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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
“往往在更深人定之时，他就可以如嗜毒者那般独自享用私密的乐趣，食龟，静聆龟语，暗自为熟识者卜，以验证这一门神秘的方术。刻画甲骨文，追上古之体验……”——黄锦树《鱼骸》
1899年夏天——传说就是这么开始的——王懿荣（1845—1900），一位清朝官员，购买了一味包含“龙骨”的汤剂药材，用以治疗疟疾。出于好奇，他检视这一传统中药方的神秘原料时，惊讶地发现即将被磨制成药剂的古代骨骸上，竟有刻写的痕迹。这些刻痕看起来像中文，但又不同于任何已知的汉字。医药和文化产生联系的这一幕场景，就发生在八国联军为了镇压义和团起义，以军事行动攻入中国前不久。就这样，中国（重新）发现了最古老的书写档案：镌刻在龟甲及兽骨上的文字，时间可追溯至商代晚期。
甲骨文的发现引发了一场搜集狂潮，众多王懿荣的追随者驱之若鹜，购买上千件的甲骨残片，仿佛在义和团国难当头之际，搜集那些久被遗忘的碎片成为稳定文化的象征。几个世纪以来，古董收藏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想象文化延续性的空间。我们当然无从得知那些甲骨是否确实治愈了王懿荣的病，也不知道他在发现汤药材料的来源后，是否还吞得下去。然而，可以确定的是，这些甲骨最终没能“疗愈”王懿荣的民族耻辱，那是中华民族的病症，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艰难路途中屡屡发作。发现甲骨文后不久，王懿荣自尽而亡。在清军败于外国联军的局势到来之前，他先服毒继而跳井寻死。
这些奇异甲骨引起的知识迷醉，并未因王懿荣之死而中断，这只是中国精神创伤史里，有关文化传承戏剧的第一幕而已。比如，见证王懿荣发现甲骨的刘鹗（1857—1909），尔后收藏了五千片左右甲骨，许多购自王懿荣原藏。1903年，就在刘鹗开始写作著名小说《老残游记》的同年，他刊布了一份所藏甲骨的部分目录。通过墨拓的复制方式，刘鹗的收藏因而得以制成书面记录，包括目录、抄录、注释以及研究。这标志着一个新学科甲骨学或甲骨文研究的开始。
刘鹗的目录引起了各路学者的兴趣，包括罗振玉（1866—1940），为刘书作序者，并继而成为该领域早期最知名的人物之一;王国维（1877—1927），为刘鹗部分藏品的后继拥有者编过相关目录，并撰述许多讨论甲骨文及商代社会的重要著作;还有郭沫若（1892—1978），他的学科兴趣源自在日期间研读罗振玉的书籍。甲骨文因而成为一个中心，辐散出工艺品、拓片和书写档案。在一个动荡骚乱的年代里，这些骨骼碎片和其上的神秘文字像是一种社会与精神黏着剂，使中国知识分子跨越地域疆界，彼此连结成一种想象的共同体。
1928年，考古学家开始在河南省安阳小屯进行甲骨的科学挖掘，此处被视为商朝殷都的遗址。而在此之前，甲骨文已被复制成文本形式，重新拼合中国文化的档案。甲骨文迅速成为民族自豪物：从当地人为牟利贩卖，到私人收藏，最终成为国家宝藏。甲骨跨越了过去个人收藏的模式，催生了一门具有国家意义学科的现代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不仅证明完整成熟的汉字书写系统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已存在，更提供了商代確实存在的证据，确保了司马迁（公元前135？—前86年）《史记》所载历史要素之可靠——直到这些甲骨出现前，商代文明一直缺乏可靠信史。在中国的完整性及传统面临危机时，甲骨一度撑起了中国文化的自信心。
二十世纪初，摆弄发黄的骨片、转写神秘的字符，或是埋首苦读拓片目录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或许传达出一种沉湎古代而不知今夕何夕的画面。当时在废除或至少改良中文语言和书写的激烈论争语境中，与几千年前的中国文字打交道，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时代的错置。提倡以世界语取代汉语书写文字的胡愈之（1896—1986），在1937年《有毒文谈》一文中，抨击那些汉字捍卫者，称他们是“迷恋骸骨的遗老遗少们”。事实上，王国维和罗振玉就是这样的骸骨拜物信徒，在1911年清朝灭亡后，持续保持其忠心，即便流亡日本多年返回中国，初心依然不变。然而，甲骨文研究并非意味逃避对现状的批评和失望，躲到中国往昔遥远和永恒的光荣里去。
王国维广为人知的事迹是他对阿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哲学及《红楼梦》的兴趣，而不是其殷商历代先王谱系的互见研究。郭沫若更为人知的是，他的诗歌得自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的启发，而非有关甲骨文词汇通纂的多卷著作。这两位都是现代思想家，对他们而言，甲骨文不是过去的话题，而是代表了当下与未来。另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梁启超（1873—1929），在1926年题为《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的讲话里，甚至提到了敏感词语“革命”，以此强调甲骨文发现的重大历史意义。对于梁启超以及其许多同辈而言，这些出自辽远古代的档案文书，被遗忘了几千年，却标志着当下的现代性。相对于另一种压制当下的过往传统，更具优越性：“这种东西，孔子所不曾见的，我们居然看见了;孔子所不知，我们知之;孔子说错了，我们校正。”
作为新发现的知识以及引起民族自豪感的理由，甲骨文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甲骨文研究提供了一个审视过去的不同观点，从而对当下有了不同的认识，通过回望中国，实际上却是朝向未来。1899年，虽算不上是一个重要年份，但却是一个奇妙的时间转折点。1902年在梁启超未完成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时间性遭到颠覆，梁以前瞻乐观派精神，构想中国的光辉未来。梁启超向未来提供了省视过去的新视角，相比之下，作为文本以及象征性遗留物，甲骨文组成了一个连接过去的新方式并跨向未来。
三千年前的甲骨在二十世纪初出土，这其中所呈现的时间转折及偶然，呼应商代人使用甲骨的意图：作为占卜工具，甲骨提供了超越时间局限的可能。他们在动物肩胛骨或胸甲如龟壳表面钻洞，置于热源上炙烤，以致骨片迸裂，劈啪有声。裂缝的形象及裂开的“噗”声，就组合了汉字的“卜”。这些“自然”产生的文字——辅以记录语境的刻划字符和甲骨火卜的结果——是来自神明和祖先的旨意，这些从过去召唤而来的声音，使我们得以一窥未来。 无论是否为中国人，甲骨文通常被视为一种文化特殊性的本质，但时间逻辑反映了全球现代性中更为普遍的趋势。即便现代性的开始主要仍是在线性时间的脉络下，许多现代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家仍着迷于古今共时性，将其伪装成原始主义。当代马华作家黄锦树（1967—）的短篇小说《刻背》，半反讽地将欧洲现代主义与中国知识分子对甲骨文的热情等同起来，从而演绎成一个古怪的花絮趣闻。小说述及，二十世纪初，新加坡一家妓院里，有一个性情乖张的中国士人（让我们想起王国维）沉湎于写作一部新的《红楼梦》，他想将这部作品以甲骨文字写在龟壳上，这启发了一个英国访客，他想要创作一部超越《尤利西斯》的小说，并文在苦力劳动者的背上。黄锦树的小说唤醒了新加坡的殖民地空间，两位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都企图通过返回古代的镌铭技艺探索文学上的创新。
黄锦树更早的一部短篇小说《鱼骸》，开篇就引述了一系列甲骨学著名学者的话，以此质问了甲骨文在中国当下的文化象征意义。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在台湾大学教书的马来西亚华人，他在夜间经常上演龟甲占卜的仪式：杀戮、烹饪并吃掉乌龟，然后以龟壳占卜。乍看之下，这种旨在将中国文化边缘个体推向其想象中心的身份认同的表述，似乎成为对“中国性”本质主义的控诉。故事主人公认同的不仅是那龟的余骸——根据考察，甲骨文所用的龟甲可能原本来自南洋，却承载了中国文化的意涵。他杀龟卜巫的仪式也为了纪念自己的大哥，后者在1950年代英属马来亚殖民时期，参加共产党起义而牺牲。
甲骨文在此象征主人公个体和文化上的匮乏，但甲骨也被物化为欲望的对象。当主人公青少年时期，在丛林中偶然看到周圍尽是龟壳的亡兄尸骨时，那一刻，创伤与觉醒的性欲同时产生。在少年的手淫行为中，死亡的龟壳——从兄长死亡现场得来的遗物，还有被隐蔽并遭轻视的“中国性”符号——恢复了生命：“醒来，从衣橱里掏出他收藏的龟壳，无意识地套在他裸身上兀自勃起的阳具上，竟而达致前所未有的亢奋，胀红的龟头吐出白浊的汁液。”
去他的甲骨文！去他的“中国性”！或许故事里摆弄骨头的人，想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的话吧！。然而作为中国现代性的怪异“处方”，作为中国中心论被仪式化或遭亵渎的象征，甲骨是中国文化里阴魂不散的存在……它就是一种危险的补品。
参考文献：
①陈炜湛：《甲骨文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②顾音海：《甲骨文发现与研究》，上海书店2002年版。
③胡愈之：《有毒文谈》，见《胡愈之文集》第三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49—555页。
④[美]戴维·N·凯特利（吉德炜）：《商代史料――中国青铜时代的甲骨文》，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
⑤梁启超：《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见《梁启超全集》第九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919—4925页。
⑥[马来西亚]黄锦树：《归来》，罗鹏译，见短篇小说集《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8年版;《鱼骸》《开往中国的慢船》，罗鹏译，见短篇小说集《死在南方》，山东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作者单位：康奈尔大学）
责任编辑：周珉佳
“往往在更深人定之时，他就可以如嗜毒者那般独自享用私密的乐趣，食龟，静聆龟语，暗自为熟识者卜，以验证这一门神秘的方术。刻画甲骨文，追上古之体验……”——黄锦树《鱼骸》
1899年夏天——传说就是这么开始的——王懿荣（1845—1900），一位清朝官员，购买了一味包含“龙骨”的汤剂药材，用以治疗疟疾。出于好奇，他检视这一传统中药方的神秘原料时，惊讶地发现即将被磨制成药剂的古代骨骸上，竟有刻写的痕迹。这些刻痕看起来像中文，但又不同于任何已知的汉字。医药和文化产生联系的这一幕场景，就发生在八国联军为了镇压义和团起义，以军事行动攻入中国前不久。就这样，中国（重新）发现了最古老的书写档案：镌刻在龟甲及兽骨上的文字，时间可追溯至商代晚期。
甲骨文的发现引发了一场搜集狂潮，众多王懿荣的追随者驱之若鹜，购买上千件的甲骨残片，仿佛在义和团国难当头之际，搜集那些久被遗忘的碎片成为稳定文化的象征。几个世纪以来，古董收藏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想象文化延续性的空间。我们当然无从得知那些甲骨是否确实治愈了王懿荣的病，也不知道他在发现汤药材料的来源后，是否还吞得下去。然而，可以确定的是，这些甲骨最终没能“疗愈”王懿荣的民族耻辱，那是中华民族的病症，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艰难路途中屡屡发作。发现甲骨文后不久，王懿荣自尽而亡。在清军败于外国联军的局势到来之前，他先服毒继而跳井寻死。
这些奇异甲骨引起的知识迷醉，并未因王懿荣之死而中断，这只是中国精神创伤史里，有关文化传承戏剧的第一幕而已。比如，见证王懿荣发现甲骨的刘鹗（1857—1909），尔后收藏了五千片左右甲骨，许多购自王懿荣原藏。1903年，就在刘鹗开始写作著名小说《老残游记》的同年，他刊布了一份所藏甲骨的部分目录。通过墨拓的复制方式，刘鹗的收藏因而得以制成书面记录，包括目录、抄录、注释以及研究。这标志着一个新学科甲骨学或甲骨文研究的开始。
刘鹗的目录引起了各路学者的兴趣，包括罗振玉（1866—1940），为刘书作序者，并继而成为该领域早期最知名的人物之一;王国维（1877—1927），为刘鹗部分藏品的后继拥有者编过相关目录，并撰述许多讨论甲骨文及商代社会的重要著作;还有郭沫若（1892—1978），他的学科兴趣源自在日期间研读罗振玉的书籍。甲骨文因而成为一个中心，辐散出工艺品、拓片和书写档案。在一个动荡骚乱的年代里，这些骨骼碎片和其上的神秘文字像是一种社会与精神黏着剂，使中国知识分子跨越地域疆界，彼此连结成一种想象的共同体。
1928年，考古学家开始在河南省安阳小屯进行甲骨的科学挖掘，此处被视为商朝殷都的遗址。而在此之前，甲骨文已被复制成文本形式，重新拼合中国文化的档案。甲骨文迅速成为民族自豪物：从当地人为牟利贩卖，到私人收藏，最终成为国家宝藏。甲骨跨越了过去个人收藏的模式，催生了一门具有国家意义学科的现代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不仅证明完整成熟的汉字书写系统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已存在，更提供了商代確实存在的证据，确保了司马迁（公元前135？—前86年）《史记》所载历史要素之可靠——直到这些甲骨出现前，商代文明一直缺乏可靠信史。在中国的完整性及传统面临危机时，甲骨一度撑起了中国文化的自信心。
二十世纪初，摆弄发黄的骨片、转写神秘的字符，或是埋首苦读拓片目录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或许传达出一种沉湎古代而不知今夕何夕的画面。当时在废除或至少改良中文语言和书写的激烈论争语境中，与几千年前的中国文字打交道，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时代的错置。提倡以世界语取代汉语书写文字的胡愈之（1896—1986），在1937年《有毒文谈》一文中，抨击那些汉字捍卫者，称他们是“迷恋骸骨的遗老遗少们”。事实上，王国维和罗振玉就是这样的骸骨拜物信徒，在1911年清朝灭亡后，持续保持其忠心，即便流亡日本多年返回中国，初心依然不变。然而，甲骨文研究并非意味逃避对现状的批评和失望，躲到中国往昔遥远和永恒的光荣里去。
王国维广为人知的事迹是他对阿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哲学及《红楼梦》的兴趣，而不是其殷商历代先王谱系的互见研究。郭沫若更为人知的是，他的诗歌得自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的启发，而非有关甲骨文词汇通纂的多卷著作。这两位都是现代思想家，对他们而言，甲骨文不是过去的话题，而是代表了当下与未来。另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梁启超（1873—1929），在1926年题为《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的讲话里，甚至提到了敏感词语“革命”，以此强调甲骨文发现的重大历史意义。对于梁启超以及其许多同辈而言，这些出自辽远古代的档案文书，被遗忘了几千年，却标志着当下的现代性。相对于另一种压制当下的过往传统，更具优越性：“这种东西，孔子所不曾见的，我们居然看见了;孔子所不知，我们知之;孔子说错了，我们校正。”
作为新发现的知识以及引起民族自豪感的理由，甲骨文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甲骨文研究提供了一个审视过去的不同观点，从而对当下有了不同的认识，通过回望中国，实际上却是朝向未来。1899年，虽算不上是一个重要年份，但却是一个奇妙的时间转折点。1902年在梁启超未完成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时间性遭到颠覆，梁以前瞻乐观派精神，构想中国的光辉未来。梁启超向未来提供了省视过去的新视角，相比之下，作为文本以及象征性遗留物，甲骨文组成了一个连接过去的新方式并跨向未来。
三千年前的甲骨在二十世纪初出土，这其中所呈现的时间转折及偶然，呼应商代人使用甲骨的意图：作为占卜工具，甲骨提供了超越时间局限的可能。他们在动物肩胛骨或胸甲如龟壳表面钻洞，置于热源上炙烤，以致骨片迸裂，劈啪有声。裂缝的形象及裂开的“噗”声，就组合了汉字的“卜”。这些“自然”产生的文字——辅以记录语境的刻划字符和甲骨火卜的结果——是来自神明和祖先的旨意，这些从过去召唤而来的声音，使我们得以一窥未来。 无论是否为中国人，甲骨文通常被视为一种文化特殊性的本质，但时间逻辑反映了全球现代性中更为普遍的趋势。即便现代性的开始主要仍是在线性时间的脉络下，许多现代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家仍着迷于古今共时性，将其伪装成原始主义。当代马华作家黄锦树（1967—）的短篇小说《刻背》，半反讽地将欧洲现代主义与中国知识分子对甲骨文的热情等同起来，从而演绎成一个古怪的花絮趣闻。小说述及，二十世纪初，新加坡一家妓院里，有一个性情乖张的中国士人（让我们想起王国维）沉湎于写作一部新的《红楼梦》，他想将这部作品以甲骨文字写在龟壳上，这启发了一个英国访客，他想要创作一部超越《尤利西斯》的小说，并文在苦力劳动者的背上。黄锦树的小说唤醒了新加坡的殖民地空间，两位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都企图通过返回古代的镌铭技艺探索文学上的创新。
黄锦树更早的一部短篇小说《鱼骸》，开篇就引述了一系列甲骨学著名学者的话，以此质问了甲骨文在中国当下的文化象征意义。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在台湾大学教书的马来西亚华人，他在夜间经常上演龟甲占卜的仪式：杀戮、烹饪并吃掉乌龟，然后以龟壳占卜。乍看之下，这种旨在将中国文化边缘个体推向其想象中心的身份认同的表述，似乎成为对“中国性”本质主义的控诉。故事主人公认同的不仅是那龟的余骸——根据考察，甲骨文所用的龟甲可能原本来自南洋，却承载了中国文化的意涵。他杀龟卜巫的仪式也为了纪念自己的大哥，后者在1950年代英属马来亚殖民时期，参加共产党起义而牺牲。
甲骨文在此象征主人公个体和文化上的匮乏，但甲骨也被物化为欲望的对象。当主人公青少年时期，在丛林中偶然看到周圍尽是龟壳的亡兄尸骨时，那一刻，创伤与觉醒的性欲同时产生。在少年的手淫行为中，死亡的龟壳——从兄长死亡现场得来的遗物，还有被隐蔽并遭轻视的“中国性”符号——恢复了生命：“醒来，从衣橱里掏出他收藏的龟壳，无意识地套在他裸身上兀自勃起的阳具上，竟而达致前所未有的亢奋，胀红的龟头吐出白浊的汁液。”
去他的甲骨文！去他的“中国性”！或许故事里摆弄骨头的人，想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的话吧！。然而作为中国现代性的怪异“处方”，作为中国中心论被仪式化或遭亵渎的象征，甲骨是中国文化里阴魂不散的存在……它就是一种危险的补品。
参考文献：
①陈炜湛：《甲骨文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②顾音海：《甲骨文发现与研究》，上海书店2002年版。
③胡愈之：《有毒文谈》，见《胡愈之文集》第三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49—555页。
④[美]戴维·N·凯特利（吉德炜）：《商代史料――中国青铜时代的甲骨文》，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
⑤梁启超：《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见《梁启超全集》第九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919—4925页。
⑥[马来西亚]黄锦树：《归来》，罗鹏译，见短篇小说集《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8年版;《鱼骸》《开往中国的慢船》，罗鹏译，见短篇小说集《死在南方》，山东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作者单位：康奈尔大学）
责任编辑：周珉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