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冷战，人们很容易首先想到那些外交事件、战争危机以及冷战中的“热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外交迎研究通常都是在“国际”层面上看待冷战，视之为敌对双方在战略和政策上的斗法争胜，主要内容是领导人和宵员对对方的政策行为做出反应的、往还互动的决策活动。但是，冷战的政策和战略本身不只是面向外部事态，还有其面向“国内”的方面和层面。冷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参与国的国内制度和结构，同时其进程和后果也受到国内制度和结构的影响。冷战不只是一种国际性事态，它还有其作为国内进程的内容。或者说，冷战不应只为“外交史”或者“国际关系史”所独占，它还是参与国本国历史不可分割的内容。这是政治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龙·弗雷德伯格的冷战史大书《在堡垒国家的阴影下：美国的反国家主义及其冷战大战略》首先可以提醒我们注意的。
　　
　　“堡垒国家”的阴影
　　
　　弗雷德伯格提出并摆开架势要全面回答的，是外交史学家通常不注意也不擅长的大问题：美国在冷战中创建了一种什么样的国内体制和机制来推行冷战，它们与美国对外大战略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进而对冷战的结局产生了什么影响。在这些问题的背后，自然有查尔斯·蒂利等历史社会学家所关注的“国家建设”问题，特别是军事因素对国家体制的影响，即所谓“战争塑造国家”(这里说“冷战塑造国家”更准确)的问题。但更主要地，弗雷德伯格是要在冷战已然尘埃落定之后，以一种郑重而系统的方式回应几十年前的“堡垒国家”问题——这不仅是一种学术论说，也是当年美国朝野上下政治争议的标识词汇和关键议题。
　　“堡垒国家”是二战前美国政治学家拉斯维尔提出的一个预言(参见《世界知识》第5期笔者的文章)。在冷战初年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的国际情势下，美国人是不是必须在“堡垒国家”之下生存，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真实而迫近的问题。政客、学者和民意领袖(特别是其中的保守派)都在议论“堡垒国家”，杜鲁门总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也都曾借用这一语汇发挥自己的主张。可以说，美国人不仅生活在对核战争的恐怖想象之中，而且他们的思虑和行动还实实在在地笼罩在“堡垒国家的阴影”之下。美国人能够、或者说怎样才能既不变成一个“堡垒国家”，又战胜它的冷战对手?这是弗雷德伯格的讲述和解说的起始点，书名也由此命之。
　　
　　“战略综合体”与“权力创制”
　　
　　弗雷德伯格借用米尔沃德(Alan Miward)早先提出的“战略综合体”概念来说明他的基本认识立场。所谓“战略综合体”是指：“大战略”作为一个综合体系，其对内的方面和对外的方面、军事的方面和非军事的方面是要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这意味着，不仅军事战略的需要驱动经济政策，同时经济政策也会影响和限制军事战略，也就是说军事战略必须尽可能不损害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必须尽可能地以不破坏国内经济和社会群体的经济利益为条件。在这里弗氏想要说明的是，美国冷战的“大战略”不仅包括对外的方面，而且也包括国家对国内资源实施动员、调配和利用的方式和机制；而影响和决定冷战的历史性状和胜败结局的，不仅是——甚至首先不是——一军事战略及相应的外交政策，而且在于内部结构、国家特性和意识形态。
　　战争准备和扩张性的军事战略，要求扩张国家权力的范围和强度——弗氏把这称为“权力创制”。“权力创制”的机制包括那些旨在提高税收和扩大征兵以获得财力和兵员，以及国家直接控制社会资源以满足军备需要的政策和制度(如建立国营军工企业)。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的“权力创制”的确前所未有地扩大。但是，弗氏强调指出，与其对手苏联恰成对照的是，美国的“权力创制”并不仅仅是政府和军方高层自主选择的过程，而是一个各个政治和意识形态派别以及各个社会利益集团相互斗争、妥协的过程。在具有“反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和竞争性民主制度的美国，内部的政治、经济条件会对战争动员的努力构成重大障碍，来自社会的制衡力量会对政府“权力创制”的冲动构成持续的抑制。这样，一个受到掣肘的、相对“虚弱”的国家只能在这些限制性因素之下制定有限的、温和的“权力创制”机制，也只能选择与这种权力创制机制相匹配的、其扩张性被大打折扣的军事战略。
　　
　　战略选择与冷战制胜之道
　　
　　弗氏队为，经过十多年的国内政治争议，美国逐渐排除了其他战略选择，列1960年代初达了一种把军事上的“灵活反应”战略与温和的、有限的“权力创制”相结合的“战略综合体”，其基本要素大体上稳定地延续到冷战终结。在“灵活反应”战略下，核军备和常规军备均保持在有限的水平，但也发挥了美国技术先进的优势，保持了基本的战略威慑能力。与通常的看法不同，弗氏认为，“灵活反应”并非惟一可供美国选择的战略。朝鲜战争爆发后几年间，美国就曾一度倾向于采取“完全战争”战略，将核军备和常规军备都维持在最高水平，而按说这才符合军事战略上“做最坏打算”的律令——苏联采取的实际上就是这种战略。但是，美国的制度、社会利益集团格局和意识形态决定了国家不能把过于沉重的经济负担强加于社会，必须在安全需要和社会经济成本之间做出平衡折中。于是“灵活反应”作为一种妥协而出现并延续下来。
　　弗氏认为，美国冷战国家的权力创制机制是以“合同体系”为中心特征的。他指出，在反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势力的牵制下，在预算平衡的财政理念的作用之下，历任总统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对国防开支施加了有效的限制，使美国军费开支在国防预算中的份额远远低于苏联的水平，从而避免了“只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局面，确保了总体经济的健康运行。美国也很快放弃了战后一度试图建立的“普遍军训制度”，而实行榨取人力资源总量较少、对公民生活干涉程度较低的“选择性兵役制”。同时，美国放弃了建立国营军工体系的思路和做法(二战前美国是有国营军工企业的)，抵制了建立全面的产业动员体制和对经济实施集中化的指导规划的诱惑，以国家和私人企业的合同体制作为军备建设和开发军事技术的基本途径，从而巩固和壮大了自由企业制度，保障了私人领域和公民社会的空间。
　　与美国的民主体制相反，苏联的“全能国家”享有相对于国内社会领域的高度自主性，这使得它可以单从军事上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出发来考虑和设计其军事战略，而对其军事战略的惟一有效制约是经济和技术能力。在巨大的外部压力和膨胀的战略目标的双重作用下，苏联的军事战略对国内社会经济资源构成过度榨取，并严重扭曲了产业和经济结构。弗氏强调这里有一个历史悖论：苏联国家的强势从历史看正是其致命弱点，而美国国家的“虚弱”则反映了其总体上何以强大的原因。冷战的结局之所以是它拖垮了苏联，成全了美 国，在弗氏看来，其总体历史机理就在于这个悖论。
　　
　　“冷战必胜论”与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
　　
　　冷战的终结，与冷战的起源一样，必将成为学术讨论和政治争议经久不息的话题。弗雷德伯格在冷战结束不久就发表文章亮出其论点，后又扩成此书出版，不失为这一讨论中引发人们注意和兴趣的一部著作。作者吸收综合了大量既有研究，其看法中有许多是需要予以重视的。其申论鲜明凌厉，富有层次感和逻辑性，行文也酣畅明快，颇能引人读兴。但是，许多致力于回答大问题的研究，都容易失之过于简单化，靠选择性地裁剪复杂多面的历史经验而疏通论说，弗氏的大书恐怕也不例外。在笔者看来，书中对肯尼迪和里根时期的战略的定位和解说就很有些可深究辩驳之处。
　　冷战的实际结局，在美国引得“必胜论”大行其道干一时。冷战终结最初的必胜论实在是一种志满意得、情欣气畅的历史决定论，其主旨是要申述西方民主体制的历史合法性，是断言冷战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是被注定的。最有名的必胜论文本自然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而弗氏的书可以算作国际关系领域中以历也经验研究的方式呼应福山的一个重要文本。不管福山和弗雷德伯格的解说中有多少有道理的成分，必胜论有某种抑制批判性思考以及抵牾“必要的审慎”的效应，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弗氏的解释框架下，大概很难对越南战争悲剧的历史机理有一个透彻的认识。
　　学术界的必胜论成为1990年代以来政治和政策思想领域里新保守主义崛起的一个支撑。弗氏在2003到2005年曾担任切尼副总统办公室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和政策计划处长，原是“火神派”的谋士。这个事实当大有可令人况味之处。不知面对切尼一手促成的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僵局困境，弗雷德伯格教授今作何感想，是否会引发他对冷战的看法多少做些修改?他是否又看到一个已经呈现出来了的新的历史悖论：对冷战的必胜论解释引发了后冷战时代的过度扩张性的“战略综合体”?
　　我的一个建议是：对弗氏的这本书，不妨和另外一些反其道而行之的著作相互参照，比如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以及更激烈尖锐的乔姆斯基、查默斯·约翰逊、安德鲁·巴塞维奇的著作。在这些或从现实主义、或从激进民主立场质疑批判美国对外政策的著作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与弗雷德伯格截然不同的冷战观，还可以看到那些他没有说，但又极为重要的冷战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