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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1828—1897),初名利宾,字紫诠,号仲弢,别号弢园老民,江苏苏州人,思想家,第一份中国人独立掌管的中文报纸《循环日报》的创办人,被时人称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中国第一报人”。
鼓吹变法,在中国近代科学
启蒙史上开创了数个第一
王韬出身于乡塾家庭,自幼苦读经史,18岁考中秀才,后屡试不中。22岁那年,他应英国传教士麦都士之邀,任职于英国教会主办的墨海书馆,协助艾约瑟、伟烈亚力等译书,共13年。1862年回乡探亲时,因上书太平军将领刘肇钧,建议太平军不该先围攻上海,而应该与清朝争夺安庆之天下。这道禀帖后来落入清军手中,遭清政府通缉,被迫逃往香港。其间旅英3年,两度访法,加深了对西学与西方政治的了解,提出了变法主张。在那个年代,王韬作为公认的“洋务人才”、著名的变法者和政论家,早已扬名海内外。
从1849年至1862年的13年间,王韬不仅协助麦都士及伟烈亚力编辑及校订“西书”。他在中国近代科学启蒙史上还开创了数个第一:《西国天学源流》一书的翻译,第一次为中国人打开了近代西方天文学研究的窗口;他的译著《重学浅说》,是近代中国第一本介绍西方力学的教科书;而他的译作《光学图说》则是中国第一本系统展示光学理论的科普读物。王韬还是第一个登上牛津大学讲坛的中国人。他演讲的主题是“中英通商”和“孔子之道”。据记载“是时,一堂听者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
王韬鼓吹变法的文章曾在《万国公报》上长期连载,这些论说文章,诚如朱昌鼎在《中东战纪本末》序中所言:“能言诸生所不能言,且敢言翰林御史所不敢言,大声疾呼,发聋震聩,俾当世之为翰林御史者,读之骇然。”他在其创办的《循环日报》上撰文,大力主张进行政治、文化改革,赞许西方的议会制度和君主立宪制度。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要求中国统治者放下身段向西方统治者学习。
王韬有关变法改良的主张,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给后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活动以深刻的影响。19世纪90年代积极鼓吹“变法自强”活动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王韬的评价很高。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显然受到了王韬及《循环日报》的影响。
创办第一张完全由中国人
独立掌管的中文报纸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报纸的国家。中国最早的报纸是《邸报》(大约出现在公元8世纪初叶)。清朝末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办报,古代报纸(邸报、京报)才逐渐为近代报刊所取代。中国近代报刊主要有宗教性、政治性、商业性、专业性等几大类。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办报活动迅速深向内地,在外报影响下,中国人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自办报纸,其中最早的要算香港的《中外新报》(1865年办),其后有《羊城采新实录》(1872年办,在广州),《申报》(1872年,在上海),《昭文新报》(1873年,在汉口),《循环日报》(1874年,在香港),《汇报》(1874年,在上海)等相继出现。尽管上述前4种华文报都标榜以华人读者为服务对象,但严格地说,除了《循环日报》外,其他的都不能称为华人自办的报纸。《循环日报》在当时影响最大,也最具代表性,而它的创办人就是王韬。
王韬1867年随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到英国游历两年多后,1870年,这个洋人眼中的“华夏第一学者”回到香港,继续协助理雅各完成其尚未完竣的中国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在此期间,他也完成了一部巨著——《普法战纪》的编译工作。1872年,理雅各完成其译书任务,受聘回国主持牛津大学汉学讲座,王韬因而结束其佣书生涯,他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与友人黄平甫(黄胜)等合资2.1万元购买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黄平甫原籍广东香山人,生于澳门(1825—1902年),他出身贫寒,1840年底入澳门马礼逊学堂,1847年随校长布朗赴美留学,与容闳成为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1848年因病归国,回到香港,先到《德臣西报》学习印刷技术,并借以熟悉报纸经营业务。以后又受聘主持伦敦布道会设在香港英华书院内教会印刷所的工作。1864年后,先后担任香港《中外新报》和《华字日报》主编。1873年,王韬与他共同买下英华书院的设备后,创立了中华印务总局。王韬著作《普法战纪》就是中华印务总局最早出版的书籍。王韬早就有创办“专为裨益我华人而设”的中文日报的意愿。早在1857至1858年,他在墨海书馆出版《六合丛谈》期间,参与了这份上海第一家华文报刊的工作,汲取了办报的知识与经验,为日后独立办报打下了基础。他和黄平甫创立中华印务总局后,就积极筹备创办《循环日报》,该报于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1874年2月4日)面世,王韬为创办人兼总主笔,黄平甫为创办人,陈蔼廷为总司理。
处于内忧外患的时代,王韬倡办以“华人出资,华人操权”为标榜的《循环日报》,从一开始便表现出与其他华文报不同的风格。它的第一个特点是评论文章多;第二个特点是广告少;第三个特点是一开始便以日报姿态出现;第四个特点是“新”和“快”,把最新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达给读者,每天都发行“行情纸”(将每天截稿后的重要消息刊登出来)。出版“号外”,这在当时的华文报界是一项创举。
在王韬与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下,这份“言别人所不敢言”的报纸发行量一度居国内之首,国内外“凡有华人驻足处”均设有该报代销点。报纸从时人眼中的谈资、消遣品变为能报信息,报道时事,汲取新知的重要途径。在20世纪前期,该报一直是香港的一份著名报纸,除在日军占领香港期间曾停刊外,一直出版到1947年。
开创报刊政论文体,
为中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
《循环日报》最大的特色是评论多,而在这些评论当中,又以政治文章占大多数。王韬在该报担任总主笔10年间,在该报“中外新闻”栏内写下了近千篇政论文章,借助报纸这一载体,开创了中国人“文人论政”的传统。
王韬政论文章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无所不谈。评述国际时局的发展是他的政治文章的重点,他既关心安南(今越南)形势,也留意俄国人在中国北方的行踪,更密切注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例如他在《辟西人立论之谬》一文中论述西方人以基督教为本位,鄙视其他国家民族文化与传统的错误;在《书西字日报后》一文指出西报将当时在华的洋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教中国兵法、立功杀贼,然后携银归国者;另一类是教人为善,以不杀人为原则的传道者)的说法是似是而非的论调,文章彻底揭穿了西方来华传教士的伪善面孔;他的《严禁贩人出洋》及《秘鲁厚待华佣不足信》揭露在秘鲁工作的华工受到“苛刻暴横”的待遇,“往者数万人而生还者无一二”的悲惨事实;他在《论茶弊》中指出当时市面上出现的“伪茶”,咎不在华商,而在于洋商,竭力维护华商的利益。当时日本明治维新已成功,王韬对日本问题也十分关注,如《日本禁烟说略》一文,他指出中国不应沉迷于鸦片,而应奋发图强,“国以民为本,民以志为先”即是该报与王韬对中国当局及读者的呼吁与期望。
他还撰文介绍英国的火车、电报局、洒水车以及城市居民使用的自来水和煤气等公用设施。他主张中国学习西方,十分重视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王韬对内疾呼当局应放弃保守思想,主张“变法自强”,科举制度成为他鞭笞的对象。他挖苦中国儒生无病呻吟的文章不过是“犬吠驴鸣,何足言文”,并嘲笑科举考试不过是“以无用之物而取无用之人也”。对外,王韬主张加强海防,不许外来者对中国任何权益进行丝毫的侵犯。
1884年,王韬获李鸿章默许,回上海定居。1885年,在上海创办弢园书局,1886年主持格致书院。在此期间,他仍继续为当地报刊撰稿,评论时政。他曾任上海《万国公报》特约撰稿人,从1890年第二十二册起到他逝世前的1886年6月第八十九册止,几乎每一期《万国公报》上都有他的时事评论或政论文章,如《哥伦布赞》、《论宜得人以理财》、《论出使须求真才》等等。他还曾担任上海《申报》编纂部主任,但此时所写稿件多为游戏之作了。1887年,王韬病逝于上海。所著《弢园文录外编》一书,收录了他历年为报刊所写的政论文章,是中国第一部政论文集。
新加坡卓南生教授所著《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对王韬倡办的《循环日报》评价颇高,他在书中写道:“《循环日报》的问世,无疑打破了过去报纸的传统与作风。它揭开了‘文人论政’的政论报纸的序幕。它将西文传教士旨在改变中国人对外态度的传播媒介——报纸,转而成为中国人自己论政的讲坛(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该报同仁深知报纸的功用,也深知只有中国人自己出资、自己主持的中文报(甚至是外文报刊),中国人的利益才会有所保障。与此同时,王韬也提出报纸应该扮演‘上意下达,下意上达’,沟通民意的桥梁作用的主张。他认为报纸的报道应该忠实,评论态度应该客观且对民众有所教育意义……《循环日报》在版面编排与内容方面的成熟,正标志着近代中文报业迈入新的里程碑。”(见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第210页)
王韬撰写的众多政论文章,毫无疑问地开创了文人论政的政论报纸的先河。王韬被誉为“中国第一位政论家”,他的《弢园文录外编》被称为“中国第一本政论集”。他对后来政论报纸的兴起,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政论报纸的影响是十分巨大和深刻的。
较早提出办报思想的专家
《循环日报》自1874年2月创刊以来,王韬任该报主笔10年(1874—1884年),他1884年正式移居上海。纵观其一生,由于父亲早殇,家道中落使这个吴中才子不得已而辍科举仕进之途,靠佣书西人谋生,旅沪遁港,游历英法及交谊洋儒的殊异经历,将他造就为“西学巨擘”。脱离香港《循环日报》后,他跻身商界,返沪期间虽开弢园书局成了书局老板,但他所从事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却不属于市场行为,而是靠充任报纸编纂以及担当格致书院山长一类的收入维持生活,成为靠新知谋生的新型文化人。王韬在《循环日报》主笔10年,缘借该报确立洋务人才、政论专家的社会名流地位。但他怀恋故土,最终驱使他离报而去。可以说,王韬在政场上一无所成,却始终没有退出报业舞台,报业令他声名显就。
王韬还是我国较早提出办报思想的先行者,他专门论述办报思想的文章有《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等等。他的办报思想可以归纳为下面几点:
一、报纸的基本功用为“广见闻,能上下”,负起“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桥梁作用。
二、报纸的报道必须忠实与详尽,有所根据,不应杜撰或夸张。
三、报纸的评论必须客观与公正,而且应该“隐恶扬善”,达到教育民众,移风易俗之目的。
四、正因为报纸影响力大,因此,主笔人选择必须慎重挑选。
五、为了杜绝部分报人滥用报纸的影响力,可以仿西方国家制定报纸法令,对报人之权力予以适当限制,但却不能因此而扼杀新闻自由,因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六、对于不负责,“挟私讦人,自快其忿”的报人与报纸,读者应予抵制和摒弃。
七、自古圣贤都乐于征求民意,中国人论中国事不但未有不宜之处,而且应该受到鼓励。
此外,王韬认为,报纸与外交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局必须重视这个媒体。
王韬这位“中国新闻报纸之父”年近50岁仍膝下无子,友人劝他生子以延后嗣,他却慨然回答:“人为什么非得儿孙传代!我假如能把写的文章留给后世,使500年后姓名还挂在读者嘴上,则胜一碗祭供的面饭多多矣。”
王韬在谈到近代报馆的职能时,他说道:“直陈时事,无所忌讳,举其利弊,不过欲当局者采择而已。”他对新闻和报纸的理解,在今天看来,也并未过时,说王韬的办报理念有超前意识,并不为过。
鼓吹变法,在中国近代科学
启蒙史上开创了数个第一
王韬出身于乡塾家庭,自幼苦读经史,18岁考中秀才,后屡试不中。22岁那年,他应英国传教士麦都士之邀,任职于英国教会主办的墨海书馆,协助艾约瑟、伟烈亚力等译书,共13年。1862年回乡探亲时,因上书太平军将领刘肇钧,建议太平军不该先围攻上海,而应该与清朝争夺安庆之天下。这道禀帖后来落入清军手中,遭清政府通缉,被迫逃往香港。其间旅英3年,两度访法,加深了对西学与西方政治的了解,提出了变法主张。在那个年代,王韬作为公认的“洋务人才”、著名的变法者和政论家,早已扬名海内外。
从1849年至1862年的13年间,王韬不仅协助麦都士及伟烈亚力编辑及校订“西书”。他在中国近代科学启蒙史上还开创了数个第一:《西国天学源流》一书的翻译,第一次为中国人打开了近代西方天文学研究的窗口;他的译著《重学浅说》,是近代中国第一本介绍西方力学的教科书;而他的译作《光学图说》则是中国第一本系统展示光学理论的科普读物。王韬还是第一个登上牛津大学讲坛的中国人。他演讲的主题是“中英通商”和“孔子之道”。据记载“是时,一堂听者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
王韬鼓吹变法的文章曾在《万国公报》上长期连载,这些论说文章,诚如朱昌鼎在《中东战纪本末》序中所言:“能言诸生所不能言,且敢言翰林御史所不敢言,大声疾呼,发聋震聩,俾当世之为翰林御史者,读之骇然。”他在其创办的《循环日报》上撰文,大力主张进行政治、文化改革,赞许西方的议会制度和君主立宪制度。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要求中国统治者放下身段向西方统治者学习。
王韬有关变法改良的主张,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给后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活动以深刻的影响。19世纪90年代积极鼓吹“变法自强”活动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王韬的评价很高。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显然受到了王韬及《循环日报》的影响。
创办第一张完全由中国人
独立掌管的中文报纸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报纸的国家。中国最早的报纸是《邸报》(大约出现在公元8世纪初叶)。清朝末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办报,古代报纸(邸报、京报)才逐渐为近代报刊所取代。中国近代报刊主要有宗教性、政治性、商业性、专业性等几大类。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办报活动迅速深向内地,在外报影响下,中国人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自办报纸,其中最早的要算香港的《中外新报》(1865年办),其后有《羊城采新实录》(1872年办,在广州),《申报》(1872年,在上海),《昭文新报》(1873年,在汉口),《循环日报》(1874年,在香港),《汇报》(1874年,在上海)等相继出现。尽管上述前4种华文报都标榜以华人读者为服务对象,但严格地说,除了《循环日报》外,其他的都不能称为华人自办的报纸。《循环日报》在当时影响最大,也最具代表性,而它的创办人就是王韬。
王韬1867年随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到英国游历两年多后,1870年,这个洋人眼中的“华夏第一学者”回到香港,继续协助理雅各完成其尚未完竣的中国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在此期间,他也完成了一部巨著——《普法战纪》的编译工作。1872年,理雅各完成其译书任务,受聘回国主持牛津大学汉学讲座,王韬因而结束其佣书生涯,他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与友人黄平甫(黄胜)等合资2.1万元购买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黄平甫原籍广东香山人,生于澳门(1825—1902年),他出身贫寒,1840年底入澳门马礼逊学堂,1847年随校长布朗赴美留学,与容闳成为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1848年因病归国,回到香港,先到《德臣西报》学习印刷技术,并借以熟悉报纸经营业务。以后又受聘主持伦敦布道会设在香港英华书院内教会印刷所的工作。1864年后,先后担任香港《中外新报》和《华字日报》主编。1873年,王韬与他共同买下英华书院的设备后,创立了中华印务总局。王韬著作《普法战纪》就是中华印务总局最早出版的书籍。王韬早就有创办“专为裨益我华人而设”的中文日报的意愿。早在1857至1858年,他在墨海书馆出版《六合丛谈》期间,参与了这份上海第一家华文报刊的工作,汲取了办报的知识与经验,为日后独立办报打下了基础。他和黄平甫创立中华印务总局后,就积极筹备创办《循环日报》,该报于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1874年2月4日)面世,王韬为创办人兼总主笔,黄平甫为创办人,陈蔼廷为总司理。
处于内忧外患的时代,王韬倡办以“华人出资,华人操权”为标榜的《循环日报》,从一开始便表现出与其他华文报不同的风格。它的第一个特点是评论文章多;第二个特点是广告少;第三个特点是一开始便以日报姿态出现;第四个特点是“新”和“快”,把最新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达给读者,每天都发行“行情纸”(将每天截稿后的重要消息刊登出来)。出版“号外”,这在当时的华文报界是一项创举。
在王韬与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下,这份“言别人所不敢言”的报纸发行量一度居国内之首,国内外“凡有华人驻足处”均设有该报代销点。报纸从时人眼中的谈资、消遣品变为能报信息,报道时事,汲取新知的重要途径。在20世纪前期,该报一直是香港的一份著名报纸,除在日军占领香港期间曾停刊外,一直出版到1947年。
开创报刊政论文体,
为中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
《循环日报》最大的特色是评论多,而在这些评论当中,又以政治文章占大多数。王韬在该报担任总主笔10年间,在该报“中外新闻”栏内写下了近千篇政论文章,借助报纸这一载体,开创了中国人“文人论政”的传统。
王韬政论文章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无所不谈。评述国际时局的发展是他的政治文章的重点,他既关心安南(今越南)形势,也留意俄国人在中国北方的行踪,更密切注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例如他在《辟西人立论之谬》一文中论述西方人以基督教为本位,鄙视其他国家民族文化与传统的错误;在《书西字日报后》一文指出西报将当时在华的洋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教中国兵法、立功杀贼,然后携银归国者;另一类是教人为善,以不杀人为原则的传道者)的说法是似是而非的论调,文章彻底揭穿了西方来华传教士的伪善面孔;他的《严禁贩人出洋》及《秘鲁厚待华佣不足信》揭露在秘鲁工作的华工受到“苛刻暴横”的待遇,“往者数万人而生还者无一二”的悲惨事实;他在《论茶弊》中指出当时市面上出现的“伪茶”,咎不在华商,而在于洋商,竭力维护华商的利益。当时日本明治维新已成功,王韬对日本问题也十分关注,如《日本禁烟说略》一文,他指出中国不应沉迷于鸦片,而应奋发图强,“国以民为本,民以志为先”即是该报与王韬对中国当局及读者的呼吁与期望。
他还撰文介绍英国的火车、电报局、洒水车以及城市居民使用的自来水和煤气等公用设施。他主张中国学习西方,十分重视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王韬对内疾呼当局应放弃保守思想,主张“变法自强”,科举制度成为他鞭笞的对象。他挖苦中国儒生无病呻吟的文章不过是“犬吠驴鸣,何足言文”,并嘲笑科举考试不过是“以无用之物而取无用之人也”。对外,王韬主张加强海防,不许外来者对中国任何权益进行丝毫的侵犯。
1884年,王韬获李鸿章默许,回上海定居。1885年,在上海创办弢园书局,1886年主持格致书院。在此期间,他仍继续为当地报刊撰稿,评论时政。他曾任上海《万国公报》特约撰稿人,从1890年第二十二册起到他逝世前的1886年6月第八十九册止,几乎每一期《万国公报》上都有他的时事评论或政论文章,如《哥伦布赞》、《论宜得人以理财》、《论出使须求真才》等等。他还曾担任上海《申报》编纂部主任,但此时所写稿件多为游戏之作了。1887年,王韬病逝于上海。所著《弢园文录外编》一书,收录了他历年为报刊所写的政论文章,是中国第一部政论文集。
新加坡卓南生教授所著《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对王韬倡办的《循环日报》评价颇高,他在书中写道:“《循环日报》的问世,无疑打破了过去报纸的传统与作风。它揭开了‘文人论政’的政论报纸的序幕。它将西文传教士旨在改变中国人对外态度的传播媒介——报纸,转而成为中国人自己论政的讲坛(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该报同仁深知报纸的功用,也深知只有中国人自己出资、自己主持的中文报(甚至是外文报刊),中国人的利益才会有所保障。与此同时,王韬也提出报纸应该扮演‘上意下达,下意上达’,沟通民意的桥梁作用的主张。他认为报纸的报道应该忠实,评论态度应该客观且对民众有所教育意义……《循环日报》在版面编排与内容方面的成熟,正标志着近代中文报业迈入新的里程碑。”(见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第210页)
王韬撰写的众多政论文章,毫无疑问地开创了文人论政的政论报纸的先河。王韬被誉为“中国第一位政论家”,他的《弢园文录外编》被称为“中国第一本政论集”。他对后来政论报纸的兴起,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政论报纸的影响是十分巨大和深刻的。
较早提出办报思想的专家
《循环日报》自1874年2月创刊以来,王韬任该报主笔10年(1874—1884年),他1884年正式移居上海。纵观其一生,由于父亲早殇,家道中落使这个吴中才子不得已而辍科举仕进之途,靠佣书西人谋生,旅沪遁港,游历英法及交谊洋儒的殊异经历,将他造就为“西学巨擘”。脱离香港《循环日报》后,他跻身商界,返沪期间虽开弢园书局成了书局老板,但他所从事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却不属于市场行为,而是靠充任报纸编纂以及担当格致书院山长一类的收入维持生活,成为靠新知谋生的新型文化人。王韬在《循环日报》主笔10年,缘借该报确立洋务人才、政论专家的社会名流地位。但他怀恋故土,最终驱使他离报而去。可以说,王韬在政场上一无所成,却始终没有退出报业舞台,报业令他声名显就。
王韬还是我国较早提出办报思想的先行者,他专门论述办报思想的文章有《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等等。他的办报思想可以归纳为下面几点:
一、报纸的基本功用为“广见闻,能上下”,负起“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桥梁作用。
二、报纸的报道必须忠实与详尽,有所根据,不应杜撰或夸张。
三、报纸的评论必须客观与公正,而且应该“隐恶扬善”,达到教育民众,移风易俗之目的。
四、正因为报纸影响力大,因此,主笔人选择必须慎重挑选。
五、为了杜绝部分报人滥用报纸的影响力,可以仿西方国家制定报纸法令,对报人之权力予以适当限制,但却不能因此而扼杀新闻自由,因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六、对于不负责,“挟私讦人,自快其忿”的报人与报纸,读者应予抵制和摒弃。
七、自古圣贤都乐于征求民意,中国人论中国事不但未有不宜之处,而且应该受到鼓励。
此外,王韬认为,报纸与外交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局必须重视这个媒体。
王韬这位“中国新闻报纸之父”年近50岁仍膝下无子,友人劝他生子以延后嗣,他却慨然回答:“人为什么非得儿孙传代!我假如能把写的文章留给后世,使500年后姓名还挂在读者嘴上,则胜一碗祭供的面饭多多矣。”
王韬在谈到近代报馆的职能时,他说道:“直陈时事,无所忌讳,举其利弊,不过欲当局者采择而已。”他对新闻和报纸的理解,在今天看来,也并未过时,说王韬的办报理念有超前意识,并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