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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陕北的手工业在近代以前极不发达，晚清民初的几十年蓬勃兴起且有了较全面的发展。陕北的手工业有十多个种类、六七十个行当，其兴起的原因既与道光以后陕北畜牧业的发展有关，也与晚清民初陕北商业贸易的繁荣、民国后西北的灾荒与战乱，以及陕北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有关。近代陕北手工业有非常明显的特点和作用：首先，近代陕北的手工业门类齐全、行业众多，但规模不大；其次，近代陕北手工业的生产和销售，很少受市场的冲击和影响；第三，近代陕北手工业的生产和发展，不仅满足了陕北人民日常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且为蒙古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大量的手工业用品；第四，晚清民初陕北手工业的兴盛与发展，为陕甘宁边区时期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近代，陕北，手工业
陕北，既是中国地理上富有特色风貌的区域，亦是中国经济和文化上的独特地区，更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而无可替代的政治地位。在古代，这里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草原文明的结合部，到近现代，陕北始终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显赫的位置，是中国历史和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单元。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该地区更有着独特而无可替代的政治地位，中国共产党正是从这里走向全国，并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学术界对陕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延安时期”，学术视野的侧重点则在党史和党建方面，而对于在此之前的陕北经济与社会虽有所关注，但缺乏深人、系统的研究，本文意在通过对陕北地区富有特色的近代手工业的种类、发展，以及兴盛的原因、特点等方面的探讨，为急剧变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提供一观察视角。
一、近代陕北手工业的种类及其发展
陕北的手工业在近代以前极不发达，各地手工业作坊很少，除了在一些地方少量使用煤炭和石油以外，再无矿业。与同时期的江南及本省的关中地区无法相比，到了清朝嘉庆时期仍没有大的发展，据当时的《洛川县志》记载：“布，昔年所出颇多，近日木棉价昂，纺织者渐少，卖布者多邰阳人。酒，有黄米酒，市沽家酿，醇醇不一；烧酒有家酿者，无烧房，市沽者从郧州张家驿等处来。油，各种不一，多杂榨，故味不佳，即点灯亦不佳。砖瓦，随地起窑烧之。毡，无佳者。石炭，从宜君山中来。”而同时期延长县“甚至产物不能成货，甘为贱鬻，如有丝无绸，有棉无布，有皮绒无裘厕，有麻子无清油”。洛川、延长是陕北南部较富庶的地方，当时手工业的发展状况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道光时陕北的手工业起色依然不大，据记载清涧县“工匠拙于制造，无论细巧秀韵事不能为，即粗器卤物，斧斤炉锤等工，俱盼外省匠作”。陕北手工业的这样一种情况，到近代以后发生了明显变化，晚清至民国时期各类手工业蓬勃兴起，种类不断增多，且得到了较全面的发展。现仅就规模较大一些的手工业分述如下。
毛纺织、棉织业明清以前，陕北民间就有手工捻制毛线的工艺流传，人们把剪下来的绵羊毛除去杂质，必要时用水洗干净、晾干，手工撕拨，使其蓬松有弹性。然后用极其简单的工具——捻线砣(取长约8寸，如筷子般粗细的柳条一根，剥皮后，下端安上直径约1寸左右，厚5分的圆形重物)手工捻成毛线。到了清代后期，引进木制手摇防线车，比手工捻毛线产量高，粗细较均匀，使工艺向前迈了一大步。并将羊毛纺成线、织成布，手工缝制成各类口袋，当地称这类工匠为毛毛匠。光绪初年，在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等地民间开始出现家庭纺织。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定边官绅商民集股开办织毛公所附艺学堂，“公所之设，以栽绒毯织毛，以开通风气挽回利权为宗旨，暂因资本不充不能购置机器，由宁灵招载毯艺师4人，织艺师15人，另请教习1人，日受修身、国文、图画、体操，其余时间学习织造手艺，所内需要的毛线由民间妇女纺造……织成毯工精料实，质美色鲜”，格外畅销。民国四年(1915年)在神木县，由杨象坚等人集股开办“利民织布厂”，有工人30多人，所产“爱国布”(细老布)畅销一时，后因洋货充斥市场，被挤垮)。民国十七年(1928年)榆林办起“陕北共立职业学校”，内设毛纺、制革、应用化学3个专业班，有工人10多个，设备简陋，只有木纺车、木制机架、生产方式仍为传统的手工纺织、制作。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榆林县以工代赈办起民生工厂，手工纺毛线、编织用品，招用女工50多名、童工60多名。后又在三皇(今古塔是寺)、金明(今金明寺)两乡设第二、第三民生工厂，有工人110多人，全是手工防线、编织毛衣、毛袜等。1930年代，陕北的毛纺织业达到兴盛时期，从乡村到城镇，从事毛口袋编织、织毛毯、毛衣、毛背心、毛袜等的人达数百人，成为当时的主要行业之一。
在毛纺织业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织毯技艺。陕北的地毯工艺在1840年左右由宁夏传入神木、府谷，当时姓杨、胡两个织毯艺人来神木，给一商人字号加工地毯。几年后，姓杨的返回原籍，姓胡的艺人在神木定居，1860年左右，姓胡艺人将自己的手艺又传给两个儿子，到1915年神木的地毯艺人达40多人，1927年发展到70多人，所产地毯质优价廉，誉满京、津。另外，榆林县人曹四哥、柴星五于1915年在榆林城盐市中巷口南“魁盛永”店内合办“双合毯坊”，有织毯技工6人，徒工3人，由于经营不善，三年后停产。1916年神木商人张再田联络织毯艺人王金钟、王焕人、高来来等来到榆林城天界寺(今梅花楼处)开办毯坊，揽活织毯，经营得法，生意较好，有学徒10多人。1920年井岳秀出资在定慧寺内开设惠记工厂，请张再田任经理，王金钟当领工头，所有人员人惠记工厂织毯，到1922年人员增至100多人。民国时期榆林的地毯业有近20家，从业人员200多人，规模较大的有职中地毯厂、永和、义盛、庆茂等。民国时期，各地毯厂生产的地毯规格较小，最大不超过5×8市尺，最小1.7×3.4市尺，一般为2×4市尺，图案大部分采用传统的工艺手法，全靠有经验的老人死记硬背来完成花纹的织作，织毯采用的是死结法，染色采用土染法，即用植物草本、木本的根、花、果实的自然色来做染料，如黑豆皮染黑灰色，橡树果壳染棕色，荔木、红花染红色，槐籽、黄柏染黄色，乌拉叶、蓝靛草染蓝色等，也有用国产土靛等染料的。
皮革业陕北地处蒙、汉交界，畜产品资源丰富，历来皮革、皮毛加工较发达，皮革制品有蒙古族人民喜爱的皮靴、皮袍，以及驻防将士穿用的皮靴、皮带，马匹用的缰绳、挽具、鞍辗、囊袋等。到民国时期有较大程度的发展，民国十七年(1928年)，陕北共立职业学校成立，学校开设制革科，招收学生13名，并办起实习工厂。先后从天津请来教师郑逢恩讲授制革课，请来制革技师张治卿、皮件技师范举山等传授技艺。民国十八至二十年(1929---1931年)，井岳秀、杨虎城先后用“烟亩附加税款”3万元银币，于1932年从天津购回转鼓、揽槽、打光 机、压底机等制革设备及锅炉、毛纺织等机器，当年即在实习工厂使用。自此，皮革生产开始使用部分机器，鞣革工艺由传统鞣制改用矿物、植物及混合方法制革，可制出各种重革、轻革，生产各种皮靴、皮鞋、皮半衣、皮腰带、皮球、枪套等皮革制品，畅销各地。民国十九年(1930年)榆林籍《大公报》主编、著名报人张季鸾先生委托高少安、吕玉书、田玉生出资3000银元，办起榆林革新工艺厂，招工40多人，聘请北京技师杨怀武、毕雪亭等，鞣制皮革，生产皮鞋、皮件。之后，该厂由武国勇、白绍文等人接办，由于经营不善于1935年停办。民国二三十年代榆林城有福源长、元茂祥、三合公、保和号、利盛源、同新长、永茂魁、恒源号、大义昌等皮坊和家庭皮毛作坊80多家，从业人员180多人，最多鞣制羊皮毛20多万张，二毛滩皮1万多张，狐皮、羔皮、猫皮、狗皮两万多张，这些熟制毛皮除直接行销西安、山西交城、河北顺德等地外，多就地缝制成裘衣售于本地，也行销包头、北京、天津等地。总之，晚清到民国时期陕北所产的皮革制品除了外销以外，还可以满足本地区及内蒙古南部各盟蒙汉百姓的生活需要。
工艺美术业陕北境内的手工艺美术业也较发达。清末至民国时期的首饰产品有银镯子、银项圈、银娃娃锁、银麒麟、金戒指、金耳环、银酒器、锡酒器、烟具装饰品、及蒙古族妇女的头戴银饰品等。清末榆林城制雕银器颇有名气者有苏小东、胡印，他俩雕制的银器设计精美工艺上乘。30年代榆林城有加工金、银首饰银炉铺20多家，从业银匠50多人，其中名气最大的为“万镒炉”，从业人员10余人，其次为“宝生炉”、王银家、孙银家等；这一时期陕北的泥塑业也较发达，泥塑艺人除为寺庙塑神像、绘画及为家户彩绘油漆家具炕墙外，还捏塑泥娃娃、泥马马、泥鸡、泥老虎等在庙会或街市上出售，据记载榆林在民国年间泥塑业非常兴盛：“每岁清明节，制作贩卖泥人者(俗名泥娃娃)，均设肆于南门内之四方台，仕女客商，纵目游观，啧喷称羡，精工秀巧，推为工艺上品。”陕北境内的沙柳、蒲草资源十分丰富，故柳编制品较发达，这一时期人们用柳条、红柳条、桑条编织各种担筐、抬筐、大小提筐、笸箩、簸箕、油篓等家具，或出售或自己使用。
服装制鞋业陕北的服装加工业及制鞋业也很有特色。清末民初社会处于激烈的新陈代谢之中，人们的衣服穿着也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清末，榆林城人史郁文、朱九如、张太平、李应福、薛玉祥等先后在榆林开办裁缝铺，手工缝制男女袍、褂、女裙、旗袍、中式衣裤及蒙民长袍褂等服装，服边非常讲究，多镶嵌“万字边”“云钩边”“团花边”“滚边”“水贯边”“夹缝”等，缝制难度大、技术性强、要求高。经能工巧匠缝制出的衣服，美观大方，穿着合适，当然，这些精致的服装顾客并非是一般老百姓，大多供给官绅、富商、名门望族和他们的太太、小姐、公子。晚清陕北有名的裁缝店有榆林苏向辰、张太平、薛故衣等家。另外，薛旦、何来来开设衣铺专门制作老人寿衣出售。民国成立后，陕北的裁缝店也顺应时代的变迁，为男子加工中山装，供给政府公务人员。新式学堂创办后，许多学生改穿学生装，这既要求服装业要因时而变，又给它们的生意发展带来了机遇。民国五年(1916年)榆林人曹荣祖从外地购回1台28型手摇缝纫机，安装于榆林城大街福隆源货铺缝制衣服，轰动一时。之后，李聚五、曹旦及天主教堂先后购置28型手摇缝纫机，并在天津等地学得新裁缝技艺，开始缝制中山装、西服，可谓是该行业在陕北的开风气之先。
晚清到民初陕北的制鞋业使用锥、针、刀、剪、榔头、木楦等工具手工缝制，一般是园口或方口布底布邦鞋。这一时期陕北还开设不少靴匠铺，制作熟牛皮靴子行销伊盟各旗。1930年代初期，榆林城开设靴匠铺10多家，从业人员100多人，年产靴子2万双左右，全部行销蒙地；开设鞋匠铺六七家，从业人员70多人，年产熟牛皮鞋(西式)、布邦皮底鞋(法兰底鞋)、布鞋(中式)共两万多双，销本地、三边、宁夏等地，此后靴匠铺减少，鞋匠铺增多。
金属制造业陕北境内的小五金加工业到清末也已十分发达。光绪年间，仅榆林城开设的铁匠、铜匠、熟铜匠、小炉匠、白铁小炉匠铺(锡制酒器、油灯器)有40多家。民国以来，这些金属加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是铁器加工业发展更大。三四十年代，榆林城有铁匠铺20多家，从业人员50多人。有名气的如：高留留手艺全面，各种铁活都做得好；白玉华擅长打制剪子，尤其是剪羊毛的大剪子打制得最好；此外高万擅长打制石匠用的铁碗子，赵培五擅长打制菜刀、斧头、铲刀等，刘锁柱打制的铁锨、锄、耙、镢头好，赵凤山擅长打制马掌子。其他地方，如镇川刘铁匠打制的铡刀好，峁上谢铁匠打制的菜刀有名气。其他农村的铁匠多串乡揽货，就地烧炉锻造铁器。这一时期，陕北的铝、铜制品业也有相当程度发展，如榆林有铜匠20余家，从业人员30多人，小炉匠10多家，从业人员10多人；镇川有铜匠4家，从业人员10余人。榆林城有名气的铜匠有高五元、沈三贵、高世荣、谢招福，有名气的小炉匠为李炉炉、强炉炉家，镇川有名气的铜匠是武云照家。制造的产品主要为生活用品、装饰品，如茶桶、牛腿壶、铜罐、铜锅、铜水壶、铜脸盆、铜锁子、马蹬、铜铃、箱柜铜饰器、铜马勺、铜饭勺、铜笊篱、灯具等。五金制造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本身对工艺的要求很高，故而其制造并不是一般家户所能完成，但它又是每一家每一户农家生产和生活所必备的，因而这些手工业在清末民初的几十年间得以很好的保存和发展，并一直延续下去，成为陕北手工业各行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食品加工业食品加工业中，豆腐是深受陕北人民喜爱的一种食品，其原料为黑豆、黄豆，工艺采用卤水、石膏点制豆腐，用此方法制作的豆腐味道独特，很适合当地人的口味，晚清到民初陕北各县专门制作豆腐的作坊有几十家，尤其是榆林的豆腐名气最大，在二三十年代榆林就有一条称作“豆腐巷”的街道。陕北这一时期的醋坊、酱园主要制作辣酱、米醋、豆酱等调味品。陕北居民的酱醋等调味品制作工艺是从山西传过来的，民国初年，榆林人马如麟(玉书)从山西汾阳高薪聘请师傅在本宅大院办起“麟书酱园”，为了不断提高酿造技术，开发新产品，马如麟还先后到潼关、四川等地取经学艺，其产品除糖醋、米醋、黑酱、面酱、黄酱、豆瓣酱、辣酱、酱油外，还有各种酱菜，如莴笋、黄瓜、糖蒜、芥菜、变蛋、豆腐干、豆腐乳等。酱园的开办，填补了塞上酿造业的空白，从此榆林以致长城内外的人民，享用上桃花美水酿造的一系列调味佳品。
造纸、印刷业陕北的造纸业据地方志记载，在晚清开始出现。道光年间，榆林镇川葛家圪崂村即开设有纸坊，光绪年间，该堡外西川地也设有纸坊1处，用破麻布生产麻纸，这一时期榆林城外流水沟也开有纸坊，多用马莲草生产草纸。1900年代初，神木县南郊单家滩，全村30余户人，家家户户 都会造纸。民国十年(1921年)河南沁阳人吕崇德在榆林城内办起纸坊，用稻草生产草纸，山西临县人郝生富办的纸坊专门生产麻纸，这些纸坊主要是为了满足当地人的生活需要。民国六年(1917年)，榆林城人顾志霄在本城开设“永茂隆”石印馆，民国十年(1921年)前后又相继办起“东顺斋”“静修斋”、“远通书局”印刷馆，石印信纸、信封、账簿、县志等，民国二十年(1931年)井岳秀从天津购回铅印机、石印机在城内大街镇署巷口处(今胜利巷)办起“松涛斋”铅印局，除铅印《上郡日报》(后改为《陕北日报》)外，还承揽印刷各种书籍、证书、公文稿纸等。造纸、印刷业的创办，不仅满足了陕北人民的日常生活的需要，而且对陕北文化事业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制碱业陕北的制碱业开始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该年神木县高家堡商人在瑶镇办起碱厂，神木与内蒙伊克昭盟的白彦淖、察汗淖、黑筒淖、乌兰淖、大、小科宝接壤，而这些地方有碱湖，碱土堆积如山，于是将碱土拉回，土法熬制成锭碱。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把碱厂收归官办，更名神木碱厂，派四川籍官僚张秋平经营，招工200多人，生产规模扩大，产量增加，生意较为兴隆。据记载，神木的碱“堆积成丘，定期熬滤再四，始成纯碱，色如白垩，捶打入模，成长方形(长3尺，宽2尺)，上刊标印，号日‘神木番碱’。每锭重五十斤，行销晋陕，产额颇具。其中熬煮，必须该地之水，倘易地制造，则难成功焉”民国六年(1917)井岳秀到榆林任陕北镇守使，得知神木碱-厂有利可图，先后派石寿亭、王书章任碱厂厂长，经营较好，销路扩大，盈利亦好。
另外，陕北煤的储量也十分丰富，据历史资料记载，在宋代已开始使用。到了清末民初，陕北民间手工开采煤炭也较普遍，并把煤炭作为当地燃烧火塔的习俗，据记载：“十五日，过元宵，人户及各圜阅设灯烛，并以煤块积磊如塔，至夜燃之，光明如昼，以及庙门，社会皆然。”
二、近代陕北手工业蓬勃兴起的原因
在晚清民初的几十年间，陕北地区的手工业由以往的“工匠拙于造作”转而蓬勃兴起，且得到比较全面的发展，其故安在?笔者认为，至少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道光以后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陕北地区毛纺业和皮革手工业的兴起。
道光年间以后，陕北的畜牧业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该地区“天气高爽，盛夏不炎，无疹疡疠疫之患，土山浅垅，不勤稼穑，或卧或寝，各适其宜，则北山一地，固亦天然牧场也”。由此可知，这一时期陕北地区的畜牧业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当地农民大半以畜牧业为生，据地方志记载，此时期地主及富农普遍都有羊群及大量牛马，并雇用专人放牧。如肤施县(即现在延安)，“民间除饲猪牧羊之外，别无营运”。定边县“利于畜牧”。安定县“环县皆山……县民除力农外，牧羊、挖炭为生，别无营运”。晚清时期，陕北地区每羊剪毛两季，可得毛斤余。到了清末，陕北地区每年的产毛量有多少，很难有一个准确的统计。但是，有些县羊毛产量可达两万斤左右，如宜川、延长等县，少的县也可有五六千斤，产量多的安边，每年可产三四十万斤，估计全陕北26县，每年羊毛产量约50万余斤旧。另外，从宣统二年(1910年)陕西各地征收畜税的情况来看，陕北地区榆林和延安两府的畜税总数为537，529两白银，比西安府的骡马市436.897两还要多100两，由此可反映出该地区畜牧业的发达。伴随着畜牧业的发展，陕北地区的毛纺业和皮革手工业随之兴起。
第二，晚清民初陕北商业贸易的繁荣，推动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晚清以前，与东南沿海及本省的关中地区相比较陕北的商业贸易十分落后。究其原因，一方面因为该地区经济落后，民众消费水平底下，故而购买力底；另一方面，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地理环境闭塞，地形千沟万壑，丘陵起伏，交通不畅，导致商业萧条。民众即使在丰收之年也是“饱于腹而涩于囊”，各地商业均不发达。道光以后，陕北商业有了新的发展，一方面由于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竞争的观念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另一方面“道咸以后，绩学者少，科名亦寥落，故城居者多兼商，乡居者多务农”。从而使陕北的商业有了新的起色和变化。主要表现为蒙汉贸易的进一步繁荣、城乡集市贸易的活跃和贩运贸易的发达。以蒙汉贸易为例，晚清民初，陕北的商民携带大批茶、烟、布匹以及皮靴、火镰、佩刀、铜锡器、皮货、羊毛口袋、毡、马鞍挽具、银器等手工业品出口外贩卖，蒙古各旗以驼、马、牛、羊及畜产品与汉民“边商”进行贸易。民国时期，陕北蒙汉贸易更为兴盛，据《延绥揽胜》记载：榆林城“每岁跑边的边客七月回家，秋高牛马肥硕均牵归贩卖，届期晋商及南路秦川的客人辇金群来，争购牛马，交易畅旺，牛马成群，故有七、八、九、十月四大集会。蒙汉麇集，商贾辐辄，皮毛货物满载汇聚。因之经纪栈店，奔走关说，承交过付之人赖以生活觅利者充斥市场，驰驱道跑”。蒙汉贸易的繁荣不仅加强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友谊，而且对推动陕北的手工业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这一时期陕北集市贸易与贩运贸易的发展也对陕北手工业的发展作用重大。如民国初年陕北至京津间的商路开通，经济出现了大的繁荣，西至兰州、武威，东达北京、天津，北至包头东胜，都有陕北商人的足迹。陕北人将外地的货物运回，又将陕北的手工业产品运出，这种贸易无疑极大地刺激了陕北手工业的发展。
第三，民国成立后，西北地区灾荒与战乱不断，陕北原来主要依赖外地布匹的通道每每被阻，在这种情况之下，反而促使了当地的纺织手工业的发展和变化。据记载陕北在当时“地方每每不靖，百货昂贵，生活日渐艰难，东南各省布匹转输’不易，社会上人民衣料几无来源，于是乡村城市比户机声不断”。但仍用土机，“土机所出之布终不若外来者精良，兼之地不产棉，原料维艰，价虽不能减少。另外，在民国时期，清涧、绥德、延川、延长等县“家家用旧式纺车和织机纺花织布，制作衣被，御寒遮体”。农民还“利用冬闲时间，手持木砣，自捻毛线，挑织毛袄、腰带、围巾之类。为数不多的毛匠，走乡串户，为农民加工口袋、褡裢等，凭的是双人纺毛车和砍刀。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陕北家庭手工纺织业的兴起与发展。也正因为战乱，民国十八年(1929年)，由地方官井岳秀申请省政府批准，用“烟亩附加税款”1万银元，从天津购回德国产轻便梳毛机、纺毛机2台(20锭，台)及织毯机、织毛衣机，还有英国产20马力锅炉蒸汽机，后有购回9千瓦110伏直流发-电机等，从此纺织工业由手工操作开始向机器生产发展。
第四，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为陕北传统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背景。
晚清到民初整个中国社会处于一种激烈的变动之中，即粱启超先生所言出现了“千古未有之变局”。但陕北却地处偏僻，交通闭塞，与东南沿海不 能同日而语，换言之即“西潮”对陕北的冲击相对很小。为了适应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社会生活，农民们除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外，传统手工业在当时的陕北就成为必不可少的行业，由于手工业与自然经济是紧密相联系的，这样，手工业便在陕北具备了良好的生存、发展的土壤。
三、近代陕北工工业的特点和作用
近代陕北的手工业生产有其非常明显的特点和重要作用。
首先，近代陕北的手工业生产一非常明显的特点是门类齐全、行业众多，但规模不大。近代陕北的手工业据初步计算，大约有十四五个门类，六七十个行当，涉及陕北及与陕北接壤的蒙古族人民日常生活和生产的所有用品。诸如毛棉纺织业、皮革制品业、五金制品业、服装加工业、食品加工业、柳草编织业、陶瓷生产业、造纸印刷业等门类。每一门类下又有诸多的行当，以食品加工业为例，又有豆腐坊、醋坊、酱园、糖坊、酒坊、油坊、馍馍铺、点心铺、挂面铺、杂面铺、磨坊、炒面铺等几乎应有尽有，但是，规模都不大，基本上是家庭手工业作坊性质，人数一般是几个人，大一点的一二十人，上百人的作坊寥寥无几。
其次，近代陕北手工业的生产和销售，很少受市场的冲击和影响。一般认为，近代以来由于受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和掠夺，中国广大的农村经济加速破产，而这种状况在甲午战后进一步加剧，尤其是对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打击更甚，许多家庭纺织业纷纷破产。据记载，19世纪末20世纪初，“洋布洋纱大行，中国织妇机女，束手饥寒者，不下数千万人”。但是，就陕北的近代手工业而言，要说纯粹不受西方的影响也是不可能，但影响很小，陕北的手工业并不是因为外来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方式的传人而在本时期倒闭或破产，恰恰相反，陕北近代的手工业在这一时期发展状况很好，一些企业或作坊没有长期发展下去，主要原因是内部管理或经营不善。而大部分手工业一直延续下去，甚至在建国后依然在陕北人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近代陕北手工业的生产和发展，不仅满足了陕北人民日常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且为西北地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大量的手工业用品，同时对陕北地区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意义重大。这一时期，与陕北交界的甘肃、宁夏、青海、内蒙等地区民众的生产、生活用品很多来自于陕北，尤其是蒙古族人民喜爱的皮靴、皮袍，骑马使用的缰绳、挽具、鞍辖、囊袋，以及蒙古族妇女的头戴银饰等等大部分来自陕北，这又从另一方面，加强了蒙汉等人民的交往与友谊，促进了西北地区民族融合与发展。与此同时，由于晚清民初陕北手工业的兴起，该地区商业贸易迅速发展，工商业逐渐演变为陕北地区不可忽视的经济部门，形成了农工商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及产业结构，改变了陕北地区在近代以前“既不获纺织之利，而又岁有买布之费，生机日蹙，国税日逋”的局面，许多家庭开始了“以织助耕”、“以工助农”，获得了工商之利，从而改变了陕北地区传统的以单一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
第四，晚清民初陕北手工业的兴盛与发展，为陕甘宁边区时期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因自给的需要，从而使陕北的手工业重新崛起，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种发展为中国共产党人渡过困难及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十分重要的贡献，而其之所以能够发展显然与晚清民初陕北手工业的兴盛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传统手工业为抗战时期边区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传统手工业做基础，抗战期间，在短时间内，边区的工业不可能发展起来。”故而，其意义就显得更为重大。
[关键词]近代，陕北，手工业
陕北，既是中国地理上富有特色风貌的区域，亦是中国经济和文化上的独特地区，更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而无可替代的政治地位。在古代，这里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草原文明的结合部，到近现代，陕北始终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显赫的位置，是中国历史和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单元。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该地区更有着独特而无可替代的政治地位，中国共产党正是从这里走向全国，并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学术界对陕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延安时期”，学术视野的侧重点则在党史和党建方面，而对于在此之前的陕北经济与社会虽有所关注，但缺乏深人、系统的研究，本文意在通过对陕北地区富有特色的近代手工业的种类、发展，以及兴盛的原因、特点等方面的探讨，为急剧变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提供一观察视角。
一、近代陕北手工业的种类及其发展
陕北的手工业在近代以前极不发达，各地手工业作坊很少，除了在一些地方少量使用煤炭和石油以外，再无矿业。与同时期的江南及本省的关中地区无法相比，到了清朝嘉庆时期仍没有大的发展，据当时的《洛川县志》记载：“布，昔年所出颇多，近日木棉价昂，纺织者渐少，卖布者多邰阳人。酒，有黄米酒，市沽家酿，醇醇不一；烧酒有家酿者，无烧房，市沽者从郧州张家驿等处来。油，各种不一，多杂榨，故味不佳，即点灯亦不佳。砖瓦，随地起窑烧之。毡，无佳者。石炭，从宜君山中来。”而同时期延长县“甚至产物不能成货，甘为贱鬻，如有丝无绸，有棉无布，有皮绒无裘厕，有麻子无清油”。洛川、延长是陕北南部较富庶的地方，当时手工业的发展状况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道光时陕北的手工业起色依然不大，据记载清涧县“工匠拙于制造，无论细巧秀韵事不能为，即粗器卤物，斧斤炉锤等工，俱盼外省匠作”。陕北手工业的这样一种情况，到近代以后发生了明显变化，晚清至民国时期各类手工业蓬勃兴起，种类不断增多，且得到了较全面的发展。现仅就规模较大一些的手工业分述如下。
毛纺织、棉织业明清以前，陕北民间就有手工捻制毛线的工艺流传，人们把剪下来的绵羊毛除去杂质，必要时用水洗干净、晾干，手工撕拨，使其蓬松有弹性。然后用极其简单的工具——捻线砣(取长约8寸，如筷子般粗细的柳条一根，剥皮后，下端安上直径约1寸左右，厚5分的圆形重物)手工捻成毛线。到了清代后期，引进木制手摇防线车，比手工捻毛线产量高，粗细较均匀，使工艺向前迈了一大步。并将羊毛纺成线、织成布，手工缝制成各类口袋，当地称这类工匠为毛毛匠。光绪初年，在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等地民间开始出现家庭纺织。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定边官绅商民集股开办织毛公所附艺学堂，“公所之设，以栽绒毯织毛，以开通风气挽回利权为宗旨，暂因资本不充不能购置机器，由宁灵招载毯艺师4人，织艺师15人，另请教习1人，日受修身、国文、图画、体操，其余时间学习织造手艺，所内需要的毛线由民间妇女纺造……织成毯工精料实，质美色鲜”，格外畅销。民国四年(1915年)在神木县，由杨象坚等人集股开办“利民织布厂”，有工人30多人，所产“爱国布”(细老布)畅销一时，后因洋货充斥市场，被挤垮)。民国十七年(1928年)榆林办起“陕北共立职业学校”，内设毛纺、制革、应用化学3个专业班，有工人10多个，设备简陋，只有木纺车、木制机架、生产方式仍为传统的手工纺织、制作。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榆林县以工代赈办起民生工厂，手工纺毛线、编织用品，招用女工50多名、童工60多名。后又在三皇(今古塔是寺)、金明(今金明寺)两乡设第二、第三民生工厂，有工人110多人，全是手工防线、编织毛衣、毛袜等。1930年代，陕北的毛纺织业达到兴盛时期，从乡村到城镇，从事毛口袋编织、织毛毯、毛衣、毛背心、毛袜等的人达数百人，成为当时的主要行业之一。
在毛纺织业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织毯技艺。陕北的地毯工艺在1840年左右由宁夏传入神木、府谷，当时姓杨、胡两个织毯艺人来神木，给一商人字号加工地毯。几年后，姓杨的返回原籍，姓胡的艺人在神木定居，1860年左右，姓胡艺人将自己的手艺又传给两个儿子，到1915年神木的地毯艺人达40多人，1927年发展到70多人，所产地毯质优价廉，誉满京、津。另外，榆林县人曹四哥、柴星五于1915年在榆林城盐市中巷口南“魁盛永”店内合办“双合毯坊”，有织毯技工6人，徒工3人，由于经营不善，三年后停产。1916年神木商人张再田联络织毯艺人王金钟、王焕人、高来来等来到榆林城天界寺(今梅花楼处)开办毯坊，揽活织毯，经营得法，生意较好，有学徒10多人。1920年井岳秀出资在定慧寺内开设惠记工厂，请张再田任经理，王金钟当领工头，所有人员人惠记工厂织毯，到1922年人员增至100多人。民国时期榆林的地毯业有近20家，从业人员200多人，规模较大的有职中地毯厂、永和、义盛、庆茂等。民国时期，各地毯厂生产的地毯规格较小，最大不超过5×8市尺，最小1.7×3.4市尺，一般为2×4市尺，图案大部分采用传统的工艺手法，全靠有经验的老人死记硬背来完成花纹的织作，织毯采用的是死结法，染色采用土染法，即用植物草本、木本的根、花、果实的自然色来做染料，如黑豆皮染黑灰色，橡树果壳染棕色，荔木、红花染红色，槐籽、黄柏染黄色，乌拉叶、蓝靛草染蓝色等，也有用国产土靛等染料的。
皮革业陕北地处蒙、汉交界，畜产品资源丰富，历来皮革、皮毛加工较发达，皮革制品有蒙古族人民喜爱的皮靴、皮袍，以及驻防将士穿用的皮靴、皮带，马匹用的缰绳、挽具、鞍辗、囊袋等。到民国时期有较大程度的发展，民国十七年(1928年)，陕北共立职业学校成立，学校开设制革科，招收学生13名，并办起实习工厂。先后从天津请来教师郑逢恩讲授制革课，请来制革技师张治卿、皮件技师范举山等传授技艺。民国十八至二十年(1929---1931年)，井岳秀、杨虎城先后用“烟亩附加税款”3万元银币，于1932年从天津购回转鼓、揽槽、打光 机、压底机等制革设备及锅炉、毛纺织等机器，当年即在实习工厂使用。自此，皮革生产开始使用部分机器，鞣革工艺由传统鞣制改用矿物、植物及混合方法制革，可制出各种重革、轻革，生产各种皮靴、皮鞋、皮半衣、皮腰带、皮球、枪套等皮革制品，畅销各地。民国十九年(1930年)榆林籍《大公报》主编、著名报人张季鸾先生委托高少安、吕玉书、田玉生出资3000银元，办起榆林革新工艺厂，招工40多人，聘请北京技师杨怀武、毕雪亭等，鞣制皮革，生产皮鞋、皮件。之后，该厂由武国勇、白绍文等人接办，由于经营不善于1935年停办。民国二三十年代榆林城有福源长、元茂祥、三合公、保和号、利盛源、同新长、永茂魁、恒源号、大义昌等皮坊和家庭皮毛作坊80多家，从业人员180多人，最多鞣制羊皮毛20多万张，二毛滩皮1万多张，狐皮、羔皮、猫皮、狗皮两万多张，这些熟制毛皮除直接行销西安、山西交城、河北顺德等地外，多就地缝制成裘衣售于本地，也行销包头、北京、天津等地。总之，晚清到民国时期陕北所产的皮革制品除了外销以外，还可以满足本地区及内蒙古南部各盟蒙汉百姓的生活需要。
工艺美术业陕北境内的手工艺美术业也较发达。清末至民国时期的首饰产品有银镯子、银项圈、银娃娃锁、银麒麟、金戒指、金耳环、银酒器、锡酒器、烟具装饰品、及蒙古族妇女的头戴银饰品等。清末榆林城制雕银器颇有名气者有苏小东、胡印，他俩雕制的银器设计精美工艺上乘。30年代榆林城有加工金、银首饰银炉铺20多家，从业银匠50多人，其中名气最大的为“万镒炉”，从业人员10余人，其次为“宝生炉”、王银家、孙银家等；这一时期陕北的泥塑业也较发达，泥塑艺人除为寺庙塑神像、绘画及为家户彩绘油漆家具炕墙外，还捏塑泥娃娃、泥马马、泥鸡、泥老虎等在庙会或街市上出售，据记载榆林在民国年间泥塑业非常兴盛：“每岁清明节，制作贩卖泥人者(俗名泥娃娃)，均设肆于南门内之四方台，仕女客商，纵目游观，啧喷称羡，精工秀巧，推为工艺上品。”陕北境内的沙柳、蒲草资源十分丰富，故柳编制品较发达，这一时期人们用柳条、红柳条、桑条编织各种担筐、抬筐、大小提筐、笸箩、簸箕、油篓等家具，或出售或自己使用。
服装制鞋业陕北的服装加工业及制鞋业也很有特色。清末民初社会处于激烈的新陈代谢之中，人们的衣服穿着也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清末，榆林城人史郁文、朱九如、张太平、李应福、薛玉祥等先后在榆林开办裁缝铺，手工缝制男女袍、褂、女裙、旗袍、中式衣裤及蒙民长袍褂等服装，服边非常讲究，多镶嵌“万字边”“云钩边”“团花边”“滚边”“水贯边”“夹缝”等，缝制难度大、技术性强、要求高。经能工巧匠缝制出的衣服，美观大方，穿着合适，当然，这些精致的服装顾客并非是一般老百姓，大多供给官绅、富商、名门望族和他们的太太、小姐、公子。晚清陕北有名的裁缝店有榆林苏向辰、张太平、薛故衣等家。另外，薛旦、何来来开设衣铺专门制作老人寿衣出售。民国成立后，陕北的裁缝店也顺应时代的变迁，为男子加工中山装，供给政府公务人员。新式学堂创办后，许多学生改穿学生装，这既要求服装业要因时而变，又给它们的生意发展带来了机遇。民国五年(1916年)榆林人曹荣祖从外地购回1台28型手摇缝纫机，安装于榆林城大街福隆源货铺缝制衣服，轰动一时。之后，李聚五、曹旦及天主教堂先后购置28型手摇缝纫机，并在天津等地学得新裁缝技艺，开始缝制中山装、西服，可谓是该行业在陕北的开风气之先。
晚清到民初陕北的制鞋业使用锥、针、刀、剪、榔头、木楦等工具手工缝制，一般是园口或方口布底布邦鞋。这一时期陕北还开设不少靴匠铺，制作熟牛皮靴子行销伊盟各旗。1930年代初期，榆林城开设靴匠铺10多家，从业人员100多人，年产靴子2万双左右，全部行销蒙地；开设鞋匠铺六七家，从业人员70多人，年产熟牛皮鞋(西式)、布邦皮底鞋(法兰底鞋)、布鞋(中式)共两万多双，销本地、三边、宁夏等地，此后靴匠铺减少，鞋匠铺增多。
金属制造业陕北境内的小五金加工业到清末也已十分发达。光绪年间，仅榆林城开设的铁匠、铜匠、熟铜匠、小炉匠、白铁小炉匠铺(锡制酒器、油灯器)有40多家。民国以来，这些金属加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是铁器加工业发展更大。三四十年代，榆林城有铁匠铺20多家，从业人员50多人。有名气的如：高留留手艺全面，各种铁活都做得好；白玉华擅长打制剪子，尤其是剪羊毛的大剪子打制得最好；此外高万擅长打制石匠用的铁碗子，赵培五擅长打制菜刀、斧头、铲刀等，刘锁柱打制的铁锨、锄、耙、镢头好，赵凤山擅长打制马掌子。其他地方，如镇川刘铁匠打制的铡刀好，峁上谢铁匠打制的菜刀有名气。其他农村的铁匠多串乡揽货，就地烧炉锻造铁器。这一时期，陕北的铝、铜制品业也有相当程度发展，如榆林有铜匠20余家，从业人员30多人，小炉匠10多家，从业人员10多人；镇川有铜匠4家，从业人员10余人。榆林城有名气的铜匠有高五元、沈三贵、高世荣、谢招福，有名气的小炉匠为李炉炉、强炉炉家，镇川有名气的铜匠是武云照家。制造的产品主要为生活用品、装饰品，如茶桶、牛腿壶、铜罐、铜锅、铜水壶、铜脸盆、铜锁子、马蹬、铜铃、箱柜铜饰器、铜马勺、铜饭勺、铜笊篱、灯具等。五金制造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本身对工艺的要求很高，故而其制造并不是一般家户所能完成，但它又是每一家每一户农家生产和生活所必备的，因而这些手工业在清末民初的几十年间得以很好的保存和发展，并一直延续下去，成为陕北手工业各行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食品加工业食品加工业中，豆腐是深受陕北人民喜爱的一种食品，其原料为黑豆、黄豆，工艺采用卤水、石膏点制豆腐，用此方法制作的豆腐味道独特，很适合当地人的口味，晚清到民初陕北各县专门制作豆腐的作坊有几十家，尤其是榆林的豆腐名气最大，在二三十年代榆林就有一条称作“豆腐巷”的街道。陕北这一时期的醋坊、酱园主要制作辣酱、米醋、豆酱等调味品。陕北居民的酱醋等调味品制作工艺是从山西传过来的，民国初年，榆林人马如麟(玉书)从山西汾阳高薪聘请师傅在本宅大院办起“麟书酱园”，为了不断提高酿造技术，开发新产品，马如麟还先后到潼关、四川等地取经学艺，其产品除糖醋、米醋、黑酱、面酱、黄酱、豆瓣酱、辣酱、酱油外，还有各种酱菜，如莴笋、黄瓜、糖蒜、芥菜、变蛋、豆腐干、豆腐乳等。酱园的开办，填补了塞上酿造业的空白，从此榆林以致长城内外的人民，享用上桃花美水酿造的一系列调味佳品。
造纸、印刷业陕北的造纸业据地方志记载，在晚清开始出现。道光年间，榆林镇川葛家圪崂村即开设有纸坊，光绪年间，该堡外西川地也设有纸坊1处，用破麻布生产麻纸，这一时期榆林城外流水沟也开有纸坊，多用马莲草生产草纸。1900年代初，神木县南郊单家滩，全村30余户人，家家户户 都会造纸。民国十年(1921年)河南沁阳人吕崇德在榆林城内办起纸坊，用稻草生产草纸，山西临县人郝生富办的纸坊专门生产麻纸，这些纸坊主要是为了满足当地人的生活需要。民国六年(1917年)，榆林城人顾志霄在本城开设“永茂隆”石印馆，民国十年(1921年)前后又相继办起“东顺斋”“静修斋”、“远通书局”印刷馆，石印信纸、信封、账簿、县志等，民国二十年(1931年)井岳秀从天津购回铅印机、石印机在城内大街镇署巷口处(今胜利巷)办起“松涛斋”铅印局，除铅印《上郡日报》(后改为《陕北日报》)外，还承揽印刷各种书籍、证书、公文稿纸等。造纸、印刷业的创办，不仅满足了陕北人民的日常生活的需要，而且对陕北文化事业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制碱业陕北的制碱业开始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该年神木县高家堡商人在瑶镇办起碱厂，神木与内蒙伊克昭盟的白彦淖、察汗淖、黑筒淖、乌兰淖、大、小科宝接壤，而这些地方有碱湖，碱土堆积如山，于是将碱土拉回，土法熬制成锭碱。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把碱厂收归官办，更名神木碱厂，派四川籍官僚张秋平经营，招工200多人，生产规模扩大，产量增加，生意较为兴隆。据记载，神木的碱“堆积成丘，定期熬滤再四，始成纯碱，色如白垩，捶打入模，成长方形(长3尺，宽2尺)，上刊标印，号日‘神木番碱’。每锭重五十斤，行销晋陕，产额颇具。其中熬煮，必须该地之水，倘易地制造，则难成功焉”民国六年(1917)井岳秀到榆林任陕北镇守使，得知神木碱-厂有利可图，先后派石寿亭、王书章任碱厂厂长，经营较好，销路扩大，盈利亦好。
另外，陕北煤的储量也十分丰富，据历史资料记载，在宋代已开始使用。到了清末民初，陕北民间手工开采煤炭也较普遍，并把煤炭作为当地燃烧火塔的习俗，据记载：“十五日，过元宵，人户及各圜阅设灯烛，并以煤块积磊如塔，至夜燃之，光明如昼，以及庙门，社会皆然。”
二、近代陕北手工业蓬勃兴起的原因
在晚清民初的几十年间，陕北地区的手工业由以往的“工匠拙于造作”转而蓬勃兴起，且得到比较全面的发展，其故安在?笔者认为，至少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道光以后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陕北地区毛纺业和皮革手工业的兴起。
道光年间以后，陕北的畜牧业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该地区“天气高爽，盛夏不炎，无疹疡疠疫之患，土山浅垅，不勤稼穑，或卧或寝，各适其宜，则北山一地，固亦天然牧场也”。由此可知，这一时期陕北地区的畜牧业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当地农民大半以畜牧业为生，据地方志记载，此时期地主及富农普遍都有羊群及大量牛马，并雇用专人放牧。如肤施县(即现在延安)，“民间除饲猪牧羊之外，别无营运”。定边县“利于畜牧”。安定县“环县皆山……县民除力农外，牧羊、挖炭为生，别无营运”。晚清时期，陕北地区每羊剪毛两季，可得毛斤余。到了清末，陕北地区每年的产毛量有多少，很难有一个准确的统计。但是，有些县羊毛产量可达两万斤左右，如宜川、延长等县，少的县也可有五六千斤，产量多的安边，每年可产三四十万斤，估计全陕北26县，每年羊毛产量约50万余斤旧。另外，从宣统二年(1910年)陕西各地征收畜税的情况来看，陕北地区榆林和延安两府的畜税总数为537，529两白银，比西安府的骡马市436.897两还要多100两，由此可反映出该地区畜牧业的发达。伴随着畜牧业的发展，陕北地区的毛纺业和皮革手工业随之兴起。
第二，晚清民初陕北商业贸易的繁荣，推动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晚清以前，与东南沿海及本省的关中地区相比较陕北的商业贸易十分落后。究其原因，一方面因为该地区经济落后，民众消费水平底下，故而购买力底；另一方面，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地理环境闭塞，地形千沟万壑，丘陵起伏，交通不畅，导致商业萧条。民众即使在丰收之年也是“饱于腹而涩于囊”，各地商业均不发达。道光以后，陕北商业有了新的发展，一方面由于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竞争的观念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另一方面“道咸以后，绩学者少，科名亦寥落，故城居者多兼商，乡居者多务农”。从而使陕北的商业有了新的起色和变化。主要表现为蒙汉贸易的进一步繁荣、城乡集市贸易的活跃和贩运贸易的发达。以蒙汉贸易为例，晚清民初，陕北的商民携带大批茶、烟、布匹以及皮靴、火镰、佩刀、铜锡器、皮货、羊毛口袋、毡、马鞍挽具、银器等手工业品出口外贩卖，蒙古各旗以驼、马、牛、羊及畜产品与汉民“边商”进行贸易。民国时期，陕北蒙汉贸易更为兴盛，据《延绥揽胜》记载：榆林城“每岁跑边的边客七月回家，秋高牛马肥硕均牵归贩卖，届期晋商及南路秦川的客人辇金群来，争购牛马，交易畅旺，牛马成群，故有七、八、九、十月四大集会。蒙汉麇集，商贾辐辄，皮毛货物满载汇聚。因之经纪栈店，奔走关说，承交过付之人赖以生活觅利者充斥市场，驰驱道跑”。蒙汉贸易的繁荣不仅加强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友谊，而且对推动陕北的手工业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这一时期陕北集市贸易与贩运贸易的发展也对陕北手工业的发展作用重大。如民国初年陕北至京津间的商路开通，经济出现了大的繁荣，西至兰州、武威，东达北京、天津，北至包头东胜，都有陕北商人的足迹。陕北人将外地的货物运回，又将陕北的手工业产品运出，这种贸易无疑极大地刺激了陕北手工业的发展。
第三，民国成立后，西北地区灾荒与战乱不断，陕北原来主要依赖外地布匹的通道每每被阻，在这种情况之下，反而促使了当地的纺织手工业的发展和变化。据记载陕北在当时“地方每每不靖，百货昂贵，生活日渐艰难，东南各省布匹转输’不易，社会上人民衣料几无来源，于是乡村城市比户机声不断”。但仍用土机，“土机所出之布终不若外来者精良，兼之地不产棉，原料维艰，价虽不能减少。另外，在民国时期，清涧、绥德、延川、延长等县“家家用旧式纺车和织机纺花织布，制作衣被，御寒遮体”。农民还“利用冬闲时间，手持木砣，自捻毛线，挑织毛袄、腰带、围巾之类。为数不多的毛匠，走乡串户，为农民加工口袋、褡裢等，凭的是双人纺毛车和砍刀。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陕北家庭手工纺织业的兴起与发展。也正因为战乱，民国十八年(1929年)，由地方官井岳秀申请省政府批准，用“烟亩附加税款”1万银元，从天津购回德国产轻便梳毛机、纺毛机2台(20锭，台)及织毯机、织毛衣机，还有英国产20马力锅炉蒸汽机，后有购回9千瓦110伏直流发-电机等，从此纺织工业由手工操作开始向机器生产发展。
第四，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为陕北传统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背景。
晚清到民初整个中国社会处于一种激烈的变动之中，即粱启超先生所言出现了“千古未有之变局”。但陕北却地处偏僻，交通闭塞，与东南沿海不 能同日而语，换言之即“西潮”对陕北的冲击相对很小。为了适应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社会生活，农民们除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外，传统手工业在当时的陕北就成为必不可少的行业，由于手工业与自然经济是紧密相联系的，这样，手工业便在陕北具备了良好的生存、发展的土壤。
三、近代陕北工工业的特点和作用
近代陕北的手工业生产有其非常明显的特点和重要作用。
首先，近代陕北的手工业生产一非常明显的特点是门类齐全、行业众多，但规模不大。近代陕北的手工业据初步计算，大约有十四五个门类，六七十个行当，涉及陕北及与陕北接壤的蒙古族人民日常生活和生产的所有用品。诸如毛棉纺织业、皮革制品业、五金制品业、服装加工业、食品加工业、柳草编织业、陶瓷生产业、造纸印刷业等门类。每一门类下又有诸多的行当，以食品加工业为例，又有豆腐坊、醋坊、酱园、糖坊、酒坊、油坊、馍馍铺、点心铺、挂面铺、杂面铺、磨坊、炒面铺等几乎应有尽有，但是，规模都不大，基本上是家庭手工业作坊性质，人数一般是几个人，大一点的一二十人，上百人的作坊寥寥无几。
其次，近代陕北手工业的生产和销售，很少受市场的冲击和影响。一般认为，近代以来由于受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和掠夺，中国广大的农村经济加速破产，而这种状况在甲午战后进一步加剧，尤其是对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打击更甚，许多家庭纺织业纷纷破产。据记载，19世纪末20世纪初，“洋布洋纱大行，中国织妇机女，束手饥寒者，不下数千万人”。但是，就陕北的近代手工业而言，要说纯粹不受西方的影响也是不可能，但影响很小，陕北的手工业并不是因为外来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方式的传人而在本时期倒闭或破产，恰恰相反，陕北近代的手工业在这一时期发展状况很好，一些企业或作坊没有长期发展下去，主要原因是内部管理或经营不善。而大部分手工业一直延续下去，甚至在建国后依然在陕北人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近代陕北手工业的生产和发展，不仅满足了陕北人民日常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且为西北地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大量的手工业用品，同时对陕北地区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意义重大。这一时期，与陕北交界的甘肃、宁夏、青海、内蒙等地区民众的生产、生活用品很多来自于陕北，尤其是蒙古族人民喜爱的皮靴、皮袍，骑马使用的缰绳、挽具、鞍辖、囊袋，以及蒙古族妇女的头戴银饰等等大部分来自陕北，这又从另一方面，加强了蒙汉等人民的交往与友谊，促进了西北地区民族融合与发展。与此同时，由于晚清民初陕北手工业的兴起，该地区商业贸易迅速发展，工商业逐渐演变为陕北地区不可忽视的经济部门，形成了农工商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及产业结构，改变了陕北地区在近代以前“既不获纺织之利，而又岁有买布之费，生机日蹙，国税日逋”的局面，许多家庭开始了“以织助耕”、“以工助农”，获得了工商之利，从而改变了陕北地区传统的以单一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
第四，晚清民初陕北手工业的兴盛与发展，为陕甘宁边区时期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因自给的需要，从而使陕北的手工业重新崛起，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种发展为中国共产党人渡过困难及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十分重要的贡献，而其之所以能够发展显然与晚清民初陕北手工业的兴盛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传统手工业为抗战时期边区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传统手工业做基础，抗战期间，在短时间内，边区的工业不可能发展起来。”故而，其意义就显得更为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