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中央、毛泽东与东北抗日联军之间，陈云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他在领导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期间，为贯彻执行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政治路线、向东北抗日联军宣传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在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中，唯一直接领导过东北抗日斗争的就是陈云。
　　1935年8月，陈云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之命前往莫斯科。1935年10月2日，陈云化名史平，正式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担任代表团监察委员会委员，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三名主要负责人之一，排名居于王明之后、康生之前。由于共产国际“七大”已确定了纠正“左”倾错误、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原则上不再干预各国共产党自身工作的总方针，王明也已不再参加中共代表团的日常工作，因此事实上陈云已经掌握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权。
　　同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立了满洲问题委员会，作为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的总机关。陈云化名史宾，担任满洲问题委员会委员。此后，陈云在代表团工作期间一直担任这一职务，担负着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的重任。在陈云主持下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满洲问题委员会，在领导东北抗日斗争时，一直以纠正“左”倾错误、建立和发展东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重点。
　　在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的工作中，陈云始终把贯彻执行遵义会议以来的党中央政治路线放在首位。针对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部队孤悬敌后、联络不畅、信息相对闭塞的实际情况，陈云以很大精力，向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部队宣传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政治路线，宣传毛泽东的事迹和思想。

诲人不倦：为抗联干部讲课

　　当时，在莫斯科有一所抗联干部学校，即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八分校。自1936年3月1日起，陈云担任学校党建和工会建设课代理副教授。陈云来校工作后，立即对学校的教学方针和课程进行了大幅度改革，确定学校的主课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苏维埃和红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第五次反‘围剿’的经过，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和遵义会议”，以遵义会议精神作为抗联干部教育的基本原则。
　　对于陈云的讲授，抗联政工干部韩光回忆说：“史平作报告，从来不拿稿子，讲的都是我们想知道又不知道的国内政治形势。比如，他讲红军长征问题，讲遵义会议，讲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分析、批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领导上所犯的一系列根本性错误，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红军和党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讲这些党内的大事，对我们这些在异国他乡的年轻共产党人是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笔耕不辍：撰写“长征简史”

　　对于没有机会听取陈云亲自讲授的广大抗联将士，陈云撰写的“长征简史”，成为他们了解内地形势、学习毛泽东的事迹和思想的主要读物。早在赴苏途中，陈云就假托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军医“廉臣”，撰写了著名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于1936年发表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上，同年在莫斯科出版中文单行本。书中总结了红军建设的经验，最早向世人介绍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
　　“红军兵心之所以团结，一方面确因共产党在红军兵士中进行许多教育工作，红军兵士是自认抗日救国、解放工农是自己的责任，这就使红军士气大振。同时共产党党员及共产青年团团员于红军兵士中占百分之四五十……”
　　“红军中确有一些领袖，这些领袖，非但聪敏，且有才能。譬如毛泽东、朱德为红军之首创者，在各省军队及南京军之不断围攻与物质条件如此困难情形之下，对战七八年，竟以少数红军而组成现在几十万红军，这确非易事……周恩来之勇敢、毅力之办事精神，黄埔学生对之仍存好感。”
　　1935年10月15日至22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作了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长篇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通过遵义会议纠正“左”倾错误，挽狂澜于既倒，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历程和经验。陈云指出：
　　“军事领导人在这一阶段犯了一系列错误。现在，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
　　陈云的报告经过整理后，于1936年年初以《英勇的西征》为题，发表于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杂志第一、二期合刊上，文字整理者署名施平。随后又出版了中文单行本。文中写道：
　　“我们的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成长起来了。特别是党的领导成长起来了。党的领导是在内战炉火中锻炼出来的，它真有本领来领导像这样光荣西征的伟大事业……它正要以原有的阵地为基础，在新环境中去建立真正抗日的统一战线，用这条统一战线来战胜中国人民的仇敌，首先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影响深刻：抗联谱写新篇章

　　经过吉东中苏边境地下交通线，陈云撰写的“长征简史”很快传入东北，在东北抗日联军中产生了长期深刻的影响。直至1939年6月15日，在李兆麟主持起草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训练处《关于党政工作问题》的指示中，仍将《随军西行见闻录》定为干部训练班的主要教材。1940年5月15日，中共龙江工委致函北满省委，索要《随军西行见闻录》和《英勇的西征》，以便组织学习传阅。从信中特地注明因油印质量较差、希望得到铅印小册子来看，当时北满地区可能还有油印本流传。
　　通过学习陈云的著作，东北抗联对长征、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有了更加真切的了解。长征经验对东北抗日斗争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特别是红军依托山地行军作战的经验，成为北满抗联部队筹备西征的重要参考借鉴。1938年10月27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关于西征的指示中强调：“红军西征仍不免穿越西康大山，何况我们薄弱的东北游击队。因此我们必须采取逐渐的伸张，沿着山边前进。”
　　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北满抗联部队在李兆麟、金策等人的领导下，于1938年分三批西征，冒着严寒翻越小兴安岭，开辟了松嫩平原新游击区，谱写了北满抗联后期斗争的新篇章。
　　在陈云撰写的“长征简史”中，专门记述了“化外党”的事迹：“我想说一下那些同川西地区失去联系、3年来独立领导工作的同志。他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以及英勇无畏的气概是非常伟大的，他们为布尔什维克的工作作出了榜样。”在同样与党中央失去组织联系、正在艰难苦斗的东北抗日联军中，“化外党”的事迹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抗联战士决心以“化外党”为榜样，坚定革命气节、独立开展工作、经受严峻考验。1939年10月12日，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中，冯仲云表达了这种坚定决心：
　　“北满党完全是处在四外隔绝的状态中。他们与外部没有任何的联系，得不到任何直接的援助，没有得到上级组织上的领导，他们简直好像《随军西行见闻录》里所说的‘化外党部’一样。但是还值得中国人民的嘉许、中国共产党足以自豪的，是他们在敌寇空前严重压迫下，在巨艰万难的环境中，本着共产党员的真正革命的精神，前赴后继，不怕牺牲，不惜流血地向前迈进。‘一息尚存，誓死抗日’，使我大中华民族解放史上呈现灿烂的光辉！”
　　抗聯将士在陈云激励下抒发的雄心壮志，已经被东北人民14年抗日斗争的实践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