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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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的社会政治理论是建立在其有关世界之本质和人之本性的观点基础之上的。其独化说既回答了有关世界之本质的问题,也回答了有关人之本性的问题。基于其有关人之本性的独特理解(圣人与常人完全不同,而且常人之本性也各自不同,且性各有极),郭象对庄子的逍遥论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始终享有无待逍遥,而常人最多只能享有有待逍遥。而且,常人能够享有有待逍遥的前提条件是圣人成为圣王,以无为或法万物之自然之方式治理社会乃至天下。圣人之治即理想之治。但是,圣人之治必然留下圣人之迹,进而必然导致各种社会弊病,最后导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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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的社会政治理论是建立在其有关世界之本质和人之本性的观点基础之上的。其独化说既回答了有关世界之本质的问题,也回答了有关人之本性的问题。基于其有关人之本性的独特理解(圣人与常人完全不同,而且常人之本性也各自不同,且性各有极),郭象对庄子的逍遥论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始终享有无待逍遥,而常人最多只能享有有待逍遥。而且,常人能够享有有待逍遥的前提条件是圣人成为圣王,以无为或法万物之自然之方式治理社会乃至天下。圣人之治即理想之治。但是,圣人之治必然留下圣人之迹,进而必然导致各种社会弊病,最后导致社会大乱。此时,圣人不得不隐退了。不过,在适当的时机,圣人必然会再度以圣王的身份出现。这样,整个人类历史必然在治乱之间循环往复地展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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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猛1971年生,辽宁本溪人。1989年—1993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学士),1993年—1996年就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2001年—2008年就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博士)。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哲学系,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社会理论、早期现代哲学、古希腊哲学.
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解放区的报告文学热潮中,丁玲的《田保霖》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肯定,被称为'新写作作风'。通过叙事视角的转换,《田保霖》将一个英雄'成长'的故事推演为一个'学习'的故事,不仅显影出劳模运动如何作为基层政治主体的生产机制,还以其形式创造参与到新主体和新现实的再生产当中。以丁玲的写作为代表,报告文学的写作不仅是对作家自身的改造与训练,也构成一种'工农写作者'的培养机制,蕴含着将接受者转化为生产者或行动者的能力。在解放区特殊的文化政治格局中,报告文学的写作不仅能在形式和现实的层
2019年12月19日上午,北京大学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座谈会在英杰交流中心举行。会议邀请获授改革先锋奖章的部分北大教师校友及亲属,与大家共同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共话对改革开放经验的思考与认识。党委书记邱水平、校长郝平等在校党政班子成员出席会议。各级基层党委、院系和职能部门等相关负责人,师生代表参加会议。会议由党委常务副书记于鸿君主持。
晚清名士高心夔曾出入曾国藩幕府,并授读权臣肃顺府中,其手稿《佩韦室日记》虽所存无多,但其中所载肃顺的资料却有不少,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上真实的肃顺形象;肃顺的悲剧,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一种性格悲剧,但同时亦为一种时代悲剧。《佩韦室日记》中关于晚清政局和社会生态的记录,也具有较为重要的历史价值。
在列宁的影响下，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将世界经济划分为三个部分：核心、半边缘和边缘。但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这个模型已难以充分解释世界经济体系的新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边缘依附阶段、维持竞争共生阶段和新均衡阶段。在第一阶段，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化核心国家奉行全球霸权主义，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只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提供者；在第二阶段，中国和西方在经济上处于维持竞争与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当前的第三阶段，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国家主权利益的强化和地区性协作组织的建立，形成了相
审美幻相区别于西方心理学、图像学意义上的审美幻象或幻觉效果，也不同于奠基于老庄哲学的象外之象。它在中国美学和艺术领域的出场受到“形相虚空”“于相而离相”“即相显性”的等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其理论特质主要包括“相无定相”“即幻悟真”“游戏自在”这三层内涵。审美幻相的出场不仅深化了超越形似的传统，拓宽了文人艺术形式的表现力，而且激活了张扬个体自性和注重瞬间感悟的创造精神，丰富了艺术意境的形而上蕴涵。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和社会转型时期，梳理“审美幻相”这一概念，能为建设既立足于民族文化传统，又富有现代学术价值的美学
中晚唐政治文化中出现汉代“循吏”观念的复兴，表现在文学领域便是“循吏”书写。初盛时代，政治文化中重文儒之礼乐化成，轻视实务，排斥案牍，文人儒者多不愿任州县官。安史乱后，重建政治秩序为首要，文儒的理想失去现实基础；州县凋敝，亟待复兴，遂带来制度到观念之极大变化。政能受到重视，地方官的作用得以突出。大批文人儒者出任地方官守，乃以古“循吏”或“良吏”建立自己的身份及价值认同，由此带来了中晚唐“循吏”观念的复兴。这批地方官以“循吏”观念与视野书写，形成了中晚唐文学的“循吏”书写现象与书写模式。
通过南岭山地和东南海岛的研究个案，结合实地调查与民间文献的分析，可知清朝在南中国确立统治之后，有一个通过地方政府重整土地赋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地方精英重建集体记忆，通过契约、谱牒等各种民间文本的历史叙事，或强调前朝旧制的传统，或适应新朝新政的改变，对社会组织加以维系和更新，确认并保护其资源权利。清代前期，地方政府在重建管理秩序中的务实化趋势，与民间的合法化策略相得益彰，使得粮户归宗、海岛复垦等改革得以施行，这一过程对南中国乡村社会的后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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