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21年，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去世，享年40岁，孔子悲痛欲绝。因在孔门众多弟子中，颜回是被孔子称赞最多的一个，孔子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许。
　　追悼会现场，孔子还没从悲伤回过神来，颜回的父亲就提出了一个要求：“请先生节哀顺变，为表达您的哀思，能否用您的车子改制成棺材来安葬颜回呢？”孔子一听就止住悲伤回到现实：“不乘车，我怎么同大夫交往呢？”
　　这并非杜撰，而是确有其事。因为从先秦起，诸侯公卿都以乘坐马车为体现身份的一种标志。车的优劣和权的大小成正比，车越好者，权越大；车一般者，权一般；无车可坐者，自然也就无权了，只好垂手站在马路边，吃那“汽车”疾驶卷起来的灰土扬尘，和超标的尾气。
　　尽管官员允许有公务车，但为了限制官员超标准、公车私用等公车腐败，历代王朝都会通过发布《舆服志》，对官员公务车配备予以规定。即什么级别的官，享受什么等级的座驾，都规定得详详细细。
　　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很多君主和百姓非常推崇“魏晋风度”，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追求个性化。于是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官车使用种类最为繁多的时期。比如宋文帝喜欢乘坐用羊拉的官车，羊力气小，体格赢弱，无法与骏马和壮牛相比，但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有品位；南北朝宋的右光禄大夫颜延之，经常选一些老牛和病牛拉着一些笨拙而奇形怪状的车游荡于街市之间，以显示自己的卓尔不群；南北朝宋的大将军沈庆之，每逢赶上朝贺，经常乘坐一种叫“猪鼻无帷车”的怪车，这些都在当时被认为是潇洒的表现。
　　而到了明朝，张居正，万历的首辅，回家奔丧，所坐过的堪称世界之最的大轿子。张居正这次返乡之行，那真是壮观得不得了：坐轿要三十二个轿夫扛抬，内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僮两名在内侍候。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张居正的这项轿子，一有里外套间，二有随侍人员，三有厨房厕所，可想而知，估计应该比现在十七座的考斯特还要大，因此必须动用三十二个轿夫来抬，这恐怕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大轿了。
　　张居正从北京至江陵，一千多里路的行程中， “五步一井，以清路尘，十步一庐，以备茶灶”，为了使这项巨无霸式的大轿畅行无阻，有的路要拓宽，有的桥要加固，劳师动众，惊扰官民。
　　在古代，因没有规定官车的公私使用之分，一旦工具派发下来，完全供主管官员个人摆布，成了绝对的私人用品，容易助长腐败与奢靡的风气。明清时期，坐着八抬大轿泡酒楼、逛妓院的官员不在少数。同时，古代官车数量庞大，成为严重的财政负担。庞大的官僚机构因交通工具占用了大量国家财富。比如清朝开国后，准许汉臣乘轿，但都城区域广大，官员住宅距供职单位都很远，若要乘轿上下班，得准备两班轿夫中途替换，一班轿夫抬轿时，另一班乘大板车随后。计算下来，养一乘轿子的年度开销需要数千两银子。
　　朱元璋就是对公车腐败公开宣战的皇帝。他很担心养尊处优的轿车代步会导致吏治腐败，所以开国不久便规定只许妇女和年老有病者乘轿。三品以上文官特许乘坐四人抬的轿子，余皆骑马；勋戚和武官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抬轿者，都要接受严厉处罚。这一套规定在明朝初期执行得还是比较彻底的。
　　雍正和乾隆以后，统治者进行大胆改革，在不影响官员形象的情况下，鼓励大家乘坐轻便价廉的代步工具，于是很多京官都改乘骡车了，比乘轿省得多。而那些要撑体面的官员，绿呢大轿可以保留着，放在宅第的轿厅里，需要显示一下派头时，可以花钱去轿行雇轿夫来临时抬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