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国府复员,经过国民党各派系力量之折冲较劲,陈公博、周佛海等汪伪政权首要成员下场各异,虽然两人最终都被审判,但细究全案仍不无幽微之处。
　　
　　
　　首鼠两端周佛海
　　
　　和陈公博相较,周佛海显然受到“优遇”,冷眼观其下场,亦不比陈公博为佳。
　　周佛海叛离重庆之前,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还在蒋介石的侍从室做过副主任。与汪精卫组织伪政府后,担任的职务诸如伪行政院副院长、伪财政部长、伪警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
　　据军统局出身的陈恭澍透露,周佛海在抗战胜利前夕,即与重庆军统局戴笠方面取得联系。在1945年8月15日,戴笠致军统局上海负责之特务熊剑东的电文中,戴笠已明确表示“即转熊剑东兄勋鉴:现局势急转直下,事机已至,望兄切实掌握所部,遵照委座本月十一日广播去进行。目前以确保上海治安,严防奸匪捣乱,并整饬部队纪律,与民众团结一致,在佛海先生主持之下,鼎力支持,以待中央之命令。至于中央方面当由弟为兄负责也。如何?盼复,弟戴笠手叩。八月十五日正于淳安。”
　　8月15日,戴笠又从浙江淳安发了一通电报到重庆局本部毛人凤(时为军统代理主任秘书兼甲室主任),戴电文称:“人凤兄:此时最重要者,局本部应即与周佛海、任援道及武汉方面伪方负责人能密切联络,随时通报,一面兄将所得各地区之情况,随时摘要告弟,以便处理。”
　　这也印证了抗战胜利前后期间,重庆方面与周佛海接触之频繁,运用之密切。是以,陈恭澍说,“‘在佛海先生主持之下’这一句,已说明周佛海与‘军统局’早有关系。据本人了解,与周佛海保持经常联络的,是程克祥、彭寿、彭盛木等。”
　　诚然,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年,汪伪集团内部人心浮动,咸认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崩亡乃迟早之事,汉奸官员各思退路。1942年10月,周佛海透过军统特务程克祥(曾任军统京沪区区长),和重庆的戴笠、蒋介石秘密接触。为了向国民党当局提供重要情报,周佛海甚至不惜自己亲自出马,充当超级情报员。1943年4月,重庆示意想了解伪满洲国实际状况,周佛海亲自去了一趟伪满。之后,重庆方面又想知悉日本国内动态,同年11月,周佛海借着参加“大东亚六国会议”的机会,去日本多方了解,提供重庆有关日本经济、物资供应与防止美国攻打本土之相关计划。稍后,日军妄图进攻贵州、独山,相关军机情报,也是周佛海与日军官佐接触时,俟机侦悉回报给在重庆的戴笠。
　　
　　由是观之,周佛海“反正”的时间甚早,与戴笠之间也建立了长期的合作默契,植基于既往之共事关系,戴以兄弟看待周佛海,藉以放长线钓大鱼,笼络为用。1944年年底,周佛海母亲在贵州病故,戴笠不但代为操办丧事,还以孝子之礼,代表周佛海克尽养生送死之责,让周佛海感激涕零。
　　日本战败投降,南京伪政权解散,重庆派任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但是,等到所谓复员工作告一段落,1945年9月30日,周佛海、丁默邨等人被捕送四川,终成阶下之囚。1946年9月,周佛海又被送回南京。9月21日,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开始对周佛海进行侦讯。
　　11月7日,周佛海的判决书下达,周佛海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一律没收。周佛海随后被解送老虎桥监狱。
　　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署名的国民政府令发布,将周佛海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这项命令声称:“查周佛海因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之罪,经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现据该犯呈报:其在敌寇降前后,维护京沪杭地区治安事迹,请求特赦。查该犯自民国三十三年以后,屡经呈请职守,虽未明令允准,但在三十四年八月十九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续为转呈,准备事实表现,图赎前愆。曾令该局奉谕转知该犯,如于盟军在苏浙沿海登陆时,响应反正,或在敌寇投降前后,能够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不使人民涂炭,则准戴罪立功,以观后效等语。批示该犯,则可免其一死。经交司法院核议,前据呈复,该犯在敌寇投降前后,能够确保京沪一带,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可否将该犯原判死刑,减为无期徒刑,理合呈候鉴核等情。兹依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准将该犯周佛海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此令主席蒋中正”
　　改处无期徒刑之后,周佛海仍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搬到一间较大的牢房监禁,还出钱请了一个看护照顾他的身体,但此时的周佛海已逐渐走到了生命的终点。1947年9月,他心脏病转剧,终日喘气不止。1948年2月28日,他在床上辗转哀号,口鼻流血而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