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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清照是古代文学史上女性词人中的典型代表，目前学术界对《漱玉词》的研究多集中在前期的相思闲愁与后期的家国之愁，对于其人其作的深层次挖掘和探索并未有充分拓展，泊来的文化阐释学和接受美学与中国传统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观点一拍即合，为李清照词情心境研究带来新的思考。
关键词：比较诗学阐发研究；知人论世；文化阐释学；李清照
在浩如烟海的文学史长河中，李清照是一个富有代表性的女性词人，她心思缜密，才思敏捷，有着常人无法比拟的文学抱负与词话寄托。近年来，以王汝弼、陈祖美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对李清照及其词作的研究提出新的观点，认为在其看似风平浪静的创作氛围背后，或许还藏着其他鲜为人知的内心秘事。他们的观点大致分为以下两点：一是不能小视宋代党争（新旧两党之争、和战之争）对李清照创作的影响，二是李清照与赵明诚之间或存感情裂隙，因清照“无嗣”，赵明诚有“纳妾”的可能，这也是影响词人创作的因素之一。
以此为契机，对于李清照内心隐秘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由于该研究方向更关注词人的心境本身，使得原先较为粗略的研究方法在部分时候不能完全达到研究目标，对于其人其作的深层次挖掘和探索并未有充分拓展，而泊来的文化阐释学和接受美学与中国传统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观点一拍即合，为李清照词情心境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比较诗学阐发研究指的是将不同民族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的一些具有内在可比性的基本问题加以相互印证，相互发现，相互阐释，并相互运用，以求把握文学的普遍规律。本文将试从该视角切入重新讨论李清照词情心境研究中的相关思路。
一、问题之源：前后分期造成李清照内心隐秘探究困境
对于李清照的研究，一般分为前期和后期两部分，即“二期”说。陈祖美先生《李清照评传》一书中对传统的“二期说”提出质疑，认为这种大致以靖康之变和赵明诚过世为界石将李清照及其作品一分为二进行研究的方法过于粗略，不能适应更为细致的词人思想感情与复杂心境的研究，为研究者们带来了一些不便的困扰。例如：
1.时间线过宽致使中间年限创作的诗词分期困难。“靖康之变”爆发于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冬季，而赵明诚病故在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八月，中间时间间隔接近三年，但这三年在李清照的生涯中却并不是普普通通的三年，三年中的经历对词人的影响和冲击不亚于前十几年，这样大致的分期使得对具体作品的研读难以深入，且更加不利于对创作年限存疑的词作进行严格分期。
2.粗线条分期造成对部分词作的内涵解读模糊。“二期说”建立在对李清照人生轨迹的大致分界之上，认为词人前期婚姻幸福，生活美满，词作中相应表达的也是相思夫君的闲愁嗔怪，而后期经历南渡之变，家国之愁在此时上升为作品中的主要矛盾。但实际上，在“二期说”背景之下有一些作品并不能严格地划入前期作品，例如《醉花阴》《凤凰台上忆吹箫》《临江仙》《诉衷情》等，这些词作中均或多或少的含有其他隐含愁绪，并非简单的闲愁别绪。除去对部分作品的分期存疑以外，“二期说”还使得学者对一些词作的内涵并不能正确解读，也就使得研究者与李清照的词情心境距离愈来愈远，失去了进行该研究的意义。
3.“二期说”无形中淡化了对文本本身的探究。研究李清照，南渡成为了普遍认可的分界点。对于前后期的作品，研究者会自然而然地向所属时期的作品特征靠近，从而忽视了对于作品本身内涵的解读。由于词人身份特殊，且词量基数较少，又为女性，正史中的相关记载有限，所以更应该从《漱玉词》中的意象表达中入手展开研究，才能更贴近词人最真实的状态和词作原本的内涵。
从文本入手，是探索李清照词情心境中的关键一环，如何克服与化解当下研究中的这个困难点，拓宽更深层次的研究视野，正是本文论述问题的根源所在。
二、溯回之本：“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本土研究思路
“知人论世”出自《孟子·万章章句下》，起初是孟子与人交谈时随口而抒的观点。“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意为与古人交最主要的途径是阅读古人的作品，通过阅读和理解古人留下的书卷和著作，来理解古人的思想境界，从前贤的身上获取精神力量。同时，还要从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以作品的内涵去理解古人背后的社会状况。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知人论世”的观点开始广泛在文论中的应用起来，其与“以意逆志”一样，都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
回到李清照词情心境的研究中，“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思想指导研究者从《漱玉词》本身入手，透过文本理解词人的心境，对词作提出更贴近原意的解读。在当下李清照的研究方法之中，“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方法并不是第一次提出，它是一个基本的研究手段，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鉴赏易安词的文本内涵。但由于“知人论世”是孟子与人交谈时提出的观点，因而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主观性。郭英德《论“知人论世”古典范式的现代转型》一文中讲到：“孟子所说的‘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实际上是一种随感式的评论，缺乏严密的内在逻辑性。”这使得读者在阅读和学习古人作品的过程，大多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起先并不了解“其人”、“其世”，在“颂其诗，读其书”之后才“以意逆志”，逐渐清楚和明白了何为“其人”、“其世”。二是在“颂其诗，读其书”之前，以对“其人”、“其世”有所了解，甚至比较熟悉，可以在诵读研究文本的过程中将“人”与“世”的特征引用其中，从而帮助读者深入理解文本内涵，目前对于李清照及其此词作的研究大多属于后者。
按照上文所述的“二期说”及李清照本人的性格特点来看，李清照的词文创作大致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作品除去少女时期思想单纯的少量作品以外，其他均为对于闺中闲适生活的记述，抒发对丈夫赵明诚的相思之情，而南渡以后的后期作品则主要以颠沛流离的愁情寄托和家国离变后的复杂心绪。在李清照研究中，一般会根据词作的创作年限，大致将其置于所处时期，并根据该时期作品一贯有之的特点进行赏析和评价。这样的文学评论思路大致是合理的，但却不置可否地受到了先入为主思想的影响，使得对《漱玉词》中部分词作的理解并不到位，仅从表面字詞和大致内涵进行了解读，与探索内心隐秘和研究词情心境的目标相去甚远。例如，李清照《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此词为李清照前期作品，其“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之句被历代学者看做是抒发相思之愁的佳句。但对于词作的具体分期学术界存有争议，部分学者由其属于前期作品而想当然地将该词理解为夫妻分别后的纯相思之作，认为《醉花阴》作于赵明诚起用为莱州知州，李清照闲居青州之时，表达对丈夫的相思之情。而结合“元祐党争”背景，再仔细研读文本过后，我们发现致使“人比黄花瘦”的除了单纯相思，或许别有寄托。以陈祖母、马瑞芳为代表的研究者认可这个观点，认为此词应作于1103年朝廷下令禁止元祐党子女住在帝京后，是李清照被迫回到祖籍居住后的愁闷宣泄，此时的清照与明诚被迫分开，对“明诚纳妾”的担忧或也在此时埋下伏笔。
我们不难发现，在李清照词情心境的研究之中，“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它更适应细腻的贴近心理的研究需要，但在当下的研讨侧重点上有所偏移，仍旧停留在一个比较表层的程度，使得学者对李清照其人其作的研究比较粗糙陈乏，难以推陈出新，拓宽思路。
三、西学之鉴：由文化阐释学和接受美学观点带来的思考
西方结构主义文学认为“文学研究与具体作品的阅读和讨论不同，它应该致力于理解那些使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程式。”结构主义学家提出作家主体身份消失的观点，他们不再关注作者在作品评论中的作用，更多聚焦于文本本身，探讨文学范式，这提示我们在研究中不能过于先入为主地以“其人其世”论其作品，应该更多从文本本身出发，探究其文学“程式”。
诞生于19世纪的西方文化阐释学与接受美学从读者的角度解释了阅读时“偏见”存在的合理性，这与中国传统“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提倡重视对文本本身的研究与探讨，并关注历史和其他因素对作品内涵的影响。
阐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视域融合”的观点，认为在重新唤起本文意义的过程中， 解释者自己的思想总是已经参与了进去。理解者的视域与理解对象的视域互相融合， 理解者由于在理解对象时不可避免地具有前见因素，自身的前见会渗透到对理解对象的过程中， 导致对理解对象的忠实度降低， 同时解释者的视域又是动态的， 可以在理解的过程中扩大到融入他者的视域， 形成一个比自身视域更大的视域。这与中国传统“知人论世”的观点不谋而合，但不同的是阐释学的观点更为客观系统，是在理性分析基础上进行地合理推断。将文化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观点融入对李清照词情心境的研究中，可以更好地平衡“知人论世”中过于先入为主的情况，使对各方面因素的分析达到更为准确的程度。
值得一提的是，任何作家作品的诞生都不可能离开所处的时代历史背景，作家和读者本就是历史的组成部分。伽达默尔指出“历史既不是的主观创造，也不是对过去客观事实的重新发现或复制。历史既是理解的前提，又是理解的产物，它表现为理解的处境与界域之间相互作用的合力。”在李清照研究之中，不能忽视历史大背景对词人创作的影响因素。李清照长于钟鸣鼎食之家，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是一个思想活跃，关切政治的女性。她的一生分别经历了新旧党争与和战之争，其父李格非和公公赵挺之分属新旧两党正营，她的生存处境可以想见，这样的政治背景，不可能不对李清照的创作产生影响；除此，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丈夫通过纳妾的方式来为家族开枝散叶的行为屡见不鲜，就连当时享誉全国的大文豪苏轼在外做官之时，都有妾室在身边照顾自己。且李清照又为正妻，更有为丈夫操持整个家眷的义务，如此看来，“明诚纳妾”说或可成立。作者和读者一样，从来不是历史的割裂部分，只有把握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才能得出更贴近事实的结论。
二十世纪后期接受美学理论从阐释学中发展出来，代表人物姚斯借用阐释学中“视野”的概念， 以“期待视野”为中介，以“视野融合”为途径，将文学史转化为一种阅读者的积淀，在文学与社会、 美学与历史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了一座桥梁， 接通了文学与现实、过去与未来。“期待视野”是指解读者面对本文时，调动自己的经验并产生的思维定向及其他所希望的本文对他的满足，“视野融合”则是指接受者的期待视野与本文或生活实践视野的交融和相互影响。一个真正合格的研究者，应该先从作者所处的位置理解和体悟他（她），了解作者的生存背景，研读其人的性格与精神世界，带着一定的“期待视野”去走进他（她）的作品，而在与文章和生活实践发生碰撞以后，应该及时调整和梳理观感，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以偏概全，要想真正走进作者和作品之中，则需保持一种多元的、直观的、立体而饱满的视野去分析文学作品。
反映在关于李清照词情心境的研究中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单纯地由“二期说”引导对词作的研读，而应该承认和关注面對文学作品时的“偏见”，以“期待视野”为媒，以“视野融合”为径，实现词人内心、作品内涵和读者鉴赏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这就是文化阐释学与接受美学观点带给李清照研究中最直观的思考。这样，既平衡了“知人论世”中的随感性与主观性，更将《漱玉词》研究提升至较为细腻的心理学高度。
四、创新之途：从比较诗学阐发研究的角度重新审度李清照及其作品的分期
在中国早期的比较文学发展中，本土文学理论在很多时候不能完全适应研究的需要，受“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很多西方文艺理论开始传入中国，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面对一些需要立体剖析的文学作品，部分研究者直接将适宜的西方文学理论运用在研究之中，来对文本进行更深入的阐发与探索。这种“拿来主义”即为比较诗学中的阐发研究。王国维是比较文学中较早运用这种方法的学者，他的《人间词话》是运用西方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评论和赏析中国古代词学的典范之作。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运用了双向、多项阐发法，出版于七十年代末的《管锥编》更是将其广泛运用。 主流的李清照作品分期以靖康之变和赵明诚亡故为大致线索，将《漱玉词》分为前后两部分。但在易安词隐秘心绪的探究之中，“二期说”对某些含有内心隐秘的词作内涵分析带来了些许困境，且并不能涵盖词人每首词创作之时的心情状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文化阐释学和接受美学中对于时间、历史以及读者原先存在的先见和视域融合等观点则有力地补充了李清照研究中该方面的空白，不仅能够更科学地进行研究探索，更使得对于李清照其人其作的分析评价更为准确全面，避免了人云亦云、模糊不清的问题。对于一些词作的具体分析，也可以更加理性透彻，更贴近文本本身。由此，陈祖美先生对李清照研究提出了“三期说”的观点，改前、后期为“前、中、后”三期：
前期：出生至屏居青州（1084-1107）；中期：青、莱、淄、宁时期（1108-1129）；后期：赵明诚去世至亡故（1130-1155）。
“二期说较适合粗线条的文艺批评的社会学方法，对于细腻的心理学等方法，它是相形见继的。”“三期说”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二期说”存在的问题，更适用于细腻的李清照心曲研究，便于对易安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感情进行更透彻的分析。将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研究方法和西方文艺阐释学与接受美学的观点相结合，采用“二期说”和“三期说”补充对比的方法，更有利于对李清照词情心境的深入探索。除此，“三期说”以赵明诚亡故为而不是靖康之变作为中期下线，这样便于对词作整体的把握和具体的分析与探究，在词作赏析之外，也更适应对于李清照本人的研究。
在李清照的相关研究中，引入和運用国外的文艺理论，不仅可以与中国本土“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方法相互印证、相互补充，更有助于形成条理化、系统化的李清照审美评价体系，为今后的深入研究开拓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孟轲.孟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曹顺庆.比较文学论[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3]郭英德.论“知人论世”古典范式的现代转型[J].中国文化研究.1998；
[4]伽达默尓.真理与方法（上卷）[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5]周宁、金元浦.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6]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7]陈祖美.李清照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8]伽达默尔与孟子的解释学思想——“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与“‘偏见’的合理性”之理论透析[J].饶筠筠.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1
作者信息：
蔺墨逸（1997-），性别：女，籍贯：甘肃张掖，学位：本科在读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比较诗学阐发研究；知人论世；文化阐释学；李清照
在浩如烟海的文学史长河中，李清照是一个富有代表性的女性词人，她心思缜密，才思敏捷，有着常人无法比拟的文学抱负与词话寄托。近年来，以王汝弼、陈祖美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对李清照及其词作的研究提出新的观点，认为在其看似风平浪静的创作氛围背后，或许还藏着其他鲜为人知的内心秘事。他们的观点大致分为以下两点：一是不能小视宋代党争（新旧两党之争、和战之争）对李清照创作的影响，二是李清照与赵明诚之间或存感情裂隙，因清照“无嗣”，赵明诚有“纳妾”的可能，这也是影响词人创作的因素之一。
以此为契机，对于李清照内心隐秘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由于该研究方向更关注词人的心境本身，使得原先较为粗略的研究方法在部分时候不能完全达到研究目标，对于其人其作的深层次挖掘和探索并未有充分拓展，而泊来的文化阐释学和接受美学与中国传统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观点一拍即合，为李清照词情心境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比较诗学阐发研究指的是将不同民族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的一些具有内在可比性的基本问题加以相互印证，相互发现，相互阐释，并相互运用，以求把握文学的普遍规律。本文将试从该视角切入重新讨论李清照词情心境研究中的相关思路。
一、问题之源：前后分期造成李清照内心隐秘探究困境
对于李清照的研究，一般分为前期和后期两部分，即“二期”说。陈祖美先生《李清照评传》一书中对传统的“二期说”提出质疑，认为这种大致以靖康之变和赵明诚过世为界石将李清照及其作品一分为二进行研究的方法过于粗略，不能适应更为细致的词人思想感情与复杂心境的研究，为研究者们带来了一些不便的困扰。例如：
1.时间线过宽致使中间年限创作的诗词分期困难。“靖康之变”爆发于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冬季，而赵明诚病故在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八月，中间时间间隔接近三年，但这三年在李清照的生涯中却并不是普普通通的三年，三年中的经历对词人的影响和冲击不亚于前十几年，这样大致的分期使得对具体作品的研读难以深入，且更加不利于对创作年限存疑的词作进行严格分期。
2.粗线条分期造成对部分词作的内涵解读模糊。“二期说”建立在对李清照人生轨迹的大致分界之上，认为词人前期婚姻幸福，生活美满，词作中相应表达的也是相思夫君的闲愁嗔怪，而后期经历南渡之变，家国之愁在此时上升为作品中的主要矛盾。但实际上，在“二期说”背景之下有一些作品并不能严格地划入前期作品，例如《醉花阴》《凤凰台上忆吹箫》《临江仙》《诉衷情》等，这些词作中均或多或少的含有其他隐含愁绪，并非简单的闲愁别绪。除去对部分作品的分期存疑以外，“二期说”还使得学者对一些词作的内涵并不能正确解读，也就使得研究者与李清照的词情心境距离愈来愈远，失去了进行该研究的意义。
3.“二期说”无形中淡化了对文本本身的探究。研究李清照，南渡成为了普遍认可的分界点。对于前后期的作品，研究者会自然而然地向所属时期的作品特征靠近，从而忽视了对于作品本身内涵的解读。由于词人身份特殊，且词量基数较少，又为女性，正史中的相关记载有限，所以更应该从《漱玉词》中的意象表达中入手展开研究，才能更贴近词人最真实的状态和词作原本的内涵。
从文本入手，是探索李清照词情心境中的关键一环，如何克服与化解当下研究中的这个困难点，拓宽更深层次的研究视野，正是本文论述问题的根源所在。
二、溯回之本：“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本土研究思路
“知人论世”出自《孟子·万章章句下》，起初是孟子与人交谈时随口而抒的观点。“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意为与古人交最主要的途径是阅读古人的作品，通过阅读和理解古人留下的书卷和著作，来理解古人的思想境界，从前贤的身上获取精神力量。同时，还要从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以作品的内涵去理解古人背后的社会状况。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知人论世”的观点开始广泛在文论中的应用起来，其与“以意逆志”一样，都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
回到李清照词情心境的研究中，“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思想指导研究者从《漱玉词》本身入手，透过文本理解词人的心境，对词作提出更贴近原意的解读。在当下李清照的研究方法之中，“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方法并不是第一次提出，它是一个基本的研究手段，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鉴赏易安词的文本内涵。但由于“知人论世”是孟子与人交谈时提出的观点，因而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主观性。郭英德《论“知人论世”古典范式的现代转型》一文中讲到：“孟子所说的‘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实际上是一种随感式的评论，缺乏严密的内在逻辑性。”这使得读者在阅读和学习古人作品的过程，大多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起先并不了解“其人”、“其世”，在“颂其诗，读其书”之后才“以意逆志”，逐渐清楚和明白了何为“其人”、“其世”。二是在“颂其诗，读其书”之前，以对“其人”、“其世”有所了解，甚至比较熟悉，可以在诵读研究文本的过程中将“人”与“世”的特征引用其中，从而帮助读者深入理解文本内涵，目前对于李清照及其此词作的研究大多属于后者。
按照上文所述的“二期说”及李清照本人的性格特点来看，李清照的词文创作大致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作品除去少女时期思想单纯的少量作品以外，其他均为对于闺中闲适生活的记述，抒发对丈夫赵明诚的相思之情，而南渡以后的后期作品则主要以颠沛流离的愁情寄托和家国离变后的复杂心绪。在李清照研究中，一般会根据词作的创作年限，大致将其置于所处时期，并根据该时期作品一贯有之的特点进行赏析和评价。这样的文学评论思路大致是合理的，但却不置可否地受到了先入为主思想的影响，使得对《漱玉词》中部分词作的理解并不到位，仅从表面字詞和大致内涵进行了解读，与探索内心隐秘和研究词情心境的目标相去甚远。例如，李清照《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此词为李清照前期作品，其“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之句被历代学者看做是抒发相思之愁的佳句。但对于词作的具体分期学术界存有争议，部分学者由其属于前期作品而想当然地将该词理解为夫妻分别后的纯相思之作，认为《醉花阴》作于赵明诚起用为莱州知州，李清照闲居青州之时，表达对丈夫的相思之情。而结合“元祐党争”背景，再仔细研读文本过后，我们发现致使“人比黄花瘦”的除了单纯相思，或许别有寄托。以陈祖母、马瑞芳为代表的研究者认可这个观点，认为此词应作于1103年朝廷下令禁止元祐党子女住在帝京后，是李清照被迫回到祖籍居住后的愁闷宣泄，此时的清照与明诚被迫分开，对“明诚纳妾”的担忧或也在此时埋下伏笔。
我们不难发现，在李清照词情心境的研究之中，“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它更适应细腻的贴近心理的研究需要，但在当下的研讨侧重点上有所偏移，仍旧停留在一个比较表层的程度，使得学者对李清照其人其作的研究比较粗糙陈乏，难以推陈出新，拓宽思路。
三、西学之鉴：由文化阐释学和接受美学观点带来的思考
西方结构主义文学认为“文学研究与具体作品的阅读和讨论不同，它应该致力于理解那些使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程式。”结构主义学家提出作家主体身份消失的观点，他们不再关注作者在作品评论中的作用，更多聚焦于文本本身，探讨文学范式，这提示我们在研究中不能过于先入为主地以“其人其世”论其作品，应该更多从文本本身出发，探究其文学“程式”。
诞生于19世纪的西方文化阐释学与接受美学从读者的角度解释了阅读时“偏见”存在的合理性，这与中国传统“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提倡重视对文本本身的研究与探讨，并关注历史和其他因素对作品内涵的影响。
阐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视域融合”的观点，认为在重新唤起本文意义的过程中， 解释者自己的思想总是已经参与了进去。理解者的视域与理解对象的视域互相融合， 理解者由于在理解对象时不可避免地具有前见因素，自身的前见会渗透到对理解对象的过程中， 导致对理解对象的忠实度降低， 同时解释者的视域又是动态的， 可以在理解的过程中扩大到融入他者的视域， 形成一个比自身视域更大的视域。这与中国传统“知人论世”的观点不谋而合，但不同的是阐释学的观点更为客观系统，是在理性分析基础上进行地合理推断。将文化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观点融入对李清照词情心境的研究中，可以更好地平衡“知人论世”中过于先入为主的情况，使对各方面因素的分析达到更为准确的程度。
值得一提的是，任何作家作品的诞生都不可能离开所处的时代历史背景，作家和读者本就是历史的组成部分。伽达默尔指出“历史既不是的主观创造，也不是对过去客观事实的重新发现或复制。历史既是理解的前提，又是理解的产物，它表现为理解的处境与界域之间相互作用的合力。”在李清照研究之中，不能忽视历史大背景对词人创作的影响因素。李清照长于钟鸣鼎食之家，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是一个思想活跃，关切政治的女性。她的一生分别经历了新旧党争与和战之争，其父李格非和公公赵挺之分属新旧两党正营，她的生存处境可以想见，这样的政治背景，不可能不对李清照的创作产生影响；除此，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丈夫通过纳妾的方式来为家族开枝散叶的行为屡见不鲜，就连当时享誉全国的大文豪苏轼在外做官之时，都有妾室在身边照顾自己。且李清照又为正妻，更有为丈夫操持整个家眷的义务，如此看来，“明诚纳妾”说或可成立。作者和读者一样，从来不是历史的割裂部分，只有把握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才能得出更贴近事实的结论。
二十世纪后期接受美学理论从阐释学中发展出来，代表人物姚斯借用阐释学中“视野”的概念， 以“期待视野”为中介，以“视野融合”为途径，将文学史转化为一种阅读者的积淀，在文学与社会、 美学与历史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了一座桥梁， 接通了文学与现实、过去与未来。“期待视野”是指解读者面对本文时，调动自己的经验并产生的思维定向及其他所希望的本文对他的满足，“视野融合”则是指接受者的期待视野与本文或生活实践视野的交融和相互影响。一个真正合格的研究者，应该先从作者所处的位置理解和体悟他（她），了解作者的生存背景，研读其人的性格与精神世界，带着一定的“期待视野”去走进他（她）的作品，而在与文章和生活实践发生碰撞以后，应该及时调整和梳理观感，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以偏概全，要想真正走进作者和作品之中，则需保持一种多元的、直观的、立体而饱满的视野去分析文学作品。
反映在关于李清照词情心境的研究中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单纯地由“二期说”引导对词作的研读，而应该承认和关注面對文学作品时的“偏见”，以“期待视野”为媒，以“视野融合”为径，实现词人内心、作品内涵和读者鉴赏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这就是文化阐释学与接受美学观点带给李清照研究中最直观的思考。这样，既平衡了“知人论世”中的随感性与主观性，更将《漱玉词》研究提升至较为细腻的心理学高度。
四、创新之途：从比较诗学阐发研究的角度重新审度李清照及其作品的分期
在中国早期的比较文学发展中，本土文学理论在很多时候不能完全适应研究的需要，受“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很多西方文艺理论开始传入中国，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面对一些需要立体剖析的文学作品，部分研究者直接将适宜的西方文学理论运用在研究之中，来对文本进行更深入的阐发与探索。这种“拿来主义”即为比较诗学中的阐发研究。王国维是比较文学中较早运用这种方法的学者，他的《人间词话》是运用西方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评论和赏析中国古代词学的典范之作。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运用了双向、多项阐发法，出版于七十年代末的《管锥编》更是将其广泛运用。 主流的李清照作品分期以靖康之变和赵明诚亡故为大致线索，将《漱玉词》分为前后两部分。但在易安词隐秘心绪的探究之中，“二期说”对某些含有内心隐秘的词作内涵分析带来了些许困境，且并不能涵盖词人每首词创作之时的心情状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文化阐释学和接受美学中对于时间、历史以及读者原先存在的先见和视域融合等观点则有力地补充了李清照研究中该方面的空白，不仅能够更科学地进行研究探索，更使得对于李清照其人其作的分析评价更为准确全面，避免了人云亦云、模糊不清的问题。对于一些词作的具体分析，也可以更加理性透彻，更贴近文本本身。由此，陈祖美先生对李清照研究提出了“三期说”的观点，改前、后期为“前、中、后”三期：
前期：出生至屏居青州（1084-1107）；中期：青、莱、淄、宁时期（1108-1129）；后期：赵明诚去世至亡故（1130-1155）。
“二期说较适合粗线条的文艺批评的社会学方法，对于细腻的心理学等方法，它是相形见继的。”“三期说”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二期说”存在的问题，更适用于细腻的李清照心曲研究，便于对易安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感情进行更透彻的分析。将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研究方法和西方文艺阐释学与接受美学的观点相结合，采用“二期说”和“三期说”补充对比的方法，更有利于对李清照词情心境的深入探索。除此，“三期说”以赵明诚亡故为而不是靖康之变作为中期下线，这样便于对词作整体的把握和具体的分析与探究，在词作赏析之外，也更适应对于李清照本人的研究。
在李清照的相关研究中，引入和運用国外的文艺理论，不仅可以与中国本土“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方法相互印证、相互补充，更有助于形成条理化、系统化的李清照审美评价体系，为今后的深入研究开拓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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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
蔺墨逸（1997-），性别：女，籍贯：甘肃张掖，学位：本科在读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