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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讲真话那么多年，如今还有禁区吗?这应该是不答自明的事。由于政治原因，由于历史不太久远，对于某些敏感的人和事，即使讲讲真话，也不能不顾及禁忌。不过，对于这类真话，人们都愿意听，希望听。随着时间的流逝，政治色彩日渐淡化，讲真话终究会走出禁区。
比如说，多年来，人们都听说过，20世纪70年代末期，关于真理标准的那场讨论，是突破华国锋的禁锢而开展起来的。近时，读到胡德平的一篇文章，题为《华国锋在“真理标准”讨论中》，文中引述了华国锋的一段话：“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胡德平认为，这是华国锋对那场讨论的基本态度。他在那年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下决心“叫大家讲话”，大家讲的会是什么话，他也是估计得到的，但他还是“把大家请来了”。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能有这样的宽容与克制，能有这种民主作风，在我党的历史上还相当罕见。胡德平说，这段史料“应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
此文已有多家刊物转载，引用和评说的文章也不少，至今我还没有读到反驳的文章。看来，胡德平讲的是真话，说的是实情。为华国锋讲真话，时至今日，似乎没有太大的障碍。但为江青讲真话，有没有大障碍呢?这是我所回答不了的问题。不过，开始有人讲了。近日，我在127期的《文摘》上看到一文，摘自《杨银禄谈江青》。当年，杨是江的机要秘书，其中谈的一件事情是，江青“为陈景润流眼泪”——
1973年3月底的一天，江青看到一份《国内动态清样》，上面有对陈景润的介绍：他住在6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潮湿阴暗，空气不流通，很污浊。陈景润患了肺结核，喉头炎严重，咳嗽不止，还经常腹胀腹痛，有时难以忍受，两眼深深凹陷，面色憔悴，精神萎靡不振。
江青叫来杨银禄，手哆哆嗦嗦，眼含泪水，慢腾腾地对他说：“陈景润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中国人的骄傲。而他的境况竟是这样，我们能不管吗?”过了几天，江青又叫来杨银禄，交给他那份《清样》，上边有江青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毛主席批示：“请文元同志办。”姚文元批示：“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
江青对杨银禄说：“姚文元是‘书呆子’，他的批示文不对题。”江青要杨银禄给迟群打电话，叫他马上来，负责处理这件事。迟群时任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相当于科教部的副部长。此时，江青激动得再次用毛巾擦了擦眼泪。
讲了这件事件的过程后，杨银禄还有如下一段叙述：
最近，我看到一篇报告文学，文中说：“3月底的一天下半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彻了中关村88号楼3层寂静的走廊，住在小房的陈景润也被惊醒了。一名身着戎装的彪悍的男子在门外高呼：‘陈景润同志，我是迟群，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了。’……陈景润出来了，(迟群)恳请他马上去检查身体。陈景润死活不肯，迟群不得不亲自动手，强拉瘦弱的陈景润，把他塞进了红旗轿车。五六辆轿车浩浩荡荡，开进迟群的‘阵地’清华大学，几名专家立即会诊，陈景润患有慢性腹部结膜炎，并非要命的急症。依照毛主席的指示，陈景润还是住院了。”
由于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的周到细致的安排，也有江青的过问，科学院、医院的具体工作，陈景润的身体、办公、生活条件得到了大大改善。
读到这里，我马上想到，杨银禄说的那篇报告文学，是不是徐迟的《哥得巴赫猜想》?这是写陈景润影响最大的作品。于是，我立即翻出了这篇报告文学，但上面没有这样的描写。关于毛泽东的关怀，徐迟也讲了，他写下的关于这件事的一段文字是：
“新华社记者来访。他见到了陈景润，谈了话，进他房间看了看。回去就写出一篇报道，立即在内部刊物上发表。其中，说到了陈景润的经历；他刻苦钻研的精神；重大的科研成果以及他现在还住在一间烟熏火烤的小房间里。生活条件很差!疾病严重!!生命垂危!!!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到了这篇报道，立即做出了指示。
当天深夜，武衡同志走进了陈景润的小房间。
他立即被送进医院，由首都医院内科主任和卫生部一位副部长给他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他惠有多种疾病。他们要他立即住院疗养，他不肯。于是，向他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
他一共住院一年半。”
徐迟在这篇作品中，还特意强调说：“(陈景润)坚定抗击了‘四人帮’对他的威胁与利诱。”
将两段文字对照，便知道杨银禄说的那篇报告文学，不是徐迟的作品。在政治风云的裹挟中，陈景润曾成为一个传奇人物。到底谁说的更接近真实呢?后人若有兴趣，若有需要，不妨去考证一下。实在考证不出，也就只好存疑。历史上，这类存疑也实在太多。
以上说的，似乎还是历史事件中的细节，就是很大的历史事件，众人皆知的，举世瞩目的，往往也设有禁区，不宜直说。比如，国民党军队抗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就不让讲。近年开始讲了，以至青年人好奇地问：国民党怎么会抗日?不让讲真话，整整影响了一代人啊。现在进了一大步，不仅让讲，还可以写成文艺作品，如台儿庄大战，有了电影、小说、回忆录，做普及性的宣传。大陆出版的抗日战争史，如今也得增写许许多多的篇章了。
由于政治原因，有些真话不宜讲，或者不宜过早地讲，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如同军事问题，由于保密原因，在一定的时期，在一定的气候下，真话不宜讲。但是，军事行为有一个保密期，国际通行的，一般为40年。解密之后，要讲真话，讲事实，再不能“兵不厌诈”。因政治原因不能讲的真话，没有听说有解禁期，40年?50年?不知道。但是，政治气候多变，变了，禁区也就没了。不变的，也会漫漫淡化，淡化到一定程度，与现实政治不发生冲突，其中的实在情况，也就可以讲出来，记下来。
对于言论，只要有审查制度存在，就必然有禁区。审查所禁，不说为佳，也包括其中的某些真话。古人曾说，当代不立传。这缘故自然也是禁忌太多，难于写出真实。随着时间推移，政治色彩淡化，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神圣化的被抹掉，妖魔化的被剥离，也就应当以尽量接近真实的面目写在史册上。
比如说，多年来，人们都听说过，20世纪70年代末期，关于真理标准的那场讨论，是突破华国锋的禁锢而开展起来的。近时，读到胡德平的一篇文章，题为《华国锋在“真理标准”讨论中》，文中引述了华国锋的一段话：“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胡德平认为，这是华国锋对那场讨论的基本态度。他在那年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下决心“叫大家讲话”，大家讲的会是什么话，他也是估计得到的，但他还是“把大家请来了”。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能有这样的宽容与克制，能有这种民主作风，在我党的历史上还相当罕见。胡德平说，这段史料“应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
此文已有多家刊物转载，引用和评说的文章也不少，至今我还没有读到反驳的文章。看来，胡德平讲的是真话，说的是实情。为华国锋讲真话，时至今日，似乎没有太大的障碍。但为江青讲真话，有没有大障碍呢?这是我所回答不了的问题。不过，开始有人讲了。近日，我在127期的《文摘》上看到一文，摘自《杨银禄谈江青》。当年，杨是江的机要秘书，其中谈的一件事情是，江青“为陈景润流眼泪”——
1973年3月底的一天，江青看到一份《国内动态清样》，上面有对陈景润的介绍：他住在6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潮湿阴暗，空气不流通，很污浊。陈景润患了肺结核，喉头炎严重，咳嗽不止，还经常腹胀腹痛，有时难以忍受，两眼深深凹陷，面色憔悴，精神萎靡不振。
江青叫来杨银禄，手哆哆嗦嗦，眼含泪水，慢腾腾地对他说：“陈景润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中国人的骄傲。而他的境况竟是这样，我们能不管吗?”过了几天，江青又叫来杨银禄，交给他那份《清样》，上边有江青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毛主席批示：“请文元同志办。”姚文元批示：“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
江青对杨银禄说：“姚文元是‘书呆子’，他的批示文不对题。”江青要杨银禄给迟群打电话，叫他马上来，负责处理这件事。迟群时任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相当于科教部的副部长。此时，江青激动得再次用毛巾擦了擦眼泪。
讲了这件事件的过程后，杨银禄还有如下一段叙述：
最近，我看到一篇报告文学，文中说：“3月底的一天下半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彻了中关村88号楼3层寂静的走廊，住在小房的陈景润也被惊醒了。一名身着戎装的彪悍的男子在门外高呼：‘陈景润同志，我是迟群，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了。’……陈景润出来了，(迟群)恳请他马上去检查身体。陈景润死活不肯，迟群不得不亲自动手，强拉瘦弱的陈景润，把他塞进了红旗轿车。五六辆轿车浩浩荡荡，开进迟群的‘阵地’清华大学，几名专家立即会诊，陈景润患有慢性腹部结膜炎，并非要命的急症。依照毛主席的指示，陈景润还是住院了。”
由于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的周到细致的安排，也有江青的过问，科学院、医院的具体工作，陈景润的身体、办公、生活条件得到了大大改善。
读到这里，我马上想到，杨银禄说的那篇报告文学，是不是徐迟的《哥得巴赫猜想》?这是写陈景润影响最大的作品。于是，我立即翻出了这篇报告文学，但上面没有这样的描写。关于毛泽东的关怀，徐迟也讲了，他写下的关于这件事的一段文字是：
“新华社记者来访。他见到了陈景润，谈了话，进他房间看了看。回去就写出一篇报道，立即在内部刊物上发表。其中，说到了陈景润的经历；他刻苦钻研的精神；重大的科研成果以及他现在还住在一间烟熏火烤的小房间里。生活条件很差!疾病严重!!生命垂危!!!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到了这篇报道，立即做出了指示。
当天深夜，武衡同志走进了陈景润的小房间。
他立即被送进医院，由首都医院内科主任和卫生部一位副部长给他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他惠有多种疾病。他们要他立即住院疗养，他不肯。于是，向他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
他一共住院一年半。”
徐迟在这篇作品中，还特意强调说：“(陈景润)坚定抗击了‘四人帮’对他的威胁与利诱。”
将两段文字对照，便知道杨银禄说的那篇报告文学，不是徐迟的作品。在政治风云的裹挟中，陈景润曾成为一个传奇人物。到底谁说的更接近真实呢?后人若有兴趣，若有需要，不妨去考证一下。实在考证不出，也就只好存疑。历史上，这类存疑也实在太多。
以上说的，似乎还是历史事件中的细节，就是很大的历史事件，众人皆知的，举世瞩目的，往往也设有禁区，不宜直说。比如，国民党军队抗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就不让讲。近年开始讲了，以至青年人好奇地问：国民党怎么会抗日?不让讲真话，整整影响了一代人啊。现在进了一大步，不仅让讲，还可以写成文艺作品，如台儿庄大战，有了电影、小说、回忆录，做普及性的宣传。大陆出版的抗日战争史，如今也得增写许许多多的篇章了。
由于政治原因，有些真话不宜讲，或者不宜过早地讲，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如同军事问题，由于保密原因，在一定的时期，在一定的气候下，真话不宜讲。但是，军事行为有一个保密期，国际通行的，一般为40年。解密之后，要讲真话，讲事实，再不能“兵不厌诈”。因政治原因不能讲的真话，没有听说有解禁期，40年?50年?不知道。但是，政治气候多变，变了，禁区也就没了。不变的，也会漫漫淡化，淡化到一定程度，与现实政治不发生冲突，其中的实在情况，也就可以讲出来，记下来。
对于言论，只要有审查制度存在，就必然有禁区。审查所禁，不说为佳，也包括其中的某些真话。古人曾说，当代不立传。这缘故自然也是禁忌太多，难于写出真实。随着时间推移，政治色彩淡化，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神圣化的被抹掉，妖魔化的被剥离，也就应当以尽量接近真实的面目写在史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