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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恢宏而悲壮的历史，那么，藏身于南国乡村的富厚堂可以说是其中重要的一段历史遗存。在这部浩繁而沉重的历史中，湘军及曾国藩、曾纪泽父子曾在这里演绎出一幕幕多姿多彩的人生活剧，构成了湖湘历史文化厚重的一页。
富厚堂，坐落在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旧属湘乡县），是一座园林式的官邸。它由曾国藩兴建，从咸丰七年兴建思云馆算起，至光绪元年其子曾纪泽最后一次修缮完工，前后四次兴工，耗时约二十年。整个建筑宛如北京的四合院结构，包括门前的半月塘、荷花池、门楼、八本堂主楼，后山的鸟鹤楼、棋亭、存樸亭，还有藏书楼和思云馆等，总占地面积四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一万平方米。可以想象，以当时曾国藩父子的身份与地位，本可以建得相当豪华而气派，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富厚堂只有气派，却不见奢华——与其说是“侯府”，倒不如说是学宫。八本堂、求阙斋、归朴斋、宏贲斋、筱咏斋、勤敬斋、无慢室、艺芳馆、思云馆……这一系列文气氤氲的名号，在默默地彰显着过往主人文雅的志趣。
清芬世守，盛德日新
走进大门，挂在门框两边的是一副木质黑底烫金篆刻对联：“清芬世守，盛德日新”——庄重而又大气！
这八个字足可以概括富厚堂的本质意蕴与精神特征。
一座建筑，亦如一部历史，富厚堂是负载有深广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内涵的。
富厚堂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日升月落、云卷云舒，富厚堂的主人及其后辈们始终坚守着严谨、俭朴、清廉的家风。所以，在曾家后人中辈有贤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均有卓越的建树。曾国藩的两个儿子，曾纪泽是著名外交家，曾纪鸿是著名数学家；孙辈中，曾广均二十三岁即中进士；第四代孙曾约农、曾宝荪均是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第五代、第六代遍布海内外，大都学有所成……
这其中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
一部用心良苦的《曾文正公家书》似乎可以给我们提供答案。《曾文正公家书》严束着家人，频敲着警钟，被曾氏后人视为治家经典。在这部家书中，曾国藩总结的“八字家法”：“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全然是农家本色。清同治四年，曾国藩已封侯拜相，虽然位高权重，但他十分清醒。他曾在寄夫人欧阳氏的信中说：“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实乃长久之计。”故治家者欧阳夫人及后来长期在富厚堂主持家政的儿媳郭筠，都忠实地履行了曾国藩的教训：“一，男女皆应知习一样手艺；二，男女皆应有独自一人出远门之才识；三，男女皆应知俭朴，每月所入必要敷每月所出，人人自立一账簿，写算不错；四，男女皆应侠义成性，不要行为有亏；五，男女皆应抱至公无私的心肠，外侮自不能入，而自强不求自至矣；六，我家行之，一乡风化，则强国之根，基于此矣。”这些由郭筠亲手誊抄定为“富厚堂日程”，那是绝对要求曾氏子孙们时时、天天、月月、年年严格遵守的。
“历览前朝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在当下社会，这座隐藏于湘中荷叶塘的“乡间侯府”无疑给我们以无限的感慨和诸多的启示——这些清廉、勤俭、睦邻的家规条律又何尝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好传统呢？
刚柔互用，谨慎为人
游览富厚堂，我们不免疑窦顿生，堂堂侯府规模和框架既然有这么气派，然其里面的建筑却又为何如此简朴呢？只见柱为圆柱，梁是方梁，看不到雕梁画栋，唯见的是砖墙青瓦。再作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建筑外墙用的是青砖，内墙则一律为土砖，连“八本堂”中厅及悬挂清同治皇帝御书钦赐的“勋高柱石”大匾的正厅，两边墙壁也是由土砖砌成的。这位被清皇朝封為“毅勇侯”的重臣（按清代的礼制，汉人生不称公，死不封王，所以曾国藩只封了侯），在四位汉人大学士中位居首席的武英殿、体仁阁大学士（清朝无宰相名称，大学士实际上就是宰相），为什么他所建造的府邸比级别远低于他的一些官宦府邸还要寒碜呢？
这就不得不让我们去领悟曾国藩提出的“八本堂”中的“八本”了：“读书以通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言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这显然是曾国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这种务实的生活作风和质朴为人的品性，即便在今天，对于我们处世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曾国藩为人处事讲究“刚柔相济”原则，那么，他到底又是怎样去把握好“刚柔相济”尺度的呢？据传，青年时代的曾国藩也曾好名心盛，但在阅读了大量古代典籍之后，特别是在深研《易经》之后，他修身养性，渐渐克服了自己对名声的欲望。曾国藩常说：“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不阙者。”连天地都不那么完美，更何况人生呢？因此，他认为人要想立得住，主要的还是要靠对刚柔尺度的把握。他说：“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在曾国藩看来，“刚”是一种挺身入局，担当责任的气概；而“柔”则是一个人对待功利的谦退态度。他提出“有难先由己当，有功先让人享”，并认为“此乃事业之基也”。
正是这种刚柔相济、圆融通脱的谨慎处事原则，才使得他在那个多事之秋，那个矛盾扭结的特殊时代，顶着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环伺中华大地的巨大压力、将危在旦夕的清王朝从太平军的冲击下解救出来、同时还最大限度地摆平了满人与汉人的矛盾、清朝皇室各个派系间的矛盾，以及官场内部的矛盾……
错综复杂的生活环境绝对容不得他有丝毫的张扬、得意或任性。“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这副曾国藩亲笔手书的对联是很能说明他所置身的那种如履薄冰的生存状态的。
广交贤能，诗书传家
与一切博学鸿儒一样，曾国藩一生善交游、好学习。“倚枕旧游来眼底，闭书余味上心头。”这副对联准确地描述了曾国藩在广泛交游与沉浸诗书中所获得的人生乐趣，他把朋友和诗书当作人生最为宝贵的财富。
很自然，富厚堂的精华部分就当属那四处藏书楼了，这里曾藏书达三十多万卷，系我国目前保存完好的私家藏书楼。我们发现，富厚堂的正厅由土砖砌成，而藏书楼则里外上下全是青砖，从这里足可见书籍在主人心中的地位。站在曾国藩长子曾纪泽藏书的“归朴斋”三楼上，四处藏书楼可尽收眼底。与其紧连的是收藏曾国藩书籍的三层五间的“求阙斋”，与之相对应的宅北是刚刚修复的“艺芳馆”，那是曾国藩次子曾纪鸿及其夫人郭筠的藏书楼，其位置、规模与“归朴斋”相当。还有那与正宅不相连的“思云馆”，曾一度作为曾府学堂。抗战期间，曾国藩的第四代孙女曾宝荪，将长沙艺芳女校全部图书、仪器移藏于此，“思云馆”就成了她藏书的地方。
若从曾国藩父亲曾麟书藏书的“利见斋”算起，曾氏五代有七个藏书家，有五座藏书楼，这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上是罕见的。我们所讲的这四处藏书楼，其建筑面积达两千多平方米，共藏各类中外图书三十万卷，占地八九百平方米，这是多么的充盈、博大和辉煌！
而今，四处藏书楼都静静地立在原地，流露出无限的忧郁与沧桑。
尽管书去楼空，你仍可以从它的严整、恢宏、精妙的布局中，想象那缕缕书香飘来的情景。自20世纪80年代起，全国各大出版部门编辑、整理、出版曾国藩的著作不胜枚举，但要追溯其源头的话，或许都来自富厚堂这四处藏书楼所藏的30万卷藏书。这些书，虽然有的被曾氏后人带到了海外，也有少量的可能散失在民间，但大部分已被人民政府接收，珍藏于湖南省图书馆。富厚堂的书香一定会长久地飘荡在我们这些后来者忙碌而浮躁的生活中，洗刷着我们的灵魂，清洁着我们的精神！
富厚堂，坐落在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旧属湘乡县），是一座园林式的官邸。它由曾国藩兴建，从咸丰七年兴建思云馆算起，至光绪元年其子曾纪泽最后一次修缮完工，前后四次兴工，耗时约二十年。整个建筑宛如北京的四合院结构，包括门前的半月塘、荷花池、门楼、八本堂主楼，后山的鸟鹤楼、棋亭、存樸亭，还有藏书楼和思云馆等，总占地面积四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一万平方米。可以想象，以当时曾国藩父子的身份与地位，本可以建得相当豪华而气派，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富厚堂只有气派，却不见奢华——与其说是“侯府”，倒不如说是学宫。八本堂、求阙斋、归朴斋、宏贲斋、筱咏斋、勤敬斋、无慢室、艺芳馆、思云馆……这一系列文气氤氲的名号，在默默地彰显着过往主人文雅的志趣。
清芬世守，盛德日新
走进大门，挂在门框两边的是一副木质黑底烫金篆刻对联：“清芬世守，盛德日新”——庄重而又大气！
这八个字足可以概括富厚堂的本质意蕴与精神特征。
一座建筑，亦如一部历史，富厚堂是负载有深广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内涵的。
富厚堂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日升月落、云卷云舒，富厚堂的主人及其后辈们始终坚守着严谨、俭朴、清廉的家风。所以，在曾家后人中辈有贤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均有卓越的建树。曾国藩的两个儿子，曾纪泽是著名外交家，曾纪鸿是著名数学家；孙辈中，曾广均二十三岁即中进士；第四代孙曾约农、曾宝荪均是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第五代、第六代遍布海内外，大都学有所成……
这其中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
一部用心良苦的《曾文正公家书》似乎可以给我们提供答案。《曾文正公家书》严束着家人，频敲着警钟，被曾氏后人视为治家经典。在这部家书中，曾国藩总结的“八字家法”：“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全然是农家本色。清同治四年，曾国藩已封侯拜相，虽然位高权重，但他十分清醒。他曾在寄夫人欧阳氏的信中说：“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实乃长久之计。”故治家者欧阳夫人及后来长期在富厚堂主持家政的儿媳郭筠，都忠实地履行了曾国藩的教训：“一，男女皆应知习一样手艺；二，男女皆应有独自一人出远门之才识；三，男女皆应知俭朴，每月所入必要敷每月所出，人人自立一账簿，写算不错；四，男女皆应侠义成性，不要行为有亏；五，男女皆应抱至公无私的心肠，外侮自不能入，而自强不求自至矣；六，我家行之，一乡风化，则强国之根，基于此矣。”这些由郭筠亲手誊抄定为“富厚堂日程”，那是绝对要求曾氏子孙们时时、天天、月月、年年严格遵守的。
“历览前朝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在当下社会，这座隐藏于湘中荷叶塘的“乡间侯府”无疑给我们以无限的感慨和诸多的启示——这些清廉、勤俭、睦邻的家规条律又何尝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好传统呢？
刚柔互用，谨慎为人
游览富厚堂，我们不免疑窦顿生，堂堂侯府规模和框架既然有这么气派，然其里面的建筑却又为何如此简朴呢？只见柱为圆柱，梁是方梁，看不到雕梁画栋，唯见的是砖墙青瓦。再作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建筑外墙用的是青砖，内墙则一律为土砖，连“八本堂”中厅及悬挂清同治皇帝御书钦赐的“勋高柱石”大匾的正厅，两边墙壁也是由土砖砌成的。这位被清皇朝封為“毅勇侯”的重臣（按清代的礼制，汉人生不称公，死不封王，所以曾国藩只封了侯），在四位汉人大学士中位居首席的武英殿、体仁阁大学士（清朝无宰相名称，大学士实际上就是宰相），为什么他所建造的府邸比级别远低于他的一些官宦府邸还要寒碜呢？
这就不得不让我们去领悟曾国藩提出的“八本堂”中的“八本”了：“读书以通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言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这显然是曾国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这种务实的生活作风和质朴为人的品性，即便在今天，对于我们处世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曾国藩为人处事讲究“刚柔相济”原则，那么，他到底又是怎样去把握好“刚柔相济”尺度的呢？据传，青年时代的曾国藩也曾好名心盛，但在阅读了大量古代典籍之后，特别是在深研《易经》之后，他修身养性，渐渐克服了自己对名声的欲望。曾国藩常说：“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不阙者。”连天地都不那么完美，更何况人生呢？因此，他认为人要想立得住，主要的还是要靠对刚柔尺度的把握。他说：“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在曾国藩看来，“刚”是一种挺身入局，担当责任的气概；而“柔”则是一个人对待功利的谦退态度。他提出“有难先由己当，有功先让人享”，并认为“此乃事业之基也”。
正是这种刚柔相济、圆融通脱的谨慎处事原则，才使得他在那个多事之秋，那个矛盾扭结的特殊时代，顶着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环伺中华大地的巨大压力、将危在旦夕的清王朝从太平军的冲击下解救出来、同时还最大限度地摆平了满人与汉人的矛盾、清朝皇室各个派系间的矛盾，以及官场内部的矛盾……
错综复杂的生活环境绝对容不得他有丝毫的张扬、得意或任性。“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这副曾国藩亲笔手书的对联是很能说明他所置身的那种如履薄冰的生存状态的。
广交贤能，诗书传家
与一切博学鸿儒一样，曾国藩一生善交游、好学习。“倚枕旧游来眼底，闭书余味上心头。”这副对联准确地描述了曾国藩在广泛交游与沉浸诗书中所获得的人生乐趣，他把朋友和诗书当作人生最为宝贵的财富。
很自然，富厚堂的精华部分就当属那四处藏书楼了，这里曾藏书达三十多万卷，系我国目前保存完好的私家藏书楼。我们发现，富厚堂的正厅由土砖砌成，而藏书楼则里外上下全是青砖，从这里足可见书籍在主人心中的地位。站在曾国藩长子曾纪泽藏书的“归朴斋”三楼上，四处藏书楼可尽收眼底。与其紧连的是收藏曾国藩书籍的三层五间的“求阙斋”，与之相对应的宅北是刚刚修复的“艺芳馆”，那是曾国藩次子曾纪鸿及其夫人郭筠的藏书楼，其位置、规模与“归朴斋”相当。还有那与正宅不相连的“思云馆”，曾一度作为曾府学堂。抗战期间，曾国藩的第四代孙女曾宝荪，将长沙艺芳女校全部图书、仪器移藏于此，“思云馆”就成了她藏书的地方。
若从曾国藩父亲曾麟书藏书的“利见斋”算起，曾氏五代有七个藏书家，有五座藏书楼，这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上是罕见的。我们所讲的这四处藏书楼，其建筑面积达两千多平方米，共藏各类中外图书三十万卷，占地八九百平方米，这是多么的充盈、博大和辉煌！
而今，四处藏书楼都静静地立在原地，流露出无限的忧郁与沧桑。
尽管书去楼空，你仍可以从它的严整、恢宏、精妙的布局中，想象那缕缕书香飘来的情景。自20世纪80年代起，全国各大出版部门编辑、整理、出版曾国藩的著作不胜枚举，但要追溯其源头的话，或许都来自富厚堂这四处藏书楼所藏的30万卷藏书。这些书，虽然有的被曾氏后人带到了海外，也有少量的可能散失在民间，但大部分已被人民政府接收，珍藏于湖南省图书馆。富厚堂的书香一定会长久地飘荡在我们这些后来者忙碌而浮躁的生活中，洗刷着我们的灵魂，清洁着我们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