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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借鉴前人对迁都问题定性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断裂点理论进行定性分析，进而得出新都应选择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黄龙镇与襄樊市襄阳区峪山镇附近的结论。
关键词：迁都；断裂点理论；城市吸引力；定量分析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东、中、西部等不同区域間的差异日趋扩大。特别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中央政府掌握的财力和要素资源将继续减少，单纯依靠“战略转移”也越来越困难[1]。此外，首都北京也面临着人口急剧膨胀、城市外延超常规发展、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社会成本普遍提高、城市病无限蔓延等严重影响居民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的问题。对此，政府必须另辟蹊径，而迁都便成为解决这一问题、保持各区域稳定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绝大多数学者开始设想在中部与西部联接处的枢纽地区建设新都，培育出适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增长极点，以此来促进中西部等地区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彻底改变中国生产要素分布严重失衡的状况，推动全国范围内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本文则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断裂点理论的运用，定性选择新都的位置。
二、基于断裂点理论的定量分析
（一）模型选取
1931年，赖利（W.J.Reilly）根据万有引力定律提出了“零售引力规律”，康维斯（P.D.Converse）于1949年对赖利的“零售引力规律”加以发展，提出了断裂点理论[2]，是目前城市经济辐射研究的主要分析工具，该理论认为，城市对周围地区的影响力与城市规模成正比，与城市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两个城市区域影响的分界点叫做断裂点，在此点辐射力达到平衡。计算出中心城市到断裂点的距离以后，还可以通过计算断裂点处的场强来衡量某城市在该分界点处的辐射力大小。故两个城市对其周边区域影响的边界（即断裂点或断裂带）可由下式表示。式中dA为从断裂点到A城的距离；DAB为A、B两城市间的距离，PA为较大城市A的人口，PB为较小城市B的人口。公式为：DA=DAB/（1+PB/PA）。相应地区距断裂点的场强为FAK=PAPK/D2AK；FBK=PBPK/D2BK（其中，FAK、FBK分别表示A、B两城市在断裂点K处的辐射力大小）
城市规模和城市距离是决定城市经济辐射范围的基本要素。[3]采用单项指标分析各个要素容易导致片面的结论，难以准确把握城市辐射范围。因此本文采用常住人口（Pi）和GDP（Gi）的几何平均数（Si=PiGi）反映城市规模；采用城市间用时最短的陆地距离作为城市距离。计算公式如下：
本文基于前人的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并结合中西部地区各个区域的发展状况分别选择西安、郑州、武汉和长沙作为寻找新都的城市基础，进行分析。
（二）城市引力计算及新都位置选择
采用上述（1）公式计算结果如下：
根据西安、郑州、武汉、长沙的地理位置，选择求取西安—武汉、郑州—长沙之间的断裂点位置。依据上述分析结果，并结合实际地图发现，西安—武汉的断裂点位于湖北省丹江口市，郑州—长沙的断裂点位于湖北省安陆市（如下图所示）。进一步计算两市之间的断裂点有如下：
通过上述结果判定，两城市之间的断裂点位于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黄龙镇与襄樊市襄阳区峪山镇附近，即为新都的位置。
根据相关的地理知识，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黄龙镇地处襄、枣、宜三县（市）结合部，全镇现有版土面积268.5平方公里，总人口5万人，是一个山、丘、平兼有的农业大镇。从区位优势来看，峪山镇位于襄樊市东部，省道襄洪公路、襄钟公路交叉穿境而过，距襄樊飞机场15公里，距焦枝铁路襄樊火车站及汉江码头均为25公里，水陆空交通便利。
三、结论及建议
根据断裂点理论的计算结果，并综合考虑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及其政治安全等因素，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黄龙镇与襄樊市襄阳区峪山镇附近即为建立新都的理想位置。
一方面，自建国以来，北京作为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已经有60多年之久。这表明迁都是涉及国计民生的根本大事，必须谨慎决策，稳步推进，避免引发社会动荡与不安，同时，也表明迁都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迁都所涉及的人口、经济战略等方面的转移需要的大量的人力与物力支出，因此，需政府周密安排与计划，分步进行迁移。另一方面，目前，北京的发展产生极大的负效应，包括环境污染严重、交通严重拥堵，较强的极化效应吸引人才、资本、技术等先进要素大都集中于此，从而抑制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使得区域间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因此，急需选定新都为北京减压减负，推动全国范围内人口、资源和社会经济的重新组合，促进中西部等地区的协调发展，平衡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对东南部的政策和资金倾斜，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生产要素分布严重失衡的局面。
研究表明，中心城市以主城为核心，在交通一小时可通达的范围内，会形成一个具有明显聚集效应、具备发展优势的地区。[4]由此，新都要产生要周边地区的辐射力，必须要着力改善与其他地区的交通通讯条件，如铁路、公路的扩建等，以此缩短城市间的通行时间，通过完善的交通网络系统，促进区域的快速发展。在此建议政府在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的同时，相应减免各地区间过桥、过路费的征收，减小区域间商品流动的运行成本。
进一步，政府通过发挥自身的协调优势，结合新都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发展主导产业，积极扶植潜导产业，通过多种渠道大力宣传特色优势产业，吸引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为迁都的顺利实施做好充足的前提准备。
新都位置由于目前还存在着自身工业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分布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缺乏带动力强的经济增长点，一些相关的经济指标与首都相比，相去甚远。在此种背景下，急需从国家层面上给予特殊的发展政策及财政补贴，以此吸引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流入，或者通过设立在生态环境保护基础上的循环经济发展实验区来促进该地区经济的发展。（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1] 吴殿廷，袁俊.迁都中部崛起的重要途径[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6，6.
[2] 龙拥军，杨庆媛.重庆城市经济空间影响力研究[J]经济地理，2012，5.
[3] 陈大鹏，孙飞.西安都市圈空间界定的定量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2，10.
[4] 何龙斌.省际边缘区接受中心城市经济辐射研究[J]经济纵横，2013，6.
关键词：迁都；断裂点理论；城市吸引力；定量分析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东、中、西部等不同区域間的差异日趋扩大。特别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中央政府掌握的财力和要素资源将继续减少，单纯依靠“战略转移”也越来越困难[1]。此外，首都北京也面临着人口急剧膨胀、城市外延超常规发展、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社会成本普遍提高、城市病无限蔓延等严重影响居民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的问题。对此，政府必须另辟蹊径，而迁都便成为解决这一问题、保持各区域稳定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绝大多数学者开始设想在中部与西部联接处的枢纽地区建设新都，培育出适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增长极点，以此来促进中西部等地区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彻底改变中国生产要素分布严重失衡的状况，推动全国范围内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本文则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断裂点理论的运用，定性选择新都的位置。
二、基于断裂点理论的定量分析
（一）模型选取
1931年，赖利（W.J.Reilly）根据万有引力定律提出了“零售引力规律”，康维斯（P.D.Converse）于1949年对赖利的“零售引力规律”加以发展，提出了断裂点理论[2]，是目前城市经济辐射研究的主要分析工具，该理论认为，城市对周围地区的影响力与城市规模成正比，与城市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两个城市区域影响的分界点叫做断裂点，在此点辐射力达到平衡。计算出中心城市到断裂点的距离以后，还可以通过计算断裂点处的场强来衡量某城市在该分界点处的辐射力大小。故两个城市对其周边区域影响的边界（即断裂点或断裂带）可由下式表示。式中dA为从断裂点到A城的距离；DAB为A、B两城市间的距离，PA为较大城市A的人口，PB为较小城市B的人口。公式为：DA=DAB/（1+PB/PA）。相应地区距断裂点的场强为FAK=PAPK/D2AK；FBK=PBPK/D2BK（其中，FAK、FBK分别表示A、B两城市在断裂点K处的辐射力大小）
城市规模和城市距离是决定城市经济辐射范围的基本要素。[3]采用单项指标分析各个要素容易导致片面的结论，难以准确把握城市辐射范围。因此本文采用常住人口（Pi）和GDP（Gi）的几何平均数（Si=PiGi）反映城市规模；采用城市间用时最短的陆地距离作为城市距离。计算公式如下：
本文基于前人的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并结合中西部地区各个区域的发展状况分别选择西安、郑州、武汉和长沙作为寻找新都的城市基础，进行分析。
（二）城市引力计算及新都位置选择
采用上述（1）公式计算结果如下：
根据西安、郑州、武汉、长沙的地理位置，选择求取西安—武汉、郑州—长沙之间的断裂点位置。依据上述分析结果，并结合实际地图发现，西安—武汉的断裂点位于湖北省丹江口市，郑州—长沙的断裂点位于湖北省安陆市（如下图所示）。进一步计算两市之间的断裂点有如下：
通过上述结果判定，两城市之间的断裂点位于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黄龙镇与襄樊市襄阳区峪山镇附近，即为新都的位置。
根据相关的地理知识，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黄龙镇地处襄、枣、宜三县（市）结合部，全镇现有版土面积268.5平方公里，总人口5万人，是一个山、丘、平兼有的农业大镇。从区位优势来看，峪山镇位于襄樊市东部，省道襄洪公路、襄钟公路交叉穿境而过，距襄樊飞机场15公里，距焦枝铁路襄樊火车站及汉江码头均为25公里，水陆空交通便利。
三、结论及建议
根据断裂点理论的计算结果，并综合考虑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及其政治安全等因素，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黄龙镇与襄樊市襄阳区峪山镇附近即为建立新都的理想位置。
一方面，自建国以来，北京作为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已经有60多年之久。这表明迁都是涉及国计民生的根本大事，必须谨慎决策，稳步推进，避免引发社会动荡与不安，同时，也表明迁都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迁都所涉及的人口、经济战略等方面的转移需要的大量的人力与物力支出，因此，需政府周密安排与计划，分步进行迁移。另一方面，目前，北京的发展产生极大的负效应，包括环境污染严重、交通严重拥堵，较强的极化效应吸引人才、资本、技术等先进要素大都集中于此，从而抑制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使得区域间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因此，急需选定新都为北京减压减负，推动全国范围内人口、资源和社会经济的重新组合，促进中西部等地区的协调发展，平衡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对东南部的政策和资金倾斜，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生产要素分布严重失衡的局面。
研究表明，中心城市以主城为核心，在交通一小时可通达的范围内，会形成一个具有明显聚集效应、具备发展优势的地区。[4]由此，新都要产生要周边地区的辐射力，必须要着力改善与其他地区的交通通讯条件，如铁路、公路的扩建等，以此缩短城市间的通行时间，通过完善的交通网络系统，促进区域的快速发展。在此建议政府在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的同时，相应减免各地区间过桥、过路费的征收，减小区域间商品流动的运行成本。
进一步，政府通过发挥自身的协调优势，结合新都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发展主导产业，积极扶植潜导产业，通过多种渠道大力宣传特色优势产业，吸引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为迁都的顺利实施做好充足的前提准备。
新都位置由于目前还存在着自身工业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分布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缺乏带动力强的经济增长点，一些相关的经济指标与首都相比，相去甚远。在此种背景下，急需从国家层面上给予特殊的发展政策及财政补贴，以此吸引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流入，或者通过设立在生态环境保护基础上的循环经济发展实验区来促进该地区经济的发展。（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1] 吴殿廷，袁俊.迁都中部崛起的重要途径[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6，6.
[2] 龙拥军，杨庆媛.重庆城市经济空间影响力研究[J]经济地理，2012，5.
[3] 陈大鹏，孙飞.西安都市圈空间界定的定量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2，10.
[4] 何龙斌.省际边缘区接受中心城市经济辐射研究[J]经济纵横，2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