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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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谷浑于龙朔三年(663)被吐蕃灭国,后尝试复国未成.咸亨三年(673),唐将诺曷钵及弘化公主所率领的吐谷浑部迁到灵州,设立安乐州作为安置之所.而《旧唐书·吐谷浑传》中记载慕容复承袭的官爵为长乐州都督而非安乐州,“贞元十四年十二月,以朔方节度副使、左金吾卫大将军同正慕容复为袭长乐州都督、青海国王、乌地也拔勒豆可汗.未几,卒,其封袭遂绝.”([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8《吐谷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01页)诺曷钵曾孙慕容威墓志中也提到了“仍充长乐州游奕副使”“终于长乐州私馆”(《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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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谷浑于龙朔三年(663)被吐蕃灭国,后尝试复国未成.咸亨三年(673),唐将诺曷钵及弘化公主所率领的吐谷浑部迁到灵州,设立安乐州作为安置之所.而《旧唐书·吐谷浑传》中记载慕容复承袭的官爵为长乐州都督而非安乐州,“贞元十四年十二月,以朔方节度副使、左金吾卫大将军同正慕容复为袭长乐州都督、青海国王、乌地也拔勒豆可汗.未几,卒,其封袭遂绝.”([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8《吐谷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01页)诺曷钵曾孙慕容威墓志中也提到了“仍充长乐州游奕副使”“终于长乐州私馆”(《大唐故左领军卫大将军慕容威墓志》原石现藏宁夏博物馆,录文参周伟洲《吐谷浑资料辑录(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69-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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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教饿鬼信仰是唐宋时期敦煌地区较为流行的密教信仰之一.饿鬼信仰的功用以救度亡灵为主要目的 ,而敦煌密教饿鬼信仰则融合了中国传统的鬼神观及地狱观,以救度饿鬼为手段,以回祸转福为目的 .通过勾稽敦煌文献中密教饿鬼的相关经轨,我们可以考察出,敦煌密教饿鬼信仰功用的多样性,不仅包括救度亡灵,还包括祈福国家无战争之灾、消除瘟疫、疾病等.敦煌地区的密教饿鬼信仰从现世利益出发,满足了人们对美好世界的向往.
莫高窟第285窟主室西壁有正龛与两个侧龛,关于两侧龛内塑、绘人物的身份,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通过对西壁图像整体构成、两侧龛内人物样式特征与组合方式及弟子像流行背景的分析,本文认为,两侧龛内塑像表现的应是佛陀座下的两大弟子.两大弟子采用禅僧坐姿及对称组合形式,反映出本窟设计者对于坐禅修法的高度重视,对称组合的设计理念可能源自中原等地的石窟造像.
巩县石窟寺中存有大量造像题记,其中部分题记的内容为石匠籍贯和姓名,十分珍贵.第1窟外壁第37龛下的同州、河府石匠题记,一般认为是北齐天保九年(558)所刻,文章通过考证“河府”所在之处和设立之年代,认为此题记时代当为唐开元九年(721)以后.同时,还分析了此题记所反映的唐代工匠流动现象,即同州、河中府的工匠会与邻近的工匠集团进行合作,或结伴前往某地进行开窟造像,且从现有资料来看这种流动性在当时及以后是较为频繁的.
数珠,或称佛珠,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数珠被理所当然的认为是佛教的法物.人们相信珠子来自佛陀成正觉的菩提树,故其珠称菩提子.大足地区独特的数珠手观音,让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数珠大多由观音持捻?本文从印度宗教植物观念入手,讨论数珠的原始意义、进入佛教的时间以及与观音可能存在的关系.通过早期印度教文献,认为数珠最早的使用与湿婆信仰有关,数珠在印度被称为“湿婆之眼”,是称诵神名和咒语的计数器.后来首先被佛教居士所采用,计数称诵三宝名号,进而广泛进入佛教系统,尤其是密教修持当中.
武周时代大型类书《三教珠英》的编纂是隋唐时期官修类书编纂潮流的延续与高潮.《三教珠英》的编纂者多被称为“珠英学士”,“珠英学士”群体除了张昌宗外,更有李峤、徐彦伯、张说、徐坚、刘知几、崔湜等四十余人,至唐中宗、唐玄宗时代,诸学士仍然活跃于政坛、文坛.对于《三教珠英》的编纂,史书皆言“二张”无才学,盛赞张说、徐坚之功,以今度之,有因人废事、锦上添花之嫌,不应过分夸大张说、徐坚之功,亦不应抹杀李峤、徐彦伯、沈俭期、宋之问、阎朝隐、王无竞等诸人之劳.诸学士在编纂《三教珠英》之外,还共同编修过《唐史》《则天皇后实
上世纪末碎叶古城遗址出土了一块刻有“蹛林”“阴山”等几个古代地名的汉文碑石残片.这些以汉字记录的地名所蕴含的历史学信息表明碑主人并非唐朝内地出身,而是出自漠北铁勒部落.其在唐朝的征调下参加了高宗显庆年间攻灭西突厥阿史那贺鲁部的伊犁道行军.该残碑为唐时期在中央政府主导下的民族流动提供佐证材料,反映了唐政府对漠北以及西域少数民族实行了有效的羁縻统治.
延鼐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与翟氏夫人的长女.她的供养人像主要出现在莫高窟第61窟、榆林窟第19、25、33、35、36窟.延鼐的丈夫是慕容言长,他是瓜州刺史慕容归盈之孙,其供养人像主要出现在莫高窟第256窟、榆林窟第25、35窟.慕容言长出任玉门军使,又是节度使的女婿,当在瓜沙两地颇具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他与家人一起重修慕容家窟——莫高窟第256窟;与延鼐和阎氏两位夫人参与重修榆林窟第35窟;与延鼐参与重修榆林窟第25窟等.
流散敦煌文献的再发现是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本文通过解析曾广钧长诗《题周鳌山藏唐人写经卷子》,认为诗作所称周氏藏唐人写经卷子实际上是两份品相上乘的敦煌文献长卷.周鳌山收藏敦煌文献一事之前不为敦煌学界所关注,藏品下落也暂时无从考知,解析曾诗可以使相关史事得以钩沉,并有助于周氏藏品的再发现,此外曾诗还对探讨其他相关敦煌文献具有一定价值.
在作者关注和研究新疆龟兹石窟的40余年中,曾承多位前贤学者的关怀与激励,尤其是冯其庸、谭树桐、段文杰、黄心川、金维诺等先生,他们对西北与新疆龟兹石窟长期关注与研究,取得了相当卓越的成就,对新疆龟兹石窟及相关的佛教思想与艺术、石窟壁画艺术与考古等相关研究都有引领风气、正本清源的作用.作者对新疆佛教研究、龟兹石窟艺术事业的责任与坚守,正是诸位先生激励引导的结果.先贤已逝,后来者自当继承先辈遗志,继续奋斗.
北魏于神麝三年灭亡大夏政权后,在陇东地区设立了泾州.本文立足于新发现的石刻资料,结合历史文献,对泾州所辖诸郡沿革进行系统全面梳理,订正了《魏书·地形志》中的错误,对推动北魏政区地理研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