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
　　作者： 前坂俊之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5年1月
　　定价： 39.00元
　　“言论已死，国家终于灭亡。”回顾日本近代从九一八事变、侵华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直至战败被美军占领这段历史，正是日本言论自由逐步被扼杀，新闻媒体充当了军国主义的传声筒，战争报道被国家歪曲，陷入了与事实相距甚远的虚伪、捏造和欺骗中，并最终导致亡国的历史。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努力学习西方，取得巨大成绩，也学习西方帝国主义，几乎每十年就发动一次对外战争，通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极大鼓舞了国内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借此也转移了日本从封建社会转型到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的诸多社会矛盾。明治时代之后被称为所谓“大正民主时代”，但竹村民郎先生指出，以北一辉为代表的所谓“自由民权运动”其实是一种披着“民主自由”外衣的“伪民主”，这一派思想家和运动者在日本发动对外战争时总是转变为军国主义者。在今天看来，这种所谓的“大正民主”其实是带有军国色彩的“民粹主义”。了解了这个背景，也许就不难理解“大正时代”之后为什么会急剧进入举国总力战的“昭和年代”了。
　　依据明治宪法，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具有言论自由的国度，应该说日本报业具有较高的自由度，但为什么在1931到1945年军国主义时期会沦为政府和军部鼓吹战争的工具，并自觉配合政府制造假新闻？新闻界是如何一步步屈从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舆论压力而误导日本民众的？前坂俊之这本《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运用大量详实的史料，讲述了日本新闻业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全书包含的信息量大，许多耐人寻味的历史细节值得我们今天深思。
　　甲午战争以来，日本报业就借助战争大发展，每一次日本对外战争都给发行量带来巨大提升，以日本主流报纸为例，《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的发行量在大正年代末期突破了100万份，而到了1936年，《朝日新闻》的全部印刷份数约为230万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末增长到351万份。在被称为“没有比这里竞争更激烈”的新闻界，战争就是扩大发行量的最好机会。反对战争不仅会引来政府和军部的不满，也会惹怒国内爱国主义的民众，发表反战言论的报纸会被骂为“卖国贼”“汉奸系”。
　　政府还出台了《报纸法》等言论管制的法律法规，一旦发现违禁文字将被审查部门禁止发行，这将造成报社的巨大损失，政府和军部还会利用利益关系恐吓广告主刊登报纸广告，彻底断绝报社的收入来源。《每日新闻》的高田元太郎回忆，他也曾想过反抗军部荒唐的命令，“但考虑到过万的职员及其家属将会流落街头”，只好选择屈服。“在乡军人会”还会发起“不买运动”来抵制那些“不爱国”的报纸，许多小报顶不住发行压力也不得不屈服。
　　有些狂热分子者甚至会向报社和媒体从业者发动恐怖袭击。《时事新报》社长武藤山治因为揭露腐败的官商勾结财阀巨头“番町会”被歹徒枪杀，随后《东京朝日新闻》编辑部遭遇持日本刀的歹徒袭击，编辑总务被砍至重伤，报社员工为防万一，开始在身上悄悄携带防身短刀或日本刀，还采取了在桌子下准备木刀的自卫措施。日本新闻界进入了“搭上性命的新闻报道”时代。
　　即使这样恶劣的内外环境，当时日本新闻业也还是有少部分坚持良心和理想的从业者。1932年军部少壮派发动“五一五政变”，刺杀了首相犬养毅，标志着政党内阁宣告终结，再也没有什么能从正面抵挡军部的行动了。《大阪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对这个重大事件，都只谴责恐怖分子的行为，甚至对其刺杀首相是为了国家好的动机表示同情，对军部不敢有丝毫触动。但《福冈日日新闻》主编菊竹六鼓则顶住压力，连续撰写刊发多篇社评论揭露真相、批判军部：“如果真的接受了军部的要求，政党就会变为军部的打手、专制的工具，那内阁的存在还有什么必要呢？”他准确预言了后来日本政治的发展走向，宪政彻底被破坏，军部主宰了一切。
　　菊竹的底气来自清贫，他以“新闻记者必须比裁判官（法官）还清白”为信条，虽然过着家里连挂钟都没有的生活，却从来不拒绝来求助的人。他认为“报纸本来就负有评论的使命，正如这样的场合（指五一五政变）更应该充分披沥其抱负，完成文章报国的大业。”这正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坚持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精神，而忙于赢利，在保护新闻自由方面缺乏气概和勇气的媒体只能是自掘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