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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曾长期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1948年12月至1966年5月）、市长（1951年2月起兼任，至1966年5月），是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主要奠基者。回顾彭真几十年前在首都城市规划方面的重要思路和认识，对于今天向“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前进，无疑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三为”方针和首都行政中心区的确立
北平解放伊始，百废待兴。与此同时，市委开始擘划未来首都建设大计。从组建城市规划队伍到具体研究规划方案，从确定城市建设方针到实施重大工程，都倾注着彭真的心血。
1.确立首都性质和建设的“三为”方针
北平解放不久，着眼于未来人民中国的首都建设大计，1949年5月就成立了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叶剑英、聂荣臻、彭真任市长时先后兼任主任委员、主任），张友渔、曹言行、梁思成、林徽因等为委员。张友渔副市长在会上说明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在保持北平为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及其历史古迹和游览性的原则下，把这个古老的封建性城市变成一个近代化的生产城市。”在该委员会领导下，北平（京）着手城市规划准备工作。
在当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莫斯科是最重要的学习榜样。同年9月，即新中国成立前夕，由莫斯科市苏维埃副主席阿布拉莫夫率领的苏联城市建设专家组抵平。市委为此专门召集干部会议，进行工作部署。苏联专家组分头到各口、各点调研，就城市清洁、电力、工业、交通、供水、河湖等问题提出意见。
对于城市建设方针，遵从新民主主义纲领的指导，得以明晰。1950年1月，彭真在题为《庆祝北京解放一周年》的文章中提出北京城市建设的方针是“服务于人民大众，服务于生产，服务于中央政府”。这是“三为”方针的第一次表述，并写入1953年的《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中。今天，我们所说的关于首都功能的“四个服务”就是这个“三为”演化而来。
1950年3月，彭真在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市政建设计划时说，过去北京市一切反动政府的市政建设，都是专为少数统治者、剥削者服务的。自来水、下水道设备，学校、医院及高级公路，多半局限在内城“富贵”地区。在彭真看来，共产党要建设新北京，就必须改变旧社会的城市发展理念。这也是解放之初，资金拮据的情况下，政府也要挤出资金，治理龙须沟（沟旁住的都是贫民）的重要原因。
从根本上说，“三为”方针是党的执政宗旨的具体表现。在“三为”方针指导下，在实施“一五”计划期间，北京兴建了很多学校、医院、道路等公共设施。像北京儿童医院、苏联红十字医院（今友谊医院）、积水潭医院等都是那时候建设的。从医院的选点建设，到专家人员的配备，彭真都很关心。而卫生条件的改善，对于维护人民的日常健康，提高人均寿命至关重要。在旧中国，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不仅从精神上站起来了，身体素质也开始好起来。
2.关于首都行政中心区位置的争论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苏专家关于改建和扩建北京，使之成为美丽的现代化首都，适当增加人口规模的意见比较一致，提出了许多设想。这些设想有三个共同点：第一，首都既是政治中心，还应是文化、科学、艺术的城市，首都应该发展工业，增加工人阶级在首都总人口中的比重。第二，北京作为首都，城市规模不能太小。第三，在城市布局上，采用放射路与环状路系统由中心向四郊发展的方式。工业区安排在城市下风下游的通惠河两岸；西山为风景休养区；高等学校放在西北郊，毗邻风景休养区。住宅区设置在工作区附近。
但有些意见不尽一致，争论最多的是行政中心放在旧城还是西郊的问题。而且，至今在如何看待这一历史问题上，从专家到民间，争论不息，有时还很激烈。
一种意见以梁思成、陈占祥为代表，认为旧城是有计划建设起来的壮美城市，布局系统、完整，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担心行政中心放在旧城，新的建不好，旧的保不住，会导致两败俱伤。如果在近城地点另建政府中心，可以做到新旧两全。新区可以充分表现时代精神，旧城成为博物馆及纪念性文物区。他们建议在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
另一种意见以朱兆雪、赵冬日为代表，主张把行政中心设在旧城区内。认为北京城历经六百多年建设，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完善，既能适合需要，又可以节省经费。如果在郊外建设新的行政中心，一切要从头做起，在财力、物力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势难新旧兼顾，导致荒废旧城区。他们建议行政区设在全城中心。
苏联专家从政治角度出发，认为：天安门广场曾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其重要性非比寻常，这个广场理应成为首都中心区。
面对争论，1951年12月30日，彭真在北京市第三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专门谈到，说：“关于都市计划，梁副主任委员提出来的意见在都市计划委员会研究很久，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大，我们国家的首都要订计划很不容易，都市计划委员会所提出的草案很不成熟。但是，没有一个大体轮廓做基础，大家讨论也很困难。这个草案在这里只是征求各位代表的意见，市里不能做结论，因为首都的计划关系全国，最后要由中央做决定。”
彭真去请示中央。毛泽东主席指示：政府主要机关在城内，次要机关设在新区内。彭真说：“毛主席指示首脑在城内，周总理提出由中南海往西发展中央区。”中央采纳了把行政中心放在旧城的意见。可以说，把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区，是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做出的不得已的选择。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放弃旧城的理由并不十分充分。那时，市区主要集中在旧城及关厢一带，有2000多万平方米的旧房屋，市政设施及商业、服务业设施等相对较好，尚可利用。而在西郊，只有几万平方米日伪时期的旧房子，其余都是农田，如果重新建设必须投入大量资金，而且短期内根本无法满足中央机关办公的需要。
1952年，北京市提出了城市规划的甲、乙方案，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区成为既成事实。但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也因此存在着保护与发展的尖锐矛盾，这个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凸显。后来，在三里河一带盖了“四部一会”为代表的中央部委大楼，可以说是部分地采纳了梁陈方案。 二、上报中央的第一个城市规划方案
随着1953年我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各项建设事业迅速发展，北京迫切需要有一个城市总体规划方案。1953年6月，市委成立规划领导小组，由市委秘书长郑天翔主持，开始总体规划的研究编制工作。彭真兼任市规划委员会主任，亲自部署对北京的实际情况包括人口、用地、绿化、动力、水系、排水、道路、交通、学校、工业等，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和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参与下，规划领导小组在甲、乙两个初步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于1953年11月报送中央。该草案提出了城市改建与扩建的六条原则：
（一）北京是伟大祖国的首都，必须以全市的中心区作为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而且使之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中心。（二）首都北京应该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同时还要把它建设成为我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的中心。（三）在改建与扩建首都时，应当从历史形成的城市基础出发，既要保留和发展合乎人民需要的风格和优点，又要打破旧的格局所给予的限制和束缚。（四）对于古代遗留下来的建筑物，必须加以区别对待。对它们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或一概保留，都是错误的。（五）在改造道路系统时，应尽可能从现状出发，但也不能过多地为现状所限制。（六）北京缺乏必要的水源，气候干燥，多风沙。在改建与扩建首都时，应采取各种措施，有步骤地改变这种自然条件，为工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对于发展规模，草案提出：在20年左右，首都人口估计可能发展到500万人左右，北京市面积也必须相应地扩大至600平方公里左右。对天安门广场及其周围的规划以及城墙是否保留和对某些古代建筑物的处理，由于争论很多，需要从长计议，草案未作具体规划。
国家计委对北京市上报的这个规划草案进行了论证，于1954年10月向中央提出审议报告。报告赞成“首都应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提法，主张“在照顾到国防要求，不使工业过分集中的情况下，在北京适当地、逐步地发展一些冶金工业、轻型的精密的机械制造工业、纺织工业和轻工业”，不赞成北京市提出的“强大的工业基地”的设想。
国家计委对北京市的人口、用地面积等提出的意见，都比北京市的规划规模要小。但彭真一直认为规划建设和不但要从满足当时的需要出发，同时还要考虑到后代发展的可能。城市用地留得大些，道路留得宽些，绿地留得多些，这样做可进可退，比较主动。
关于首都的性质和发展规模，北京市对国家计委的意见也有所保留。在规划草案中，首先考虑了工业建设的需要，从这个前提出发提出了20年城市人口发展到500万人的设想。对此，彭真指出：“北京将来是否是一个工业城市？首都必须要有工业，我们不能设想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不是以工业为基础的。”这也是受苏联首都莫斯科的启示，莫斯科工业发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抵御法西斯德国的侵略，发挥了重要作用。试想在当时朝鲜战场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尽（《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于1953年7月）的情况下，作为北京市领导，不能不为北京工业的落后而忧心忡忡。
三、领导制定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
由于旧中国留下的有关北京规划的资料不完全，我们既缺乏经验，也没有专门机构进行系统研究，且工业建设、中央机关建设和高等学校建设计划多未确定，使1953年的《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缺乏严密的科学依据，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不确定性。诚如市委所指出的，对许多规划工作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1955年4月，北京市又聘请以勃得列夫为组长，由有关城市规划、给排水、供热、煤气和公共交通专家组成的苏联专家工作组，协助进行规划设计。为此，改组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都市规划委员会。在彭真领导下，市委组织工作班子收集、翻译国外大城市规划建设资料，并从各方面抽调各技术人才，组建专业齐全的规划队伍。
从1955年至1956年底，动员全市力量详细调查了北京市的土地使用、道路交通、园林绿化、市政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现状。对此，郑天翔在《回忆北京十七年》的书中曾回忆：为了调查公共交通流量及其分布特点，连续多次动员上万人，包括许多中小学生参加。
城市规划要着眼于远景，要给后人留下发展的余地，这是彭真关于城市规划的重要而一贯的思想。对于人口规模，当时争论得很激烈。对此，彭真指出：第一要看客观需要，第二要看可能，要看到将来的发展。1955年7月17日，他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说：“关于人口问题，近来很多小组有争论，并且有的争论很激烈，在本期情况简报的尾上，我们附了个意见，不知妥否，请批示。”18日，毛泽东批示认为彭真的意见是适当的。这也是1956年10月10日彭真在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上就城市规划发言时提到“毛主席说，北京不要一千万人？将来人家都要来，你怎么办？”的由来。
彭真既是北京市主要领导，也是国家领导人，可谓日理万机。去年10月，在彭真诞辰110周年之际，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全套《彭真年谱》。翻看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这一部分，就会感到彭真每天的工作安排是多么紧张。即便是这样，彭真非常重视学习。1956年4月，彭真与苏联专家座谈，虚心向专家学习，进行探讨，以求科学决策。下面，选取他与苏联供热专家格洛莫夫的谈话片段，了解一下。
格洛莫夫说：我希望听听市委对以下三个问题的意见：
1.1967年以前建两个热电站是否可以？2.能不能修建50公里的热管道？3.新建的房屋是否都有洗澡设备？
彭真说：供热我们毫无经验。国家机关每家一个大烟囱，都是个体经济，很落后、很不经济。现在就要依靠格洛莫夫和诺阿洛夫专家，把煤球炉取消。以后要使用煤气，用热水像自来水一样的方便。至于居民住宅的洗澡间，以后一定要搞，有了热水不但可以用，还要喝，因为中国人习惯喝茶……
经过一年的调查研究，1956年初，都市规划委员会提出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8月，请市人大代表、市第二次党代会代表、市政协委员以及市属各部门和清华大学建筑系师生等2000人参观，征求意见。另一方面，中央一直关怀首都城市总体规划。毛泽东多次听取彭真汇报，并就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布局作具体指示。 同年9月，即中共八大召开期间，市都市规划委员会举办了北京城市规划工作汇报展览，借机听取党中央领导、八大代表的意见。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聂荣臻、李富春等以及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和八大代表300余人先后参观了展览。在参观展览过程中，就北京的城市性质、发展规模、城市布局、工业布局、建筑高度与建设用地、天安门广场规划等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应邀参加八大的外国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也参观了展览，他们介绍了国外城市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1956年10月10日，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讨论规划问题，彭真开门见山地指出：“城市规划如果不考虑远景，终究是要挨骂的。”在讲话中，他就人口规模、道路宽窄、停车场、电气化和煤气化、天安门广场的大小、引水入境、卫星镇、建筑物的层数、工业、绿化美化等十几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可以说，今天读来，能感受到彭真当年的高瞻远瞩。比如，在道路宽窄问题上，他说：“道路窄了，汽车一个钟头才走十来公里，岂不是很大的浪费？……我们不要只看到现在北京全市只有不到一万辆小汽车，要设想将来有了几十万辆、上百万辆汽车时是什么样子。”对于停车场，他说：“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北京如果有了几十万、上百万辆汽车，怎么放？还要考虑到一旦发生战争如何走。战争时期，机关办公、上班、上街，还得照旧，物资又如何运输？到那时我们的飞机又到哪里降落？这些问题请大家考虑。”
四、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主要内容
1957年3月，市委常委会通过《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该方案同1953年《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在主要方面是一致的，但内容大为丰富且更加具体化。1958年，又根据“大跃进”的形势，补充修改后，上报中央。
在这一稿中，发展大工业的思想更为突出。究其原因，除了反映北京干部群众的强烈愿望，也与中央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直接关系。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这样，就解除了北京作为沿海地区，为防止战争不能发展大工业的束缚。
“初步方案”对首都建设提出了以下方针和意见：
第一，首都的性质和发展规模。北京是我国的政治中心、文化教育中心、科学技术中心和经济中心。在规划市区内采取集团式发展方式。建设区之间保留几块大片菜地和农田，建设林带和森林公园。在市区周围建设卫星镇，采取“子母城”的发展方式。
第二，对古建筑和古迹的方针。对以故宫为主体的一系列古建筑采取坚决保护政策。对天坛、北海、景山、颐和园等公园，保持原有面积，禁止侵占。对广济寺、雍和宫、清真寺、白云观等采取保护方针。对一部分反映中国庭院规划和建筑艺术的重要王府、四合院也采取保护方针。
第三，对少数古建筑的拆除问题。必须从总体上保护和发展北京城的艺术风格，同时必须坚决进行必要改造，对显然不能适应现代化城市发展和阻碍交通畅通的建筑物要适当加以拆除。在规划总图上对城门楼明确予以保留。决定拆除阻碍城内外联系的城墙，但对于全部拆除，保留四周的城角，拆到底改建为环形路，还是拆到一定高度改建为立体交叉的高速干道，都未做最后决定。（后来开始修建地铁，根据中央批示，拆了城墙，古都风貌失色不少）
第四，关于道路体系。首都道路系统宜采取棋盘式、放射线、环路三结合的方式。道路大体分为四级：最主要的干道、主要干道、次要干道和支路，并提出了建设地铁、发展小汽车的设想。
第五，关于天安门广场的规划。要在天安门广场周围新建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关于天安门广场的规模和布局，先后经几十个方案，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才最后确定下来。
第六，关于水的问题。规划小组和规划委员会陆续勘察了潮河、白河、滦河等水系，制定了兴建密云水库的方案。
第七，关于造林绿化的问题。规划提出：把西山、北部山区全部绿化，以防御风沙，改善气候，养蓄水源；要在居住区内普通开辟小公园；一切可以绿化的地方都要绿化起来。
第八，关于城市的交通问题。首先是完善开阔的道路系统，其次是地上地下相结合。为解决大城市的交通问题：实行“减流”（尽最大可能减少城市客流量）、“截流”（加强新建区域，新建大单位和卫星镇的商业供应、生活服务、文化娱乐设施并提高其水平，尽力避免客流向城市中心集中）、“分流”（除了保持全市性繁华点以外，新建若干繁华点，加强其综合性尽可能把汇集于少数点的人流分开）、“限流”（采取严格的长期不懈的措施限制首都人口的增加，同时大力限制首都过量的流动人口）的方针。
这次总体规划的制定在市委的领导下，从北京和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把长远的发展战略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把保留历史名城的特色和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总体规划既就首都建设的大政方针提出了明确的意见，又对争论较多或考虑不成熟的问题暂不决定，在一些重要方面留有余地，比较科学地描绘了首都发展的前景，对后来北京建设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压题图片：1952年4月彭真听取张澜（右一）李济深（左四）邵力子（左一）等对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模型的意见）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一、“三为”方针和首都行政中心区的确立
北平解放伊始，百废待兴。与此同时，市委开始擘划未来首都建设大计。从组建城市规划队伍到具体研究规划方案，从确定城市建设方针到实施重大工程，都倾注着彭真的心血。
1.确立首都性质和建设的“三为”方针
北平解放不久，着眼于未来人民中国的首都建设大计，1949年5月就成立了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叶剑英、聂荣臻、彭真任市长时先后兼任主任委员、主任），张友渔、曹言行、梁思成、林徽因等为委员。张友渔副市长在会上说明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在保持北平为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及其历史古迹和游览性的原则下，把这个古老的封建性城市变成一个近代化的生产城市。”在该委员会领导下，北平（京）着手城市规划准备工作。
在当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莫斯科是最重要的学习榜样。同年9月，即新中国成立前夕，由莫斯科市苏维埃副主席阿布拉莫夫率领的苏联城市建设专家组抵平。市委为此专门召集干部会议，进行工作部署。苏联专家组分头到各口、各点调研，就城市清洁、电力、工业、交通、供水、河湖等问题提出意见。
对于城市建设方针，遵从新民主主义纲领的指导，得以明晰。1950年1月，彭真在题为《庆祝北京解放一周年》的文章中提出北京城市建设的方针是“服务于人民大众，服务于生产，服务于中央政府”。这是“三为”方针的第一次表述，并写入1953年的《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中。今天，我们所说的关于首都功能的“四个服务”就是这个“三为”演化而来。
1950年3月，彭真在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市政建设计划时说，过去北京市一切反动政府的市政建设，都是专为少数统治者、剥削者服务的。自来水、下水道设备，学校、医院及高级公路，多半局限在内城“富贵”地区。在彭真看来，共产党要建设新北京，就必须改变旧社会的城市发展理念。这也是解放之初，资金拮据的情况下，政府也要挤出资金，治理龙须沟（沟旁住的都是贫民）的重要原因。
从根本上说，“三为”方针是党的执政宗旨的具体表现。在“三为”方针指导下，在实施“一五”计划期间，北京兴建了很多学校、医院、道路等公共设施。像北京儿童医院、苏联红十字医院（今友谊医院）、积水潭医院等都是那时候建设的。从医院的选点建设，到专家人员的配备，彭真都很关心。而卫生条件的改善，对于维护人民的日常健康，提高人均寿命至关重要。在旧中国，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不仅从精神上站起来了，身体素质也开始好起来。
2.关于首都行政中心区位置的争论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苏专家关于改建和扩建北京，使之成为美丽的现代化首都，适当增加人口规模的意见比较一致，提出了许多设想。这些设想有三个共同点：第一，首都既是政治中心，还应是文化、科学、艺术的城市，首都应该发展工业，增加工人阶级在首都总人口中的比重。第二，北京作为首都，城市规模不能太小。第三，在城市布局上，采用放射路与环状路系统由中心向四郊发展的方式。工业区安排在城市下风下游的通惠河两岸；西山为风景休养区；高等学校放在西北郊，毗邻风景休养区。住宅区设置在工作区附近。
但有些意见不尽一致，争论最多的是行政中心放在旧城还是西郊的问题。而且，至今在如何看待这一历史问题上，从专家到民间，争论不息，有时还很激烈。
一种意见以梁思成、陈占祥为代表，认为旧城是有计划建设起来的壮美城市，布局系统、完整，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担心行政中心放在旧城，新的建不好，旧的保不住，会导致两败俱伤。如果在近城地点另建政府中心，可以做到新旧两全。新区可以充分表现时代精神，旧城成为博物馆及纪念性文物区。他们建议在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
另一种意见以朱兆雪、赵冬日为代表，主张把行政中心设在旧城区内。认为北京城历经六百多年建设，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完善，既能适合需要，又可以节省经费。如果在郊外建设新的行政中心，一切要从头做起，在财力、物力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势难新旧兼顾，导致荒废旧城区。他们建议行政区设在全城中心。
苏联专家从政治角度出发，认为：天安门广场曾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其重要性非比寻常，这个广场理应成为首都中心区。
面对争论，1951年12月30日，彭真在北京市第三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专门谈到，说：“关于都市计划，梁副主任委员提出来的意见在都市计划委员会研究很久，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大，我们国家的首都要订计划很不容易，都市计划委员会所提出的草案很不成熟。但是，没有一个大体轮廓做基础，大家讨论也很困难。这个草案在这里只是征求各位代表的意见，市里不能做结论，因为首都的计划关系全国，最后要由中央做决定。”
彭真去请示中央。毛泽东主席指示：政府主要机关在城内，次要机关设在新区内。彭真说：“毛主席指示首脑在城内，周总理提出由中南海往西发展中央区。”中央采纳了把行政中心放在旧城的意见。可以说，把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区，是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做出的不得已的选择。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放弃旧城的理由并不十分充分。那时，市区主要集中在旧城及关厢一带，有2000多万平方米的旧房屋，市政设施及商业、服务业设施等相对较好，尚可利用。而在西郊，只有几万平方米日伪时期的旧房子，其余都是农田，如果重新建设必须投入大量资金，而且短期内根本无法满足中央机关办公的需要。
1952年，北京市提出了城市规划的甲、乙方案，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区成为既成事实。但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也因此存在着保护与发展的尖锐矛盾，这个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凸显。后来，在三里河一带盖了“四部一会”为代表的中央部委大楼，可以说是部分地采纳了梁陈方案。 二、上报中央的第一个城市规划方案
随着1953年我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各项建设事业迅速发展，北京迫切需要有一个城市总体规划方案。1953年6月，市委成立规划领导小组，由市委秘书长郑天翔主持，开始总体规划的研究编制工作。彭真兼任市规划委员会主任，亲自部署对北京的实际情况包括人口、用地、绿化、动力、水系、排水、道路、交通、学校、工业等，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和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参与下，规划领导小组在甲、乙两个初步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于1953年11月报送中央。该草案提出了城市改建与扩建的六条原则：
（一）北京是伟大祖国的首都，必须以全市的中心区作为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而且使之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中心。（二）首都北京应该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同时还要把它建设成为我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的中心。（三）在改建与扩建首都时，应当从历史形成的城市基础出发，既要保留和发展合乎人民需要的风格和优点，又要打破旧的格局所给予的限制和束缚。（四）对于古代遗留下来的建筑物，必须加以区别对待。对它们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或一概保留，都是错误的。（五）在改造道路系统时，应尽可能从现状出发，但也不能过多地为现状所限制。（六）北京缺乏必要的水源，气候干燥，多风沙。在改建与扩建首都时，应采取各种措施，有步骤地改变这种自然条件，为工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对于发展规模，草案提出：在20年左右，首都人口估计可能发展到500万人左右，北京市面积也必须相应地扩大至600平方公里左右。对天安门广场及其周围的规划以及城墙是否保留和对某些古代建筑物的处理，由于争论很多，需要从长计议，草案未作具体规划。
国家计委对北京市上报的这个规划草案进行了论证，于1954年10月向中央提出审议报告。报告赞成“首都应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提法，主张“在照顾到国防要求，不使工业过分集中的情况下，在北京适当地、逐步地发展一些冶金工业、轻型的精密的机械制造工业、纺织工业和轻工业”，不赞成北京市提出的“强大的工业基地”的设想。
国家计委对北京市的人口、用地面积等提出的意见，都比北京市的规划规模要小。但彭真一直认为规划建设和不但要从满足当时的需要出发，同时还要考虑到后代发展的可能。城市用地留得大些，道路留得宽些，绿地留得多些，这样做可进可退，比较主动。
关于首都的性质和发展规模，北京市对国家计委的意见也有所保留。在规划草案中，首先考虑了工业建设的需要，从这个前提出发提出了20年城市人口发展到500万人的设想。对此，彭真指出：“北京将来是否是一个工业城市？首都必须要有工业，我们不能设想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不是以工业为基础的。”这也是受苏联首都莫斯科的启示，莫斯科工业发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抵御法西斯德国的侵略，发挥了重要作用。试想在当时朝鲜战场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尽（《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于1953年7月）的情况下，作为北京市领导，不能不为北京工业的落后而忧心忡忡。
三、领导制定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
由于旧中国留下的有关北京规划的资料不完全，我们既缺乏经验，也没有专门机构进行系统研究，且工业建设、中央机关建设和高等学校建设计划多未确定，使1953年的《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缺乏严密的科学依据，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不确定性。诚如市委所指出的，对许多规划工作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1955年4月，北京市又聘请以勃得列夫为组长，由有关城市规划、给排水、供热、煤气和公共交通专家组成的苏联专家工作组，协助进行规划设计。为此，改组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都市规划委员会。在彭真领导下，市委组织工作班子收集、翻译国外大城市规划建设资料，并从各方面抽调各技术人才，组建专业齐全的规划队伍。
从1955年至1956年底，动员全市力量详细调查了北京市的土地使用、道路交通、园林绿化、市政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现状。对此，郑天翔在《回忆北京十七年》的书中曾回忆：为了调查公共交通流量及其分布特点，连续多次动员上万人，包括许多中小学生参加。
城市规划要着眼于远景，要给后人留下发展的余地，这是彭真关于城市规划的重要而一贯的思想。对于人口规模，当时争论得很激烈。对此，彭真指出：第一要看客观需要，第二要看可能，要看到将来的发展。1955年7月17日，他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说：“关于人口问题，近来很多小组有争论，并且有的争论很激烈，在本期情况简报的尾上，我们附了个意见，不知妥否，请批示。”18日，毛泽东批示认为彭真的意见是适当的。这也是1956年10月10日彭真在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上就城市规划发言时提到“毛主席说，北京不要一千万人？将来人家都要来，你怎么办？”的由来。
彭真既是北京市主要领导，也是国家领导人，可谓日理万机。去年10月，在彭真诞辰110周年之际，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全套《彭真年谱》。翻看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这一部分，就会感到彭真每天的工作安排是多么紧张。即便是这样，彭真非常重视学习。1956年4月，彭真与苏联专家座谈，虚心向专家学习，进行探讨，以求科学决策。下面，选取他与苏联供热专家格洛莫夫的谈话片段，了解一下。
格洛莫夫说：我希望听听市委对以下三个问题的意见：
1.1967年以前建两个热电站是否可以？2.能不能修建50公里的热管道？3.新建的房屋是否都有洗澡设备？
彭真说：供热我们毫无经验。国家机关每家一个大烟囱，都是个体经济，很落后、很不经济。现在就要依靠格洛莫夫和诺阿洛夫专家，把煤球炉取消。以后要使用煤气，用热水像自来水一样的方便。至于居民住宅的洗澡间，以后一定要搞，有了热水不但可以用，还要喝，因为中国人习惯喝茶……
经过一年的调查研究，1956年初，都市规划委员会提出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8月，请市人大代表、市第二次党代会代表、市政协委员以及市属各部门和清华大学建筑系师生等2000人参观，征求意见。另一方面，中央一直关怀首都城市总体规划。毛泽东多次听取彭真汇报，并就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布局作具体指示。 同年9月，即中共八大召开期间，市都市规划委员会举办了北京城市规划工作汇报展览，借机听取党中央领导、八大代表的意见。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聂荣臻、李富春等以及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和八大代表300余人先后参观了展览。在参观展览过程中，就北京的城市性质、发展规模、城市布局、工业布局、建筑高度与建设用地、天安门广场规划等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应邀参加八大的外国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也参观了展览，他们介绍了国外城市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1956年10月10日，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讨论规划问题，彭真开门见山地指出：“城市规划如果不考虑远景，终究是要挨骂的。”在讲话中，他就人口规模、道路宽窄、停车场、电气化和煤气化、天安门广场的大小、引水入境、卫星镇、建筑物的层数、工业、绿化美化等十几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可以说，今天读来，能感受到彭真当年的高瞻远瞩。比如，在道路宽窄问题上，他说：“道路窄了，汽车一个钟头才走十来公里，岂不是很大的浪费？……我们不要只看到现在北京全市只有不到一万辆小汽车，要设想将来有了几十万辆、上百万辆汽车时是什么样子。”对于停车场，他说：“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北京如果有了几十万、上百万辆汽车，怎么放？还要考虑到一旦发生战争如何走。战争时期，机关办公、上班、上街，还得照旧，物资又如何运输？到那时我们的飞机又到哪里降落？这些问题请大家考虑。”
四、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主要内容
1957年3月，市委常委会通过《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该方案同1953年《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在主要方面是一致的，但内容大为丰富且更加具体化。1958年，又根据“大跃进”的形势，补充修改后，上报中央。
在这一稿中，发展大工业的思想更为突出。究其原因，除了反映北京干部群众的强烈愿望，也与中央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直接关系。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这样，就解除了北京作为沿海地区，为防止战争不能发展大工业的束缚。
“初步方案”对首都建设提出了以下方针和意见：
第一，首都的性质和发展规模。北京是我国的政治中心、文化教育中心、科学技术中心和经济中心。在规划市区内采取集团式发展方式。建设区之间保留几块大片菜地和农田，建设林带和森林公园。在市区周围建设卫星镇，采取“子母城”的发展方式。
第二，对古建筑和古迹的方针。对以故宫为主体的一系列古建筑采取坚决保护政策。对天坛、北海、景山、颐和园等公园，保持原有面积，禁止侵占。对广济寺、雍和宫、清真寺、白云观等采取保护方针。对一部分反映中国庭院规划和建筑艺术的重要王府、四合院也采取保护方针。
第三，对少数古建筑的拆除问题。必须从总体上保护和发展北京城的艺术风格，同时必须坚决进行必要改造，对显然不能适应现代化城市发展和阻碍交通畅通的建筑物要适当加以拆除。在规划总图上对城门楼明确予以保留。决定拆除阻碍城内外联系的城墙，但对于全部拆除，保留四周的城角，拆到底改建为环形路，还是拆到一定高度改建为立体交叉的高速干道，都未做最后决定。（后来开始修建地铁，根据中央批示，拆了城墙，古都风貌失色不少）
第四，关于道路体系。首都道路系统宜采取棋盘式、放射线、环路三结合的方式。道路大体分为四级：最主要的干道、主要干道、次要干道和支路，并提出了建设地铁、发展小汽车的设想。
第五，关于天安门广场的规划。要在天安门广场周围新建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关于天安门广场的规模和布局，先后经几十个方案，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才最后确定下来。
第六，关于水的问题。规划小组和规划委员会陆续勘察了潮河、白河、滦河等水系，制定了兴建密云水库的方案。
第七，关于造林绿化的问题。规划提出：把西山、北部山区全部绿化，以防御风沙，改善气候，养蓄水源；要在居住区内普通开辟小公园；一切可以绿化的地方都要绿化起来。
第八，关于城市的交通问题。首先是完善开阔的道路系统，其次是地上地下相结合。为解决大城市的交通问题：实行“减流”（尽最大可能减少城市客流量）、“截流”（加强新建区域，新建大单位和卫星镇的商业供应、生活服务、文化娱乐设施并提高其水平，尽力避免客流向城市中心集中）、“分流”（除了保持全市性繁华点以外，新建若干繁华点，加强其综合性尽可能把汇集于少数点的人流分开）、“限流”（采取严格的长期不懈的措施限制首都人口的增加，同时大力限制首都过量的流动人口）的方针。
这次总体规划的制定在市委的领导下，从北京和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把长远的发展战略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把保留历史名城的特色和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总体规划既就首都建设的大政方针提出了明确的意见，又对争论较多或考虑不成熟的问题暂不决定，在一些重要方面留有余地，比较科学地描绘了首都发展的前景，对后来北京建设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压题图片：1952年4月彭真听取张澜（右一）李济深（左四）邵力子（左一）等对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模型的意见）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