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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阿里地区在全地区范围内开展“千名干部进牧区，理思路，促发展”活动（其实把我们整个县的所有干部加起来，也达不到千名）。本先生理当积极响应并踊跃参加。7月份。札达县该活动领导小组让我以工作队队长名义，前往萨让乡开展工作。由于县直机关绝大多数人都已被安排到第一批工作队，刚刚从各乡镇撤回到县里，不好再安排他们参加第二批工作队，县委书记就“狠心”让我独自一人去战斗。
接到任务后，我问县委书记有哪些队员。得到的回应是，没有队员可派。抽不出人，难道要我孤军奋战？我表示道，我坚决服从组织，听从安排。可是我怎么也想像不出我一个人下去开展活动，如何能够完成任务。县委书记想了想，从县委办、县政府办到县直其它单位，把所有登记在册的人员一个一个地捋了一遍又一遍，即使用尽浑身解数搜索，除了县文化局一个干事，就再也搜不出一个没有参加过第一批工作队的人来。可是县文化局本身只有两名干部，一个局长，一个干事。他俩的工作量大，任务重，忙得焦头烂额，可怜的局长巴不得从别的部门借调人员。就算把他抽出，我这工作队的阵容还是拉不起来。我实在没法想像一个没有队员的工作队会是什么状况，我即便是孙悟空，也难以挑起一个工作队的担子。按理说，找人组队之类的事儿应由县委“活动”领导小组或下设的办公室协调解决。可是，我懒得给更多的人添麻烦，找不愉快。于是我干脆自己亲自去与达珍局长交涉，向她求援，请她把她的宝贝部下次仁旺堆“借”给我用。她把她工作上的苦衷都一一道给了我听。我对她表示十分理解。诉苦归诉苦，她还是答应把小伙子派给我。因为她心里非常清楚地知道识大体、顾大局是每个干部的本分，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何况她是我们县里的一名优秀中层干部。就这样，进驻萨让乡工作队组建成功，只待县“活动”领导小组下达出发命令。
两个人的工作队，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说出来，令人哭笑不得。上个世纪1992年，本人作为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工作队副队长，赴山南地区乃东县颇章乡开展“社教”活动。其阵容不大，也并不小，一共由九个人组成。在活动中尚可分成若干个小组。1996年，参加驻寺工作队，我所在的秘书组也有八个人。做起事儿来，虽然不怎么轻松，但也能勉强运转得过来，至少多数队员晚上有充足的遛弯、看电视、喝酒、聊天的时间。可我这个工作队算怎么回事儿？
我因没有去过萨让而又极想去一下，便在兴奋之余，端起了酒杯。当我喝到可以放歌的时候，觉得这事儿挺有趣的——两个人就两个人吧。这是件新鲜事儿，没准会载入札达县，乃至阿里地区甚或西藏自治区组织史呢。
提到开展工作，我总感觉有些尴尬。理由特别简单，札达是个远近闻名的旅游大县，财政穷县，手长袖短，捉襟见肘。县长再牛逼，也不敢拿笔批字，给工作队以犒劳。说句大老实话，除了给每个工作队一千元伙食补贴，抚慰一下可怜的工作人员，别的什么也提供不了，而且车子都是走一路，修一路的破玩意儿，千万别指望县长让县财政局长拿出一定额度的钱，给工作队队员购置装备和给老百姓的慰问金。
说说正经事儿吧。
那天清晨，我和次仁旺堆以及新近提拔或调整到萨让乡任职的几个年轻人，挤进除了提供给县委书记和县长的两部已经跑了很多年的“沙漠王”什么的座驾，就没有像样车子的县政府办主任多吉派给我们的破烂“战旗”，欣欣然，翻越崇山峻岭，撒下一路歌声、一路笑声，奔边境乡萨让而去。
有意思的是，约二百公里的路程，我们的“战旗”竟然跑了十一二个小时。当然免不了跋山涉水，这山下去，那山上去，趟过这条河，又钻进那条河，一路坎坷，一路艰辛，俨然天堑，令人心惊胆战。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战旗”虽也“喜欢”抛锚，走一程，歇一程，但即使在走悬崖绝壁，特别是下那座挨近萨让乡的陡峭奇绝，一个急转弯接一个急转弯的大山时，小心翼翼地走两步，踩一刹车，倒两步，慢慢往前开，才能完成拐弯的“阴险恶毒”的托瓦拉山，也只是因精神过度紧张、恐惧，手心捏出汗水样的液体，却没有发生任何我们所不希望发生且不能承受的灾难性事故，使得大家一个个都生龙活虎般出现在乡政府门口、萨让村村民面前。
我们到达乡（村）里时，村委会干部及其村民早已等候在村口。我们一下车，他们就像蜜蜂把我们团团围住，问候道，“蹶季（来了、欢迎之意）”。我们回之以“哦嘎（是的或者来了之意）”。几位盛装的妇女手里端着冒起一缕缕青烟的薰香盘、堆得高高的青稞盘子和藏白酒、啤酒，站成一排，将美丽、温暖的微笑送给这帮并不美丽的我和我的队员次仁旺堆。
我们接受着哈达和芬芳的薰香，抓起一撮青稞抛向空中，敬献给三宝，在妇女们的祝福声中接过酒杯，蘸一下，弹一下，反复蘸三次，弹三次，喝一口，斟一口，过三次后，一饮而尽，用吉祥美好的祝福回应欢迎我们的村干部和村民。
到达萨让后，我住进了乡党委、政府可以容纳二三十人的会议室。次仁旺堆和新任萨让乡副乡长的白玛挤住在乡人大副主席多布杰宿舍。等到安顿下来时，天色已晚，我们只好凑合着吃个泡面，喝点水，带着来自藏白酒不可阻挡的后劲，躺进被窝休息。打那天晚上起，我们在萨让乡待了三个多月。期间，我们糊里糊涂地接到关于县委“活动”办要求我们撤离萨让乡的通知。可是回到县里没两天，又让我们重返萨让。县委书记问我，是谁让工作队撤回来的。我如实回答说，我们通过单步机接到了县委“活动”办工作人员的通知。县委书记叫我赶紧带上我那位可爱的队员回乡里，做好汇报“活动”开展情况和申报项目准备工作。他说，你很辛苦，连像样的饭都吃不上。可我还得委屈你班兄。他强调说，地委书记和专员要专程到萨让乡视察、调研。你得做好汇报准备，并趁机报几个建设项目。等到我确定返回萨让乡的时间，准备动身之际，县委书记和县人大主任也要到萨让乡，叫我坐他们的车。惹出这一麻烦的罪魁祸首，一说是县委“活动”办工作人员传错了“活动”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的话。二说是乡里的单步机信号过差，杂音太大，且频频短路使然（接收效果确实特别差，一句完整的话要用几十分钟，甚至个把钟头听，且分好多次才能勉强听完。那也仅限于听完。是否听清楚了，又是另一回事）。我相信是第二种原因造成的误差。因为，一天，副乡长白玛通过单步机得到县财政局局长让他转告我的话。他急匆匆地跑来找我，说，“班县，班县，好消息，您的女儿被第二军医大学录取了。”高兴之下，我请除不喜欢饮酒的乡党委书记巴桑啦以外的所有乡干部喝酒，闹腾了一晚上。可等我回到县里后证实，弄得啼笑皆非，事情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让我白高兴了一场。不过我争气而不像他爸爸我这样争酒的女儿被西南民族大学录取了。 我这篇东西是写给发达地区读者的。所以我不能不多说几句（绝非为骗取可怜的稿费）。
在我和次仁旺堆的住宿问题得到解决后，得设法解决吃饭问题。民以食为天，一日三餐没法躲开。可是，乡里没有伙食团，县里也没有条件给我们俩配备做饭的。如果不想饿死，就要自己想办法做饭。需要感谢并铭记于心的是乡人大副主席多布杰和副乡长白玛“两肋插刀”，帮我和次仁旺堆解决这一特别棘手的问题，让我们吃了半个月可称得上是饭的食物。我们俩把从县上带来的罐头、香肠什么的交给他们，另外象征性地交点伙食费就完事儿。吃饭的事情总算有了着落。
从无记日记习惯的我，想不起是七月几日。但我确实跟乡里的主要领导开了个碰头会，研究召开“理思路，促发展”活动动员大会的事宜。得到了乡领导和干部的大力支持，动员大会得以如期召开并取得圆满成功。
动员大会一经召开，便意味着我和次仁旺堆要制定工作计划并走村串户，搞调研，摸情况，开展具体工作。
头几天，我们俩一人带一本笔记本，在村委会成员的帮助下，挨家挨户叩门，笑容可掬地出现在萨让村村民面前。萨让村民和札达其它乡村的村民一样，待人十分热情、真诚、厚道。不论造访谁，进门后绝对会给我们让座、倒茶，敬酒自不必说，而且非常乐意与我们促膝交谈，把高兴的事情、难过的事情，以及所思所想都毫无保留地倾诉给我们听，给人以极其坦诚的感觉。
随着“活动”的开展，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我感到人手太少，仅靠两个人实在是力不从心，没法完成任务。于是乎，自参加工作到退休，一直乐于，而且不得不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在没完没了的请示和汇报中艰难打发日子的我，苦于工作难度和由此带来的压力，自作主张，把所有乡干部都拉进工作队，平生头一次玩了把先斩后奏，向县委书记汇报“借”乡干部，扩充、壮大工作队的情况。书记点头，拍板，欣然采纳了我的建议。但给我撂下一句话：“乡里工作量大，任务重，乡干部有他们自己的事情。‘活动’还得靠你和文化局小伙子。”
这话等于没有说。工作队还不是只有两个人？我心里直犯嘀咕。
故事讲得差不多，我得严肃对待我亲爱的读者朋友。我想说，在萨让乡的几个月内，我们白天到各处走走看看，忙活着开展“活动”。夜晚我考虑诸如项目建议书之类的东西。同时想念我远在拉萨的家人。就这么着，白昼与夜晚在不知不觉中交替，太阳和月亮在不经意间轮转。可是，晚上从黄昏到子时这段时间，真不知道该如何度过。因不通电，只能依靠太阳能蓄电池解决照明问题，也没人放电影的晚上很难打发。我是说通常要么在房间里看书、瞑思、想家或者发呆；要么跟乡里的其他干部聚在一块，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瞎扯胡侃，以酒洗肠，在微醺或酩酊大醉状态下步入梦乡，或者到村民家中聊天，聊我们的象雄，聊我们的古格和今天的札达，甚至更古的朝代。
到达萨让后，我绝对做对了的一件事情，是一件花钱务实的小事情。我把时任阿里地区教育局局长的其美给我的一千元钱和我自己的几千元工资接济给我的朋友们了。比如，茶牡玛大姐，还有白巴、日巴、当巴的大哥、大姐、老爷爷、才能奶奶。
说起茶牡玛，我很佩服这位比我年长十余岁的大姐。一个女人用柔弱的肩膀扛起生活重担，把两个孩子都送出去念大学。这事也许不会引起别人的兴趣。可在我心里，她的举止和担当具有与伟大的科学家、作家什么的同等重要的地位。
一天中午，大姐挂着满脸的笑意到工作队驻地找我，说是儿子（我现在实在记不起来是长子，还是次子）回来了，硬把我拽到她家。一进屋，端出萨让特有的藏白酒，请我连喝了三大杯。然后把我交给她儿子，自个忙着去煮米艮安角（藏语。意为老人耳朵）。她儿子不停地端起酒杯让我喝酒，笑呵呵地盯着我看。不好意思，我亲爱的读者，写到这里，我这个像诗人一样多愁善感的人，禁不住潸然泪下：茶牡玛大姐把一盆热气腾腾的、特意做给她儿子和我的米艮安角端来，跟我说，“您跟我儿子一样，是我的亲人。您到这儿这么长时间，我都没能请您好到我家坐一坐。您能接受山羊肉吗？我不顾作孽，请人宰了一只山羊。我听人家说，拉萨人不吃山羊。委屈您了……”是的，她没说错，拉萨人基本不吃山羊（毫无根据地说山羊伤肾），也很少有人吃绵羊（原因有二：拉萨过于干燥，容易上火。此其一。个别人说天下没有比绵羊更温柔敦厚、老实憨厚的动物。我只知道绵羊老实、可爱、可怜）。萨让山高谷深，无平坦草场，植物多为刺柴类灌木，不宜养殖绵羊（羊毛会被植物挂住而脱落）。我见过朴实的人，比如过去住在窑洞里的延安人、为不吃不喝他家东西而置气的藏北人，用酒用肉待客的后藏岗巴人。可不曾见过如此朴实的人（事实上没有比札达人更善良醇厚的藏人。作为走遍全国的藏人，我有资格说这样的话。
天大地大并不等于世界大。2011年我在革吉县雄巴乡开展“创先争优强基础惠民生”活动时，也就是在2012年藏历新年，在县公安局一干部家与茶牡玛大姐和她次子邂逅相遇。那时她已届七旬——白发苍苍，满脸皱纹。但她却因孩子出息得风风光光而显得神采奕奕。为酒而生的我又放开喝了一晚上。翌日，我拖着宿醉的身子到狮泉河镇开会，流着并不值钱的泪，与地委、行署领导干杯并交流我对阿里的感受。
说件有点像小说细节的小事情吧。本副县长在阿里出尽了洋相——把马放掉，走路回乡，这是很多拉萨作家体验不到的美谈。一次是到国际草场，一次是到日巴村。一南一东，相隔百里。
那天，我和次仁旺堆跟着村干部到国际草场。爬到山半腰，需沿如剑而下的飞流而上。村干部把我和次仁旺堆的命看得过于值钱，硬行把我俩带下山。那天我除了认识一种蓝色的喇叭状花叫做羊羔花，什么收获都没有。不过现在想想，我得感谢萨让老百姓太把我们当一回事儿事儿了。
我没有时间观念和概念，因此只得用“那天”一词。
那天，我和次仁旺堆一人骑一匹马，到位于萨让河东面高山上的日巴村。群众和我们到达乡里头那天一样，到村口迎接我俩人，把我们俩直接带到村委会活动室。晚上我们俩睡在村里安排房子里。次仁旺堆享用我的一年前下乡到底雅时，由索巴多吉“开张”，我还连一次都没有享用过的睡袋，而我却盖上群众的被子睡觉。那夜睡得还行。村长给我送来一壶藏白酒，说了声“哥，好梦全归你。”我为这几个字感激至今。 那一夜，外面下了一整夜雨，里面也下了一整夜雨，使得房子凹凸不平的地面淤积着晶莹的水。第二天起床后发现，有两只虱子悠然自得地在我身上玩耍。我没有让它们死在我残忍的指间。
再讲个事儿：我们俩离开日巴村返回乡政府时，我把马放走，徒步回去，走了几个小时，才回到驻地。后来在干部群众中流传起“班县有马不骑，徒步行走”的笑谈。对此，我解释道，“上坡时不背人的马不是好马，下坡时骑马的人不是好人。”这件事儿令我想起了《鲁宾逊漂流记》里的那个叫星期五的人。鲁宾逊的土著朋友每天都要把从他那儿听到的一些新鲜事儿讲给族人，弄得他们好奇，笑个不止。
班丹大叔打小吃过很多苦，对伙食没有那么挑剔，可是在萨让那段日子，我还真的想不起来吃过什么好东西。头半个月，伙食还行，每天都能吃到一两道有那么几块肉的菜。可是越往后，越糟糕，没地方买肉、买蛋，连假冒伪劣军用罐头都没处买。加之老百姓又不养鸡，弄得我和次仁旺堆天天吃糌粑加泡面，以最大限度充饥、填饱肚子为幸事。说到泡面，我想起次仁旺堆的故事。那天，小伙子吃了一碗泡面。我端着酒杯看他吃那碗泡面。小伙子吃着吃着，笑嘻嘻地对没有吃的就不吃的我说，“县长，您不想来一口？有很多人没有尝过这个美味就离开地球了哟。”我用饥饿而又欣赏的眼神看着他把面吃完。他把能捞的全捞完后，往面汤里放了一把糌粑。一会儿工夫吃得干干净净。然后仰面一躺，翘起二郎腿道，“对不起谁，也不能对不起自个儿的肚子。”说毕，呼呼而睡，一觉睡到晚上吃泡面加糌粑。
说到吃的，我怎么也得把这事儿讲出来：
一天，乡政府出纳日乃叫我到他宿舍。在饥饿中举杯的我欣然应邀而去。可怜的我本以为他会给我吃点有意思的东西，哪怕没有一点食欲。我还自作多情，特别向他提出，“我连日喝酒，喝得昏天黑地，手都在发抖，压根没有食欲。麻烦你给我弄点白酒，开开胃。”没成想，他吃完一大碗糌粑，把嘴一抹，用他刚刚用来吃糌粑的碗，斟满啤酒，恭恭敬敬地递给我。
说完这些苦涩却值得玩味的事情，我们说几句正经得会令人扫兴的事儿吧。我们骑马翻山到当巴村。我骑的是人家老村支书花五千元人民币买来的一匹骏骑。而马脚费一天才五元钱。您能想像我的萨让，抑或札达人民是怎么对待像我这样的狗屁工作队队长吗？全是因为毛主席。他们不笨，也不傻，知道我们是“毛主席的干部”。他们爱我们胜过养育他们的土地。我骑马上山，结合哈萨克族的民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想像着自己还是个青春少年，去寻找秦文玉老师曾教导我们去写的初恋。可惜没有骑过几次马的我在爬到山顶时，从马背上摔下来，砰的一声摔在荆棘丛中，扎了一屁股可爱的刺儿，让那些个连电视都看不着的小伙子乐得都巴不得在马背上翻跟斗。乐去吧，难得有机会从马背上摔下来。
班丹大叔本不缺德。但做了一件特别缺德的事儿。我请萨让乡党委书记巴桑打猎，以改善我们的生活。不过我交待得特别清楚，“您千万别打藏羚羊和磐羊。我可不想坐牢。”巴桑扛着乡公安特派员边旦扎西的半自动步枪，骑马上山打猎，打了两只岩羊，一只从悬崖峭壁上坠落到谷底，未能下去拣。他留了一半，把一半给了我们。
让我讲讲最后一件事儿。
我和次仁旺堆撤离萨让那天，县政府办主任多吉又一次把最好的破车派给我们了。破车载着我们凯旋那天，我本带着微笑、萨让人民灌的藏白酒的香气和野蔷薇的芬芳之气。可是到帝加木沟时，宝贵的破车抛锚，陷入河中出不来，一如死马。素有派出接应车辆习惯的县政府办主任多吉派出了车况更差的一辆战旗车。它把我们的战旗拖出来，没有走三公里，让我在海拔近六千米的山头当团长。那夜我又饿又冷，从天黑困到天亮。那夜，车上的几个小伙子步行到喀子波林找边防部队的牵引车，途中在牧场老百姓家中睡几个钟头后。次日我和驾驶员排除故障赶过去时，个个都被部队领导灌倒后躺在营房。后来我把这个作为素材，稍事加工，搬进了中篇小说《温暖的路》中。每每回想起那段经历，我总感到愉快，一如读到余华、刘醒龙、张炜、宁肯，或者村上春树。
我想说件事儿。写东西的应该诚实一点，多讲讲自己不为人知的事儿。我在阿里做过不少好事儿，也做了一些难于启齿的事儿——我喝了很多酒，把别人用一辈子的时间慢慢喝的酒，我在三年之内喝掉了。
一些作家总是叫我带着情感活下去。所以，如今我一直在情感的原野驰骋。我不想在此谈美丽的萨让野蔷薇，也不想谈星空给予我的浪漫故事。我只想说，假如有来世，我会选择萨让为我的出生地。
思念萨让或者札达，没人会说我什么。假如，有人让我谈萨让，我会说，萨让，我爱你，生长我文字的热土。
阿里地区在全地区范围内开展“千名干部进牧区，理思路，促发展”活动（其实把我们整个县的所有干部加起来，也达不到千名）。本先生理当积极响应并踊跃参加。7月份。札达县该活动领导小组让我以工作队队长名义，前往萨让乡开展工作。由于县直机关绝大多数人都已被安排到第一批工作队，刚刚从各乡镇撤回到县里，不好再安排他们参加第二批工作队，县委书记就“狠心”让我独自一人去战斗。
接到任务后，我问县委书记有哪些队员。得到的回应是，没有队员可派。抽不出人，难道要我孤军奋战？我表示道，我坚决服从组织，听从安排。可是我怎么也想像不出我一个人下去开展活动，如何能够完成任务。县委书记想了想，从县委办、县政府办到县直其它单位，把所有登记在册的人员一个一个地捋了一遍又一遍，即使用尽浑身解数搜索，除了县文化局一个干事，就再也搜不出一个没有参加过第一批工作队的人来。可是县文化局本身只有两名干部，一个局长，一个干事。他俩的工作量大，任务重，忙得焦头烂额，可怜的局长巴不得从别的部门借调人员。就算把他抽出，我这工作队的阵容还是拉不起来。我实在没法想像一个没有队员的工作队会是什么状况，我即便是孙悟空，也难以挑起一个工作队的担子。按理说，找人组队之类的事儿应由县委“活动”领导小组或下设的办公室协调解决。可是，我懒得给更多的人添麻烦，找不愉快。于是我干脆自己亲自去与达珍局长交涉，向她求援，请她把她的宝贝部下次仁旺堆“借”给我用。她把她工作上的苦衷都一一道给了我听。我对她表示十分理解。诉苦归诉苦，她还是答应把小伙子派给我。因为她心里非常清楚地知道识大体、顾大局是每个干部的本分，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何况她是我们县里的一名优秀中层干部。就这样，进驻萨让乡工作队组建成功，只待县“活动”领导小组下达出发命令。
两个人的工作队，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说出来，令人哭笑不得。上个世纪1992年，本人作为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工作队副队长，赴山南地区乃东县颇章乡开展“社教”活动。其阵容不大，也并不小，一共由九个人组成。在活动中尚可分成若干个小组。1996年，参加驻寺工作队，我所在的秘书组也有八个人。做起事儿来，虽然不怎么轻松，但也能勉强运转得过来，至少多数队员晚上有充足的遛弯、看电视、喝酒、聊天的时间。可我这个工作队算怎么回事儿？
我因没有去过萨让而又极想去一下，便在兴奋之余，端起了酒杯。当我喝到可以放歌的时候，觉得这事儿挺有趣的——两个人就两个人吧。这是件新鲜事儿，没准会载入札达县，乃至阿里地区甚或西藏自治区组织史呢。
提到开展工作，我总感觉有些尴尬。理由特别简单，札达是个远近闻名的旅游大县，财政穷县，手长袖短，捉襟见肘。县长再牛逼，也不敢拿笔批字，给工作队以犒劳。说句大老实话，除了给每个工作队一千元伙食补贴，抚慰一下可怜的工作人员，别的什么也提供不了，而且车子都是走一路，修一路的破玩意儿，千万别指望县长让县财政局长拿出一定额度的钱，给工作队队员购置装备和给老百姓的慰问金。
说说正经事儿吧。
那天清晨，我和次仁旺堆以及新近提拔或调整到萨让乡任职的几个年轻人，挤进除了提供给县委书记和县长的两部已经跑了很多年的“沙漠王”什么的座驾，就没有像样车子的县政府办主任多吉派给我们的破烂“战旗”，欣欣然，翻越崇山峻岭，撒下一路歌声、一路笑声，奔边境乡萨让而去。
有意思的是，约二百公里的路程，我们的“战旗”竟然跑了十一二个小时。当然免不了跋山涉水，这山下去，那山上去，趟过这条河，又钻进那条河，一路坎坷，一路艰辛，俨然天堑，令人心惊胆战。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战旗”虽也“喜欢”抛锚，走一程，歇一程，但即使在走悬崖绝壁，特别是下那座挨近萨让乡的陡峭奇绝，一个急转弯接一个急转弯的大山时，小心翼翼地走两步，踩一刹车，倒两步，慢慢往前开，才能完成拐弯的“阴险恶毒”的托瓦拉山，也只是因精神过度紧张、恐惧，手心捏出汗水样的液体，却没有发生任何我们所不希望发生且不能承受的灾难性事故，使得大家一个个都生龙活虎般出现在乡政府门口、萨让村村民面前。
我们到达乡（村）里时，村委会干部及其村民早已等候在村口。我们一下车，他们就像蜜蜂把我们团团围住，问候道，“蹶季（来了、欢迎之意）”。我们回之以“哦嘎（是的或者来了之意）”。几位盛装的妇女手里端着冒起一缕缕青烟的薰香盘、堆得高高的青稞盘子和藏白酒、啤酒，站成一排，将美丽、温暖的微笑送给这帮并不美丽的我和我的队员次仁旺堆。
我们接受着哈达和芬芳的薰香，抓起一撮青稞抛向空中，敬献给三宝，在妇女们的祝福声中接过酒杯，蘸一下，弹一下，反复蘸三次，弹三次，喝一口，斟一口，过三次后，一饮而尽，用吉祥美好的祝福回应欢迎我们的村干部和村民。
到达萨让后，我住进了乡党委、政府可以容纳二三十人的会议室。次仁旺堆和新任萨让乡副乡长的白玛挤住在乡人大副主席多布杰宿舍。等到安顿下来时，天色已晚，我们只好凑合着吃个泡面，喝点水，带着来自藏白酒不可阻挡的后劲，躺进被窝休息。打那天晚上起，我们在萨让乡待了三个多月。期间，我们糊里糊涂地接到关于县委“活动”办要求我们撤离萨让乡的通知。可是回到县里没两天，又让我们重返萨让。县委书记问我，是谁让工作队撤回来的。我如实回答说，我们通过单步机接到了县委“活动”办工作人员的通知。县委书记叫我赶紧带上我那位可爱的队员回乡里，做好汇报“活动”开展情况和申报项目准备工作。他说，你很辛苦，连像样的饭都吃不上。可我还得委屈你班兄。他强调说，地委书记和专员要专程到萨让乡视察、调研。你得做好汇报准备，并趁机报几个建设项目。等到我确定返回萨让乡的时间，准备动身之际，县委书记和县人大主任也要到萨让乡，叫我坐他们的车。惹出这一麻烦的罪魁祸首，一说是县委“活动”办工作人员传错了“活动”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的话。二说是乡里的单步机信号过差，杂音太大，且频频短路使然（接收效果确实特别差，一句完整的话要用几十分钟，甚至个把钟头听，且分好多次才能勉强听完。那也仅限于听完。是否听清楚了，又是另一回事）。我相信是第二种原因造成的误差。因为，一天，副乡长白玛通过单步机得到县财政局局长让他转告我的话。他急匆匆地跑来找我，说，“班县，班县，好消息，您的女儿被第二军医大学录取了。”高兴之下，我请除不喜欢饮酒的乡党委书记巴桑啦以外的所有乡干部喝酒，闹腾了一晚上。可等我回到县里后证实，弄得啼笑皆非，事情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让我白高兴了一场。不过我争气而不像他爸爸我这样争酒的女儿被西南民族大学录取了。 我这篇东西是写给发达地区读者的。所以我不能不多说几句（绝非为骗取可怜的稿费）。
在我和次仁旺堆的住宿问题得到解决后，得设法解决吃饭问题。民以食为天，一日三餐没法躲开。可是，乡里没有伙食团，县里也没有条件给我们俩配备做饭的。如果不想饿死，就要自己想办法做饭。需要感谢并铭记于心的是乡人大副主席多布杰和副乡长白玛“两肋插刀”，帮我和次仁旺堆解决这一特别棘手的问题，让我们吃了半个月可称得上是饭的食物。我们俩把从县上带来的罐头、香肠什么的交给他们，另外象征性地交点伙食费就完事儿。吃饭的事情总算有了着落。
从无记日记习惯的我，想不起是七月几日。但我确实跟乡里的主要领导开了个碰头会，研究召开“理思路，促发展”活动动员大会的事宜。得到了乡领导和干部的大力支持，动员大会得以如期召开并取得圆满成功。
动员大会一经召开，便意味着我和次仁旺堆要制定工作计划并走村串户，搞调研，摸情况，开展具体工作。
头几天，我们俩一人带一本笔记本，在村委会成员的帮助下，挨家挨户叩门，笑容可掬地出现在萨让村村民面前。萨让村民和札达其它乡村的村民一样，待人十分热情、真诚、厚道。不论造访谁，进门后绝对会给我们让座、倒茶，敬酒自不必说，而且非常乐意与我们促膝交谈，把高兴的事情、难过的事情，以及所思所想都毫无保留地倾诉给我们听，给人以极其坦诚的感觉。
随着“活动”的开展，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我感到人手太少，仅靠两个人实在是力不从心，没法完成任务。于是乎，自参加工作到退休，一直乐于，而且不得不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在没完没了的请示和汇报中艰难打发日子的我，苦于工作难度和由此带来的压力，自作主张，把所有乡干部都拉进工作队，平生头一次玩了把先斩后奏，向县委书记汇报“借”乡干部，扩充、壮大工作队的情况。书记点头，拍板，欣然采纳了我的建议。但给我撂下一句话：“乡里工作量大，任务重，乡干部有他们自己的事情。‘活动’还得靠你和文化局小伙子。”
这话等于没有说。工作队还不是只有两个人？我心里直犯嘀咕。
故事讲得差不多，我得严肃对待我亲爱的读者朋友。我想说，在萨让乡的几个月内，我们白天到各处走走看看，忙活着开展“活动”。夜晚我考虑诸如项目建议书之类的东西。同时想念我远在拉萨的家人。就这么着，白昼与夜晚在不知不觉中交替，太阳和月亮在不经意间轮转。可是，晚上从黄昏到子时这段时间，真不知道该如何度过。因不通电，只能依靠太阳能蓄电池解决照明问题，也没人放电影的晚上很难打发。我是说通常要么在房间里看书、瞑思、想家或者发呆；要么跟乡里的其他干部聚在一块，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瞎扯胡侃，以酒洗肠，在微醺或酩酊大醉状态下步入梦乡，或者到村民家中聊天，聊我们的象雄，聊我们的古格和今天的札达，甚至更古的朝代。
到达萨让后，我绝对做对了的一件事情，是一件花钱务实的小事情。我把时任阿里地区教育局局长的其美给我的一千元钱和我自己的几千元工资接济给我的朋友们了。比如，茶牡玛大姐，还有白巴、日巴、当巴的大哥、大姐、老爷爷、才能奶奶。
说起茶牡玛，我很佩服这位比我年长十余岁的大姐。一个女人用柔弱的肩膀扛起生活重担，把两个孩子都送出去念大学。这事也许不会引起别人的兴趣。可在我心里，她的举止和担当具有与伟大的科学家、作家什么的同等重要的地位。
一天中午，大姐挂着满脸的笑意到工作队驻地找我，说是儿子（我现在实在记不起来是长子，还是次子）回来了，硬把我拽到她家。一进屋，端出萨让特有的藏白酒，请我连喝了三大杯。然后把我交给她儿子，自个忙着去煮米艮安角（藏语。意为老人耳朵）。她儿子不停地端起酒杯让我喝酒，笑呵呵地盯着我看。不好意思，我亲爱的读者，写到这里，我这个像诗人一样多愁善感的人，禁不住潸然泪下：茶牡玛大姐把一盆热气腾腾的、特意做给她儿子和我的米艮安角端来，跟我说，“您跟我儿子一样，是我的亲人。您到这儿这么长时间，我都没能请您好到我家坐一坐。您能接受山羊肉吗？我不顾作孽，请人宰了一只山羊。我听人家说，拉萨人不吃山羊。委屈您了……”是的，她没说错，拉萨人基本不吃山羊（毫无根据地说山羊伤肾），也很少有人吃绵羊（原因有二：拉萨过于干燥，容易上火。此其一。个别人说天下没有比绵羊更温柔敦厚、老实憨厚的动物。我只知道绵羊老实、可爱、可怜）。萨让山高谷深，无平坦草场，植物多为刺柴类灌木，不宜养殖绵羊（羊毛会被植物挂住而脱落）。我见过朴实的人，比如过去住在窑洞里的延安人、为不吃不喝他家东西而置气的藏北人，用酒用肉待客的后藏岗巴人。可不曾见过如此朴实的人（事实上没有比札达人更善良醇厚的藏人。作为走遍全国的藏人，我有资格说这样的话。
天大地大并不等于世界大。2011年我在革吉县雄巴乡开展“创先争优强基础惠民生”活动时，也就是在2012年藏历新年，在县公安局一干部家与茶牡玛大姐和她次子邂逅相遇。那时她已届七旬——白发苍苍，满脸皱纹。但她却因孩子出息得风风光光而显得神采奕奕。为酒而生的我又放开喝了一晚上。翌日，我拖着宿醉的身子到狮泉河镇开会，流着并不值钱的泪，与地委、行署领导干杯并交流我对阿里的感受。
说件有点像小说细节的小事情吧。本副县长在阿里出尽了洋相——把马放掉，走路回乡，这是很多拉萨作家体验不到的美谈。一次是到国际草场，一次是到日巴村。一南一东，相隔百里。
那天，我和次仁旺堆跟着村干部到国际草场。爬到山半腰，需沿如剑而下的飞流而上。村干部把我和次仁旺堆的命看得过于值钱，硬行把我俩带下山。那天我除了认识一种蓝色的喇叭状花叫做羊羔花，什么收获都没有。不过现在想想，我得感谢萨让老百姓太把我们当一回事儿事儿了。
我没有时间观念和概念，因此只得用“那天”一词。
那天，我和次仁旺堆一人骑一匹马，到位于萨让河东面高山上的日巴村。群众和我们到达乡里头那天一样，到村口迎接我俩人，把我们俩直接带到村委会活动室。晚上我们俩睡在村里安排房子里。次仁旺堆享用我的一年前下乡到底雅时，由索巴多吉“开张”，我还连一次都没有享用过的睡袋，而我却盖上群众的被子睡觉。那夜睡得还行。村长给我送来一壶藏白酒，说了声“哥，好梦全归你。”我为这几个字感激至今。 那一夜，外面下了一整夜雨，里面也下了一整夜雨，使得房子凹凸不平的地面淤积着晶莹的水。第二天起床后发现，有两只虱子悠然自得地在我身上玩耍。我没有让它们死在我残忍的指间。
再讲个事儿：我们俩离开日巴村返回乡政府时，我把马放走，徒步回去，走了几个小时，才回到驻地。后来在干部群众中流传起“班县有马不骑，徒步行走”的笑谈。对此，我解释道，“上坡时不背人的马不是好马，下坡时骑马的人不是好人。”这件事儿令我想起了《鲁宾逊漂流记》里的那个叫星期五的人。鲁宾逊的土著朋友每天都要把从他那儿听到的一些新鲜事儿讲给族人，弄得他们好奇，笑个不止。
班丹大叔打小吃过很多苦，对伙食没有那么挑剔，可是在萨让那段日子，我还真的想不起来吃过什么好东西。头半个月，伙食还行，每天都能吃到一两道有那么几块肉的菜。可是越往后，越糟糕，没地方买肉、买蛋，连假冒伪劣军用罐头都没处买。加之老百姓又不养鸡，弄得我和次仁旺堆天天吃糌粑加泡面，以最大限度充饥、填饱肚子为幸事。说到泡面，我想起次仁旺堆的故事。那天，小伙子吃了一碗泡面。我端着酒杯看他吃那碗泡面。小伙子吃着吃着，笑嘻嘻地对没有吃的就不吃的我说，“县长，您不想来一口？有很多人没有尝过这个美味就离开地球了哟。”我用饥饿而又欣赏的眼神看着他把面吃完。他把能捞的全捞完后，往面汤里放了一把糌粑。一会儿工夫吃得干干净净。然后仰面一躺，翘起二郎腿道，“对不起谁，也不能对不起自个儿的肚子。”说毕，呼呼而睡，一觉睡到晚上吃泡面加糌粑。
说到吃的，我怎么也得把这事儿讲出来：
一天，乡政府出纳日乃叫我到他宿舍。在饥饿中举杯的我欣然应邀而去。可怜的我本以为他会给我吃点有意思的东西，哪怕没有一点食欲。我还自作多情，特别向他提出，“我连日喝酒，喝得昏天黑地，手都在发抖，压根没有食欲。麻烦你给我弄点白酒，开开胃。”没成想，他吃完一大碗糌粑，把嘴一抹，用他刚刚用来吃糌粑的碗，斟满啤酒，恭恭敬敬地递给我。
说完这些苦涩却值得玩味的事情，我们说几句正经得会令人扫兴的事儿吧。我们骑马翻山到当巴村。我骑的是人家老村支书花五千元人民币买来的一匹骏骑。而马脚费一天才五元钱。您能想像我的萨让，抑或札达人民是怎么对待像我这样的狗屁工作队队长吗？全是因为毛主席。他们不笨，也不傻，知道我们是“毛主席的干部”。他们爱我们胜过养育他们的土地。我骑马上山，结合哈萨克族的民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想像着自己还是个青春少年，去寻找秦文玉老师曾教导我们去写的初恋。可惜没有骑过几次马的我在爬到山顶时，从马背上摔下来，砰的一声摔在荆棘丛中，扎了一屁股可爱的刺儿，让那些个连电视都看不着的小伙子乐得都巴不得在马背上翻跟斗。乐去吧，难得有机会从马背上摔下来。
班丹大叔本不缺德。但做了一件特别缺德的事儿。我请萨让乡党委书记巴桑打猎，以改善我们的生活。不过我交待得特别清楚，“您千万别打藏羚羊和磐羊。我可不想坐牢。”巴桑扛着乡公安特派员边旦扎西的半自动步枪，骑马上山打猎，打了两只岩羊，一只从悬崖峭壁上坠落到谷底，未能下去拣。他留了一半，把一半给了我们。
让我讲讲最后一件事儿。
我和次仁旺堆撤离萨让那天，县政府办主任多吉又一次把最好的破车派给我们了。破车载着我们凯旋那天，我本带着微笑、萨让人民灌的藏白酒的香气和野蔷薇的芬芳之气。可是到帝加木沟时，宝贵的破车抛锚，陷入河中出不来，一如死马。素有派出接应车辆习惯的县政府办主任多吉派出了车况更差的一辆战旗车。它把我们的战旗拖出来，没有走三公里，让我在海拔近六千米的山头当团长。那夜我又饿又冷，从天黑困到天亮。那夜，车上的几个小伙子步行到喀子波林找边防部队的牵引车，途中在牧场老百姓家中睡几个钟头后。次日我和驾驶员排除故障赶过去时，个个都被部队领导灌倒后躺在营房。后来我把这个作为素材，稍事加工，搬进了中篇小说《温暖的路》中。每每回想起那段经历，我总感到愉快，一如读到余华、刘醒龙、张炜、宁肯，或者村上春树。
我想说件事儿。写东西的应该诚实一点，多讲讲自己不为人知的事儿。我在阿里做过不少好事儿，也做了一些难于启齿的事儿——我喝了很多酒，把别人用一辈子的时间慢慢喝的酒，我在三年之内喝掉了。
一些作家总是叫我带着情感活下去。所以，如今我一直在情感的原野驰骋。我不想在此谈美丽的萨让野蔷薇，也不想谈星空给予我的浪漫故事。我只想说，假如有来世，我会选择萨让为我的出生地。
思念萨让或者札达，没人会说我什么。假如，有人让我谈萨让，我会说，萨让，我爱你，生长我文字的热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