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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党政机关处理群众来信、接待上访群众的平凡工作岗位上，曾经出现过一位全国“三八红旗手”和全国先进工作者，她就是骆文惠同志。
骆文惠是四川省云阳县（今属重庆市）人，1925年3月生。她青年时期就参加进步学生运动，立志“为民申冤请命，除恶除邪”。1950年从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大学前身）毕业，到青年团西南工委“西南青年社”工作。1953年7月调入北京，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进“学习班”，下放中办“五七学校”。1974年被调回北京，分派到中央联合接待室，接待上访群众。她多次被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中央办公厅、中央直属机关评为先进工作者。1979年、1989年两次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89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骆文惠是一位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不平凡奉献的老大姐。她于1988年底退休，1997年7月14日病故。她离世已经15年了，但人们至今仍在怀念她。
兢兢业业工作
从20世纪50年代起，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骆文惠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了14年，她兢兢业业，认真负责，贡献了青春年华。
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承办中共中央的群众来信来访工作。那时，凡写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信，都交秘书室办理。群众写给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的信分别处理：凡写给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的信，统归国务院秘书厅办；写给朱德的信，如信封上收信人写的是朱德、朱总司令，则分给中办秘书室，如写朱德委员长，则分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室办；写给林彪的信，自然给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写给邓小平副总理的信，给国务院系统办，如写给邓小平总书记，则交中办秘书室。
中办秘书室处理群众来信，分由三个科办理，一科管华北、东北、西北地区来信，二科管中南、西南地区来信，三科管华东地区来信。骆文惠是四川人，分在二科，负责处理四川地区来信。四川地广人多，群众来信不少。骆文惠认真拆阅每一封来信，按照办信程序，写出来信内容摘要，根据来信人反映的情况或提出要求解决的问题，分别作出处理：或转至地方党政机关和中央有关部门处理，个别也有直接给来信人作复，解释党和政府政策的。如来信中反映重大情况，经由科、室领导审阅后，进一步送中央领导人批阅。她从早到晚阅读办理人民来信，毫不马虎，毫不倦怠，一年要处理几千件来信。
在中办秘书室办理的信件中，有一部分是毛泽东的亲戚、同学、朋友写给毛的信，秘书室专门称做“（毛泽东）旧谊信”。骆文惠也办理过这种“旧谊信”。为毛泽东办信，更加要认真仔细，要记住来信人与毛泽东的关系，反映什么情况，要求解决什么问题。有时需起草信稿，以中办秘书室的名义给予复信；或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定期给他的亲戚朋友寄钱送钱。如每年两次给为杨开慧带过孩子（毛岸英）的保姆陈玉英送钱，资助其女儿上大学。毛泽东的同学汤璪增去世后，其妻经济窘迫，也定期送过钱帮助她解决生活困难。若是有毛泽东家乡的亲戚从湖南来到北京，要像毛泽东家里人的代表一样，进行接待，具体有什么问题，要帮助联络。事情琐细，但不容一丝大意。
骆文惠办理来信认真细致，从没出什么差错。她也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1963年后，秘书室工作人员调整。骆文惠调至三科（管华东地区来信），她与科长一起负责科里的工作，实际上承担副科长的责任。1965年，秘书室新调进一些年轻同志。她注意发挥工作年限较长、工作经验较多的同志的作用，让一部分“老同志”（其实是中年或青年，但在新来的年轻同志面前，就称“老同志”了）像带徒弟一样，带新来的年轻同志，传授工作方法和工作经验。当时骆文惠马上就要提拔为副科长（科相当子现在的处）了，但1966年夏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中央办公厅的正常工作秩序被打乱了。
忍受“文化大革命”磨难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在中南海里办公。而“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首先在中南海开始。
先是，1965年秋，身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被调离，分配到广东省委当书记处书记。中办主任改由中南海警卫局局长、毛主席的卫士长汪东兴担任。中办思想敏感一点的干部都感觉到，杨尚昆调到广东，不是正常调动。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就在会议快要结束时，22日晚上，中办召集科处级以上干部开会，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同时宣布：田家英篡改毛主席著作，思想右倾，与杨尚昆关系不正常，要停职检查。次日，田家英含冤自尽。田家英时任中办副主任，主管秘书室工作。这一下，中办秘书室的中层干部都因田家英出了问题，被称为“黑帮分子”，被批斗。骆文惠的丈夫沈栋年是科长，管秘书室的人事工作，又担任支部书记，自然在劫难逃。骆文惠也成了“黑帮家属”。骆文惠家原来住在中南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便搬出中南海。
中办秘书室、机要室和中办研究室（俗称“后楼”）这几个在中南海里的单位，合并成立中办秘书局，原来这些单位的多数人被调离中南海，专门办了一个“中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实际上是对各单位被批斗的“黑帮分子”集中进行教育，由“革命同志”监管，不许回家。骆文惠虽然属于“革命同志”范围，但作为“黑帮分子”家属，眼看着丈夫被批斗，自己的处境相当尴尬，只能低头忍受。
“学习班”办了两年半。1969年初，“学习班”的人，包括被批斗者和“革命同志”，全部下放到江西省进贤县中办“五七学校”。骆文惠和丈夫被分开，都下放江西。他们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只能留在北京。作为母亲，骆文惠眼睁睁地离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怎能放心。但她只能忍受这种别离的痛苦，远在千里之外为留在北京的孩子担忧。
到江西后，骆文惠对分配给她的劳动任务，都认真努力完成。虽然过去从未到农村干过农活，但她不怕吃苦，不怕脏，不怕累，自觉磨练自己。她在养猪班养猪好几年，勤喂猪食，勤打扫猪圈。遇到母猪下崽，日夜守护在猪栏照料，担心老母猪臃肿肥胖的身躯一翻身，压坏了刚生的那些小猪。骆文惠身体不大好，血压低，贫血，劳动强度大，过分劳累，头就发晕。但她咬着牙，硬是坚持在“五七学校”劳动了五六年。 为上访者申冤解难
1974年调回北京后，骆文惠到中央联合接待室工作。“文化大革命”前办理群众来信，她是从文字材料中了解到民众的疾苦。现在，她直接面对从外省区不远百里千里到京城来反映情况、申诉冤情、要求解决各种困难和问题的上访民众。骆文惠对来访者受到的冤屈和困苦抱着同情的态度，通过自己的工作，积极帮助推动地方对他们落实政策，解决困难。
山东牟平县杨培思，其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其兄被迫自杀。杨上访申冤多年。骆文惠亲自到牟平，与当地政府商谈，冤案终于彻底解决。老骆还到杨家回访。杨培思全家感动，多次来信表示感谢。浙江金华市傅秋竹、安徽蚌埠市周成益等人的上访问题，也是经过老骆的努力，争取到地方上的配合，才落实政策解决的。山东招远县赵玉英上访，反映当地干部对她打击迫害。与该县有关部门联系，都答复说赵上访无理。老骆从赵的申诉中感到赵上访有理，许多实际问题应该解决。经请县里来人商谈，最后“赵玉英案”得到较好的处理。安徽省有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太，要求追认丈夫（国民党政府军队少将，抗日战争中牺牲）为烈士，来京上访lO多年。因为追认烈士问题不易解决，骆文惠感到这位老人生活确实困难，于是与地方多次联系，商定每月由当地统战部门补助她20元生活费，以表示对抗日阵亡将领遗属的照顾。
平常人人都会说“为人民服务”。但是，“人民”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出现在接待人员面前的上访者，就是具体的人民！同样做来访群众的接待工作，可以有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和作风：或是真诚对待来访者，真心实意帮助解除他们的痛苦，申雪他们的冤情；或是摆架子，打官腔，应付差事。骆文惠工作中体现出的是第一种态度和作风。她对于有怨气发牢骚大吵大闹的上访者，也不介意，接待时总是认真倾听他们的申诉。她对上访者十分有耐心，不管上访者态度如何，从不发火。她不是那种对方才讲几句，就听不耐烦的人，她允许人家把话讲完，认真倾听。有个最典型的例子：山东省荣城县一位杜姓上访者申诉自己的问题，写成几万字的稿子，要求听他念完。骆文惠未打断他一句话，花了三天时间听他念完。骆文惠对上访者的耐心来自她的爱心。对于上访者不合理的要求，她耐心说服，使对方感到合情合理，口服心服。
真诚热情对待上访群众，必然得到上访群众的好评。福建省惠安县有一位在大陆定居的台湾籍人士骆法德，因反映当地在某些政策上存在一些问题，始终未获处理，只好来京上访寻求解决途径。骆文惠积极与当地联系，推动问题的解决。骆法德对她非常感谢。他于1990年写信给骆文惠，报告他近年发生的两项重要情况：一是他回到了分别40多年的台湾两个多月，在父母墓前痛哭了一场，又与现在尚在台的亲人团聚；一是他作为泉州市的代表出席了在杭州举行的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的台胞代表会议。他在信中说：“我能有今天的这份光荣，是同您的关心、支持和教导分不开的。在我数次往京上访所接触的接待室负责人中，您是我最尊敬的首长，又是最让我感受到党的温暖的知心大姐。”此时骆文惠已经退休，但骆法德表示：“并不因为您退休了，没权力了，而失掉对您的尊敬和思念。我如果有机会上京，我是一定再次拜访您的。您将是我终生难忘的人之一。”骆文惠的接待工作赢得了上访群众的心。
骆文惠就是这样对待上访群众的。从1974年至1986年10多年中，她接待上访者不下2万人次，亲手办理的案件有上千件。骆文惠为上访群众申冤解难，也算是实现了她年轻时“为民申冤请命，除恶除邪”的夙愿。
用爱心接待上访群众
骆文惠为什么能够这样对待来访群众？关键就在于她有一颗善良的心！她对蒙冤受苦的来访者有同情心，这是一种仁爱之心。她生前说过：“干信访工作仅有完成任务的思想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颗爱人民的心，真心真意地为人民办事。”骆文惠不仅为上访群众申冤解难，而且对他们关爱有加，从物质生活到心灵思想都付出爱心，用爱的雨露滋润他（她）们的心田。
上访者多为底层弱势群体，千里迢迢来京，许多人连筹措旅费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到了北京，往往食宿都有困难。骆文惠关心帮助他们解决。有时正吃饭也放下碗筷，冒雨为上访者办理食宿。老骆对穷苦人深为同情。她多次解囊，给他们钱，给他们粮票，让他们买饭吃。对千里奔波来京的上访者，她怜老恤幼，嘘寒问暖。天冷了，她从家里拿来衣物，送给那些贫苦的老弱病残上访者。有位上访者生病，她送水送饭，还从家里拿来白糖和鸡蛋给病人吃，精心护理。有位女上访者因病行动不便，经领导批准，老骆把她安顿在机关一间空屋里，为她打水，喂饭喂药，洗衣端尿。老骆一连四五天服侍她，直到这位上访者康复。老骆简直就像病人家里的亲人。
骆文惠对遭受人生挫折的上访者，善于做思想工作，耐心治疗他（她）们的心灵创伤，使他（她）们改变人生态度。浙江一位女青年，因婚姻家庭问题，心理受到刺激，想去当尼姑，或寻短见，了此一生。经老骆多次谈话开导，最后她改变了态度，返回原籍。广西一位女青年，到北京后准备自杀。老骆苦口婆心，耐心说服疏导，使她重新振作起来。后来这位上访者写信感谢老骆给了她生活勇气，称老骆是她的救命恩人，信中说：“是你们给了我起死回生的新生命，使我看到了人间的真善美，看到了前途光明和希望，懂得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骆文惠对上访者的爱心，赢得了上访者对她的感激之心。许多上访者写信、送匾，感谢老骆的热忱和真诚救助。一位安徽的上访者在信中写道：“敬爱的骆大姐：您用温暖的手，拂去我眼中的灰尘，治愈我心中的创伤，为把我救出这人生道路上的泽潭，你日夜操劳，我万分感谢你。”有的上访者为了表示感谢之情，真心诚意地给她送来家乡的土特产品，但都被她婉言谢绝。她说过，为上访者所做的事情属于本职工作，不能接受礼物。她这种工作勤勉、两袖清风的作风，也为公务人员廉洁奉公作出了绝好的榜样。
辛勤无私奉献一生
骆文惠不管是对上访群众，还是对待身边的同事，都真诚关怀，热心帮助。她为人民无私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986年中央办公厅信访局与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合并，成立“中办国办信访局”（现称国家信访局）。其时骆文惠年岁较大，组织上不让她再做繁忙的接待上访工作，安排她做机关内部后勤工作。但她仍然严格要求自己，认真为机关同志服务。有的同志外出，不能按时回来到幼儿园接孩子，她就主动去把孩子接出来，一直等到外出同志回来，有时还把孩子带回自己的家。有的同志被褥脏了、破了，她主动给洗净缝补。机关食堂卖副食品，老骆代大家操劳，出差的，生病的，她一一代买。为了让同事们集中精力做好接待工作，她代大家领工资，报账，买饭票。她还帮助年轻的接待员分析案情，提出处理意见，有时还帮助做上访者的思想工作。
骆文惠对人的爱心是一贯的。她对亲友慷慨资助，曾长期给重庆一个贫苦的姑母寄钱，补助其生活，直到她去世。老骆资助在外读书的堂妹骆文仪、内侄女骆光华生活费，使她们顺利完成学业，成为科技人才。
在家里，骆文惠也是位贤妻良母。她对丈夫关爱，忧乐与共。退休后有一段时间，丈夫老沈生病住院，她要到离家较远的医院陪护，早晨下午还要送接孙子到学校，来回奔波。老沈对老骆辛苦劳瘁也感念至深。有一年，老骆过生日，老沈刻了一枚印章送给爱妻，刻的是“孺子牛”三字。这三个字概括了骆文惠为人民、为家人辛苦劳瘁的一生。
由于老骆夫妇都严格要求自己，艰苦朴素，严谨正派，他们的身教潜移默化，也影响了两个儿子长大成人，虽成长在混乱年代，但都走正路，关心国家大事，奋发向上，直爽正派。骆文惠爱护子媳孙辈更是慈祥。她对儿媳就像对亲生女儿一般。据她的二儿媳说：她的同事们常谈论起自己的婆婆如何如何，很奇怪她怎么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婆婆怎样。因为她婆婆就像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家里特别和美融洽，心里对婆婆根本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
连她的孙女沈钰也深深怀念奶奶，感受到奶奶美好的品德，奶奶永远活在自己心里。她在学校写了一篇作文，题目就是《奶奶，我想对您说》。她在这篇作文里回忆起奶奶在家里缝补床席的景象，她奇怪，床席坏了，再去买新的嘛，怎么还要缝补呢？奶奶告诉她要艰苦朴素的道理。沈钰在作文里告诉奶奶，她去世后，奶奶接待过的一位福建上访者感念奶奶对她的帮助，还到北京来看望她。她大概已懂得，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远忘不了他。老师给沈钰的这篇作文写了“好”字批语，还把它张贴到壁报上，让同学们观看。
骆文惠为人民做奉献的精神，活在人们心里，并将由子子孙孙传承下去！
（责任编辑 刘荣刚）
骆文惠是四川省云阳县（今属重庆市）人，1925年3月生。她青年时期就参加进步学生运动，立志“为民申冤请命，除恶除邪”。1950年从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大学前身）毕业，到青年团西南工委“西南青年社”工作。1953年7月调入北京，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进“学习班”，下放中办“五七学校”。1974年被调回北京，分派到中央联合接待室，接待上访群众。她多次被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中央办公厅、中央直属机关评为先进工作者。1979年、1989年两次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89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骆文惠是一位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不平凡奉献的老大姐。她于1988年底退休，1997年7月14日病故。她离世已经15年了，但人们至今仍在怀念她。
兢兢业业工作
从20世纪50年代起，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骆文惠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了14年，她兢兢业业，认真负责，贡献了青春年华。
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承办中共中央的群众来信来访工作。那时，凡写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信，都交秘书室办理。群众写给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的信分别处理：凡写给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的信，统归国务院秘书厅办；写给朱德的信，如信封上收信人写的是朱德、朱总司令，则分给中办秘书室，如写朱德委员长，则分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室办；写给林彪的信，自然给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写给邓小平副总理的信，给国务院系统办，如写给邓小平总书记，则交中办秘书室。
中办秘书室处理群众来信，分由三个科办理，一科管华北、东北、西北地区来信，二科管中南、西南地区来信，三科管华东地区来信。骆文惠是四川人，分在二科，负责处理四川地区来信。四川地广人多，群众来信不少。骆文惠认真拆阅每一封来信，按照办信程序，写出来信内容摘要，根据来信人反映的情况或提出要求解决的问题，分别作出处理：或转至地方党政机关和中央有关部门处理，个别也有直接给来信人作复，解释党和政府政策的。如来信中反映重大情况，经由科、室领导审阅后，进一步送中央领导人批阅。她从早到晚阅读办理人民来信，毫不马虎，毫不倦怠，一年要处理几千件来信。
在中办秘书室办理的信件中，有一部分是毛泽东的亲戚、同学、朋友写给毛的信，秘书室专门称做“（毛泽东）旧谊信”。骆文惠也办理过这种“旧谊信”。为毛泽东办信，更加要认真仔细，要记住来信人与毛泽东的关系，反映什么情况，要求解决什么问题。有时需起草信稿，以中办秘书室的名义给予复信；或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定期给他的亲戚朋友寄钱送钱。如每年两次给为杨开慧带过孩子（毛岸英）的保姆陈玉英送钱，资助其女儿上大学。毛泽东的同学汤璪增去世后，其妻经济窘迫，也定期送过钱帮助她解决生活困难。若是有毛泽东家乡的亲戚从湖南来到北京，要像毛泽东家里人的代表一样，进行接待，具体有什么问题，要帮助联络。事情琐细，但不容一丝大意。
骆文惠办理来信认真细致，从没出什么差错。她也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1963年后，秘书室工作人员调整。骆文惠调至三科（管华东地区来信），她与科长一起负责科里的工作，实际上承担副科长的责任。1965年，秘书室新调进一些年轻同志。她注意发挥工作年限较长、工作经验较多的同志的作用，让一部分“老同志”（其实是中年或青年，但在新来的年轻同志面前，就称“老同志”了）像带徒弟一样，带新来的年轻同志，传授工作方法和工作经验。当时骆文惠马上就要提拔为副科长（科相当子现在的处）了，但1966年夏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中央办公厅的正常工作秩序被打乱了。
忍受“文化大革命”磨难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在中南海里办公。而“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首先在中南海开始。
先是，1965年秋，身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被调离，分配到广东省委当书记处书记。中办主任改由中南海警卫局局长、毛主席的卫士长汪东兴担任。中办思想敏感一点的干部都感觉到，杨尚昆调到广东，不是正常调动。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就在会议快要结束时，22日晚上，中办召集科处级以上干部开会，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同时宣布：田家英篡改毛主席著作，思想右倾，与杨尚昆关系不正常，要停职检查。次日，田家英含冤自尽。田家英时任中办副主任，主管秘书室工作。这一下，中办秘书室的中层干部都因田家英出了问题，被称为“黑帮分子”，被批斗。骆文惠的丈夫沈栋年是科长，管秘书室的人事工作，又担任支部书记，自然在劫难逃。骆文惠也成了“黑帮家属”。骆文惠家原来住在中南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便搬出中南海。
中办秘书室、机要室和中办研究室（俗称“后楼”）这几个在中南海里的单位，合并成立中办秘书局，原来这些单位的多数人被调离中南海，专门办了一个“中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实际上是对各单位被批斗的“黑帮分子”集中进行教育，由“革命同志”监管，不许回家。骆文惠虽然属于“革命同志”范围，但作为“黑帮分子”家属，眼看着丈夫被批斗，自己的处境相当尴尬，只能低头忍受。
“学习班”办了两年半。1969年初，“学习班”的人，包括被批斗者和“革命同志”，全部下放到江西省进贤县中办“五七学校”。骆文惠和丈夫被分开，都下放江西。他们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只能留在北京。作为母亲，骆文惠眼睁睁地离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怎能放心。但她只能忍受这种别离的痛苦，远在千里之外为留在北京的孩子担忧。
到江西后，骆文惠对分配给她的劳动任务，都认真努力完成。虽然过去从未到农村干过农活，但她不怕吃苦，不怕脏，不怕累，自觉磨练自己。她在养猪班养猪好几年，勤喂猪食，勤打扫猪圈。遇到母猪下崽，日夜守护在猪栏照料，担心老母猪臃肿肥胖的身躯一翻身，压坏了刚生的那些小猪。骆文惠身体不大好，血压低，贫血，劳动强度大，过分劳累，头就发晕。但她咬着牙，硬是坚持在“五七学校”劳动了五六年。 为上访者申冤解难
1974年调回北京后，骆文惠到中央联合接待室工作。“文化大革命”前办理群众来信，她是从文字材料中了解到民众的疾苦。现在，她直接面对从外省区不远百里千里到京城来反映情况、申诉冤情、要求解决各种困难和问题的上访民众。骆文惠对来访者受到的冤屈和困苦抱着同情的态度，通过自己的工作，积极帮助推动地方对他们落实政策，解决困难。
山东牟平县杨培思，其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其兄被迫自杀。杨上访申冤多年。骆文惠亲自到牟平，与当地政府商谈，冤案终于彻底解决。老骆还到杨家回访。杨培思全家感动，多次来信表示感谢。浙江金华市傅秋竹、安徽蚌埠市周成益等人的上访问题，也是经过老骆的努力，争取到地方上的配合，才落实政策解决的。山东招远县赵玉英上访，反映当地干部对她打击迫害。与该县有关部门联系，都答复说赵上访无理。老骆从赵的申诉中感到赵上访有理，许多实际问题应该解决。经请县里来人商谈，最后“赵玉英案”得到较好的处理。安徽省有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太，要求追认丈夫（国民党政府军队少将，抗日战争中牺牲）为烈士，来京上访lO多年。因为追认烈士问题不易解决，骆文惠感到这位老人生活确实困难，于是与地方多次联系，商定每月由当地统战部门补助她20元生活费，以表示对抗日阵亡将领遗属的照顾。
平常人人都会说“为人民服务”。但是，“人民”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出现在接待人员面前的上访者，就是具体的人民！同样做来访群众的接待工作，可以有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和作风：或是真诚对待来访者，真心实意帮助解除他们的痛苦，申雪他们的冤情；或是摆架子，打官腔，应付差事。骆文惠工作中体现出的是第一种态度和作风。她对于有怨气发牢骚大吵大闹的上访者，也不介意，接待时总是认真倾听他们的申诉。她对上访者十分有耐心，不管上访者态度如何，从不发火。她不是那种对方才讲几句，就听不耐烦的人，她允许人家把话讲完，认真倾听。有个最典型的例子：山东省荣城县一位杜姓上访者申诉自己的问题，写成几万字的稿子，要求听他念完。骆文惠未打断他一句话，花了三天时间听他念完。骆文惠对上访者的耐心来自她的爱心。对于上访者不合理的要求，她耐心说服，使对方感到合情合理，口服心服。
真诚热情对待上访群众，必然得到上访群众的好评。福建省惠安县有一位在大陆定居的台湾籍人士骆法德，因反映当地在某些政策上存在一些问题，始终未获处理，只好来京上访寻求解决途径。骆文惠积极与当地联系，推动问题的解决。骆法德对她非常感谢。他于1990年写信给骆文惠，报告他近年发生的两项重要情况：一是他回到了分别40多年的台湾两个多月，在父母墓前痛哭了一场，又与现在尚在台的亲人团聚；一是他作为泉州市的代表出席了在杭州举行的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的台胞代表会议。他在信中说：“我能有今天的这份光荣，是同您的关心、支持和教导分不开的。在我数次往京上访所接触的接待室负责人中，您是我最尊敬的首长，又是最让我感受到党的温暖的知心大姐。”此时骆文惠已经退休，但骆法德表示：“并不因为您退休了，没权力了，而失掉对您的尊敬和思念。我如果有机会上京，我是一定再次拜访您的。您将是我终生难忘的人之一。”骆文惠的接待工作赢得了上访群众的心。
骆文惠就是这样对待上访群众的。从1974年至1986年10多年中，她接待上访者不下2万人次，亲手办理的案件有上千件。骆文惠为上访群众申冤解难，也算是实现了她年轻时“为民申冤请命，除恶除邪”的夙愿。
用爱心接待上访群众
骆文惠为什么能够这样对待来访群众？关键就在于她有一颗善良的心！她对蒙冤受苦的来访者有同情心，这是一种仁爱之心。她生前说过：“干信访工作仅有完成任务的思想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颗爱人民的心，真心真意地为人民办事。”骆文惠不仅为上访群众申冤解难，而且对他们关爱有加，从物质生活到心灵思想都付出爱心，用爱的雨露滋润他（她）们的心田。
上访者多为底层弱势群体，千里迢迢来京，许多人连筹措旅费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到了北京，往往食宿都有困难。骆文惠关心帮助他们解决。有时正吃饭也放下碗筷，冒雨为上访者办理食宿。老骆对穷苦人深为同情。她多次解囊，给他们钱，给他们粮票，让他们买饭吃。对千里奔波来京的上访者，她怜老恤幼，嘘寒问暖。天冷了，她从家里拿来衣物，送给那些贫苦的老弱病残上访者。有位上访者生病，她送水送饭，还从家里拿来白糖和鸡蛋给病人吃，精心护理。有位女上访者因病行动不便，经领导批准，老骆把她安顿在机关一间空屋里，为她打水，喂饭喂药，洗衣端尿。老骆一连四五天服侍她，直到这位上访者康复。老骆简直就像病人家里的亲人。
骆文惠对遭受人生挫折的上访者，善于做思想工作，耐心治疗他（她）们的心灵创伤，使他（她）们改变人生态度。浙江一位女青年，因婚姻家庭问题，心理受到刺激，想去当尼姑，或寻短见，了此一生。经老骆多次谈话开导，最后她改变了态度，返回原籍。广西一位女青年，到北京后准备自杀。老骆苦口婆心，耐心说服疏导，使她重新振作起来。后来这位上访者写信感谢老骆给了她生活勇气，称老骆是她的救命恩人，信中说：“是你们给了我起死回生的新生命，使我看到了人间的真善美，看到了前途光明和希望，懂得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骆文惠对上访者的爱心，赢得了上访者对她的感激之心。许多上访者写信、送匾，感谢老骆的热忱和真诚救助。一位安徽的上访者在信中写道：“敬爱的骆大姐：您用温暖的手，拂去我眼中的灰尘，治愈我心中的创伤，为把我救出这人生道路上的泽潭，你日夜操劳，我万分感谢你。”有的上访者为了表示感谢之情，真心诚意地给她送来家乡的土特产品，但都被她婉言谢绝。她说过，为上访者所做的事情属于本职工作，不能接受礼物。她这种工作勤勉、两袖清风的作风，也为公务人员廉洁奉公作出了绝好的榜样。
辛勤无私奉献一生
骆文惠不管是对上访群众，还是对待身边的同事，都真诚关怀，热心帮助。她为人民无私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986年中央办公厅信访局与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合并，成立“中办国办信访局”（现称国家信访局）。其时骆文惠年岁较大，组织上不让她再做繁忙的接待上访工作，安排她做机关内部后勤工作。但她仍然严格要求自己，认真为机关同志服务。有的同志外出，不能按时回来到幼儿园接孩子，她就主动去把孩子接出来，一直等到外出同志回来，有时还把孩子带回自己的家。有的同志被褥脏了、破了，她主动给洗净缝补。机关食堂卖副食品，老骆代大家操劳，出差的，生病的，她一一代买。为了让同事们集中精力做好接待工作，她代大家领工资，报账，买饭票。她还帮助年轻的接待员分析案情，提出处理意见，有时还帮助做上访者的思想工作。
骆文惠对人的爱心是一贯的。她对亲友慷慨资助，曾长期给重庆一个贫苦的姑母寄钱，补助其生活，直到她去世。老骆资助在外读书的堂妹骆文仪、内侄女骆光华生活费，使她们顺利完成学业，成为科技人才。
在家里，骆文惠也是位贤妻良母。她对丈夫关爱，忧乐与共。退休后有一段时间，丈夫老沈生病住院，她要到离家较远的医院陪护，早晨下午还要送接孙子到学校，来回奔波。老沈对老骆辛苦劳瘁也感念至深。有一年，老骆过生日，老沈刻了一枚印章送给爱妻，刻的是“孺子牛”三字。这三个字概括了骆文惠为人民、为家人辛苦劳瘁的一生。
由于老骆夫妇都严格要求自己，艰苦朴素，严谨正派，他们的身教潜移默化，也影响了两个儿子长大成人，虽成长在混乱年代，但都走正路，关心国家大事，奋发向上，直爽正派。骆文惠爱护子媳孙辈更是慈祥。她对儿媳就像对亲生女儿一般。据她的二儿媳说：她的同事们常谈论起自己的婆婆如何如何，很奇怪她怎么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婆婆怎样。因为她婆婆就像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家里特别和美融洽，心里对婆婆根本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
连她的孙女沈钰也深深怀念奶奶，感受到奶奶美好的品德，奶奶永远活在自己心里。她在学校写了一篇作文，题目就是《奶奶，我想对您说》。她在这篇作文里回忆起奶奶在家里缝补床席的景象，她奇怪，床席坏了，再去买新的嘛，怎么还要缝补呢？奶奶告诉她要艰苦朴素的道理。沈钰在作文里告诉奶奶，她去世后，奶奶接待过的一位福建上访者感念奶奶对她的帮助，还到北京来看望她。她大概已懂得，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远忘不了他。老师给沈钰的这篇作文写了“好”字批语，还把它张贴到壁报上，让同学们观看。
骆文惠为人民做奉献的精神，活在人们心里，并将由子子孙孙传承下去！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