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习近平的生态治理思想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实的现实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是习近平生态治理的理论基础来源。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和生态建设的实践则为其理论的现实来源。它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在中国的新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极大丰富，是对党的执政理念的拓展。文章在对习近平生态治理思想来源、内容具体分析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其落实的路径。
[关键词]生态环境；生态治理；落实路径
[DOI]10.13939/j.cnki.zgsc.2018.12.015
1 习近平生态治理思想的精神资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分别从文明发展、生产力发展及国家安全的角度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要求，深入解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若干重要理论和实际问题，并形成了完整的生态治理思想体系。
1.1 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生态文明思想的瑰宝，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尝试回到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应对挑战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成为关键。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人们往往不断强调了经济发展的需求，而忽略了经济发展所需的稳定性。这个稳定恰恰是由自然所能承受的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带来的。但是人类的过度使用让大自然变得越来越不具有自动修复的能力。而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与我国可持续发展政策不谋而合，尤其是国际社会，保护以及如何保護大自然也渐渐成为全人类所重视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由此看来今日相较于往昔，中国传统的生态学思想更具有时代价值。“天、地、人三者统一和谐”的思想是其生态思想中极具远见的精神财富，对于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实践意义。而习近平生态治理思想则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吸收和创新不断实现其在当今社会中的现实意义。
1.2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这其实强调了生态环境对人类的重要性以及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期研究过程中表明了生态环境危机的源头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认识到“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物质文化水平提高造成“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恢复，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马克思认为必须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来解决生态环境危机，并提出了共产主义思想。“这种共产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人在通过劳动获取所需的发展资料的过程中应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在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做到开发和保护同时进行，确保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融洽发展。
1.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态治理理念
习近平生态治理思想的来源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态治理理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历经艰苦的战争时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保护生态环境。以工业方面来说，过去的工业由于各种原因较少在内地分布，而是主要在沿海等相关地区。对于这种形势，毛泽东提出要进一步构建相对稳健和平衡的工业发展布局。他对生态问题的艰辛探索和实践为习近平生态治理思想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不仅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也加强了对生态的保护。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通过倡导生态文明建设，使中国实现人与自然、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其内容基本包含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治理理念的各个方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非常重视自然环境的保护，他曾指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并将义务植树造林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长期坚持执行下去。这对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以江泽民与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科学的生态思想。首先，推动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这种观念阐明了当前需求和未来发展之间的关系，既要满足当代人与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又要满足子孙后代及其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对中国经济做了部署，提出“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指出了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牢牢地把握住国内外生态环境形势，不断推进我国生态建设。
总之，习近平生态治理思想的来源非常丰富。不仅如此，习近平生态思想还着眼于整个人类社会，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并且引领着国家、社会的不断发展。
2 习近平生态治理思想的主体
2.1 执政党与政府
由于我国执政党代表最大广大人民的阶级利益，最基本的价值观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如何将生态治理与实现群众利益相结合成为一个巨大的难题。尤其是当今社会的生态治理涉及社会各方面理念、文化、制度的巨大变革，不同利益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各方的冲突矛盾不断。在我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2003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概念，并在党的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2012年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并将“生态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布局的重要方面。而作为执行机构及主体的政府更是在生态治理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政府的整体发展理念也在影响着生态发展的目标能否实现。单就中央政府层面而言，关于生态的相关内容已经成为政府所制定的发展目标之一。在地方政府层面上，也增加了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等指标的权重。 2.2 公民与媒体
公民既是生态治理的受益者，也是生态治理的参与者。从2007年的厦门PX事件和太湖蓝藻事件让生态问题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走入公共视野，在引发公众讨论的同时，也不断推动了公民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人民群众对生态问题的不断提高的关注，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条件，对于整体提升民生福祉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媒体的双向功能性在于一方面媒体要对信息进行报道和传递，传给大众；另一方面媒体要将党和政府的消息传达于民，发挥“喉舌”作用。媒体对生态治理的影响在于媒体反映、报道的生态污染和生态治理乱象能够让党中央和政府了解相关不规范现象的存在，从而制定相关政策。民众作为信息接受者，在知晓媒体报道后会要求执政党采取相关政策和措施去着手处理这些情况。
2.3 企业与市场
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依赖于经济的节约型发展，而市场运行的基本原理是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下的利润驱动。在生态环境治理中，企业的行为是指企业为了获取自身经济利益而做出的对生态环境有害的行为。这在经济发展与污染相伴的现代社会是无法避免的。从生态污染相关事件上来看，中国多个生态问题相关事件的共同点在于企业过于追求利益，无视道德及法律相关规定，避免产生相关的支出，所作所为皆随心所欲，从而引发了相关的生态问题。显而易见的是，与企业追逐利益相反的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与企业行为自主调试性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为了缓解和解决这种日益加剧的矛盾，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对企业污染行为进行更加严格的管理和规范，遏制企业的污染行为。
3 习近平生态治理思想的落实路径
3.1 从主体上落实
3.1.1 加强党和政府生态文明治理政策在地方上的落实
要达到既定目标，政策的制定离不开政策的落实。频发的生态危机事件表明生态文明治理政策尚未得到完全的贯彻与落实。在20世纪80年代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资源配置的存在的层级控制以及来自上级政府的强力约束，地方政府被中央牢牢把控。80年代以后的中国改革的变化则表现为中央向地方的单向放权。这使得地方政府逐步牢牢把握住了经济发展主导权，形成了挂靠于当地自身的独特利益结构。生态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被忽视，更甚至对于中央加强生态环境的建设的政策，地方政府出于经济考虑更是选择无视。因此要转变地方政府只追求经济的理念，帮助地方政府着手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从而减轻压在地方政府上担子的重量。同时中央也应该在相应的情况下适当地收回部分权力，不能地方政府独大，强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督，避免出现因经济发展而牺牲生态环境的情况再次出现。
3.1.2 扩大公民、媒体对生态治理的参与
全民要加强生态环保意识，要认识到保护环境不仅是党和国家的工作，也是一项利己利民、应当全民参与的工作，多方应携手共同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同时民众要切实参与到生态治理中来，做生态治理的主人，对身边存在的不好的不利于生态环境建设的行为要加以制止。同时公民自身也要提高生态环保意识，不做污染环境和浪费资源的事情，从自身做起，真切地参与到生态治理中来。媒体要发挥好党和政府的“喉舌”作用。要及时和全面地宣传党和政府生态治理理念、政策、途径，避免出现报道中的失误。同时媒体也要敢于发挥新闻媒体者的作风，对环境污染和生态不文明现象进行追踪和报道，并将事情反映至党和政府并且不夸大，真真切切地反映给社会及人民，使人们认识到生态破坏给社会、国家带来的巨大危害。
3.1.3 推动企业生态污染追责制的改革
对于企业污染行为来说，一方面，环境破坏违法代价较低。很多对企业生态污染违法行为的处罚相对较轻，导致违法行为屡屡发生，尤其是与地方政府关系联系密切的企业，易存在着侥幸心理。另一方面，各方面对企业环境污染行为的监督较为薄弱。在现实生活中企业的环境污染现象缺乏相应的监督和管理，很多针对企业污染行为的监督管理较为困难，见效较慢，也缺乏相应的监督管理渠道。因此要推动企业生态污染追责制的改革，“谁污染、谁治理”，而不是企业污染，政府接手治理。对于造成巨大生态环境破坏的，不仅要责令企业停产治理，更应追究其法人的责任。在监督环节，相关部门应互相配合，共同成立企业污染监察小组，从监督上落实对企业污染的追责。
3.2 从制度上落实
3.2.1 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习近平生态治理理论的实现路径离不开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首先，要完善生态文明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②其次，建立和完善追责制度，“对于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导致严重后果的领导干部，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③责任终身追究制的建立改变了官员的“升迁锦标赛”考核因素的结构，有利于官员们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推动环境保护政策的落实。同时也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进全名单生态环保意识，在社會上树立起良好的生态文明保护风气。最后，建立健全生态资源及环境管理制度。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对整个生态文明的建设具有非凡的意义。
3.2.2 加强法制建设
习近平生态治理理论的实现路径离不开法制建设。随着我国对生态的重视程度进一步增加、对生态环境的相关建设进一步加强，我国出台了许多生态相关的法律法规，例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大气污染防治法》等。这些生态保护法律法规的出台，不仅填补了之前生态方面相关法律法规的空缺，也标志着生态法律法规体系的建成。新环保法于2015年施行，相较于之前的环保法，新环保法更为严格和完善，对生态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提及，成为生态治理在前进道路上坚实的法律后盾。但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发展，在新形势下对生态治理法制体系的建设提出了更多更严格的要求。总之，生态治理法制体系的建设与发展进一步推进生态治理途径的贯彻与落实。
3.2.3 加强区域间协调治理
习近平生态治理理论的实现路径离不开区域间协调治理。以长江流域为例，长江流经地区多达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单就湖北省内的长江流域段而言，相关的治理不仅需要与周边省市政府的沟通配合，还需要各个市（乡、镇）政府的沟通配合。而现实则是由于区域生态治理复杂难度之大、跨度之广、配合度要求之高导致区域间的对生态治理的热情不高。再加上我国现行的财政分权模式，地方政府拥有了更多的财政自主权，从而更多地将财政资金用来发展本区域的经济，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则造成了地方政府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忽视，甚至加剧了临近区域之间因产业同构化的竞争。以湖北省洪湖市和监利县为例，当地具有的特殊性红色旅游文化产业均依托于洪湖湿地，两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经济利益竞争。双方政府及相关单位就洪湖湿地文化归属和认同方面争论不休。这种竞争和紧张的关系导致两地对于洪湖湿地污染治理问题很难进行磋商与协作。2014年初，习近平视察北京时，专门指出：“要坚持标本兼治和专项治理并重、常态治理和应急减排协调、本地治污和区域协调相互促进，多策并举，多地联动，全社会共同行动。”持续强调在生态治理中加强区域协调合作，同时建立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
参考文献：
[1]段蕾，康沛竹.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背景、内涵与意义[J].科学社会主义，2016（2）：127-132.
[2]李键.基于系列讲话的习近平生态现代化思想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15.
[3]余思云.习近平生态思想与建设美丽中国研究[D].重庆：重庆工商大学，2016.
[4]李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研究[D].锦州：辽宁工业大学，2016.
[5]黄承梁.以“四个全面”为指引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J].求是，2015（16）：51-53.
[作者简介]李思怡（1992—），女，汉族，湖北襄阳人，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政治学。
[关键词]生态环境；生态治理；落实路径
[DOI]10.13939/j.cnki.zgsc.2018.12.015
1 习近平生态治理思想的精神资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分别从文明发展、生产力发展及国家安全的角度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要求，深入解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若干重要理论和实际问题，并形成了完整的生态治理思想体系。
1.1 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生态文明思想的瑰宝，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尝试回到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应对挑战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成为关键。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人们往往不断强调了经济发展的需求，而忽略了经济发展所需的稳定性。这个稳定恰恰是由自然所能承受的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带来的。但是人类的过度使用让大自然变得越来越不具有自动修复的能力。而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与我国可持续发展政策不谋而合，尤其是国际社会，保护以及如何保護大自然也渐渐成为全人类所重视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由此看来今日相较于往昔，中国传统的生态学思想更具有时代价值。“天、地、人三者统一和谐”的思想是其生态思想中极具远见的精神财富，对于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实践意义。而习近平生态治理思想则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吸收和创新不断实现其在当今社会中的现实意义。
1.2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这其实强调了生态环境对人类的重要性以及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期研究过程中表明了生态环境危机的源头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认识到“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物质文化水平提高造成“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恢复，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马克思认为必须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来解决生态环境危机，并提出了共产主义思想。“这种共产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人在通过劳动获取所需的发展资料的过程中应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在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做到开发和保护同时进行，确保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融洽发展。
1.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态治理理念
习近平生态治理思想的来源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态治理理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历经艰苦的战争时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保护生态环境。以工业方面来说，过去的工业由于各种原因较少在内地分布，而是主要在沿海等相关地区。对于这种形势，毛泽东提出要进一步构建相对稳健和平衡的工业发展布局。他对生态问题的艰辛探索和实践为习近平生态治理思想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不仅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也加强了对生态的保护。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通过倡导生态文明建设，使中国实现人与自然、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其内容基本包含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治理理念的各个方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非常重视自然环境的保护，他曾指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并将义务植树造林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长期坚持执行下去。这对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以江泽民与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科学的生态思想。首先，推动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这种观念阐明了当前需求和未来发展之间的关系，既要满足当代人与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又要满足子孙后代及其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对中国经济做了部署，提出“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指出了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牢牢地把握住国内外生态环境形势，不断推进我国生态建设。
总之，习近平生态治理思想的来源非常丰富。不仅如此，习近平生态思想还着眼于整个人类社会，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并且引领着国家、社会的不断发展。
2 习近平生态治理思想的主体
2.1 执政党与政府
由于我国执政党代表最大广大人民的阶级利益，最基本的价值观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如何将生态治理与实现群众利益相结合成为一个巨大的难题。尤其是当今社会的生态治理涉及社会各方面理念、文化、制度的巨大变革，不同利益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各方的冲突矛盾不断。在我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2003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概念，并在党的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2012年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并将“生态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布局的重要方面。而作为执行机构及主体的政府更是在生态治理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政府的整体发展理念也在影响着生态发展的目标能否实现。单就中央政府层面而言，关于生态的相关内容已经成为政府所制定的发展目标之一。在地方政府层面上，也增加了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等指标的权重。 2.2 公民与媒体
公民既是生态治理的受益者，也是生态治理的参与者。从2007年的厦门PX事件和太湖蓝藻事件让生态问题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走入公共视野，在引发公众讨论的同时，也不断推动了公民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人民群众对生态问题的不断提高的关注，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条件，对于整体提升民生福祉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媒体的双向功能性在于一方面媒体要对信息进行报道和传递，传给大众；另一方面媒体要将党和政府的消息传达于民，发挥“喉舌”作用。媒体对生态治理的影响在于媒体反映、报道的生态污染和生态治理乱象能够让党中央和政府了解相关不规范现象的存在，从而制定相关政策。民众作为信息接受者，在知晓媒体报道后会要求执政党采取相关政策和措施去着手处理这些情况。
2.3 企业与市场
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依赖于经济的节约型发展，而市场运行的基本原理是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下的利润驱动。在生态环境治理中，企业的行为是指企业为了获取自身经济利益而做出的对生态环境有害的行为。这在经济发展与污染相伴的现代社会是无法避免的。从生态污染相关事件上来看，中国多个生态问题相关事件的共同点在于企业过于追求利益，无视道德及法律相关规定，避免产生相关的支出，所作所为皆随心所欲，从而引发了相关的生态问题。显而易见的是，与企业追逐利益相反的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与企业行为自主调试性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为了缓解和解决这种日益加剧的矛盾，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对企业污染行为进行更加严格的管理和规范，遏制企业的污染行为。
3 习近平生态治理思想的落实路径
3.1 从主体上落实
3.1.1 加强党和政府生态文明治理政策在地方上的落实
要达到既定目标，政策的制定离不开政策的落实。频发的生态危机事件表明生态文明治理政策尚未得到完全的贯彻与落实。在20世纪80年代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资源配置的存在的层级控制以及来自上级政府的强力约束，地方政府被中央牢牢把控。80年代以后的中国改革的变化则表现为中央向地方的单向放权。这使得地方政府逐步牢牢把握住了经济发展主导权，形成了挂靠于当地自身的独特利益结构。生态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被忽视，更甚至对于中央加强生态环境的建设的政策，地方政府出于经济考虑更是选择无视。因此要转变地方政府只追求经济的理念，帮助地方政府着手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从而减轻压在地方政府上担子的重量。同时中央也应该在相应的情况下适当地收回部分权力，不能地方政府独大，强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督，避免出现因经济发展而牺牲生态环境的情况再次出现。
3.1.2 扩大公民、媒体对生态治理的参与
全民要加强生态环保意识，要认识到保护环境不仅是党和国家的工作，也是一项利己利民、应当全民参与的工作，多方应携手共同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同时民众要切实参与到生态治理中来，做生态治理的主人，对身边存在的不好的不利于生态环境建设的行为要加以制止。同时公民自身也要提高生态环保意识，不做污染环境和浪费资源的事情，从自身做起，真切地参与到生态治理中来。媒体要发挥好党和政府的“喉舌”作用。要及时和全面地宣传党和政府生态治理理念、政策、途径，避免出现报道中的失误。同时媒体也要敢于发挥新闻媒体者的作风，对环境污染和生态不文明现象进行追踪和报道，并将事情反映至党和政府并且不夸大，真真切切地反映给社会及人民，使人们认识到生态破坏给社会、国家带来的巨大危害。
3.1.3 推动企业生态污染追责制的改革
对于企业污染行为来说，一方面，环境破坏违法代价较低。很多对企业生态污染违法行为的处罚相对较轻，导致违法行为屡屡发生，尤其是与地方政府关系联系密切的企业，易存在着侥幸心理。另一方面，各方面对企业环境污染行为的监督较为薄弱。在现实生活中企业的环境污染现象缺乏相应的监督和管理，很多针对企业污染行为的监督管理较为困难，见效较慢，也缺乏相应的监督管理渠道。因此要推动企业生态污染追责制的改革，“谁污染、谁治理”，而不是企业污染，政府接手治理。对于造成巨大生态环境破坏的，不仅要责令企业停产治理，更应追究其法人的责任。在监督环节，相关部门应互相配合，共同成立企业污染监察小组，从监督上落实对企业污染的追责。
3.2 从制度上落实
3.2.1 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习近平生态治理理论的实现路径离不开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首先，要完善生态文明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②其次，建立和完善追责制度，“对于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导致严重后果的领导干部，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③责任终身追究制的建立改变了官员的“升迁锦标赛”考核因素的结构，有利于官员们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推动环境保护政策的落实。同时也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进全名单生态环保意识，在社會上树立起良好的生态文明保护风气。最后，建立健全生态资源及环境管理制度。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对整个生态文明的建设具有非凡的意义。
3.2.2 加强法制建设
习近平生态治理理论的实现路径离不开法制建设。随着我国对生态的重视程度进一步增加、对生态环境的相关建设进一步加强，我国出台了许多生态相关的法律法规，例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大气污染防治法》等。这些生态保护法律法规的出台，不仅填补了之前生态方面相关法律法规的空缺，也标志着生态法律法规体系的建成。新环保法于2015年施行，相较于之前的环保法，新环保法更为严格和完善，对生态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提及，成为生态治理在前进道路上坚实的法律后盾。但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发展，在新形势下对生态治理法制体系的建设提出了更多更严格的要求。总之，生态治理法制体系的建设与发展进一步推进生态治理途径的贯彻与落实。
3.2.3 加强区域间协调治理
习近平生态治理理论的实现路径离不开区域间协调治理。以长江流域为例，长江流经地区多达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单就湖北省内的长江流域段而言，相关的治理不仅需要与周边省市政府的沟通配合，还需要各个市（乡、镇）政府的沟通配合。而现实则是由于区域生态治理复杂难度之大、跨度之广、配合度要求之高导致区域间的对生态治理的热情不高。再加上我国现行的财政分权模式，地方政府拥有了更多的财政自主权，从而更多地将财政资金用来发展本区域的经济，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则造成了地方政府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忽视，甚至加剧了临近区域之间因产业同构化的竞争。以湖北省洪湖市和监利县为例，当地具有的特殊性红色旅游文化产业均依托于洪湖湿地，两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经济利益竞争。双方政府及相关单位就洪湖湿地文化归属和认同方面争论不休。这种竞争和紧张的关系导致两地对于洪湖湿地污染治理问题很难进行磋商与协作。2014年初，习近平视察北京时，专门指出：“要坚持标本兼治和专项治理并重、常态治理和应急减排协调、本地治污和区域协调相互促进，多策并举，多地联动，全社会共同行动。”持续强调在生态治理中加强区域协调合作，同时建立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
参考文献：
[1]段蕾，康沛竹.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背景、内涵与意义[J].科学社会主义，2016（2）：127-132.
[2]李键.基于系列讲话的习近平生态现代化思想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15.
[3]余思云.习近平生态思想与建设美丽中国研究[D].重庆：重庆工商大学，2016.
[4]李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研究[D].锦州：辽宁工业大学，2016.
[5]黄承梁.以“四个全面”为指引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J].求是，2015（16）：51-53.
[作者简介]李思怡（1992—），女，汉族，湖北襄阳人，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