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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是企业融入全球产业链，在更大范围内合理配置资源，开辟新市场、开发新技术、学习新的管理经验的重要路径。
从对外投资存量看，中国在全球的位次在2018年位列全球第三。据商务部初步统计，2019年中国全行业对外投资1171.2亿美元，同比下降9.8%。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企业跨境投资面临着较大不确定性。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布《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2020）》报告（下称报告）指出，随着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致使全球范围内的投资环境恶化，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攀升。
发达国家风险较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介绍，该报告从中国企业和主权财富的海外投资视角出发，构建了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性、政治风险和对华关系五大指标共42个子指标，涵盖114个国家和地区，全面和量化评估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主要风险。
评级结果共分为九级，其中低风险级别包括18个国家；中等风险级别68个国家；高风险级别28个国家。
从总体評级结果来看，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基础较好、政治风险较低、社会弹性较高、偿债能力较强，整体投资风险低于新兴经济体。以卢森堡、德国、澳大利亚等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风险等级排名靠前，在18个低风险级别的国家中仅有阿联酋是新兴经济体，排在第15名。
“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经济基础和政治风险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非常明显。但是未来随着新兴经济体投资需求的上升，其仍将是中国海外投资最具潜力的目的地。”张明称。
与2019年相比，发达经济体中相对排名上升的国家有10个，相对排名下降的国家有17个，相对排名不变的国家有4个。其中，美国和加拿大的投资风险上升最大，新西兰、英国等国的投资风险也有所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投资风险等级近年来出现连续下降。在2020年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的结果中，美国的排名从2018年的第4名降至今年的第27名。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主任王碧珺认为，随着美国《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的实施，中国企业赴美投资难度加大，多家中资企业赴美并购因国家安全为由被终止。从行业上来看，因国家安全因素终止的代表性并购交易主要涉及高科技、金融业、基础设施等领域。
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与2019年相比，相对排名上升的国家有28个，相对排名下降的国家有50个，相对排名不变的国家有5个。其中，尼加拉瓜的投资风险增长最快，但是中国对其罕有投资。而中国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中，乌兹别克斯坦、越南、印度、泰国、老挝等国的投资风险均有上升，需引起警惕，而哈萨克斯坦和巴西的投资风险相对2019年有所下降。
“一带一路”地区具有不确定性
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和工程承包规模分别为150.4亿美元和1548.9亿美元，占整体比例的13.6%和59.5%。工程承包已成为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国际合作的主要方式。
该报告对5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了风险评级，包括发达国家7个、发展中国家44个。报告认为，“一带一路”地区的投资风险高于整体水平，“一带一路”样本国家中多为亚洲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经济结构单一，经济稳定性差，债务结构不合理，偿债能力不足。同时，部分西亚国家地缘政治复杂，政权更迭频繁，政治风险较高。而且社会弹性也较低，主要表现在内部冲突不断、社会安全隐患、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和对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性的限制等方面，投资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但报告还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低风险和高风险国家占比都较少，而中等风险国家较多，低风险评级（AA级及以上）国家仅有新加坡1个，高风险国家（BB级及以下）有9个。在社会弹性和双边关系两个指标上，尤其是双边关系，“一带一路”地区在双边关系上的平均得分比整体高出12%，比发达经济体高出16.5%。
不久前，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可能急剧减少40%，低于2019年的1.54万亿美元，达到近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王碧珺表示，受贸易关系紧张、地缘政治风险加大以及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近年来全球投资收益率呈现趋势性下降。从2010—201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收益率已从8%下降至6.8%。
截至2018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和流量分别位居全球第三位和第二位，二者占全球比重均创新高。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在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王碧珺表示，中国海外子公司的投资回报也十分堪忧。从2010—2017年，随着全球经济的缓慢复苏，中国海外子公司的资产收益率呈现波动式下降态势。
海外投资需警惕履约和法律法规变动风险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林勇明指出，从目前情况看，疫情对跨境投资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受疫情影响严重的经济体，消费需求的普遍减弱以及供应链中断也将影响其他国家的投资增长前景。未来一段时间，疫情将令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企业跨境投资面临多方面风险与压力。
受疫情影响，中国外贸企业海外投资与经营活动相关风险提高，主要涉及政策、经济、社区、劳务和法律风险五个方面。瑞丰德永集团法律顾问及合规总裁黄德君特别介绍了法律风险，主要包括履约风险和法律法规变动风险。
履约风险。由于各国针对中国籍人员采取入境管制措施和升级进出口检验检疫管理，导致部分海外投资项目人员、设备物资无法顺利通关入境，或者部分境外工程承包项目业主可能拒绝承包商与中国分包商和供应商签署分包、设备供货合同，最终导致我方无法按合同规定按时完成。
“履约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取决于各国法律对不可抗力的解释，以及本次疫情的持续时间。”黄德君称。
法律法规变动风险。海外投资项目所在国出于对疫情的担忧，并且随着疫情在所在国的发展变化，可能会颁布临时性的法律、法令、条例或采取相关的行政措施，尤其是对于本身法律体系不完备的项目所在国，中资企业应警惕疫情导致的法律法规变动风险。
“对于海外投资企业来说，海外各国尤其是东道国应对疫情的政策、管控信息尤其重要，企业应及时从各种渠道获取相关信息。”黄德君说。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许多企业猝不及防。此类公共卫生事件，也是风险管控的一部分，也满足风险识别、评估和管控的基本流程。黄德君建议，企业应客观合理评估风险，同时积极有序开展工作。
林勇明建议，政府方面，应进一步完善企业海外投资的整体保护框架。企业方面，更需要发挥海外制造业协同工业园区的作用，发挥境外经贸合作区的防火墙作用及整体优势，通过“抱团取暖”，降低单一企业的风险应对成本。
从对外投资存量看，中国在全球的位次在2018年位列全球第三。据商务部初步统计，2019年中国全行业对外投资1171.2亿美元，同比下降9.8%。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企业跨境投资面临着较大不确定性。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布《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2020）》报告（下称报告）指出，随着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致使全球范围内的投资环境恶化，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攀升。
发达国家风险较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介绍，该报告从中国企业和主权财富的海外投资视角出发，构建了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性、政治风险和对华关系五大指标共42个子指标，涵盖114个国家和地区，全面和量化评估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主要风险。
评级结果共分为九级，其中低风险级别包括18个国家；中等风险级别68个国家；高风险级别28个国家。
从总体評级结果来看，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基础较好、政治风险较低、社会弹性较高、偿债能力较强，整体投资风险低于新兴经济体。以卢森堡、德国、澳大利亚等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风险等级排名靠前，在18个低风险级别的国家中仅有阿联酋是新兴经济体，排在第15名。
“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经济基础和政治风险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非常明显。但是未来随着新兴经济体投资需求的上升，其仍将是中国海外投资最具潜力的目的地。”张明称。
与2019年相比，发达经济体中相对排名上升的国家有10个，相对排名下降的国家有17个，相对排名不变的国家有4个。其中，美国和加拿大的投资风险上升最大，新西兰、英国等国的投资风险也有所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投资风险等级近年来出现连续下降。在2020年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的结果中，美国的排名从2018年的第4名降至今年的第27名。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主任王碧珺认为，随着美国《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的实施，中国企业赴美投资难度加大，多家中资企业赴美并购因国家安全为由被终止。从行业上来看，因国家安全因素终止的代表性并购交易主要涉及高科技、金融业、基础设施等领域。
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与2019年相比，相对排名上升的国家有28个，相对排名下降的国家有50个，相对排名不变的国家有5个。其中，尼加拉瓜的投资风险增长最快，但是中国对其罕有投资。而中国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中，乌兹别克斯坦、越南、印度、泰国、老挝等国的投资风险均有上升，需引起警惕，而哈萨克斯坦和巴西的投资风险相对2019年有所下降。
“一带一路”地区具有不确定性
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和工程承包规模分别为150.4亿美元和1548.9亿美元，占整体比例的13.6%和59.5%。工程承包已成为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国际合作的主要方式。
该报告对5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了风险评级，包括发达国家7个、发展中国家44个。报告认为，“一带一路”地区的投资风险高于整体水平，“一带一路”样本国家中多为亚洲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经济结构单一，经济稳定性差，债务结构不合理，偿债能力不足。同时，部分西亚国家地缘政治复杂，政权更迭频繁，政治风险较高。而且社会弹性也较低，主要表现在内部冲突不断、社会安全隐患、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和对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性的限制等方面，投资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但报告还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低风险和高风险国家占比都较少，而中等风险国家较多，低风险评级（AA级及以上）国家仅有新加坡1个，高风险国家（BB级及以下）有9个。在社会弹性和双边关系两个指标上，尤其是双边关系，“一带一路”地区在双边关系上的平均得分比整体高出12%，比发达经济体高出16.5%。
不久前，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可能急剧减少40%，低于2019年的1.54万亿美元，达到近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王碧珺表示，受贸易关系紧张、地缘政治风险加大以及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近年来全球投资收益率呈现趋势性下降。从2010—201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收益率已从8%下降至6.8%。
截至2018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和流量分别位居全球第三位和第二位，二者占全球比重均创新高。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在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王碧珺表示，中国海外子公司的投资回报也十分堪忧。从2010—2017年，随着全球经济的缓慢复苏，中国海外子公司的资产收益率呈现波动式下降态势。
海外投资需警惕履约和法律法规变动风险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林勇明指出，从目前情况看，疫情对跨境投资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受疫情影响严重的经济体，消费需求的普遍减弱以及供应链中断也将影响其他国家的投资增长前景。未来一段时间，疫情将令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企业跨境投资面临多方面风险与压力。
受疫情影响，中国外贸企业海外投资与经营活动相关风险提高，主要涉及政策、经济、社区、劳务和法律风险五个方面。瑞丰德永集团法律顾问及合规总裁黄德君特别介绍了法律风险，主要包括履约风险和法律法规变动风险。
履约风险。由于各国针对中国籍人员采取入境管制措施和升级进出口检验检疫管理，导致部分海外投资项目人员、设备物资无法顺利通关入境，或者部分境外工程承包项目业主可能拒绝承包商与中国分包商和供应商签署分包、设备供货合同，最终导致我方无法按合同规定按时完成。
“履约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取决于各国法律对不可抗力的解释，以及本次疫情的持续时间。”黄德君称。
法律法规变动风险。海外投资项目所在国出于对疫情的担忧，并且随着疫情在所在国的发展变化，可能会颁布临时性的法律、法令、条例或采取相关的行政措施，尤其是对于本身法律体系不完备的项目所在国，中资企业应警惕疫情导致的法律法规变动风险。
“对于海外投资企业来说，海外各国尤其是东道国应对疫情的政策、管控信息尤其重要，企业应及时从各种渠道获取相关信息。”黄德君说。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许多企业猝不及防。此类公共卫生事件，也是风险管控的一部分，也满足风险识别、评估和管控的基本流程。黄德君建议，企业应客观合理评估风险，同时积极有序开展工作。
林勇明建议，政府方面，应进一步完善企业海外投资的整体保护框架。企业方面，更需要发挥海外制造业协同工业园区的作用，发挥境外经贸合作区的防火墙作用及整体优势，通过“抱团取暖”，降低单一企业的风险应对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