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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有关部门推荐调查中心考察，增选李宏同志为高级经济研究员。”两年前10月的一天，家住山东省济南市的李宏（化名）收到了这封由“国务院行业人才交流中心”寄来的信函，这让年过八旬的他高兴不已。
来自北京的邀请函
“信上让我接到通知后，立即将有关资料和三张两寸彩照、身份证复印件和汇款凭证复印件（高级经济研究员的会费3000元）寄回，还说该中心将于12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表彰大会，届时相关国家领导人将出席会议并授予证书。”
看到这里，李宏万分激动，他将邀请函所列的要求全部完成后，便在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幻想着与国家领导人近距离接触时的场景。
“我拿过专利，在电动轿车这个领域有一定的研究，以前类似的邀请函我也接到过不少，只不过都没有这次的级别高。刚接到邀请函时，我也有过一丝怀疑，但转念一想，他们能找到我的联系方式，并且了解我的全部信息，肯定不会有假。”李宏告诉《方圆》记者。
然而，一场“空欢喜”正在等着李宏。2010年12月28日，对表彰大会渴望已久的李宏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钓鱼台国宾馆，“他一直都没有给我寄来火车票，也没有通知我到北京参加会议，我实在等不及就自己过去了。那天我拿着国务院行业人才中心寄给我的相关材料去开会地点，结果却被告知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
李宏并不甘心，他又去了邮局查询。邮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那个信箱是由北京市建设文化有限公司注册的，该公司地址在丰台。“我和家人就按照邮局提供的地址去丰台找这家公司，还是没有找到，这时我才愿意相信自己是被骗了，于是我就到公安局去报案了。”
随后的几个月里，越来越多的“与会人员”都来到公安局报案，公安机关旋即展开侦查，并顺着李宏所给出的报案线索，找到了孙树攀。
“什么都不干、钞票大把赚”
孙树攀是谁？孙树攀本是个无业青年，今年28岁，只有小学文化。他不到二十岁就到北京闯荡，做过保安、摆过小摊……但他一手导演的表彰骗局在6个月内使117位年届古稀的老人上钩，诈骗总金额达38万元。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以“评奖”为名诈骗，2008年，他曾因犯诈骗罪被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2009年2月18日，刑满释放后的孙树攀只身一人去了西安。由于文化水平较低，孙树攀只能打一些零工、苦工，再后来，他就回老家跟着姐夫一起跑运输。
“这种日子太辛苦了，每天起早贪黑，忙忙碌碌，挣的钱却只能算勉强糊口，有时候还会凭空遭人白眼。”孙树攀不想被人瞧不起，他想要过富裕的生活，但又不想为此多辛劳、多付出一些。
就在孙树攀一筹莫展时，他接到了一个朋友的电话。“王飞虹（化名）说他在北京做买卖，让我过去跟他一块干，我负责去邮局取各地的汇款，每笔钱我俩三七分成，我三他七。”孙树攀知道，王飞虹所谓的买卖就是虚构自己是某国家机关评比表彰工作小组的成员，以评选“中国”优秀人才为噱头，向一些被害人发放邀请函并要求他们缴纳相关手续费。他明白这是犯法的事情，但却无法抵挡这百分之三十的诱惑。
为了规避风险，根据前次举办这种评奖活动的经验，孙树攀决定雇一个人代替他去邮局取钱，自己则做“中间人”。同时，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化名“何平”。这样，自己暴露的几率就会小很多，“一旦出事，我既没有亲自去取钱，又没有亲自去骗人，只不过就是钱在自己这里转一下手，不会留下任何证据。” 孙树攀认为，这样计划给自己带来的危险最小。
考虑到所做的“买卖”并不是什么合法的生意，为了保险起见，孙树攀想要找一个老实可靠、不多嘴多舌的人来帮自己取钱。于是，他开始托朋友帮自己去物色这样的人选，张允腾就这样进入了他的视线范围。
“我让张允腾拿几张照片给我，然后找办假证的人按王飞虹提供的基本信息制作了假身份证，又带着张允腾去丰台区六里桥附近的邮局取了钱和邮包。”从这以后，孙树攀正式把取钱的任务交给张允腾，自己则舒舒服服地做起了“中间人”。与此同时，他还交了个女朋友，一起过着“什么都不干、钞票大把赚”的奢靡生活。
撇开王飞虹单干
一切都按照孙树攀的计划稳步进行，张允腾每天跑一趟邮局取钱，取来钱后，他再把钱转给王飞虹。王飞虹的“评奖工作”办得风生水起、如火如荼，孙树攀“每天经手的钱多则一万、少则也有一两千”。仗着自己之前已经从事过这个行当，对“评奖工作”的流程非常熟悉，孙树攀认为，如果撇开王飞虹单干，少了“中间环节”，自己的利润会比王飞虹多很多。
想到这里，他开始着手制定计划，准备重操旧业。
孙树攀首先购买了两部大灵通电话，设置呼叫转移到自己的手机上。为了增加可信性，“我又注册了几个邮箱，分别以国务院行业人才交流中心、国务院行业人才发展委员会、国务院行业人才管理中心、国务院经济人才调查中心的首字母为前缀。”孙树攀说。
随后，孙树攀又到西黄村办了几个假的营业执照，包括“北京建筑文化有限公司”、“北京丽者文化有限公司”等。
“我又让张允腾拿几张他的照片给我，给他办了‘李聪聪’、‘王治雄’和‘张国首’三张身份证。然后，我带着这几张假营业执照和假身份证分别去八大处邮局、长辛店邮局和六里桥邮局申请了信箱。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避免因为经常在一家邮局取钱而被怀疑的情况出现。”
准备工作完成后，孙树攀通过百度找到一家会议策划的公司，告诉对方说自己想做一个各行各业参与的会议，让会议公司设计流程、网页以及邀请函。“网上这种类型的公司特别多，我只要跟他们说我的要求等就可以了，他们也不需要我提供其他的证明材料。”对此，孙树攀已经十分有经验了。
为了更好地实施自己的行骗计划，孙树攀决定打出“国务院”的名号。会议策划公司根据孙树攀的要求，在设计网页时将部分国家领导人的照片附在旁边。孙树攀又通过互联网查找了一份“国务院工作人员名单”交给会议策划公司，让他们把这些人的简历介绍也附加到网站里。
同时，孙树攀又从网上找了一份有关各行各业的人才资料。“现在科技发达了，这些信息在网上非常容易查找，只要在百度里输入‘人才库’、‘人才网’就好了。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才资料我是从网上花钱购买的。” 孙树攀告诉《方圆》记者。 孙树攀将这份人才资料交给会议策划公司，让他们把这份花名册也加入网页，以方便“各类人才”查询，“这样才能让他们深信不疑”。
纸糊的骗局
网页、邀请函、花名册、信箱等准备好后，孙树攀便正式着手实施他的“发财战略”。他从网上找了一家邯郸的印刷厂，把会议策划公司设计好的邀请函样本和行业人才人员资料一同寄了过去。“印刷厂给我的时候，这些表格、文件、邀请函就已经都装好放到信封里了。我每天的任务就是把信封粘好，然后让张允腾去把信件都寄出去。”
一切准备工作者就绪后，孙树攀的任务就是等着电话打进来，然后与行业人才友好“洽谈”。
“他每天就是在家里接一些电话，我总能听到他跟电话那头的人说自己是国务院的，然后让给他打电话的人汇钱，他怎么可能跟国务院挂上钩。”孙树攀的女友说，孙树攀出手很阔绰，认识没多久就给她买了金戒指和金项链，还花钱给她报驾校学车，日常的花销也都由孙树攀负责，但她从来没看到孙树攀出去工作过。
“孙树攀的工作就是先把信函邮寄给被害人，告诉被害人：由于他们在某领域有杰出贡献，国务院行业人才交流中心经过评选确立他们为‘有杰出贡献的人才’，然后邀请他们于某一天到人民大会堂或者是钓鱼台国宾馆参加表彰大会，告诉他们参加这项活动须缴纳会务费多少钱。”检察官告诉记者，由于孙树攀早已请会议策划公司制作了相关网页，被害人在该网页查询到相关信息后，就把会务费汇给孙树攀。
“孙树攀有时还会在电话里跟被害人说，如果再缴纳一定的费用，就可以陪同某国家领导人出国考察。他们的网页上有该领导的照片，很多被害人又都有对领导人的崇拜情结，所以就会在会务费的基础之上再给孙树攀汇一部分钱。”
让检察官们不解的是，孙树攀跟被害人所说的“交钱就可以陪同领导人出国考察”一看就是骗局，但依然有很多被害人会上当受骗。“最让我们吃惊的是，有些被害人还在电话里跟孙树攀讨价还价。遇到这种情况，孙树攀就会说：既然是偏远地区，那就照顾一下吧。正规评奖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但就是有人信他。”
6个月，38万
采访中，检察官告诉《方圆》记者，2005年到2011年间，仅石景山区检察院办理的同类案件就有9件，涉案27人。“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很多人对红头文件、‘国字头’等都非常迷信，许多人都把获得国家级荣誉作为自己一生最大的骄傲，孙树攀他们就是利用了这种虚荣心理。”
“我的工作就是替孙树攀去邮局取钱和信件，仅2010年10月一个月，我在八大处邮局用‘张国首’的身份就取了五六万。”张允腾告诉《方圆》记者，从他开始帮孙树攀取钱，孙树攀一共给了他一万多元的报酬。在张允腾看来，孙树攀在做的就是一份一本万利的买卖。
从2010年10月孙树攀“单飞”开始，他一共在全国范围内寄出600多封信，绝大多数的受邀者都向李宏一样给“国务院行业人才中心”汇去会务费。
然而，孙树攀却不可能也从未打算过如约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所谓“行业人才表彰大会”。他抱有一丝侥幸心理：即使东窗事发，所有的证件都是假的，公安局要找到自己比登天还难。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李宏因为没收到回音，迫不及待地来了北京，撞破了他的骗局。随着其他“与会人员”的报案，2011年4月，孙树攀、张允腾很快落网。
北京以外的被害人
“我曾经整理过这个案件中被害人的基本情况，发现被害人的年龄大多在55周岁以上，而且都是一些小有名气的人。”办案检察官发现，孙树攀诈骗案的被害人大多在自己的领域作过一定的贡献，他们既有曾经在国家机关任公职的工作人员，也有曾经在学术界引发小范围关注的学者。
“不过，这些被害人中没有泰斗级的人物，这类人经常参加大型会议，他们对具体的流程很熟悉，不会轻易被骗。此外，犯罪嫌疑人一般都会把目标集中在二三线城市，他们不会向北京的专家、学者发邀请函，因为都在北京，打听起来很方便，骗局极易被拆穿。”
办案检察官告诉《方圆》记者，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老年人存在一定程度的心智退化，他们的判断力和警觉性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他们曾经做出过一些成绩，但其受关注度随着退休而逐年降低，他们害怕被社会遗忘，怀念曾经的地位和成就，所以对荣誉的需求要高一些。正是这些渴望被关注的心理导致了他们在面对骗局时，放松了警惕。
采访中，记者发现孙树攀案的117名被害人在收到邀请函时，绝大多数人的反应都是：自己还是具备得到如此荣誉的实力的。很少有人会觉得自己被授予这样的荣誉会名不符实，也很少有人会质疑此项评奖的真实有效性。而对于邀请函中提到的会务费，他们普遍认为：能够获得中央级的荣誉，自付差旅费、会务费无伤大雅。
7月13日，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对孙树攀、张允腾诈骗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孙树攀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元；张允腾则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来自北京的邀请函
“信上让我接到通知后，立即将有关资料和三张两寸彩照、身份证复印件和汇款凭证复印件（高级经济研究员的会费3000元）寄回，还说该中心将于12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表彰大会，届时相关国家领导人将出席会议并授予证书。”
看到这里，李宏万分激动，他将邀请函所列的要求全部完成后，便在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幻想着与国家领导人近距离接触时的场景。
“我拿过专利，在电动轿车这个领域有一定的研究，以前类似的邀请函我也接到过不少，只不过都没有这次的级别高。刚接到邀请函时，我也有过一丝怀疑，但转念一想，他们能找到我的联系方式，并且了解我的全部信息，肯定不会有假。”李宏告诉《方圆》记者。
然而，一场“空欢喜”正在等着李宏。2010年12月28日，对表彰大会渴望已久的李宏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钓鱼台国宾馆，“他一直都没有给我寄来火车票，也没有通知我到北京参加会议，我实在等不及就自己过去了。那天我拿着国务院行业人才中心寄给我的相关材料去开会地点，结果却被告知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
李宏并不甘心，他又去了邮局查询。邮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那个信箱是由北京市建设文化有限公司注册的，该公司地址在丰台。“我和家人就按照邮局提供的地址去丰台找这家公司，还是没有找到，这时我才愿意相信自己是被骗了，于是我就到公安局去报案了。”
随后的几个月里，越来越多的“与会人员”都来到公安局报案，公安机关旋即展开侦查，并顺着李宏所给出的报案线索，找到了孙树攀。
“什么都不干、钞票大把赚”
孙树攀是谁？孙树攀本是个无业青年，今年28岁，只有小学文化。他不到二十岁就到北京闯荡，做过保安、摆过小摊……但他一手导演的表彰骗局在6个月内使117位年届古稀的老人上钩，诈骗总金额达38万元。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以“评奖”为名诈骗，2008年，他曾因犯诈骗罪被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2009年2月18日，刑满释放后的孙树攀只身一人去了西安。由于文化水平较低，孙树攀只能打一些零工、苦工，再后来，他就回老家跟着姐夫一起跑运输。
“这种日子太辛苦了，每天起早贪黑，忙忙碌碌，挣的钱却只能算勉强糊口，有时候还会凭空遭人白眼。”孙树攀不想被人瞧不起，他想要过富裕的生活，但又不想为此多辛劳、多付出一些。
就在孙树攀一筹莫展时，他接到了一个朋友的电话。“王飞虹（化名）说他在北京做买卖，让我过去跟他一块干，我负责去邮局取各地的汇款，每笔钱我俩三七分成，我三他七。”孙树攀知道，王飞虹所谓的买卖就是虚构自己是某国家机关评比表彰工作小组的成员，以评选“中国”优秀人才为噱头，向一些被害人发放邀请函并要求他们缴纳相关手续费。他明白这是犯法的事情，但却无法抵挡这百分之三十的诱惑。
为了规避风险，根据前次举办这种评奖活动的经验，孙树攀决定雇一个人代替他去邮局取钱，自己则做“中间人”。同时，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化名“何平”。这样，自己暴露的几率就会小很多，“一旦出事，我既没有亲自去取钱，又没有亲自去骗人，只不过就是钱在自己这里转一下手，不会留下任何证据。” 孙树攀认为，这样计划给自己带来的危险最小。
考虑到所做的“买卖”并不是什么合法的生意，为了保险起见，孙树攀想要找一个老实可靠、不多嘴多舌的人来帮自己取钱。于是，他开始托朋友帮自己去物色这样的人选，张允腾就这样进入了他的视线范围。
“我让张允腾拿几张照片给我，然后找办假证的人按王飞虹提供的基本信息制作了假身份证，又带着张允腾去丰台区六里桥附近的邮局取了钱和邮包。”从这以后，孙树攀正式把取钱的任务交给张允腾，自己则舒舒服服地做起了“中间人”。与此同时，他还交了个女朋友，一起过着“什么都不干、钞票大把赚”的奢靡生活。
撇开王飞虹单干
一切都按照孙树攀的计划稳步进行，张允腾每天跑一趟邮局取钱，取来钱后，他再把钱转给王飞虹。王飞虹的“评奖工作”办得风生水起、如火如荼，孙树攀“每天经手的钱多则一万、少则也有一两千”。仗着自己之前已经从事过这个行当，对“评奖工作”的流程非常熟悉，孙树攀认为，如果撇开王飞虹单干，少了“中间环节”，自己的利润会比王飞虹多很多。
想到这里，他开始着手制定计划，准备重操旧业。
孙树攀首先购买了两部大灵通电话，设置呼叫转移到自己的手机上。为了增加可信性，“我又注册了几个邮箱，分别以国务院行业人才交流中心、国务院行业人才发展委员会、国务院行业人才管理中心、国务院经济人才调查中心的首字母为前缀。”孙树攀说。
随后，孙树攀又到西黄村办了几个假的营业执照，包括“北京建筑文化有限公司”、“北京丽者文化有限公司”等。
“我又让张允腾拿几张他的照片给我，给他办了‘李聪聪’、‘王治雄’和‘张国首’三张身份证。然后，我带着这几张假营业执照和假身份证分别去八大处邮局、长辛店邮局和六里桥邮局申请了信箱。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避免因为经常在一家邮局取钱而被怀疑的情况出现。”
准备工作完成后，孙树攀通过百度找到一家会议策划的公司，告诉对方说自己想做一个各行各业参与的会议，让会议公司设计流程、网页以及邀请函。“网上这种类型的公司特别多，我只要跟他们说我的要求等就可以了，他们也不需要我提供其他的证明材料。”对此，孙树攀已经十分有经验了。
为了更好地实施自己的行骗计划，孙树攀决定打出“国务院”的名号。会议策划公司根据孙树攀的要求，在设计网页时将部分国家领导人的照片附在旁边。孙树攀又通过互联网查找了一份“国务院工作人员名单”交给会议策划公司，让他们把这些人的简历介绍也附加到网站里。
同时，孙树攀又从网上找了一份有关各行各业的人才资料。“现在科技发达了，这些信息在网上非常容易查找，只要在百度里输入‘人才库’、‘人才网’就好了。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才资料我是从网上花钱购买的。” 孙树攀告诉《方圆》记者。 孙树攀将这份人才资料交给会议策划公司，让他们把这份花名册也加入网页，以方便“各类人才”查询，“这样才能让他们深信不疑”。
纸糊的骗局
网页、邀请函、花名册、信箱等准备好后，孙树攀便正式着手实施他的“发财战略”。他从网上找了一家邯郸的印刷厂，把会议策划公司设计好的邀请函样本和行业人才人员资料一同寄了过去。“印刷厂给我的时候，这些表格、文件、邀请函就已经都装好放到信封里了。我每天的任务就是把信封粘好，然后让张允腾去把信件都寄出去。”
一切准备工作者就绪后，孙树攀的任务就是等着电话打进来，然后与行业人才友好“洽谈”。
“他每天就是在家里接一些电话，我总能听到他跟电话那头的人说自己是国务院的，然后让给他打电话的人汇钱，他怎么可能跟国务院挂上钩。”孙树攀的女友说，孙树攀出手很阔绰，认识没多久就给她买了金戒指和金项链，还花钱给她报驾校学车，日常的花销也都由孙树攀负责，但她从来没看到孙树攀出去工作过。
“孙树攀的工作就是先把信函邮寄给被害人，告诉被害人：由于他们在某领域有杰出贡献，国务院行业人才交流中心经过评选确立他们为‘有杰出贡献的人才’，然后邀请他们于某一天到人民大会堂或者是钓鱼台国宾馆参加表彰大会，告诉他们参加这项活动须缴纳会务费多少钱。”检察官告诉记者，由于孙树攀早已请会议策划公司制作了相关网页，被害人在该网页查询到相关信息后，就把会务费汇给孙树攀。
“孙树攀有时还会在电话里跟被害人说，如果再缴纳一定的费用，就可以陪同某国家领导人出国考察。他们的网页上有该领导的照片，很多被害人又都有对领导人的崇拜情结，所以就会在会务费的基础之上再给孙树攀汇一部分钱。”
让检察官们不解的是，孙树攀跟被害人所说的“交钱就可以陪同领导人出国考察”一看就是骗局，但依然有很多被害人会上当受骗。“最让我们吃惊的是，有些被害人还在电话里跟孙树攀讨价还价。遇到这种情况，孙树攀就会说：既然是偏远地区，那就照顾一下吧。正规评奖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但就是有人信他。”
6个月，38万
采访中，检察官告诉《方圆》记者，2005年到2011年间，仅石景山区检察院办理的同类案件就有9件，涉案27人。“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很多人对红头文件、‘国字头’等都非常迷信，许多人都把获得国家级荣誉作为自己一生最大的骄傲，孙树攀他们就是利用了这种虚荣心理。”
“我的工作就是替孙树攀去邮局取钱和信件，仅2010年10月一个月，我在八大处邮局用‘张国首’的身份就取了五六万。”张允腾告诉《方圆》记者，从他开始帮孙树攀取钱，孙树攀一共给了他一万多元的报酬。在张允腾看来，孙树攀在做的就是一份一本万利的买卖。
从2010年10月孙树攀“单飞”开始，他一共在全国范围内寄出600多封信，绝大多数的受邀者都向李宏一样给“国务院行业人才中心”汇去会务费。
然而，孙树攀却不可能也从未打算过如约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所谓“行业人才表彰大会”。他抱有一丝侥幸心理：即使东窗事发，所有的证件都是假的，公安局要找到自己比登天还难。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李宏因为没收到回音，迫不及待地来了北京，撞破了他的骗局。随着其他“与会人员”的报案，2011年4月，孙树攀、张允腾很快落网。
北京以外的被害人
“我曾经整理过这个案件中被害人的基本情况，发现被害人的年龄大多在55周岁以上，而且都是一些小有名气的人。”办案检察官发现，孙树攀诈骗案的被害人大多在自己的领域作过一定的贡献，他们既有曾经在国家机关任公职的工作人员，也有曾经在学术界引发小范围关注的学者。
“不过，这些被害人中没有泰斗级的人物，这类人经常参加大型会议，他们对具体的流程很熟悉，不会轻易被骗。此外，犯罪嫌疑人一般都会把目标集中在二三线城市，他们不会向北京的专家、学者发邀请函，因为都在北京，打听起来很方便，骗局极易被拆穿。”
办案检察官告诉《方圆》记者，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老年人存在一定程度的心智退化，他们的判断力和警觉性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他们曾经做出过一些成绩，但其受关注度随着退休而逐年降低，他们害怕被社会遗忘，怀念曾经的地位和成就，所以对荣誉的需求要高一些。正是这些渴望被关注的心理导致了他们在面对骗局时，放松了警惕。
采访中，记者发现孙树攀案的117名被害人在收到邀请函时，绝大多数人的反应都是：自己还是具备得到如此荣誉的实力的。很少有人会觉得自己被授予这样的荣誉会名不符实，也很少有人会质疑此项评奖的真实有效性。而对于邀请函中提到的会务费，他们普遍认为：能够获得中央级的荣誉，自付差旅费、会务费无伤大雅。
7月13日，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对孙树攀、张允腾诈骗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孙树攀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元；张允腾则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