证数量有所增加，就将有较好的利润。”
也许当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时，必有一系列的考验与磨砺。在场地、执照等问题全部解决之时，潘跃勇原本说服的两个朋友突然撤资。闻知此时，潘跃勇当时心凉了半截。但是，图书馆还是要做，否则就对不起江东父老。
潘跃勇想拿自家一处门面房的房契在银行作抵押贷款，而母亲死活不同意。于是，趁着母亲去江苏走亲戚，潘跃勇在自家摆了一桌酒菜宴请弟弟。席间，兄弟俩推心置腹，潘跃勇趁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做通了弟弟的思想工作。事隔多年，兄弟俩还时常想起当年的艰辛，而此则被潘跃勇戏称为“鸿门宴”。
在弟弟的“保密”下，潘跃勇瞒着母亲将房契抵押，从银行贷款30万元，开始了破釜沉舟的一搏。
1999年11月1日，潘跃勇的“科教图书馆”在济宁市潘家大楼正式开馆。在济宁这片曾经诞生过孔子、孟子、曾子等一大批文化名人的古老土地上，新中国第一家民营图书馆悄然诞生。
愿景：把图书馆带进市场
“科教图书馆”使中国图书馆业这个市场经济下唯一完全坚持计划经济的领域，第一次推开尘封的窗，透进市场经济的新鲜气息。
为了让更多的人读到书，潘跃勇打出了“一天一毛钱，拥有一家图书馆”的口号。就像潘跃勇最初预期的一样，生意十分火爆。经过三个多月的运营就将押在银行的房契拿了回来。一时间，“到潘跃勇的图书馆看书休闲去”成了济宁市民的口头禅。
面对如潮的好评和图书馆日日爆满的喜人场面，潘跃勇十分清醒。他知道自己要坚守一条，就是对待读者要保持持久的绝对的诚信，“先有社会效益，才有经济效益；先有人气，才有财气”，这个至今还备受争议的商业理念，在潘跃勇心里从未动摇。到2002年3月，潘跃勇的图书馆已在山东省曲阜、济宁、菏泽等地相继成立了8家连锁图书馆。图书由原来的5万册发展到20万册，各类报刊300余种，音像资料3万余套，固定读者1万人左右。
在科教图书馆模式逐渐成功的时候，一个更大、也更大胆的计划在潘跃勇心中酝酿成型：“我要把科教图书馆开遍全国，让3亿中国青少年拥有自己的图书馆。”
2002年9月，潘跃勇应邀进京参加北京国家图书馆加盟连锁会议。期间，他从报纸上获悉《北京市图书馆管理条例》已获通过，《条例》第11条正是“本市鼓励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兴办图书馆或者以捐赠资金、文献信息资料、设备等形式资助图书馆事业发展。”民营图书馆可以依法进入图书馆领域了!这立刻牵动了潘跃勇敏感的神经，“这是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我 要进北京”。当年创业的冲动又一次涌起，他举着那张报纸径直跑到北京市文化局。当时的黄处长接待了他，听了他的想法后热情地说：“你是第一个响应我们这个政策的!欢迎你来北京，我们一定大力支持。”《条例》定于2002年11月1日正式实施。潘跃勇提前一个月就赶到北京，他要以中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身份挥师北上，将图书馆总部搬到北京，在全国建立第一家最大的民营连锁图书馆。
潘跃勇将200多万元的全部家身投入其中，花了几天时间跑遍北京二环、三环、四环周边为图书馆选址，最终在石景山区选定了一个社区旁边的房子。2003年春节，潘跃勇冒雪来到北京，开始筹办、装修和装饰，“我要在全国建100个图书馆”。潘跃勇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自己的决心，语气中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筹办过程中，潘跃勇又历经周折，因“非典”侵袭而找不到装修队，他就亲自带领员工搞装修。3个月后，“非典”疫情接近尾声时，崭新的科教图书馆总部亮相京城。
2003年8月19日，潘跃勇终身难忘。北京首家民营股份制图书馆、中国第一家民营图书馆正式开业。潘跃勇为图书馆取名为“科教图书馆”，并非馆藏全部为科教图书，而是来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
这一次，潘跃勇仍旧将图书馆定位于社区，以中小学生、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成为公共图书馆的有益补充和居民身边的文化休闲场所。为方便读者，图书馆每天开馆14个小时，延长了服务时间，坚持多品种、少数量、大众化的原则，以文化、历史、哲学等社科类为主，并为学生配置了大量的教学参考书和卡通读物。良好的读书环境、人性化的设置、管理和服务，科教图书馆再一次征服了北京的百姓，很多学生放学后就到图书馆做作业，做完作业就找书看，自觉读书的习惯不知不觉地养成了。
“一本好书能改变人的一生。我热衷图书馆，不是为了钱。我觉得图书馆是古代书院的延伸，无数伟人都是在图书馆中成长起来的，图书馆是圣地。”在潘跃勇看来，开办图书馆就是传播精神、思想和文明。“每当看到年轻人在我的图书馆里静静地翻书，我心里的高兴都难以形容，那是多少金钱都无法衡量的成功。”潘跃勇说得很动情，似乎是用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来说的。
当年谁也不曾想到，中国第一个敢闯民营图书馆禁区的竟是一个年仅30岁、靠摆书摊起家的落魄打工仔。然而潘跃勇自己却并没有太多的惊讶，他觉得自己从小就是个不甘服输的人，或许是因为名字里“潘(攀)、跃、”三个“倔强”的字，他总是希望自己能努力证明自己。
而今，当图书馆事业走向正轨之后，潘跃勇又将目光聚焦在同为“朝阳产业”的幼儿教育产业上。他有一个独特的理念：判断一个幼儿园的水准，就去跟园长交谈。一个园长的水平，往往决定了幼儿园的质量。为此，他决心要创办国内第一家幼儿园园长大学，以学位制和非学位制双向的形式，对幼儿园园长和有志于开办幼儿园的人进行系统、全面的培训。这次他希望不再孤军奋战，而是能更多有识之士的加盟。
现在，连锁民营图书馆和高端幼儿园俨然是潘跃勇的两驾马车，驱使这个年已不惑，却一辈子热衷读书、关注教育、思维活跃的人不停地策马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