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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毛泽东教育全党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防止腐败产生的经典论述,也使我们产生一个感觉,中共的反腐败斗争,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解放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从共产党进入城市的时候起,严格组织纪律、反对腐败堕落的斗争就已展开了。
清除腐败,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1945年10月,在中共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战略方针指引下,关内各根据地调动10万大军进入东北。194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由于敌强我弱及种种不利因素,东北初期的斗争非常艰难,干部中一部分人思想混乱,形势危急。
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策,改组了东北局。1946年7月,新组建的东北局领导集体在哈尔滨召开会议,研究对策。林彪、罗荣桓、陈云、高岗等共同起草了东北局《七七决议》,号召东北党和军队的干部重整旗鼓,整顿队伍,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努力奋斗。
《决议》强调:要掀起干部下乡热潮,必须克服腐化享乐思想。“许多到达东北的干部,对于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没有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众观点,干部中享乐腐化厌战的情绪在增长着,这是党内最危险的现象。”
在反对腐化享乐、动员干部下农村的同时,部队的整顿工作也在深入展开。1947年4月29日,北满合江军区政治部主任卓雄在给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的一份报告中,汇报了半年以来的剿匪和建军工作,同时强调列举发现了比较严重的贪污腐化现象:某军分区“很多的干部都贪污腐化搞女人”,“在生产方面发生过很严重的现象,私人做买卖造成了一部分干部贪污腐化的风气,近来经过多次检查批评,已有转变。现在除了上级指定专门机关搞生产工作外,其余部队、机关、个人绝对禁止商业生产。部队机关生产规定解决全年的菜、肉类、黄烟、办公费等,主要进行农业生产”。卓雄反映的问题,东北局早已注意到了。
东北局在1946年8月发布了《关于反贪污腐化浪费指示》。根据指示,各地政府机关进行了认真的清查,查出了一批腐化变质分子。他们有的挥霍浪费,化公为私;有的堕落腐化,吸大烟,完全丧失了党员干部的立场。
短短的几个月,东北的党政干部和各部队指战员认真贯彻了“发动群众,整训部队,整顿财经”三大任务,经过清理内部,革命队伍更纯洁了,克服了混乱局面,统一了思想,提高了士气。干部战士们从四平之战后不利形势的阴影下解脱出来,开始了新的战斗。
东北局领导意识到:贪污腐化现象往往是从男女关系开始的。东北局当时作了严格规定:连队干部和战士原则上不许结婚,高级干部结婚也要从严掌握。有个政策简称“二五八团”,就是男方年龄25岁以上,8年以上军龄,团级以上才能批准结婚。在战争年代,这个政策执行得非常严格,从而保证了部队干部全力以赴投入战斗,后方干部勤恳努力,忠于职守,直至夺取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朱老总亲自整顿军队经商
1947年5月,朱德、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从延安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一个精干的小部队,在陕北坚持斗争,与胡宗南周旋。
当时,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兵力不足,被迫将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而解放军已度过了战争初期最困难的阶段,东北、华东等战区开始组织大规模战役,整军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只有华北战场打不开局面,没打一个像样的歼灭战。 因此,毛泽东委托朱德去华北部队视察,看看原因何在。
朱德到华北部队后,听取干部汇报,并实地调查研究,发现了严重问题。6月,他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华北部队后方太大,出征人员少。野战军号称12万人,实际能用于作战的不到7万人。其余的都在后方搞生产,各自为政。团以上机关都有自己的财产,纪律也比较混乱。如果不割去这个大尾巴,华北部队的状况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
为什么华北部队有这样的现象呢?这是抗战时期遗留的问题。抗战期间,太行山根据地的部队都是自谋生路的。延安不发经费,要部队自行解决生计问题。于是,晋察冀部队在太行山里开荒种地,办商店,搞多种经营。聂荣臻回忆:他领导的边区政府制定新经济政策,保障一切抗日人民(包括地主)的财产所有权,人民按政府规定缴纳赋税,任何机关、团体不得另立名目勒索或罚款。政府建立银行,发展农业,积极垦荒,扩大耕地面积,繁殖耕畜,凿井开渠;发展军事工业、矿业和手工业,鼓励开展各种生产互助合作,发展商业。
晋察冀边区地处陕甘宁和华北敌占区之间,八路军利用敌占区农产品缺乏、商人贪图牟利,以及地下工作在伪军、伪组织中的内线关系等条件展开工作。八路军的地下关系网一直深入到北平、天津,利用一些商人为根据地提供必需品。到1941年,晋察冀政府和部队的生产经营已初具规模,有了多种设备简单的小矿,以及熬盐、制碱、硫磺、酒精等化学工业和榨油、制造纸张、面粉、文具等多种轻工业。
边区军民的生活日用品因此大部分能够自给,不但解决了生存问题,还经常接济陕甘宁根据地。但是到了解放战争,部队要打仗了,原来的经营体制就成了大拖累。试想,一个团的编制,后方经商的和前方作战的人数差不多,一个团长还要想着后方的生意怎么办,缴获的财务也不交公,都运往自己单位的后方,这样的部队能集中精力打仗吗?
朱德与刘少奇商量,决定采取坚决手段割掉后方的大尾巴,让部队轻装作战。他指示华北部队:停止经营生产,商店一律归公。建立统一的后勤机构专门管理。朱德向中央表示:“改组虽一定会有很多阻碍,当设法推动,以取得速效。”经过两个月的整顿,华北军区的混乱现象明显改变。机关后方精简了,野战部队摆脱后方的沉重负担,部队机动灵活了。特别是制止军队经商,铲除了腐败滋生的根源,干部们都能集中精力作战了。当年10月,华北部队在保定以北的清风店全歼国民党第3军,俘虏军长罗历戎,打了第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诚如毛泽东64年前所言:“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腐败的产生,不是因为进城执政,不是因为改革开放,更不是因为市场经济——“糖衣裹着的炮弹”存在于任何时代任何组织任何有空子可钻的地方;而反腐能否成功,则要看有没有当年东北局那样“清理内部、净化队伍”的决心,有没有朱老总“割掉后方大尾巴”那样彻底切割利益集团、重建制度的行动。
清除腐败,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1945年10月,在中共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战略方针指引下,关内各根据地调动10万大军进入东北。194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由于敌强我弱及种种不利因素,东北初期的斗争非常艰难,干部中一部分人思想混乱,形势危急。
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策,改组了东北局。1946年7月,新组建的东北局领导集体在哈尔滨召开会议,研究对策。林彪、罗荣桓、陈云、高岗等共同起草了东北局《七七决议》,号召东北党和军队的干部重整旗鼓,整顿队伍,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努力奋斗。
《决议》强调:要掀起干部下乡热潮,必须克服腐化享乐思想。“许多到达东北的干部,对于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没有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众观点,干部中享乐腐化厌战的情绪在增长着,这是党内最危险的现象。”
在反对腐化享乐、动员干部下农村的同时,部队的整顿工作也在深入展开。1947年4月29日,北满合江军区政治部主任卓雄在给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的一份报告中,汇报了半年以来的剿匪和建军工作,同时强调列举发现了比较严重的贪污腐化现象:某军分区“很多的干部都贪污腐化搞女人”,“在生产方面发生过很严重的现象,私人做买卖造成了一部分干部贪污腐化的风气,近来经过多次检查批评,已有转变。现在除了上级指定专门机关搞生产工作外,其余部队、机关、个人绝对禁止商业生产。部队机关生产规定解决全年的菜、肉类、黄烟、办公费等,主要进行农业生产”。卓雄反映的问题,东北局早已注意到了。
东北局在1946年8月发布了《关于反贪污腐化浪费指示》。根据指示,各地政府机关进行了认真的清查,查出了一批腐化变质分子。他们有的挥霍浪费,化公为私;有的堕落腐化,吸大烟,完全丧失了党员干部的立场。
短短的几个月,东北的党政干部和各部队指战员认真贯彻了“发动群众,整训部队,整顿财经”三大任务,经过清理内部,革命队伍更纯洁了,克服了混乱局面,统一了思想,提高了士气。干部战士们从四平之战后不利形势的阴影下解脱出来,开始了新的战斗。
东北局领导意识到:贪污腐化现象往往是从男女关系开始的。东北局当时作了严格规定:连队干部和战士原则上不许结婚,高级干部结婚也要从严掌握。有个政策简称“二五八团”,就是男方年龄25岁以上,8年以上军龄,团级以上才能批准结婚。在战争年代,这个政策执行得非常严格,从而保证了部队干部全力以赴投入战斗,后方干部勤恳努力,忠于职守,直至夺取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朱老总亲自整顿军队经商
1947年5月,朱德、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从延安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一个精干的小部队,在陕北坚持斗争,与胡宗南周旋。
当时,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兵力不足,被迫将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而解放军已度过了战争初期最困难的阶段,东北、华东等战区开始组织大规模战役,整军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只有华北战场打不开局面,没打一个像样的歼灭战。 因此,毛泽东委托朱德去华北部队视察,看看原因何在。
朱德到华北部队后,听取干部汇报,并实地调查研究,发现了严重问题。6月,他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华北部队后方太大,出征人员少。野战军号称12万人,实际能用于作战的不到7万人。其余的都在后方搞生产,各自为政。团以上机关都有自己的财产,纪律也比较混乱。如果不割去这个大尾巴,华北部队的状况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
为什么华北部队有这样的现象呢?这是抗战时期遗留的问题。抗战期间,太行山根据地的部队都是自谋生路的。延安不发经费,要部队自行解决生计问题。于是,晋察冀部队在太行山里开荒种地,办商店,搞多种经营。聂荣臻回忆:他领导的边区政府制定新经济政策,保障一切抗日人民(包括地主)的财产所有权,人民按政府规定缴纳赋税,任何机关、团体不得另立名目勒索或罚款。政府建立银行,发展农业,积极垦荒,扩大耕地面积,繁殖耕畜,凿井开渠;发展军事工业、矿业和手工业,鼓励开展各种生产互助合作,发展商业。
晋察冀边区地处陕甘宁和华北敌占区之间,八路军利用敌占区农产品缺乏、商人贪图牟利,以及地下工作在伪军、伪组织中的内线关系等条件展开工作。八路军的地下关系网一直深入到北平、天津,利用一些商人为根据地提供必需品。到1941年,晋察冀政府和部队的生产经营已初具规模,有了多种设备简单的小矿,以及熬盐、制碱、硫磺、酒精等化学工业和榨油、制造纸张、面粉、文具等多种轻工业。
边区军民的生活日用品因此大部分能够自给,不但解决了生存问题,还经常接济陕甘宁根据地。但是到了解放战争,部队要打仗了,原来的经营体制就成了大拖累。试想,一个团的编制,后方经商的和前方作战的人数差不多,一个团长还要想着后方的生意怎么办,缴获的财务也不交公,都运往自己单位的后方,这样的部队能集中精力打仗吗?
朱德与刘少奇商量,决定采取坚决手段割掉后方的大尾巴,让部队轻装作战。他指示华北部队:停止经营生产,商店一律归公。建立统一的后勤机构专门管理。朱德向中央表示:“改组虽一定会有很多阻碍,当设法推动,以取得速效。”经过两个月的整顿,华北军区的混乱现象明显改变。机关后方精简了,野战部队摆脱后方的沉重负担,部队机动灵活了。特别是制止军队经商,铲除了腐败滋生的根源,干部们都能集中精力作战了。当年10月,华北部队在保定以北的清风店全歼国民党第3军,俘虏军长罗历戎,打了第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诚如毛泽东64年前所言:“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腐败的产生,不是因为进城执政,不是因为改革开放,更不是因为市场经济——“糖衣裹着的炮弹”存在于任何时代任何组织任何有空子可钻的地方;而反腐能否成功,则要看有没有当年东北局那样“清理内部、净化队伍”的决心,有没有朱老总“割掉后方大尾巴”那样彻底切割利益集团、重建制度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