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的两句诗，出自十六岁少年夏完淳的《自叹》，颇道出了他内心的彷徨。该诗作于顺治三年，其时夏完淳的父亲允彝已于上年八月投水自尽，他的嫡母盛氏也出家为尼，剩下他和生母陆氏相依为命，四处漂泊。他曾有诗赠同样居丧守孝的侯玄瀞说：“我已无家随汗漫，知君愁坐独俜伶。”（《秋日避难疁东柬智含》）
　　侯玄瀞为嘉定抗清领袖侯峒曾之子，城破以后，侯峒曾与二子玄演、玄洁及进士黄淳耀等以身殉。
　　从关内汉人的角度看，明清易代，乃家国奇变。对深受儒学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既要承受社稷倾覆、制度崩坏所造成的流离之苦和心理恐惧，又要忍受蛮族武力镇压下，不得不变发易服、投诚效顺的精神屈辱。这让很多人陷入了不知所从的精神困境。
　　在经历了北都覆亡的最初紧张后，弘光政府的建立，让江南士人对长期偏安之局的出现产生了幻想。他们乐观地以为，宋金划江而治的历史将会重现。不过这次局势的变化之快，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江南士人们很快发现，可供自己考虑的时间其实非常有限，许多选择都是仓促之间做出的。虽然结果不外乎生死两途，而过程却极为复杂。

一

　　对许多人来说，当国家覆亡的消息传来时，最初的冲动可能都是赴死，地位越高的人心理上的压力应该越大。有诗坛“江左三大家”之称的钱谦益、吴伟业和龚鼎孳，即为明证。三人中钱谦益文名最高，他因畏死而为后世所轻。吴伟业也想到了死，他曾“号恸欲自缢”，后在老母的哭劝下放弃了（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龚鼎孳的经历最曲折，李自成入京时，他“阖门投井，为居民救甦”，结果既降了大顺，又降了清（严正矩：《大宗伯龚端毅公传》）。
　　想过死的最后未必能真死，而死了的，开始时却可能并没打算要死。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嘉定一隅时，就可切实感受到这种历史的吊诡和命运的不可捉摸。
　　侯峒曾最初的计划是：“若乾坤遂尔长夜，终身无复入城市之理。买山偕隐，此志益决。”这是他在顺治二年五月写给亲家姚宗典信中的话。同时，他又给嫁在昆山的长女怀贞写信说：“若我虽无民社之责，尝从士大夫之后，万一北官入境，士民迎降，必无
　　颜安坐、瞠目直视之理。……若事势孔迫，不得不亟自为计，人行我止，人止我行，期不失圣贤家法而已。”“民社”指地方长官，侯峒曾此时赋闲在家，非在任官员，故自云无管理地方之责。侯玄瀞《侯忠节公年谱》亦记载，该年六月二十四日，听说清朝委任的县令将至嘉定，侯峒曾即避入乡间，卧疾丙舍。死并不是侯峒曾最初的选择。黄淳耀同样没想过要死，他给同榜进士王泰际写信时就说：“吾辈埋名不能而潜身必可得。”（张云章：《贞宪先生传》，《朴村文集》卷十三）侯、黄之所以走上抵抗道路，乃因剃发令的颁布，触动了其最后的尊严，才不得不奋起一搏。
　　夏允彝起初也没有打算死，更没有像侯、黄那样奋起抵抗。他是因顺治二年八月，李成栋迫其相见，深感对方的逼迫“一步紧似一步”，于极度绝望中投水的（侯玄涵：《吏部夏瑗公传》）。
　　最不想死的可能是陈子龙。据宋徵舆《於陵孟公传》（“於陵孟公”是陈子龙逃难时最后使用的名字）说，夏允彝自尽前曾“遗书孟公，令无死。而孟公有大母，年八十余，日夜泣，遂缁其衣，托迹方外，往来三吴”。这和李雯回乡后见到的“相逢半缁素，相见必禅林”（《初春四日与张郡伯冷石陈黄门大樽小饮柯上人息庵时两君已受僧具矣》其一，《蓼斋后集》卷二）的情形是相符的。清兵南下后，陈子龙曾与徐孚远联合黄蜚、吴志葵在泖湖举兵，败后即以僧服隐迹乡间。吴胜兆起事前，曾遣戴之俊求其通书受唐王节制的威虏伯黄斌卿，欲邀为外援。对此，陈子龙一开始很犹豫，但又觉得于义难辞，遂未拒绝。
　　陈子龙最后选择的逃亡路线，是由昆山、常熟往西，设法进浙江，但清兵封锁了道路，转移非常困难。危难时刻，昔日的老友杨彝未敢接纳，使这一计划没能实现。据说陈子龙在危急时曾对人说：“生我名者杀我身，余终以名死乎？使余早从先大夫及陈征君之言，不及此。”这话是针对其父早年规劝他 “交道古难言之，而名者难副之物也，奈何驰骛以为亲忧乎”和陈继儒对他“多言兵”而“好谋”的批评而发的（《於陵孟公传》），其中多少带点儿悔意。无名氏的笔记《云间兵事》还说，吴胜兆出事后，陈子龙即准备逃亡，夏之旭劝他说：“公有重名，人来迹公易耳，死义可也，逃将安至？”他回答道：“我非脱死也，若不我索，大幸。即索我，从他所闻之，先赴水矣，可以免辱。”似乎也不是凭空捏造的话。
　　不想死的当然还有侯峒曾的胞弟侯岐曾，他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一直忍辱负重，为家族苦苦支撑。从其日记中可以看出，为了安全考虑，他行事一直谨慎。吴胜兆谋反及名士通海案审结后，洪承畴给朝廷的奏报中，详细列举了所有案犯的姓名和犯罪经过，顾咸正、顾天逵、杨廷枢、陈子龙、夏完淳、侯玄瀞等都名列其中，唯独没有提到侯岐曾。从清政府的角度看，如果说顾咸正等被杀乃罪有应得的话，侯岐曾在这个案子中多少有点显得无足轻重，他等于是顺带被杀掉的。
　　不想死的人不幸都死了。虽然死法各有不同，对生命的留恋程度也互异，但在势穷力竭、屠刃加颈之时，他们均能慷慨面对，无一屈服，都不愧为英雄。这让我想起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那句话：“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诚哉斯言！

二

　　英雄并不是天生的，但侯氏亲族姻戚多忠烈（如杨廷枢、顾咸正几乎都满门尽节），死难之惨，世所罕见，细究起来也不是没有原因。它与儒学在嘉定的独特发展和侯氏家族的忠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
　　侯氏自曾祖尧封始，“便以虚公正直四字为立身大纲。……最耻是舍己操持，而傍人悲笑，置人职业，而苛及知交”（《月蝉笔露》卷下）。到侯峒曾、岐曾兄弟，更是不忘祖训，追求以清介自持，忠义承家。
　　世运变迁，灾难临近，人是会有预感的。明末的社会动荡，让注重文行出处、负有济世之志的有识之士，在危险还未出现之际，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死。《月蝉笔露》卷下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崇祯十六年春天，侯峒曾携母赴任嘉湖分巡道，杨廷枢、侯岐曾及诸子一路陪送至吴江八斥镇，夜间，大家谈到什么样的死法比较理想的问题。侯峒曾说：“吾闻死水为良。”侯岐曾说：“吾不知热油灌顶滋味如何？”然后轮到杨廷枢，他看着侯玄汸说：“侄意云何？”侯玄汸回答说：“但要看清死的题目，勿错过死的机缘，水火刀锯，都打算得明明白白，那时该激烈便与激烈，该潇洒便与潇洒，已是完吾生平，留人榜样，纵然亏体，不为辱亲。有信勿疑，有进勿退可矣。”杨廷枢听了遍问侯氏诸子：“汝兄言是乎？”大家都表示认可。又问：“汝曹能乎？”大家都表示能做到。杨廷枢听罢便拍案大呼：“快哉！吾道不孤矣乎。”并再次提醒大家“勿忘八斥舟中一夕话也”。第二天，侯峒曾把昨夜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母亲，她除了表示赞赏，还讲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死水较洁净也”。结果这场谈话几乎句句成谶，预定了每个人的结局。侯玄汸后来感叹说：“其后银台果以水死，文节（按，侯岐曾谥号）、维斗、几道、云俱先后各以兵死，太恭人亦卒以水死，予水死再而复生，智含客死，研德病死，皆可谓不忘此一夕话者。不知者以为悬谶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