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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10日15点52分，朱维铮先生终于放下了病体的重负，离我们而去。手术以后，朱先生的身体渐渐沉重，最后几个月，他不得已用了拐杖。2011年12月15日下午，朱先生在复旦的第五教学楼5301教室上了“最后一课”。上台之前，步履沉重，需要搀扶。闪回以前，朱先生驾驭自己的身躯，曾经那么地自如轻松。1981年春，我做体育委员，办历史系运动会，发现先生是100米短跑纪录的保持者；1989年夏，跟着先生骑车去大连路四平大楼看胡道静老先生，他不断地冲到前面去；1992年秋，先生从多伦多到旧金山大学开会，我们租了一辆福特车溜会，去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他把车速飙到140公里……
但是，令人敬佩的是朱先生的生命意志仍然强盛，气场一丝不减。在朱先生的最后十几天里，已不太能够掌控自己的身体，躺在新华医院的病床上，身体不能不迟缓，精神却仍然高昂。朋友来访，先生一定起床，移到床边的沙发上，挺着身体，高声谈话。2月24日下午3点，汉堡大学汉学系主任傅敏怡教授来探望他，那天朱先生的女儿、女婿从德国赶来；在德国拿了博士学位的王维江偕夫人吕澍也来了。我开玩笑地和先生说，今天德国人在这里给你开个派对，你开心吧。他的情绪真的很好，谈了很多，仍然是他一个人谈。离开医院的时候，我们一群人都相信，看朱老师的样子，还能坚持蛮久，我们还可以一起为他做一些事情。
不，不是我们为他做一些事情，而是朱老师还要为我们做更多的事情。那时我告诉他，我们正在筹办一件和他有关的重要事情，复旦大学要新建立一个“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除了傅敏怡教授之外，还特意请到了汤一介、乐黛云、陈方正、陈来、杜赞奇等先生熟识的海内外学者，他们都会前来演讲和祝贺。朱老师坚定地说：“如果当天没有治疗项目，我愿意到开幕式的会场去坐两小时，见见老朋友，也支持你们的中心。”闻此，我们感动，但没有说感谢。这等的支持，不是用语言能够感谢的，而只有默默的祈祷。
3月9日，“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的成立仪式暨论坛在光华楼举行，而朱老师却于次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成了研究中心的终身遗憾。朱维铮先生是“文革”以后重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推动人之一。1986年的春天，他和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的同仁，与庞朴、汤一介、李学勤、李泽厚、杜维明、金观涛、包遵信等同道合作，在上海舉办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国际学术讨论会，被认为是后来席卷南北的“中国文化热”的发端。这一次，林尚立副校长给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的开幕论坛定名为“价值与意义：中华文明的再认识”。从“再估计”到“再认识”，两次会议间隔了26年，中国文化的研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估计和认识，都已经有了极大的改观。只是从两次会议的标题上，就可以看到复旦学人为推动中华学术运动所作的不懈努力，而朱老师亦为此中的关键人物。
当天，我们几个人已经知道朱老师不能前来了，会务人员却仍然把他的胸卡拿了出来，摊在接待桌上，很多人都看到，期盼着那个熟悉的身影。最后，“朱维铮”的胸卡终于没有被取走，留在那里。《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孙行之敏锐地发现了这块胸牌，次日就用《26年后，无人领取的胸牌》作题，在她的报纸上纪念刚刚去世的“朱老师”。当天的会上会下，傅敏怡、陈方正、姚大力、胡晓明、高瑞泉、陈少明等教授，也都以亲身的经历谈到了复旦大学在近30年来中国文化史研究中的贡献，都谈及了朱维铮先生的重要贡献。那一天，朱老师虽然不在现场，他的精神气场，却依然和我们会议的讨论融会在一起。
朱维铮先生有着极其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国内外学者中已有公认。在国内的学术界，像朱师这样天资如此，勤奋如此，责事律己都如此，因而以其不算长的人生所成就的学问来讲也如此的学者，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早有外系的学生在网上说，朱维铮先生是复旦学术的一面大旗。在弥留之际，最后几天的一个夜里，曾经侧面求证过他自己对此评价的看法，朱师仍然不愿扯什么大旗，立什么山头，但是他说：复旦确实也就我们这几个人能够敢说敢言，敢于承担一个教授的责任，对得起一个学者的良心。这时，我又不禁加上几句，说：在整个大陆学术界，面对今天如此复杂的局面，还有几个像朱老师你们几位这样的前辈学者，敢于直言……闻此，朱老师也是颔首的。
可以告诉外界的是，临终的那段日子里，朱老师仍然是手不释卷，仪容不改。在复光苑家里的客厅，我看到他为《大师》剧组查阅《严复集》；在肿瘤医院的床头，看他读的是王夫之的《宋论》；在中山医院里，谈的是日后如何再做研究章太炎的问题；最后住在新华医院里，他仍然为《音调未定的传统》结集事情而想着各种办法，坚持妥协的底线。他还告诉我纪录片《大师》中的《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等最难的人物还没有做，你以后可能要来帮帮忙。更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朱老师做这一切，都是非常地从容，仍然一丝不苟，一点都不潦草从事。直到最后，病中的朱老师，都是以非常积极的态度配合治疗，用平常一样的认真读书写字。从容不迫的样子，就像他一俟治疗完毕，明天就可以回到研究室，和大家一起处理这些繁难的学术问题一样。古人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临危不乱，可称君子，朱老师庶几近之 。
2月29日，朱维铮先生进入真正的弥留之际。朱先生找来了研究室主任高晞教授，着手安排最后的学术口述。朱老师自己拟定了一整套的议题，他要把郁结在自己心里那么多年的学术发现，独到的观念，按经学史、史学史、文化史和近代史的线索，和盘托出，交给他的学生们。次日，按照高晞的安排，我去新华医院陪先生过夜，做第一次的学术口述。先生还是一如既往，晚上不睡觉，以夜为昼，只是工作。当晚，我们断断续续地谈了三次，录音加起来，一共一小时。先生累了，那个晚上，他已经渐渐驾驭不住自己的身体。我推着轮椅，十数次地陪他在走廊过道里散步。护工阿姨要来顶替，先生却是摆手不要。我明白，他要和我说更多的话。说了很多，但没有录音。不必要，大家都只是把那份感觉留下来。第二天，先生没有做口述；第三天，先生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过来。
朱先生，有尊严地离开了我们。我不记得有一次呻吟，没有听到一点点对癌痛的抱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让我们觉得是那样的富有活力。这几天和王韧、王维江、高晞、廖梅、邓志峰、姜鹏等看护先生更多时间的朋友们见面和通话，以我们的感受，朱先生的活力仍是盎然，洋溢四周，全不以为他已然逝去。（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主任、教授，朱维铮先生的学生）
但是，令人敬佩的是朱先生的生命意志仍然强盛，气场一丝不减。在朱先生的最后十几天里，已不太能够掌控自己的身体，躺在新华医院的病床上，身体不能不迟缓，精神却仍然高昂。朋友来访，先生一定起床，移到床边的沙发上，挺着身体，高声谈话。2月24日下午3点，汉堡大学汉学系主任傅敏怡教授来探望他，那天朱先生的女儿、女婿从德国赶来；在德国拿了博士学位的王维江偕夫人吕澍也来了。我开玩笑地和先生说，今天德国人在这里给你开个派对，你开心吧。他的情绪真的很好，谈了很多，仍然是他一个人谈。离开医院的时候，我们一群人都相信，看朱老师的样子，还能坚持蛮久，我们还可以一起为他做一些事情。
不，不是我们为他做一些事情，而是朱老师还要为我们做更多的事情。那时我告诉他，我们正在筹办一件和他有关的重要事情，复旦大学要新建立一个“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除了傅敏怡教授之外，还特意请到了汤一介、乐黛云、陈方正、陈来、杜赞奇等先生熟识的海内外学者，他们都会前来演讲和祝贺。朱老师坚定地说：“如果当天没有治疗项目，我愿意到开幕式的会场去坐两小时，见见老朋友，也支持你们的中心。”闻此，我们感动，但没有说感谢。这等的支持，不是用语言能够感谢的，而只有默默的祈祷。
3月9日，“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的成立仪式暨论坛在光华楼举行，而朱老师却于次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成了研究中心的终身遗憾。朱维铮先生是“文革”以后重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推动人之一。1986年的春天，他和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的同仁，与庞朴、汤一介、李学勤、李泽厚、杜维明、金观涛、包遵信等同道合作，在上海舉办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国际学术讨论会，被认为是后来席卷南北的“中国文化热”的发端。这一次，林尚立副校长给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的开幕论坛定名为“价值与意义：中华文明的再认识”。从“再估计”到“再认识”，两次会议间隔了26年，中国文化的研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估计和认识，都已经有了极大的改观。只是从两次会议的标题上，就可以看到复旦学人为推动中华学术运动所作的不懈努力，而朱老师亦为此中的关键人物。
当天，我们几个人已经知道朱老师不能前来了，会务人员却仍然把他的胸卡拿了出来，摊在接待桌上，很多人都看到，期盼着那个熟悉的身影。最后，“朱维铮”的胸卡终于没有被取走，留在那里。《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孙行之敏锐地发现了这块胸牌，次日就用《26年后，无人领取的胸牌》作题，在她的报纸上纪念刚刚去世的“朱老师”。当天的会上会下，傅敏怡、陈方正、姚大力、胡晓明、高瑞泉、陈少明等教授，也都以亲身的经历谈到了复旦大学在近30年来中国文化史研究中的贡献，都谈及了朱维铮先生的重要贡献。那一天，朱老师虽然不在现场，他的精神气场，却依然和我们会议的讨论融会在一起。
朱维铮先生有着极其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国内外学者中已有公认。在国内的学术界，像朱师这样天资如此，勤奋如此，责事律己都如此，因而以其不算长的人生所成就的学问来讲也如此的学者，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早有外系的学生在网上说，朱维铮先生是复旦学术的一面大旗。在弥留之际，最后几天的一个夜里，曾经侧面求证过他自己对此评价的看法，朱师仍然不愿扯什么大旗，立什么山头，但是他说：复旦确实也就我们这几个人能够敢说敢言，敢于承担一个教授的责任，对得起一个学者的良心。这时，我又不禁加上几句，说：在整个大陆学术界，面对今天如此复杂的局面，还有几个像朱老师你们几位这样的前辈学者，敢于直言……闻此，朱老师也是颔首的。
可以告诉外界的是，临终的那段日子里，朱老师仍然是手不释卷，仪容不改。在复光苑家里的客厅，我看到他为《大师》剧组查阅《严复集》；在肿瘤医院的床头，看他读的是王夫之的《宋论》；在中山医院里，谈的是日后如何再做研究章太炎的问题；最后住在新华医院里，他仍然为《音调未定的传统》结集事情而想着各种办法，坚持妥协的底线。他还告诉我纪录片《大师》中的《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等最难的人物还没有做，你以后可能要来帮帮忙。更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朱老师做这一切，都是非常地从容，仍然一丝不苟，一点都不潦草从事。直到最后，病中的朱老师，都是以非常积极的态度配合治疗，用平常一样的认真读书写字。从容不迫的样子，就像他一俟治疗完毕，明天就可以回到研究室，和大家一起处理这些繁难的学术问题一样。古人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临危不乱，可称君子，朱老师庶几近之 。
2月29日，朱维铮先生进入真正的弥留之际。朱先生找来了研究室主任高晞教授，着手安排最后的学术口述。朱老师自己拟定了一整套的议题，他要把郁结在自己心里那么多年的学术发现，独到的观念，按经学史、史学史、文化史和近代史的线索，和盘托出，交给他的学生们。次日，按照高晞的安排，我去新华医院陪先生过夜，做第一次的学术口述。先生还是一如既往，晚上不睡觉，以夜为昼，只是工作。当晚，我们断断续续地谈了三次，录音加起来，一共一小时。先生累了，那个晚上，他已经渐渐驾驭不住自己的身体。我推着轮椅，十数次地陪他在走廊过道里散步。护工阿姨要来顶替，先生却是摆手不要。我明白，他要和我说更多的话。说了很多，但没有录音。不必要，大家都只是把那份感觉留下来。第二天，先生没有做口述；第三天，先生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过来。
朱先生，有尊严地离开了我们。我不记得有一次呻吟，没有听到一点点对癌痛的抱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让我们觉得是那样的富有活力。这几天和王韧、王维江、高晞、廖梅、邓志峰、姜鹏等看护先生更多时间的朋友们见面和通话，以我们的感受，朱先生的活力仍是盎然，洋溢四周，全不以为他已然逝去。（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主任、教授，朱维铮先生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