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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决防止“沉默的大多数”成为“愤怒的大多数”,防止强势集团欺压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滑向边缘群体、边缘群体沦为暴力群体。
既患寡又患不均,虽患贫更患不安。改革开放令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力大增,但同时也由一个严重平均主义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严重贫富分化的国家。中国在国际形象日益亮丽、“利益攸关者”各取所需而满意度日益增加之际,“萧墙之内”潜藏的社会矛盾和治理危机愈发突出,成为国家的根本之忧。
全球化令世界更加崎岖
贫民窟,在诸多发展中国家已成为现代都市的脓疮。为“成功主办”2014年世界杯足球赛与2016年奥运会,巴西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卢计划兴建长达11公里的混凝土隔离墙,遮掩都市脓疮,凸显如画风景。如果说著名的柏林墙隔离的是意识形态、以巴之间的隔离墙隔离的是恐惧,那么里约热内卢的隔离墙隔离的就是贫困。
其实,当今世界,贫富差距导致物理与心理的隔离比比皆是。发达国家通过严厉的签证制度来隔离发展中国家,隔离贫困。全球化,其实就是世界市场一体化,不仅使世界范围内富国与穷国差距日益拉大,而且也使发达国家内部富人与穷人的差距拉大,从而令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分化问题日益突出。很显然,世界不是变平了,而是更加崎岖了。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一举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实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愿景。但是,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还有更为众多的人相对穷了起来,如此形成了“富裕一极”与“贫困一极”的“两极分化”。权威人士披露,中国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由官方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中指出,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不过,民间与国外的统计数据则更为惊人。比如,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
中国在以全球“第一高速”批量创造“富裕一极”的同时,也以全球“第一高速”批量创造“贫困一极”。据说依照国际标准,凡是房贷按揭数额超过月收入1/3的人即可被称作“房奴”。而很多国人根本拿不出首付,连成为“房奴”的资格都没有。在房价呼啸升腾的岁月,众多昔日无比骄傲的工薪阶层,也沦落为“白领族”——今天领了工资,交了月供或房租水电,买了油米泡面,摸摸口袋,感慨一声:“这个月工资又白领了!”
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2003年为0.458,超过国际公认0.4的警戒线;2005年逼近0.47。“理性人士”可以怀疑或不理会这些冰冷的数字,但是无法闭目塞听中國日益激化的矛盾,群体性事件、恶性暴力事件迅速上升。除了“房奴”外,还有一批接一批的“卡奴”(被银行滥发信用卡而虏获的消费者)、 “孩奴”(被教育产业化所“要挟”的学生家长),等等。社会低下阶层“上流化”机制愈发淤塞不畅,重点名牌高校来自低下阶层的生源所占比例越来越低,低下阶层“出人头地”的机会缺乏,贫穷固化,更加危险的是中产阶层也出现“下流化”趋势。
“库兹涅茨曲线”的虚幻
1955年3月,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一文,文章认为:“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如此表现为一条先向上弯曲后向下弯曲的“倒U”曲线,称为“库兹涅茨曲线”。
中国众多的自由经济学者认为,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初始恶化,然后通过“涓滴效应”等途径而不断改善,这是一种客观规律。收入分配如此,生态环境亦然。和谐社会的发展之路不是线性的,而是遵从一个“倒U”路径,即“曲线和谐论”。他们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论断狗尾续貂,称“先富”带“后富”可以被看成是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通俗说法。
但是,就逻辑而言,“倒U”曲线是不周延的,归纳方法得出的结论在验证上总是存在问题;实践更表明,在一些发达国家曾经出现的“倒U”趋势,在众多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并不存在。例如,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不平等非但没有恶化,反而都有改善;而拉美诸多国家,在经济实现中等发达后,收入不平等非但没有出现预期的稳定,反而继续恶化。1970年前后,拉美国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40%,经过30多年的发展,到2003年人均GDP达到3800美元——大约是70年代初期的四倍,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上升到44.4%,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工业化和现代化所增长的财富主要被极少数上层社会占有,最终落入增长而不发展、经济迟滞、社会动荡、政局频繁更迭的“拉美化”陷阱,被社会学家描述为“发展是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
著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的美国政治学教授爱德华兹
既患寡又患不均,虽患贫更患不安。改革开放令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力大增,但同时也由一个严重平均主义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严重贫富分化的国家。中国在国际形象日益亮丽、“利益攸关者”各取所需而满意度日益增加之际,“萧墙之内”潜藏的社会矛盾和治理危机愈发突出,成为国家的根本之忧。
全球化令世界更加崎岖
贫民窟,在诸多发展中国家已成为现代都市的脓疮。为“成功主办”2014年世界杯足球赛与2016年奥运会,巴西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卢计划兴建长达11公里的混凝土隔离墙,遮掩都市脓疮,凸显如画风景。如果说著名的柏林墙隔离的是意识形态、以巴之间的隔离墙隔离的是恐惧,那么里约热内卢的隔离墙隔离的就是贫困。
其实,当今世界,贫富差距导致物理与心理的隔离比比皆是。发达国家通过严厉的签证制度来隔离发展中国家,隔离贫困。全球化,其实就是世界市场一体化,不仅使世界范围内富国与穷国差距日益拉大,而且也使发达国家内部富人与穷人的差距拉大,从而令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分化问题日益突出。很显然,世界不是变平了,而是更加崎岖了。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一举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实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愿景。但是,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还有更为众多的人相对穷了起来,如此形成了“富裕一极”与“贫困一极”的“两极分化”。权威人士披露,中国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由官方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中指出,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不过,民间与国外的统计数据则更为惊人。比如,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
中国在以全球“第一高速”批量创造“富裕一极”的同时,也以全球“第一高速”批量创造“贫困一极”。据说依照国际标准,凡是房贷按揭数额超过月收入1/3的人即可被称作“房奴”。而很多国人根本拿不出首付,连成为“房奴”的资格都没有。在房价呼啸升腾的岁月,众多昔日无比骄傲的工薪阶层,也沦落为“白领族”——今天领了工资,交了月供或房租水电,买了油米泡面,摸摸口袋,感慨一声:“这个月工资又白领了!”
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2003年为0.458,超过国际公认0.4的警戒线;2005年逼近0.47。“理性人士”可以怀疑或不理会这些冰冷的数字,但是无法闭目塞听中國日益激化的矛盾,群体性事件、恶性暴力事件迅速上升。除了“房奴”外,还有一批接一批的“卡奴”(被银行滥发信用卡而虏获的消费者)、 “孩奴”(被教育产业化所“要挟”的学生家长),等等。社会低下阶层“上流化”机制愈发淤塞不畅,重点名牌高校来自低下阶层的生源所占比例越来越低,低下阶层“出人头地”的机会缺乏,贫穷固化,更加危险的是中产阶层也出现“下流化”趋势。
“库兹涅茨曲线”的虚幻
1955年3月,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一文,文章认为:“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如此表现为一条先向上弯曲后向下弯曲的“倒U”曲线,称为“库兹涅茨曲线”。
中国众多的自由经济学者认为,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初始恶化,然后通过“涓滴效应”等途径而不断改善,这是一种客观规律。收入分配如此,生态环境亦然。和谐社会的发展之路不是线性的,而是遵从一个“倒U”路径,即“曲线和谐论”。他们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论断狗尾续貂,称“先富”带“后富”可以被看成是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通俗说法。
但是,就逻辑而言,“倒U”曲线是不周延的,归纳方法得出的结论在验证上总是存在问题;实践更表明,在一些发达国家曾经出现的“倒U”趋势,在众多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并不存在。例如,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不平等非但没有恶化,反而都有改善;而拉美诸多国家,在经济实现中等发达后,收入不平等非但没有出现预期的稳定,反而继续恶化。1970年前后,拉美国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40%,经过30多年的发展,到2003年人均GDP达到3800美元——大约是70年代初期的四倍,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上升到44.4%,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工业化和现代化所增长的财富主要被极少数上层社会占有,最终落入增长而不发展、经济迟滞、社会动荡、政局频繁更迭的“拉美化”陷阱,被社会学家描述为“发展是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
著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的美国政治学教授爱德华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