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2月的一个夜晚，中科院学部委员、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来到位于北京中关村的中科院宿舍区，敲开了中科院学部委员、光学家王大珩家的门。陈芳允和王大珩不会想到，他们当晚的谈话翻开了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

战略眼光：4位科学家联名提出建议

　　登门到访的陈芳允带着几分忧虑，因为他之前参加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会议时，虽然听到大多数专家认为应尽快采取对策，积极主动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但是也听到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经济实力薄弱，在科技发展方面应采取“拿来主义”，先搞一些短期见效的项目。他担心这种论调会对国家科技发展大局产生不利影响，这次造访就是要与王大珩就此交换意见。
　　在发展高科技方面，王大珩和陈芳允都认为，时不我待，中国必须积极跟踪国际先进水平，发展自己的高技术。他们的判断既源于中国研制“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又源于对当时世界科技发展趋势的准确认知和对当时国际竞争格局的深刻把握。
　　20世纪80年代初，以高技术发展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经济、社会、政治、军事和文化等领域的深刻变化。为了适应和迎接科技革命的挑战，世界很多国家都在寻找对策和出路，科学技术，尤其是高技术的发展成为首选。
　　當夜的长谈让两位科学家取得了更多共识，他们一致认为，面对世界科技的蓬勃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严峻挑战，中国必须尽快提出自己的高科技发展计划，并决心就此直接提出相关建议。约一个月后，由王大珩执笔、陈芳允参与修改的《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完成。他们将该建议送核物理学家王淦昌、航天技术及自动控制专家杨嘉墀过目并赢得二人高度认同、支持。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4位中科院学部委员联名提出了这一建议。

科技强国：“863”计划迅速出台

　　1986年3月5日，邓小平就4位科学家的建议作出批示，指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并指示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邓小平还在批示中要求，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国务院旋即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召开讨论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相关部门组织了200多位专家，进行全面、严格的论证，最终形成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纲要》旨在通过集中部分精干科技力量，在几个重要高技术领域瞄准世界前沿，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带动相关领域科学技术进步，造就一批新一代高水平技术人才，为未来形成高技术产业准备条件，为20世纪末特别是21世纪初中国经济和社会向更高水平发展和国防安全创造条件。为此，有关方面根据国际发展趋势和国内现状，选择了大力推进的若干重点领域并从中确定了一系列研究主题方向。
　　1986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纲要》。1987年，《纲要》正式实施。一幅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的宏伟蓝图展现在人们面前，它召唤激励、组织动员科技战线努力奋斗，开创中国高科技发展的新局面。由于王大珩等4位科学家提出建议的时间和邓小平作出批示的时间都在1986年3月，这个计划又被称作“863”计划。

30年奋斗：高科技发展硕果累累

　　曙光超级计算机、数字化家庭样板间、星载合成孔径雷达天线模型、焊接机器人、消防机器人……这些是2001年“863”计划15周年成就展推出的展品。数天内，展览吸引了约20万人次前来参观，琳琅满目的高科技成果给人们以极大震撼和鼓舞。今天，当我们翻阅当年报道该展览的资料时，依然能分明地感受到这一点，依然能够体会到刚跨入新世纪的国人对国家高科技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欣喜与自豪，对高科技变革未来生活的憧憬与渴望。
　　“863”计划始终瞄准世界高技术发展前沿，在事关国家长远发展的重要高技术领域，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把具有战略性、前沿性、前瞻性的高技术方向作为突破口，集中优势力量，持续攻关，实现了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特别是在高性能计算机、第三代移动通信、高速信息网络、深海机器人与工业机器人、天地观测系统、海洋观测与探测、新一代核反应堆、超级杂交水稻等方面，大大提升了我国高技术的创新能力。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一批“大国重器”由此诞生：从“神威·太湖之光”超算到高铁列车，从大型盾构机“先行号”到高温气冷核反应堆，从4500米级深海无人遥控潜水器作业系统“海马号”到7000米级载人潜水器“蛟龙号”……“863”计划带动我国高技术研究领域实现由点到面、由跟踪到创新发展的跨越。
　　2016年，按照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的统一部署，“863”计划被纳入新设立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它已成为中国科技自强自立的一段重要历程，30年间取得的科技成就，形成的“公正、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863”精神，始终是推动中国科技强国建设的磅礴动力。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