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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业易主案众说纷纭
《申报》是近代中国第一大报，最早由英国商人美查1872年创办，后于1905年卖给该报华人经理席子佩。1912年秋，史量才以12万银元购入《申报》，由此开创了《申报》的鼎盛时期。
关于这场报业易主案，历来有颇多说法。其中传闻最甚的，莫过于史量才借名妓沈秋水之财收购《申报》一说。据载，史量才生于1880年，原籍南京，家境平平。1899年，史量才考中秀才，两年后抛弃旧科举入读杭州蚕学馆。1903年，在金山首富、民强小学校长黄公续的帮助下创办了上海女子蚕业学校。据史量才的友人冯亚雄在《<申报>与史量才》一文中的回忆，史量才办校时的生活无比拮据：
某日，史卧病在床，向我垂泪而言，因受经济压迫，要求我在小月底借五元，在大月底借十元，以解其困顿之苦。我恻然允之，每月照付，继续五年之久。一九一○年端午节前一天的晚间，史派校工阿贞来请我去下棋。见面他就惨然相告：“明日端午，欠债无力清偿，只有一死。现在有杭州新龙井茶，且与你围棋几局，再作永别。倘或你能救我，请代筹五十元，燃眉即解。好在蚕校有三个学生的学费准在一星期内交来，即可如数奉赵。”我不得已允之，于端午节清晨亲自送去。可是，他富裕以后，对此事竟忘记得一干二净。
从冯的叙述看，辛亥年前史量才经济状况紧绌不堪。在如此境况下，史量才为何能在几年后斥巨资收购《申报》？冯亚雄接着便谈起收购一事。据其所述，上海名妓沈慧芝（即沈秋水）有一恩客陶骏保，清末任南京军务要职，辛亥时挟其所贪污的军饷十数万元来到上海，寄迹于妓院，把财物交给沈慧芝保存。陈其美探知陶骏保有割据镇江、自任浙江都督的企图，于是设计枪杀之。沈慧芝就将钱物由另一相好史量才带去，“此即史盘进《申报》的财源”。
冯亚雄之说传闻颇广，报业闻人胡憨珠曾说“谈《申报》必及史量才，谈史量才必及秋水夫人”。而沈秋水后来确实成为史夫人。据史量才第一任妻子庞明德的内侄孙女、史量才研究会副会长庞荣棣女士在《申报魂：中国报业泰斗史量才图文珍集》中的介绍，1904年史量才与表妹庞明德结婚，1911年4月生子史咏赓。辛亥年后，沈秋水入住沈家，原配夫人庞明德隐退让贤，沈反以太太身份主持家政。
更让人看不懂的是，就连庞明德的亲生儿子史咏赓也称沈为“亲妈”，而庞被称为“好妈”。这或许是史量才收购《申报》来自沈秋水之财一说的辅证吧。
史量才或非独资购《申报》
却说陶骏保生于1878年，江苏镇江人，早年入读江南陆师学堂，毕业后投身军界。辛亥年镇江光复后，出任镇军参谋长，后在江浙联军光复南京时立下汗马功劳。1911年12月13日，陶骏保赴上海时被沪军都督陈其美所杀。
众所周知，辛亥年时革命军用款极缺，陈其美甚至不惜绑架银行家宋汉章以勒取钱款，说陶骏保遗留12万巨款于沈秋水处而陈其美不察，似乎有些不太可信。而对于史量才從沈秋水处取得巨款的说法，颇知其中内幕的民国闻人章士钊似不以为然。章士钊与史量才年纪相仿，同期出道，两人都在清末民初办过报，《申报》故事自是耳熟能详。据章士钊所说：清末苏松泰道蔡乃煌，为取佞两江总督端方，而在沪为之兼营谍报，“从而献计，用公库银八万两收买申报，管制舆论”，于是席氏子眉、子佩兄弟毕生经营之偌大报业，一转而为清运告终之机关刊物”。章士钊还说，“此固当时公然之秘密，知其事者并不乏人”。
至于1912年后《申报》易主之事，章士钊更表示“知之甚详”。无他，章本人即当事人之一。原来，辛亥年时，章士钊在江苏都督府任顾问之职，与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相处甚熟，颇得重用。按章的说法，某日应德闳曾对他说，《申报》属本省民政管理，但因为缺乏合适的人选而“运不得当”。言下之意，是打算让章士钊去接管《申报》。不过，章士钊当时对接管报政并无兴趣，后来才改为史量才。章士钊后来记述：申报乃官物，量才不过任监守之责，若据为己有，在法应是监守自盗。”
如此，在章士钊看来，《申报》于鼎革之际产权不明，所谓史量才以12万银元收购《申报》的传闻并不可信。按其推测，《申报》当时应属江苏都督府，史量才得以接手，很可能是因为原立宪党人张謇、赵凤昌等人的推动；陶骏保之兄、弟当时均为有力人物，岂能让沈秋水、史量才私匿自肥。此外，章士钊又指出，史量才接手《申报》后，张謇、赵凤昌、庄蕴宽等名流皆列名股东”。
章士钊之文刊于《文史资料选辑》第23缉（1962年出版），此时不仅史量才，包括《申报》也已经成为历史。不过，人死而史不灭。在章士钊看来，张謇、赵凤昌、庄蕴宽等人在民初《申报》易主一事中颇有混沌之处，或借史量才之手将前清之官财化为私有，此嫌疑恐亦不能排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史量才以12万银元收购《申报》之说与蔡乃煌8万银两收买《申报》在数字上颇为吻合，因按当时银两与银元的比价，一银元通常折合银七钱两分，即0.72两白银，则12万银元折合银86400两，如算上数年来的投资收益的话，应该说是相当接近的。
史量才“监守自盗”？
《申报》易主之事迷雾虽多，节点却只有几处，究竟是因为席子佩有意转让，还是张謇、赵凤昌、庄蕴宽等人谋夺原蔡乃煌所购的官家股份？此节点若不厘清，则民初《申报》收购案终为迷雾。换一种思路的话，所谓史量才以12万银元收购《申报》，可能是在张、赵、庄等人的策划下由史量才代持前清官府股份，之后干脆化公为私，即章士钊所指的“监守自盗”？
曾在《申报》长期供职的老报人马荫良在《史量才接办申报初期史料》一文中提到，章士钊确实为接手《申报》的最初人选，之后因章士钊拒绝合作而最终选中了史量才。按马文说法，席子佩放出消息欲让出《申报》后，由史量才、张謇、应德闳、赵凤昌、陈景韩五人组成合伙企业，因史与陈都是文人出身，毫无积蓄，只得由张、应、赵三人出资，以12万银元的代价从席子佩手中购得《申报》全部股权，款项分三期付清。按照新安排，史量才出任《申报》总经理，陈景韩为总主笔，席子佩仍为经理。 关于此事，同时期的名记者包天笑也在回忆录中两处提及，曰：“江苏诸元老，合谋接收席子佩《申报》馆”；又说，“史量才接办《申报》，张謇、赵凤昌出力最多”。从以上说法看，谋《申报》者除应德闳与庄蕴宽互换外，张謇与赵凤昌则始终出现无误，可见为其中关键人物。
那么，久处官场、深得上层人脉的张、赵诸人如何会看上刚刚三十出头的史量才呢？这恐怕还得从史量才在清末办教育时说起。史量才虽只是秀才出身，但毕竟是有功名的人，可入地方中下层士绅之列，加上清末新政时期办教育为社会所关注、所重视，史量才也由此结识了不少沪上名流，如黄炎培及江浙立宪派张謇、汤寿潜等。1905年，黄炎培、史量才等人在上海成立“江苏学务总会”，张謇被推选为会长。1907年，史量才又因积极参加拒借外资保护路权运动，而被推举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
辛亥年中，在张謇、赵凤昌等人密谋于惜阴堂时，史量才亦频繁往来其间，并在辛亥年后任过上海海关清理处长、松江盐政局长等职。曾有人问张謇为何如此器重史量才，张謇回答说：“我是量才录用。”据说，这就是史量才改名的缘由（原名史家修）。包天笑的回忆也颇能说明问题：“史量才办事有决断，各方咸器重，张謇尤为倚重。史量才有今日，固由其才气志气之足以自展，张四（謇）之功不可磨灭。”
此外，据民国报人胡憨珠所言，史量才得以接盘《申报》，与当时共和党中坚分子熊希龄、汤化龙等不无关系。据云，经张謇等介绍，史量才与熊希龄由相识而相知，因熊氏对史量才的干练有为非常赏识，极想留为己用，为其党派效劳。所以，熊希龄对史量才竭力笼络，又将他介绍给共和党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汤化龙。熊希龄、汤化龙在与南方共和党人张謇、赵凤昌、程德全等人商议后，认为席子佩手中的《申报》是最适合而理想的一份报纸。于是史量才被公推为接洽人前去与席子佩谈判，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敲定。1912年9月23日签下合约，1912年10月22日正式移交。史量才任总经理总揽一切营运事务，张、赵、应等股东退居幕后。
同样扑朔迷离的诉讼案
据冯亚雄所说，史量才掌管《申报》后，开始尚对席子佩礼敬有加，席子佩亦将历年办报经验尽情相告；之后，《申报》蒸蒸日上，待到第三期付款期间，“席子佩每因经济拮据，陆续向史支借款项，有时数百元、数千元不等。史颇厌之，有时照借，有时拒绝，两人已有芥蒂”。之后，史量才有意将席子佩赶出《申报》，每次席遇事来与史商谈时，史俨然以董事长身份，冷面相向。时间一久，席子佩自无法忍受而不得不主动退职，脱离《申报》。
按说，席子佩收到12万元，应不至于经济拮据，而他向史支借数百、数千元，这在当时自不是小数字，史量才由此反感也不奇怪。但反过来说，席子佩出现如此“怨妇心态”般的反常之举，恐怕仍与《申报》转让迷局有关。也许，席子佩觉得自己在《申报》转让一事中吃亏上当，有意以“借款”的名义加以补偿，史量才不胜其烦而终至翻脸。最后，席子佩将史量才诉至租界法庭，双方“纠讼三年，史量才被判支付席子佩二十四万五千银元，并着史当庭交保。史无可奈何，只得将赔款如数呈交”。
据目前有限的材料看，席子佩起诉史量才一案与《申报》收购案一样，同样是云山雾罩，令人有些不明所以。不过，有一点倒是相似的，那就是史量才当年收购《申报》时得贵人相助，而这次的巨额赔偿也同样如此。
诉讼案后，在普益纱厂老板徐静仁的担保下，史量才免去牢狱之灾；同时，徐老板还将自己的两家爿纱厂抵押，为史量才支付了这笔赔款。在这次官司结束后，张謇等参股者全部退出，《申报》成为史量才独资所有。而据马荫良所云，一战期间，日本在华倾销白报纸，《申报》成本大为降低，每年盈利一二十萬甚至三十万，短短数年间，不仅清偿了巨额赔款，同时也将张、赵、应三人的投资如数归还，《申报》也成为史量才一人独资经营的企业了。
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徐静仁的出手或许不仅仅是因为史量才，而更可能是出于幕后张謇等人的运作，其进入与退出《申报》股权的来龙去脉虽未见诸片纸点墨，但其可说之处恐凭常识亦可知之。倒是席子佩在此官司后硬是不折不挠，随后又对史量才发起刁难。原来，席子佩不甘心就此失去其兄弟呕心沥血数十年的《申报》名号而另创《新申报》，他盯上原《申报》的房屋，而与大房东串通将月租金200两银子增至800两，史量才被迫将馆址迁至天津路口泰记弄，印刷、营业两部遥隔，如同新造。然而，所谓“时也、势也”，无论在人脉上还是经营能力上，席子佩终非史量才的对手，《新申报》虽然在开始时颇有气势，但毕竟不能和老牌的《申报》相提并论。最终，这份创业未久的新报纸不得不让渡于人。从1912年收购到一战期间诉讼案的最终定案，《申报》最终为史量才独家所有，直到1934年史量才被刺。
《申报》收购案依旧成谜
在史家地位崇高，正是因为史量才借取其资财才得以收购《申报》，但谁又能保证其资财来自陶骏保呢？即便史量才的资金全部或部分来自沈秋水，但沈秋水地位也许只是史量才深爱她所致呢？甚至，如章士钊揣测的，把收购《申报》与这桩风流秘案搅合起来的传闻，说不定只是有意无意制造出来的一个烟雾弹也未可知。更重要的是，深介其中的诸多民初闻人如张謇、赵凤昌等，都并无片言只语提及此事，而关门之后的种种运作与手段，又岂能为局外人所能尽知。因此，对于历史秘案的种种疑点，备存而不论定，或许是最好的办法吧。
退一步说，不管《申报》收购案存在多少疑点，至少在史量才接手后，《申报》欣欣向荣并及于鼎盛终究是不争的事实。就这点而言，无疑是《申报》之幸、民国报业之幸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
《申报》是近代中国第一大报，最早由英国商人美查1872年创办，后于1905年卖给该报华人经理席子佩。1912年秋，史量才以12万银元购入《申报》，由此开创了《申报》的鼎盛时期。
关于这场报业易主案，历来有颇多说法。其中传闻最甚的，莫过于史量才借名妓沈秋水之财收购《申报》一说。据载，史量才生于1880年，原籍南京，家境平平。1899年，史量才考中秀才，两年后抛弃旧科举入读杭州蚕学馆。1903年，在金山首富、民强小学校长黄公续的帮助下创办了上海女子蚕业学校。据史量才的友人冯亚雄在《<申报>与史量才》一文中的回忆，史量才办校时的生活无比拮据：
某日，史卧病在床，向我垂泪而言，因受经济压迫，要求我在小月底借五元，在大月底借十元，以解其困顿之苦。我恻然允之，每月照付，继续五年之久。一九一○年端午节前一天的晚间，史派校工阿贞来请我去下棋。见面他就惨然相告：“明日端午，欠债无力清偿，只有一死。现在有杭州新龙井茶，且与你围棋几局，再作永别。倘或你能救我，请代筹五十元，燃眉即解。好在蚕校有三个学生的学费准在一星期内交来，即可如数奉赵。”我不得已允之，于端午节清晨亲自送去。可是，他富裕以后，对此事竟忘记得一干二净。
从冯的叙述看，辛亥年前史量才经济状况紧绌不堪。在如此境况下，史量才为何能在几年后斥巨资收购《申报》？冯亚雄接着便谈起收购一事。据其所述，上海名妓沈慧芝（即沈秋水）有一恩客陶骏保，清末任南京军务要职，辛亥时挟其所贪污的军饷十数万元来到上海，寄迹于妓院，把财物交给沈慧芝保存。陈其美探知陶骏保有割据镇江、自任浙江都督的企图，于是设计枪杀之。沈慧芝就将钱物由另一相好史量才带去，“此即史盘进《申报》的财源”。
冯亚雄之说传闻颇广，报业闻人胡憨珠曾说“谈《申报》必及史量才，谈史量才必及秋水夫人”。而沈秋水后来确实成为史夫人。据史量才第一任妻子庞明德的内侄孙女、史量才研究会副会长庞荣棣女士在《申报魂：中国报业泰斗史量才图文珍集》中的介绍，1904年史量才与表妹庞明德结婚，1911年4月生子史咏赓。辛亥年后，沈秋水入住沈家，原配夫人庞明德隐退让贤，沈反以太太身份主持家政。
更让人看不懂的是，就连庞明德的亲生儿子史咏赓也称沈为“亲妈”，而庞被称为“好妈”。这或许是史量才收购《申报》来自沈秋水之财一说的辅证吧。
史量才或非独资购《申报》
却说陶骏保生于1878年，江苏镇江人，早年入读江南陆师学堂，毕业后投身军界。辛亥年镇江光复后，出任镇军参谋长，后在江浙联军光复南京时立下汗马功劳。1911年12月13日，陶骏保赴上海时被沪军都督陈其美所杀。
众所周知，辛亥年时革命军用款极缺，陈其美甚至不惜绑架银行家宋汉章以勒取钱款，说陶骏保遗留12万巨款于沈秋水处而陈其美不察，似乎有些不太可信。而对于史量才從沈秋水处取得巨款的说法，颇知其中内幕的民国闻人章士钊似不以为然。章士钊与史量才年纪相仿，同期出道，两人都在清末民初办过报，《申报》故事自是耳熟能详。据章士钊所说：清末苏松泰道蔡乃煌，为取佞两江总督端方，而在沪为之兼营谍报，“从而献计，用公库银八万两收买申报，管制舆论”，于是席氏子眉、子佩兄弟毕生经营之偌大报业，一转而为清运告终之机关刊物”。章士钊还说，“此固当时公然之秘密，知其事者并不乏人”。
至于1912年后《申报》易主之事，章士钊更表示“知之甚详”。无他，章本人即当事人之一。原来，辛亥年时，章士钊在江苏都督府任顾问之职，与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相处甚熟，颇得重用。按章的说法，某日应德闳曾对他说，《申报》属本省民政管理，但因为缺乏合适的人选而“运不得当”。言下之意，是打算让章士钊去接管《申报》。不过，章士钊当时对接管报政并无兴趣，后来才改为史量才。章士钊后来记述：申报乃官物，量才不过任监守之责，若据为己有，在法应是监守自盗。”
如此，在章士钊看来，《申报》于鼎革之际产权不明，所谓史量才以12万银元收购《申报》的传闻并不可信。按其推测，《申报》当时应属江苏都督府，史量才得以接手，很可能是因为原立宪党人张謇、赵凤昌等人的推动；陶骏保之兄、弟当时均为有力人物，岂能让沈秋水、史量才私匿自肥。此外，章士钊又指出，史量才接手《申报》后，张謇、赵凤昌、庄蕴宽等名流皆列名股东”。
章士钊之文刊于《文史资料选辑》第23缉（1962年出版），此时不仅史量才，包括《申报》也已经成为历史。不过，人死而史不灭。在章士钊看来，张謇、赵凤昌、庄蕴宽等人在民初《申报》易主一事中颇有混沌之处，或借史量才之手将前清之官财化为私有，此嫌疑恐亦不能排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史量才以12万银元收购《申报》之说与蔡乃煌8万银两收买《申报》在数字上颇为吻合，因按当时银两与银元的比价，一银元通常折合银七钱两分，即0.72两白银，则12万银元折合银86400两，如算上数年来的投资收益的话，应该说是相当接近的。
史量才“监守自盗”？
《申报》易主之事迷雾虽多，节点却只有几处，究竟是因为席子佩有意转让，还是张謇、赵凤昌、庄蕴宽等人谋夺原蔡乃煌所购的官家股份？此节点若不厘清，则民初《申报》收购案终为迷雾。换一种思路的话，所谓史量才以12万银元收购《申报》，可能是在张、赵、庄等人的策划下由史量才代持前清官府股份，之后干脆化公为私，即章士钊所指的“监守自盗”？
曾在《申报》长期供职的老报人马荫良在《史量才接办申报初期史料》一文中提到，章士钊确实为接手《申报》的最初人选，之后因章士钊拒绝合作而最终选中了史量才。按马文说法，席子佩放出消息欲让出《申报》后，由史量才、张謇、应德闳、赵凤昌、陈景韩五人组成合伙企业，因史与陈都是文人出身，毫无积蓄，只得由张、应、赵三人出资，以12万银元的代价从席子佩手中购得《申报》全部股权，款项分三期付清。按照新安排，史量才出任《申报》总经理，陈景韩为总主笔，席子佩仍为经理。 关于此事，同时期的名记者包天笑也在回忆录中两处提及，曰：“江苏诸元老，合谋接收席子佩《申报》馆”；又说，“史量才接办《申报》，张謇、赵凤昌出力最多”。从以上说法看，谋《申报》者除应德闳与庄蕴宽互换外，张謇与赵凤昌则始终出现无误，可见为其中关键人物。
那么，久处官场、深得上层人脉的张、赵诸人如何会看上刚刚三十出头的史量才呢？这恐怕还得从史量才在清末办教育时说起。史量才虽只是秀才出身，但毕竟是有功名的人，可入地方中下层士绅之列，加上清末新政时期办教育为社会所关注、所重视，史量才也由此结识了不少沪上名流，如黄炎培及江浙立宪派张謇、汤寿潜等。1905年，黄炎培、史量才等人在上海成立“江苏学务总会”，张謇被推选为会长。1907年，史量才又因积极参加拒借外资保护路权运动，而被推举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
辛亥年中，在张謇、赵凤昌等人密谋于惜阴堂时，史量才亦频繁往来其间，并在辛亥年后任过上海海关清理处长、松江盐政局长等职。曾有人问张謇为何如此器重史量才，张謇回答说：“我是量才录用。”据说，这就是史量才改名的缘由（原名史家修）。包天笑的回忆也颇能说明问题：“史量才办事有决断，各方咸器重，张謇尤为倚重。史量才有今日，固由其才气志气之足以自展，张四（謇）之功不可磨灭。”
此外，据民国报人胡憨珠所言，史量才得以接盘《申报》，与当时共和党中坚分子熊希龄、汤化龙等不无关系。据云，经张謇等介绍，史量才与熊希龄由相识而相知，因熊氏对史量才的干练有为非常赏识，极想留为己用，为其党派效劳。所以，熊希龄对史量才竭力笼络，又将他介绍给共和党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汤化龙。熊希龄、汤化龙在与南方共和党人张謇、赵凤昌、程德全等人商议后，认为席子佩手中的《申报》是最适合而理想的一份报纸。于是史量才被公推为接洽人前去与席子佩谈判，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敲定。1912年9月23日签下合约，1912年10月22日正式移交。史量才任总经理总揽一切营运事务，张、赵、应等股东退居幕后。
同样扑朔迷离的诉讼案
据冯亚雄所说，史量才掌管《申报》后，开始尚对席子佩礼敬有加，席子佩亦将历年办报经验尽情相告；之后，《申报》蒸蒸日上，待到第三期付款期间，“席子佩每因经济拮据，陆续向史支借款项，有时数百元、数千元不等。史颇厌之，有时照借，有时拒绝，两人已有芥蒂”。之后，史量才有意将席子佩赶出《申报》，每次席遇事来与史商谈时，史俨然以董事长身份，冷面相向。时间一久，席子佩自无法忍受而不得不主动退职，脱离《申报》。
按说，席子佩收到12万元，应不至于经济拮据，而他向史支借数百、数千元，这在当时自不是小数字，史量才由此反感也不奇怪。但反过来说，席子佩出现如此“怨妇心态”般的反常之举，恐怕仍与《申报》转让迷局有关。也许，席子佩觉得自己在《申报》转让一事中吃亏上当，有意以“借款”的名义加以补偿，史量才不胜其烦而终至翻脸。最后，席子佩将史量才诉至租界法庭，双方“纠讼三年，史量才被判支付席子佩二十四万五千银元，并着史当庭交保。史无可奈何，只得将赔款如数呈交”。
据目前有限的材料看，席子佩起诉史量才一案与《申报》收购案一样，同样是云山雾罩，令人有些不明所以。不过，有一点倒是相似的，那就是史量才当年收购《申报》时得贵人相助，而这次的巨额赔偿也同样如此。
诉讼案后，在普益纱厂老板徐静仁的担保下，史量才免去牢狱之灾；同时，徐老板还将自己的两家爿纱厂抵押，为史量才支付了这笔赔款。在这次官司结束后，张謇等参股者全部退出，《申报》成为史量才独资所有。而据马荫良所云，一战期间，日本在华倾销白报纸，《申报》成本大为降低，每年盈利一二十萬甚至三十万，短短数年间，不仅清偿了巨额赔款，同时也将张、赵、应三人的投资如数归还，《申报》也成为史量才一人独资经营的企业了。
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徐静仁的出手或许不仅仅是因为史量才，而更可能是出于幕后张謇等人的运作，其进入与退出《申报》股权的来龙去脉虽未见诸片纸点墨，但其可说之处恐凭常识亦可知之。倒是席子佩在此官司后硬是不折不挠，随后又对史量才发起刁难。原来，席子佩不甘心就此失去其兄弟呕心沥血数十年的《申报》名号而另创《新申报》，他盯上原《申报》的房屋，而与大房东串通将月租金200两银子增至800两，史量才被迫将馆址迁至天津路口泰记弄，印刷、营业两部遥隔，如同新造。然而，所谓“时也、势也”，无论在人脉上还是经营能力上，席子佩终非史量才的对手，《新申报》虽然在开始时颇有气势，但毕竟不能和老牌的《申报》相提并论。最终，这份创业未久的新报纸不得不让渡于人。从1912年收购到一战期间诉讼案的最终定案，《申报》最终为史量才独家所有，直到1934年史量才被刺。
《申报》收购案依旧成谜
在史家地位崇高，正是因为史量才借取其资财才得以收购《申报》，但谁又能保证其资财来自陶骏保呢？即便史量才的资金全部或部分来自沈秋水，但沈秋水地位也许只是史量才深爱她所致呢？甚至，如章士钊揣测的，把收购《申报》与这桩风流秘案搅合起来的传闻，说不定只是有意无意制造出来的一个烟雾弹也未可知。更重要的是，深介其中的诸多民初闻人如张謇、赵凤昌等，都并无片言只语提及此事，而关门之后的种种运作与手段，又岂能为局外人所能尽知。因此，对于历史秘案的种种疑点，备存而不论定，或许是最好的办法吧。
退一步说，不管《申报》收购案存在多少疑点，至少在史量才接手后，《申报》欣欣向荣并及于鼎盛终究是不争的事实。就这点而言，无疑是《申报》之幸、民国报业之幸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