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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金三角新鸦片上市的季节，也是联合国禁毒署、国际刑警组织以及各国年度禁毒报告出台的季节。这一个月里，金三角地区无论查禁，还是交易，都是最活跃的时期。
联合国禁毒署报告表明：在国际毒品市场，１９９８年，阿富汗“金新月”鸦片份额首次超过金三角地区，而到２０００年，阿富汗鸦片竟占到全球市场创记录的７５％。而这一切，因“９·１１”事件以及随后美国出兵阿富汗而改变。云南禁毒局副处长张辉民接受记者采访时提醒说：“英国决定与美国一道出兵，布莱尔最重要的理由之一是：伦敦街头９０％的毒品来自阿富汗。”２月２７日，最新的联合国禁毒署年度报告称：“缅甸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生产国，占全球鸦片产量的５０％到６０％。”
值得注意的事实之一是，联合国禁毒署的一个考察团２０００年曾实地考察过塔利班宣称的“禁种”情况，他们给出的答案是，这一年阿富汗的鸦片从年产３０００多吨下降至９４吨。但由于过去鸦片存量巨大，这种下降的效果，直至美国出兵阿富汗，才显现出来。国际市场鸦片价格陡然上升一倍以上。
金三角毒品会不会填补阿富汗所空出的国际市场？云南禁毒局副局长董胜说：“这个问题，‘９·１１’后我们已开始研究。”
３月７日，为期３天的中缅禁毒合作会议在昆明举行。公安部禁毒局局长杨凤瑞向记者坦陈：“此次会议使中缅禁毒合作进入更深层面。”这一判断背后重要的事实是，２００２年中缅合作抓获或击毙３个重量级毒枭，而云南查获的海洛因，也达到空前的８．０４５９吨，比上一年上升１６２．７％。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陈存仪解释说：“这是具有标志性的一年。”
中缅合作，对毒品打击的力度增大，目前得出的结果之一是：记者实地探访发现，２００２年新鸦片上市价格，比去年有较大幅度的下跌。这与中国国内以及国际市场毒品行情的大幅攀升形成一个高价差，此地毒品面临空前的利润期。云南禁毒局副处长李宜融称：“风险与利润同时剧增，这一地区到了重新洗牌的时候了。”
果敢老街
从云南镇康县南伞镇离境，对面就是缅甸果敢特区的老街市。据说高峰时，这里有接近４万人，而现在只有两万多人了。老街金象城开发区的副主任杨忠校说：“仅去年一年，就走了１／４。”
同样，也就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与此相邻的临沧地区查获毒品１．４吨。临沧地区公安局副局长王方荣对这一数字的解释是，“创记录的”。更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这些毒品，王方荣说：“７０％左右是从南伞（与老街相邻）与河外中缅１３７界碑两处查获的。”
即使见多识广的王方荣对我们能看见果敢县县长赵其云家的鸦片也是十分意外的。显然，如果我们不是以不速之客的方式进入赵家，这种场景也许未必可以见到。在老街市并不多的街道上，两天时间里，记者曾一点点逛完几乎所有的街道，但很难寻觅与毒品相关的任何信息。在果敢大庙外，一处当地人指认最集中的鸦片交易地，除了几个零星的卖香摊位，别无他物。贴着的告示称：“接上级通知，此处不许鸦片买卖！违者全部没收。”因此状况，果敢同盟军副总司令魏超仁断然否认这里有毒品交易。
关押在云南看守所的大毒枭谭晓林显然对记者的街头“找毒”不以为然，他说：“谁会轻易让你看到鸦片和海洛因呢？”即使在毒品最泛滥的果敢与佤邦两地，云南警方说：“公开场合，他们对海洛因也是严令查禁的。”不过，谭晓林也解释说：“地方就这么大，谁做什么，大家不都一清二楚？”
这座城市，与手枪同样令人瞩目的是赌场。赌场精确的数量没人能够说清，杨忠校介绍说，“至少超过２０家”。赌场里最流行一种名叫“百家乐”的赌博，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参赌的女性至少接近一半，她们手里攥着数千至几万元人民币，非常从容地在不同赌博台选择押牌。这一场景多少化解了外来人对手枪的恐惧。博彩业所占这一城市的“税收”，魏超仁说：“每年接近３０００万元人民币。”这大概是除了毒品交易外，最大的现金流转场所。
佤邦邦康
对于金三角毒品的演变历史，洛阳外国语学院的钟智翔在专著《缅甸研究》中描述说，“缅甸独立后，经过国民党残部、坤沙和罗星汉领导的自卫队，然后到达缅甸共解体后的各地方民族武装势力时期”，“（这一时期）罂粟种植范围、种植面积都大为扩大”。传统以缅甸、泰国与老挝三国交界地带为主要位置的金三角，也随之渐次扩大北移。
金三角一带缅甸各地方民族武装势力又经过１０多年起伏震荡，目前云南禁毒系统提供的资料表明：主要与毒品有涉的是果敢与佤邦特区。有深入分析者向记者介绍说：果敢特区目前已形成与缅甸政府共治局面，而佤邦特区却完全由佤联军所操控。因为这种局面，从罂粟种植面积看，佤邦逐渐坐大，成为鸦片原料最大的“供应商”。无论联合国禁毒署，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中国的毒品研究者，对佤邦出产鸦片的总量，一般结论是占金三角７０％～８０％之间。其制造的海洛因，一般分析南下假道泰缅边境的居多，但这种局面正在改变之中；而果敢在种植面积减少的同时，成为海洛因北上进入中国境内最主要的通道之一。
虽然城市面积比老街显得要小，但邦康看起来却整洁有序得多，街道上“按摩室”（一种色情场所）并不少，但都没有老街那样夸张与招摇。这里最有标志性的建筑仍然是赌场，这是一幢建在城市中心的三层楼建筑。与老街赌场大有不同的是，在这里赌博需要买筹码，而不是现金押宝。在赌场入门处，还贴有告示：“禁止携带手枪与利器入内！”看起来这里至少在公共场合对手枪还是有严格的控制。我们后来去拜访瓦联军总司令鲍有祥，鲍宅大门上也贴有类似告示：“星期二、五上半天会客，星期一、三、四、六、日，全天会客，但客人需要登记，并将武器交由门卫保管。”这种告示措词并不严厉，但相信至少外来人未必胆敢违反。鲍有祥回了昆马老家，我们未能见到，但转身离开鲍宅时，两个戴脚镣的士兵从我们面前走过，他们正扛着锄头准备去干活。没有人敢向我们解释他们犯了什么错误。
邦康城内确实只有一家赌场，多数人解释说这是佤邦开办的，但知情人透露说，赌场也有一个广东合伙人，他与佤邦高级官员合伙垄断了佤邦所有地区的赌场经营权。一位因在邦康对面云南孟边县谈生意而误了过关时间，最后“偷渡”回邦康的四川商人张先生向记者描述了很多这里的实际情况，但一说到佤邦与毒品，他立即中断了谈话。无论是这里的政府官员，还是来此经商的中国人，都相当避讳毒品这个话题，最委婉的解释说：“很有奥妙的，一般人说不清楚。”相对明晰一点的解释说：“就像赌城一样，这样东西是被垄断的。”
与佤邦人惟一一次谈毒品，是拜访佤邦联合党副书记肖明亮，他也是邦康大幅宣传画中五人领导成员中的一个。肖正在他的客厅里选电视的频道，最后定格在安徽卫视一个戏曲电视片上。显然，他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黄皮夹克里的细格衬衣并未完全扎进裤子里面，一坐下来，腰间皮衣与衬衣鼓鼓囊囊。不过，他说的又是严肃的话题——缅甸内政部组织的１７国大使考察团前一天的禁毒考察。对于这次考察，肖说：“你们中国人说走马观花，他们则是坐直升飞机观花。”据肖介绍，这一行有４５人参加的考察团在邦康座谈、参观与吃饭，一共两个小时，然后又乘直升飞机去了下一站。肖抱怨说：“我们佤邦要求联合国支持１５００万美元禁毒，但现在也只有美国与日本答应出一部分。”这次关于毒品的谈话，仍然没有实质性价值。
财富聚散
虽然有超过３个小时的采访时间，魏超仁向记者谈及有关毒品的内容仍然十分有限。魏是果敢同盟军副总司令，同时兼任果敢特区公安局局长。３月１１日的这次采访，最开始的话题是魏超仁告诉我们缅甸发生了未遂军事政变，这还是记者首次得到这一消息，显然魏更乐意就这一事件深入，他一一细算政变的参与者与他们的身份与背景……由此展开，并最终推导出他的结论是，“缅甸的问题看起来是毒品问题，实际是政治问题”。
缅甸问题专家钟智翔在昆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根本上看，缅甸地方民族武装，特别是果敢与佤邦，与缅甸政府虽然达成和解，但彼此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魏超仁指责说：“（缅政府）说我们是特区，既无原则也无框架，在他们的军事地图上，我们这一地区仍为黑色与灰色，意思是未解决地区。”如此情势，以“政治问题”覆盖毒品问题，可能隐含的另一逻辑则是：缅甸政府对地方民族自治并无诚意，民族武装必须要保持足够武装能力，而这一地区并无其他资源，毒品是惟一的选择。在民族自治的标志下，毒品的“合法性”被确认。许多毒品研究者对这一地区相对一致地描述是：“以毒养军，以军护毒。”
魏超仁并不讳言果敢地区曾经的动荡：１９８９年彭家声在此脱离缅共宣布独立，稍后部下杨茂良杨氏兄弟发起政变，用武力将彭赶出这一地区，后来彭家声再次夺回果敢。果敢在杨氏兄弟主持之时，秉持的就是这一理念。王方荣回忆说：“杨氏兄弟贩毒之猖狂，是罕见的。１９９４年，杨茂良的弟弟，果敢县副县长杨茂贤在云南被抓获，成为中国处决的第一个缅甸大毒枭。第二年，临沧警方又抓获了更大的毒枭——果敢同盟军副总司令李国鼎。此后，果敢方面才在表面上不再像过去那样猖狂了。”杨茂贤与李国鼎，都是王方荣亲自带人抓获的。
另一层因素也促使这一地区“军毒一体”发生嬗变，彭家声最后夺回果敢，缅甸政府军也同时介入这一地区，形成“共管”局面，这多少抑制了地方军事系列大张旗鼓有规模的毒品制造。但是，有研究者向记者分析说：“缅甸政府目前仍然很难介入佤邦地区。虽然无论果敢特区还是佤邦特区，其政府在公开场合都是宣称禁毒的。”
采访魏超仁，是在他自己开办的金象城宾馆里进行的。除了果敢同盟军副总司令与公安局长两职，魏超仁目前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开发金象城区。并不大的果敢老街，现在被分成了五个区：金象城、双凤城、杨龙寨、东城与双鹤。这五个区的开发，杨忠校介绍说：“魏超仁副总司令负责金象城，彭家声负责双凤与杨龙寨，刘明与刘阿宝负责东城，白所成副司令负责双鹤。”这种开发，有知情人说：“就是以个人之力修路盖房，当然重要的是有能力‘招商引资’。”
这样类似“承包”性质的开发，给人最直观的感受是不方便，几百米就隔着了另一个区，通过其间便需要交“花杆费”，每次１０元人民币。划区开发，其背后的利益分配却远不如设卡收费那样来得简单明确。杨忠校介绍说：“魏副总司令在自己开发区的金象城宾馆的赌场并不需要交税，但他在双凤城里的‘三鑫’娱乐城（赌场）则要交税，交给果敢特区财政部。还有一个副总司令在双凤城的娱乐城同样向财政部交税。”双凤是老街最繁华的闹市区，此处集中了绝大多数赌场。知情人介绍说：一般行情，一个赌场去年每个月须交１０万元～１３万元；今年由于生意不好，下跌到５万元～８万元。按此推算，这一地区每月“税收”累加接近百万元之巨。魏超仁在跟记者细数此地的“税收”，除去博彩税，还有一个主要的税收来源是进出口税。知情人说：更准确地看，是进口税。此地出口并无什么内容，而烟、酒、日用品等等，绝大多数是从中国进口，其中“税收是非常大的一笔钱”。这些，“都由个人收取，并非财政部收取”。佤邦的一位官员曾向记者比较过果敢与佤邦两地表面上的不同，“佤邦人‘找钱’不像果敢人这么直接，多少在前面还有一个部门做掩护。不过，实质都差不多。谁的官大，自然谁的钱多”。
当然，被观察到的收入巨大，而支出同样也不可忽视，军队、政府官员薪资以及各项城市建设基础设施投入等等。相对麻烦之处在于，更精确的收支考察并不可能。这种操作的个人性与私密性，使真正的资金流转永远退隐于铁幕背后。
申旭曾考察过佤邦的资金流转情况，他向记者分析在那一地区相对引人注目的两个项目：烟厂与啤酒厂。“这两样产品，由于设备本身并不先进，而制造与营销也缺乏专业人士，所以整个成本就抬高了许多。香烟往北走，有云南的烟，他们比不过，而且香烟与云烟不同，不适合云南人口味；往南走，缅甸政府拒绝进入。最后只能在当地销售，这能够有多大的市场呢？啤酒的问题也是一样。”因此，无论佤邦还是果敢地区，过去积聚的资金会更多地投入技术与管理要求都不太高的娱乐业。但一般而言，申旭说他接触的高级官员也都喜欢赌几把，这一爱好“很容易聚散打平（投资赌场的收益与支出持平）”，“因此，钱在这里很难‘洗白’”。
毒枭谭晓林的主审人，云南禁毒局处长王其华与助手张润生曾告诉记者：“谭晓林交代说他输过最多的一次是１０００万元。”后来记者见到谭晓林后，曾向他证实是否有此事，谭没有否认，他承认自己“好赌”，还说多数像他这样的人都如此，“当然也不是没有赢过，但总体算下来，是输多赢少”。
钟智翔分析说：“一般而言，毒资不会在毒品上滚动投入。多数时候，当事人都会通过流转与投资寻找另外的增值机会。”不过，深入研究者相信，就这一地区而言，通过再投资将钱洗干净的机会相对有限，即使惯性动作，也很难轻易放弃毒品。
毒枭空间
在果敢老街采访，刘明也是一个很难深入的话题。被击毙时，刘明的身份是果敢老街东城开发部副部长（部长为果敢同盟军一位副总司令），同时兼任果敢同盟军财政部副部长。
杨忠校说：“如果没有总司令一级的人物亲自给他打电话，一般人不可能见到他。”即使魏超仁说起他，也推辞说，“我真的不熟悉他”。
与这种神秘性相伴的传说之一是，“他的脾气很臭”。一个与魏超仁也熟悉的建筑商希望魏出面说说情，让刘明将欠款还给他，魏亲自办了这件事，并让手下带着这个建筑商去找刘明，结果在刘宅里，刘反说别人欠他的钱，当着魏手下的面，痛打这个建筑商，后来验伤的结果是耳膜破裂，钱当然没有讨回来。即使有“魏副总司令”的面子，事情也没有任何结果。
魏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说，“我也只能劝劝他”。有知情者分析：“刘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关键是自恃靠山足够强大。不过他这样过分，搅乱了整个利益集团的平衡，最后当然下场很糟。”
董胜比较谭晓林与刘明说：“与谭晓林相比，刘可能算不上‘大’毒枭了。”虽然刘明在果敢老街，而谭晓林在木姐，两地相距遥远，但谭晓林告诉记者，他认识刘明，“都是这条道上的，彼此很难说不知道”。
刘明、谭晓林能够产生的空间，有知情人向记者分析说：仅仅注意到新生代毒枭用金钱解决与权势人物的关系而获得生存空间，可能是不太完整的。在中缅禁毒越来越严厉的格局里，那些更被注意的“知名人物”，通过这一行来牟利需要越来越高的技巧，他们需要刘明、谭晓林一类的人物进入毒资循环链，这是一种相互需要。
２００１年７月，记者在云南采访时，云南禁毒局副局长董胜就预言，“这一地区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美国方面对佤联军“恐怖主义组织”的定性使这种变化迅速变得清晰明确。这一期间，记者曾尝试联络各方人士，但结果都出言谨慎，未来难以描述，但可以肯定的是，“曾经的金三角，将会被大大改变”。
（《黑龙江晨报》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２日 陈昌喜荐）
联合国禁毒署报告表明：在国际毒品市场，１９９８年，阿富汗“金新月”鸦片份额首次超过金三角地区，而到２０００年，阿富汗鸦片竟占到全球市场创记录的７５％。而这一切，因“９·１１”事件以及随后美国出兵阿富汗而改变。云南禁毒局副处长张辉民接受记者采访时提醒说：“英国决定与美国一道出兵，布莱尔最重要的理由之一是：伦敦街头９０％的毒品来自阿富汗。”２月２７日，最新的联合国禁毒署年度报告称：“缅甸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生产国，占全球鸦片产量的５０％到６０％。”
值得注意的事实之一是，联合国禁毒署的一个考察团２０００年曾实地考察过塔利班宣称的“禁种”情况，他们给出的答案是，这一年阿富汗的鸦片从年产３０００多吨下降至９４吨。但由于过去鸦片存量巨大，这种下降的效果，直至美国出兵阿富汗，才显现出来。国际市场鸦片价格陡然上升一倍以上。
金三角毒品会不会填补阿富汗所空出的国际市场？云南禁毒局副局长董胜说：“这个问题，‘９·１１’后我们已开始研究。”
３月７日，为期３天的中缅禁毒合作会议在昆明举行。公安部禁毒局局长杨凤瑞向记者坦陈：“此次会议使中缅禁毒合作进入更深层面。”这一判断背后重要的事实是，２００２年中缅合作抓获或击毙３个重量级毒枭，而云南查获的海洛因，也达到空前的８．０４５９吨，比上一年上升１６２．７％。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陈存仪解释说：“这是具有标志性的一年。”
中缅合作，对毒品打击的力度增大，目前得出的结果之一是：记者实地探访发现，２００２年新鸦片上市价格，比去年有较大幅度的下跌。这与中国国内以及国际市场毒品行情的大幅攀升形成一个高价差，此地毒品面临空前的利润期。云南禁毒局副处长李宜融称：“风险与利润同时剧增，这一地区到了重新洗牌的时候了。”
果敢老街
从云南镇康县南伞镇离境，对面就是缅甸果敢特区的老街市。据说高峰时，这里有接近４万人，而现在只有两万多人了。老街金象城开发区的副主任杨忠校说：“仅去年一年，就走了１／４。”
同样，也就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与此相邻的临沧地区查获毒品１．４吨。临沧地区公安局副局长王方荣对这一数字的解释是，“创记录的”。更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这些毒品，王方荣说：“７０％左右是从南伞（与老街相邻）与河外中缅１３７界碑两处查获的。”
即使见多识广的王方荣对我们能看见果敢县县长赵其云家的鸦片也是十分意外的。显然，如果我们不是以不速之客的方式进入赵家，这种场景也许未必可以见到。在老街市并不多的街道上，两天时间里，记者曾一点点逛完几乎所有的街道，但很难寻觅与毒品相关的任何信息。在果敢大庙外，一处当地人指认最集中的鸦片交易地，除了几个零星的卖香摊位，别无他物。贴着的告示称：“接上级通知，此处不许鸦片买卖！违者全部没收。”因此状况，果敢同盟军副总司令魏超仁断然否认这里有毒品交易。
关押在云南看守所的大毒枭谭晓林显然对记者的街头“找毒”不以为然，他说：“谁会轻易让你看到鸦片和海洛因呢？”即使在毒品最泛滥的果敢与佤邦两地，云南警方说：“公开场合，他们对海洛因也是严令查禁的。”不过，谭晓林也解释说：“地方就这么大，谁做什么，大家不都一清二楚？”
这座城市，与手枪同样令人瞩目的是赌场。赌场精确的数量没人能够说清，杨忠校介绍说，“至少超过２０家”。赌场里最流行一种名叫“百家乐”的赌博，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参赌的女性至少接近一半，她们手里攥着数千至几万元人民币，非常从容地在不同赌博台选择押牌。这一场景多少化解了外来人对手枪的恐惧。博彩业所占这一城市的“税收”，魏超仁说：“每年接近３０００万元人民币。”这大概是除了毒品交易外，最大的现金流转场所。
佤邦邦康
对于金三角毒品的演变历史，洛阳外国语学院的钟智翔在专著《缅甸研究》中描述说，“缅甸独立后，经过国民党残部、坤沙和罗星汉领导的自卫队，然后到达缅甸共解体后的各地方民族武装势力时期”，“（这一时期）罂粟种植范围、种植面积都大为扩大”。传统以缅甸、泰国与老挝三国交界地带为主要位置的金三角，也随之渐次扩大北移。
金三角一带缅甸各地方民族武装势力又经过１０多年起伏震荡，目前云南禁毒系统提供的资料表明：主要与毒品有涉的是果敢与佤邦特区。有深入分析者向记者介绍说：果敢特区目前已形成与缅甸政府共治局面，而佤邦特区却完全由佤联军所操控。因为这种局面，从罂粟种植面积看，佤邦逐渐坐大，成为鸦片原料最大的“供应商”。无论联合国禁毒署，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中国的毒品研究者，对佤邦出产鸦片的总量，一般结论是占金三角７０％～８０％之间。其制造的海洛因，一般分析南下假道泰缅边境的居多，但这种局面正在改变之中；而果敢在种植面积减少的同时，成为海洛因北上进入中国境内最主要的通道之一。
虽然城市面积比老街显得要小，但邦康看起来却整洁有序得多，街道上“按摩室”（一种色情场所）并不少，但都没有老街那样夸张与招摇。这里最有标志性的建筑仍然是赌场，这是一幢建在城市中心的三层楼建筑。与老街赌场大有不同的是，在这里赌博需要买筹码，而不是现金押宝。在赌场入门处，还贴有告示：“禁止携带手枪与利器入内！”看起来这里至少在公共场合对手枪还是有严格的控制。我们后来去拜访瓦联军总司令鲍有祥，鲍宅大门上也贴有类似告示：“星期二、五上半天会客，星期一、三、四、六、日，全天会客，但客人需要登记，并将武器交由门卫保管。”这种告示措词并不严厉，但相信至少外来人未必胆敢违反。鲍有祥回了昆马老家，我们未能见到，但转身离开鲍宅时，两个戴脚镣的士兵从我们面前走过，他们正扛着锄头准备去干活。没有人敢向我们解释他们犯了什么错误。
邦康城内确实只有一家赌场，多数人解释说这是佤邦开办的，但知情人透露说，赌场也有一个广东合伙人，他与佤邦高级官员合伙垄断了佤邦所有地区的赌场经营权。一位因在邦康对面云南孟边县谈生意而误了过关时间，最后“偷渡”回邦康的四川商人张先生向记者描述了很多这里的实际情况，但一说到佤邦与毒品，他立即中断了谈话。无论是这里的政府官员，还是来此经商的中国人，都相当避讳毒品这个话题，最委婉的解释说：“很有奥妙的，一般人说不清楚。”相对明晰一点的解释说：“就像赌城一样，这样东西是被垄断的。”
与佤邦人惟一一次谈毒品，是拜访佤邦联合党副书记肖明亮，他也是邦康大幅宣传画中五人领导成员中的一个。肖正在他的客厅里选电视的频道，最后定格在安徽卫视一个戏曲电视片上。显然，他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黄皮夹克里的细格衬衣并未完全扎进裤子里面，一坐下来，腰间皮衣与衬衣鼓鼓囊囊。不过，他说的又是严肃的话题——缅甸内政部组织的１７国大使考察团前一天的禁毒考察。对于这次考察，肖说：“你们中国人说走马观花，他们则是坐直升飞机观花。”据肖介绍，这一行有４５人参加的考察团在邦康座谈、参观与吃饭，一共两个小时，然后又乘直升飞机去了下一站。肖抱怨说：“我们佤邦要求联合国支持１５００万美元禁毒，但现在也只有美国与日本答应出一部分。”这次关于毒品的谈话，仍然没有实质性价值。
财富聚散
虽然有超过３个小时的采访时间，魏超仁向记者谈及有关毒品的内容仍然十分有限。魏是果敢同盟军副总司令，同时兼任果敢特区公安局局长。３月１１日的这次采访，最开始的话题是魏超仁告诉我们缅甸发生了未遂军事政变，这还是记者首次得到这一消息，显然魏更乐意就这一事件深入，他一一细算政变的参与者与他们的身份与背景……由此展开，并最终推导出他的结论是，“缅甸的问题看起来是毒品问题，实际是政治问题”。
缅甸问题专家钟智翔在昆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根本上看，缅甸地方民族武装，特别是果敢与佤邦，与缅甸政府虽然达成和解，但彼此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魏超仁指责说：“（缅政府）说我们是特区，既无原则也无框架，在他们的军事地图上，我们这一地区仍为黑色与灰色，意思是未解决地区。”如此情势，以“政治问题”覆盖毒品问题，可能隐含的另一逻辑则是：缅甸政府对地方民族自治并无诚意，民族武装必须要保持足够武装能力，而这一地区并无其他资源，毒品是惟一的选择。在民族自治的标志下，毒品的“合法性”被确认。许多毒品研究者对这一地区相对一致地描述是：“以毒养军，以军护毒。”
魏超仁并不讳言果敢地区曾经的动荡：１９８９年彭家声在此脱离缅共宣布独立，稍后部下杨茂良杨氏兄弟发起政变，用武力将彭赶出这一地区，后来彭家声再次夺回果敢。果敢在杨氏兄弟主持之时，秉持的就是这一理念。王方荣回忆说：“杨氏兄弟贩毒之猖狂，是罕见的。１９９４年，杨茂良的弟弟，果敢县副县长杨茂贤在云南被抓获，成为中国处决的第一个缅甸大毒枭。第二年，临沧警方又抓获了更大的毒枭——果敢同盟军副总司令李国鼎。此后，果敢方面才在表面上不再像过去那样猖狂了。”杨茂贤与李国鼎，都是王方荣亲自带人抓获的。
另一层因素也促使这一地区“军毒一体”发生嬗变，彭家声最后夺回果敢，缅甸政府军也同时介入这一地区，形成“共管”局面，这多少抑制了地方军事系列大张旗鼓有规模的毒品制造。但是，有研究者向记者分析说：“缅甸政府目前仍然很难介入佤邦地区。虽然无论果敢特区还是佤邦特区，其政府在公开场合都是宣称禁毒的。”
采访魏超仁，是在他自己开办的金象城宾馆里进行的。除了果敢同盟军副总司令与公安局长两职，魏超仁目前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开发金象城区。并不大的果敢老街，现在被分成了五个区：金象城、双凤城、杨龙寨、东城与双鹤。这五个区的开发，杨忠校介绍说：“魏超仁副总司令负责金象城，彭家声负责双凤与杨龙寨，刘明与刘阿宝负责东城，白所成副司令负责双鹤。”这种开发，有知情人说：“就是以个人之力修路盖房，当然重要的是有能力‘招商引资’。”
这样类似“承包”性质的开发，给人最直观的感受是不方便，几百米就隔着了另一个区，通过其间便需要交“花杆费”，每次１０元人民币。划区开发，其背后的利益分配却远不如设卡收费那样来得简单明确。杨忠校介绍说：“魏副总司令在自己开发区的金象城宾馆的赌场并不需要交税，但他在双凤城里的‘三鑫’娱乐城（赌场）则要交税，交给果敢特区财政部。还有一个副总司令在双凤城的娱乐城同样向财政部交税。”双凤是老街最繁华的闹市区，此处集中了绝大多数赌场。知情人介绍说：一般行情，一个赌场去年每个月须交１０万元～１３万元；今年由于生意不好，下跌到５万元～８万元。按此推算，这一地区每月“税收”累加接近百万元之巨。魏超仁在跟记者细数此地的“税收”，除去博彩税，还有一个主要的税收来源是进出口税。知情人说：更准确地看，是进口税。此地出口并无什么内容，而烟、酒、日用品等等，绝大多数是从中国进口，其中“税收是非常大的一笔钱”。这些，“都由个人收取，并非财政部收取”。佤邦的一位官员曾向记者比较过果敢与佤邦两地表面上的不同，“佤邦人‘找钱’不像果敢人这么直接，多少在前面还有一个部门做掩护。不过，实质都差不多。谁的官大，自然谁的钱多”。
当然，被观察到的收入巨大，而支出同样也不可忽视，军队、政府官员薪资以及各项城市建设基础设施投入等等。相对麻烦之处在于，更精确的收支考察并不可能。这种操作的个人性与私密性，使真正的资金流转永远退隐于铁幕背后。
申旭曾考察过佤邦的资金流转情况，他向记者分析在那一地区相对引人注目的两个项目：烟厂与啤酒厂。“这两样产品，由于设备本身并不先进，而制造与营销也缺乏专业人士，所以整个成本就抬高了许多。香烟往北走，有云南的烟，他们比不过，而且香烟与云烟不同，不适合云南人口味；往南走，缅甸政府拒绝进入。最后只能在当地销售，这能够有多大的市场呢？啤酒的问题也是一样。”因此，无论佤邦还是果敢地区，过去积聚的资金会更多地投入技术与管理要求都不太高的娱乐业。但一般而言，申旭说他接触的高级官员也都喜欢赌几把，这一爱好“很容易聚散打平（投资赌场的收益与支出持平）”，“因此，钱在这里很难‘洗白’”。
毒枭谭晓林的主审人，云南禁毒局处长王其华与助手张润生曾告诉记者：“谭晓林交代说他输过最多的一次是１０００万元。”后来记者见到谭晓林后，曾向他证实是否有此事，谭没有否认，他承认自己“好赌”，还说多数像他这样的人都如此，“当然也不是没有赢过，但总体算下来，是输多赢少”。
钟智翔分析说：“一般而言，毒资不会在毒品上滚动投入。多数时候，当事人都会通过流转与投资寻找另外的增值机会。”不过，深入研究者相信，就这一地区而言，通过再投资将钱洗干净的机会相对有限，即使惯性动作，也很难轻易放弃毒品。
毒枭空间
在果敢老街采访，刘明也是一个很难深入的话题。被击毙时，刘明的身份是果敢老街东城开发部副部长（部长为果敢同盟军一位副总司令），同时兼任果敢同盟军财政部副部长。
杨忠校说：“如果没有总司令一级的人物亲自给他打电话，一般人不可能见到他。”即使魏超仁说起他，也推辞说，“我真的不熟悉他”。
与这种神秘性相伴的传说之一是，“他的脾气很臭”。一个与魏超仁也熟悉的建筑商希望魏出面说说情，让刘明将欠款还给他，魏亲自办了这件事，并让手下带着这个建筑商去找刘明，结果在刘宅里，刘反说别人欠他的钱，当着魏手下的面，痛打这个建筑商，后来验伤的结果是耳膜破裂，钱当然没有讨回来。即使有“魏副总司令”的面子，事情也没有任何结果。
魏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说，“我也只能劝劝他”。有知情者分析：“刘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关键是自恃靠山足够强大。不过他这样过分，搅乱了整个利益集团的平衡，最后当然下场很糟。”
董胜比较谭晓林与刘明说：“与谭晓林相比，刘可能算不上‘大’毒枭了。”虽然刘明在果敢老街，而谭晓林在木姐，两地相距遥远，但谭晓林告诉记者，他认识刘明，“都是这条道上的，彼此很难说不知道”。
刘明、谭晓林能够产生的空间，有知情人向记者分析说：仅仅注意到新生代毒枭用金钱解决与权势人物的关系而获得生存空间，可能是不太完整的。在中缅禁毒越来越严厉的格局里，那些更被注意的“知名人物”，通过这一行来牟利需要越来越高的技巧，他们需要刘明、谭晓林一类的人物进入毒资循环链，这是一种相互需要。
２００１年７月，记者在云南采访时，云南禁毒局副局长董胜就预言，“这一地区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美国方面对佤联军“恐怖主义组织”的定性使这种变化迅速变得清晰明确。这一期间，记者曾尝试联络各方人士，但结果都出言谨慎，未来难以描述，但可以肯定的是，“曾经的金三角，将会被大大改变”。
（《黑龙江晨报》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２日 陈昌喜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