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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尊爱的前辈音乐家瞿希贤同志于2008年3月19日离我们而去了,终年89岁。她是在与病魔顽强地搏斗了几近十年后去世的,其经受的痛苦与孤单是常人难以承受的。因此,她的去世也是一种精神上和肉体的彻底解脱,我从心底对她说一句:“敬爱的瞿希贤同志,您走好!”
我们这一代人是唱着她的歌长大的。50年代初期,她的儿童歌曲《我们是春天的鲜花》、《快乐的晚会》、《早操歌》等就在广大的新中国的少年儿童口上传唱,而她的群众歌曲《全世界人民心一条》、《在和平的大道上前进》等同样也受到孩子们的喜爱,唱遍了大江南北。因此,她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伟大的、卓有成就的大作曲家。这一点常常让我感到奇怪:古今中外,作曲这一行好像都是男人们的事业,从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到柴可夫斯基,从黄自、聂耳到冼星海,清一色的男作曲家,几乎没有女性能够侧身其间。而瞿希贤是一个例外,她的歌曲,特别是她的那些豪放激昂的歌曲,简直比男性作曲家的作品还要雄伟壮阔!
因为喜爱瞿希贤的歌曲,并想研究她的创作,从上世纪80年代之后,我有机会和她直接接触,听取她的创作构思和写作经历,学习她的创作经验。让我非常惊讶的是:她是那样的谦虚和平和,完全将我当一个朋友、同行来对待。我的采访往往变成了我们之间的对谈,因为她要听取我对她的作品的真实的听后感和意见。
下面所引是瞿希贤1983年3月29日给我的一封信,信中写道:“……关于我的创作,真是没有什么可谈的。以前写的现在看来都很不理想,可是现在又写不出什么来,只有‘惭愧’二字可表达我的心情。来信提到你曾收集了一些我的作品、文章,如果不是叫我谈,而是你给我谈谈你的观感,包括批评意见,那倒是欢迎的。因为我自己很少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愿意听你谈谈。”
我们的深入交谈,就是从这封信之后开始的,她是一位谦虚、坦率、真挚、可信的长者,在她面前,我敢说、敢问,说错了、问错了,都没有关系。在多次的交谈中,得到了一些关于她的音乐的珍贵资料,这对了解她的创作风格和成就是有益的。
这篇文章不是对瞿希贤的全面的评价,只是记取了她音乐生涯的几个侧面。
“麦新是我的启蒙老师”
1932年瞿希贤13岁时进入上海清心女中,这是一所基督教长老会办的学校,学校里有8架钢琴,有唱诗班,瞿希贤在这里开始学习钢琴,参加唱诗班的合唱。教会学校比较注重音乐,瞿希贤的家庭并没有音乐背景,是教会学校将她引导到音乐的道路上。她后来毕生奉献给合唱创作事业,与她从小接受的教会唱诗班的合唱是有着渊源关系的。
1937年上高三时,临近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瞿希贤受到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鼓舞,热心投入其中。她告诉我:“我是清心女中的歌咏指挥、骨干,而清心女中是麦新负责的一个点,他经常到我们学校来指导歌咏活动。因此,麦新是我的启蒙老师。”瞿希贤在歌咏运动中接触了许多聂耳、冼星海和麦新的爱国歌曲,这对她走上歌曲创作的道路有着直接的作用。
1937年11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18岁的瞿希贤就离开上海,用歌声和音乐来进行抗日宣传。1938年在平江八路军留守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她就开始了歌曲创作,谱写了最初的作品,如《春耕歌》、《战地月光曲》、《无家别》等抗战歌曲。这时她还没有学习过音乐创作。瞿希贤说:“《春耕歌》采用了江南民歌风格。《无家别》在发表时用了‘李小才’这个笔名,因为我读了《李有才板话》,很喜欢,因此想到了‘李小才’这个名字。”
“毕业音乐会使我上了黑名单”
1940下半年,瞿希贤在重庆入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学习钢琴。1941年回到上海,私人跟李惟宁学习作曲和钢琴。1943年入上海国立音专学习钢琴、作曲两专业。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在“音专”随德国籍犹太音乐家弗兰克尔教授和谭小麟学习作曲,至1948年毕业。
毕业之前瞿希贤就勇敢地参加了上海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思想上非常激进。这种情况也反映到她的创作中来了——她将毕业作品当作了对抗反动势力的武器。
她的毕业音乐会上主要有两首作品,一首是独唱曲《老母刺瞎亲子目》,另一首是大合唱加领唱的《李么妹的喜事》,都是地下党员马凡陀的词,题材都反映了现实中老百姓的血淋淋的生活。
毕业音乐会上,《老母刺瞎亲子目》是由郑兴丽独唱。瞿希贤说:“这个作品原来有一个副标题是‘他们不要瞎子去当兵’,是反对国民党穷凶极恶的‘抓壮丁’政策的。一位老母亲为了阻止儿子被抓去当炮灰,趁着儿子熟睡的时候,亲手用钢针将儿子的双眼刺瞎。”这是一首非常富有戏剧性的独唱曲。曲谱后来收入在《瞿希贤歌曲选》中。关于另一首歌曲《李么妹的喜事》,由于乐谱已经丢失,所以瞿希贤比较详细地回忆了这首歌曲的情况:“歌曲开始时是李么妹办喜事,轿子呀,婚礼呀,兴高采烈的。突然保长闯进来了,他们当场将新郎抓走,悲愤的新娘一头撞死在洞房,喜事变成悲剧。来宾们造反了,表示强烈的愤怒。曲子的最后是隐喻要去山上打游击。”这两首歌曲都是在政治高压下面对面地和敌人进行斗争的,谭小麟教授热情地支持了作品的演出。演唱之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惧。瞿希贤说:“毕业音乐会是在江湾音专的礼堂举行的。时间是1948年6月。这场毕业音乐会使我上了黑名单,地下党安排我立即离开上海,7月底我就到了北平。”
由于一场毕业音乐会而引起统治当局的惶恐,而将作曲家列入要逮捕的黑名单,这在中国音乐史上也是一件特别的事儿。瞿希贤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多次参加游行示威,带头呼喊口号,与前来镇压学生运动的反动军警进行赤手空拳的搏斗。一个文弱清瘦的“音专”女学生,竟是那样的刚烈和勇敢!
“再也不写抒情歌曲了”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瞿希贤整30岁。建国初期,这位青年作曲家就谱写出了成名作《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歌曲中洋溢着胜利的欢呼声,跳荡着作曲家一颗年轻、热烈的心。她写了一篇文章来谈创作这首歌曲的体会,题目就是《我歌唱全世界人民保卫和平的胜利信心》,发表在1951年10月的《人民音乐》上,文章中说:“我亲眼看见了北京的解放,亲眼看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阴暗的、腐朽的、血腥的反动统治被人民的铁拳粉碎了!一切都是新鲜的、明亮的、令人喜悦的!心里充溢着的感觉是:胜利了!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正是这种情绪的直接流露,“胜利的旗帜哗啦啦地飘,千万人的呼声地动山摇”,这是胜利者发自肺腑的歌声!
《全世界人民心一条》一出,就像歌曲创作的闸门被打开了,一首接一首的歌曲涌流出来:《我们要和时间赛跑》、《在和平的大道上前进》、《红军根据地大合唱》等等作品,几乎每一首都受到群众的喜爱,瞿希贤一下子变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成为新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作曲家之一。
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的风格特征是:音调豪放,节奏强烈,情绪奔放,是建国初期的“豪放派”歌曲的代表作。连她专为儿童谱写的珍珠般的歌曲——《我们是春天的鲜花》、《早操歌》、《儿童团放哨歌》等——也都是昂扬、热烈、充满朝气的。一位文静、清瘦的女作曲家,谱写出了这么威武雄壮的歌曲,是很让人惊奇和佩服的,也出乎大多数人的想象。听她的歌曲,很难与她本人低调、随和的形象联系起来。
瞿希贤的豪放派歌曲的巅峰之作是1963年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歌词作者是《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未然,词风排山倒海,一泻千里。标题来自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宣言》的中心主题。歌曲以气吞寰宇的气势,挺拔壮阔的音调,以一浪高于一浪的音乐走向,最后结束在撼人心魄的号召性歌词上。60年代产生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既是瞿希贤豪放昂扬的歌曲的一个总结,也是那个时代的音乐的代表。
瞿希贤在不久后的“文革”中遭到灭顶之灾,她的所有的作品,包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都销声匿迹了。20年后,1987年3月中央乐团举办“瞿希贤合唱作品音乐会”,节目单上并没有印上要演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返场时,指挥家严良堃双手果断地一扬,合唱队像山呼海啸般唱出了“山连着山,海连着海……”的歌声,这头一句一唱出,观众中就掌声雷动!
不是说瞿希贤在那个时代只会创作一种风格的作品,其实她也擅长于谱写“婉约”风格的歌曲,如无伴奏合唱《牧歌》和《蝶恋花》艺术歌曲,都是建国初期的优秀代表作品。之所以她的抒情歌曲创作得比较少,有一件不为大家知道的事情,这是她告诉我的:
“1954年,胡乔木同志给我来信,推荐给我一首歌词,让我写《拂晓的灯光》。当时我正要出国去匈牙利,回来之后就写了一首男高音独唱曲,试唱时还请胡乔木来听,听后他说:‘应该多写这样的抒情歌曲。’因此我知道他是支持抒情歌曲的。但是后来有人批评《拂晓的灯光》,说‘这不是战友的感情,而是爱人的感情’。我很生气,从此再也不写抒情歌曲了。”
从这段谈话中我们可以知道瞿希贤不写抒情歌曲的原因了。《拂晓的灯光》是一首典型的50年代的“革命抒情歌曲”,所抒发的是革命战友的情感——老战友为了专研科学而通宵读书,直到清晨伏在桌子上睡着了。他的战友轻轻地走进屋里,为他披上一件大衣。所唱的就是这么一件事。那个年代,爱情是完全被排除在歌唱之列的,即使是歌颂战友的情感,也受到了批评。瞿希贤是因为这种现实情况,而基本上放弃了她的抒情歌曲创作的。
“我最不愿意谈的事情”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创作之后不久,文艺政策越来越左倾,音乐创作越来越困难,艺术的路子越走越狭,歌曲创作被引入了狭隘的小胡同。瞿希贤迅速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曾受到了毛泽东和江青的关注。1964年11月18日,江青在接见中央音乐学院学生陈莲的时候曾经说过:“有些人甚至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给否定掉。还是主席听了之后,才肯定下来。他们就是用所谓‘民族化’来否定革命。”①一首歌曲,能够受到最高领袖的关注和肯定,这在当代中国是十分罕见的事情。
江青接见陈莲之后的近两个月,1965年1月14日又接见了瞿希贤,也提到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首歌,江青还关切地询问:“翻译成别国文字好唱吗?”②
即使到了“文革”开始一年多之后的1967年7月29日,江青在接见三军创作人员的时候还在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还是有创新的,《五星红旗》(指《歌唱祖国》一歌)也不错。”她还建议三军创作人员将瞿希贤、王莘请来,“请他们提提意见,一块来搞搞。”③
今日坐上客,明为阶下囚。“文革”中许多事情瞬息万变,朝晴暮雨,毫无依据可循。上述江青讲话四个月之后,1967年11月21日,戚本禹在给文艺界的谈话中突然说:“她(瞿希贤)是叛徒,要按主席讲话中有关叛徒的指示办。” ④于是,瞿希贤立即成为阶下囚,一关就是6年零7个月。直到“文革”结束之后的1978年7月才得到彻底平反。
“文革”中被投入冤狱的作曲家是屈指可数的,对于瞿希贤的冤狱,人们都充满了同情,也都想进一步了解实情。我曾经数次直接问她:“‘文革’中为什么会逮捕你?你在狱中的遭遇如何?”她每次都非常干脆地回答我:“这件事不谈了,这是我最不愿意谈的事情。”有一次她是这样回答我的:“我被关在里面,但是外面的人受到更多的迫害,我没有讲的必要。”因此,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不解之谜。
回想起来,有一次她和我讲到她的历史时,曾经讲过一句话:“1938年我在新四军入党之后,有一段时间失去了关系,后来又重新入党的。现在正在解决这一问题。”“失去关系”即常说的“脱党”,这是一个严重而复杂的历史问题,这种问题在“文革”中遭受严酷的审查和迫害,是必然的。
“希望记取历史的教训”
“‘文革’把我一刀斩断。音乐创作很难得以恢复。”这是瞿希贤对“文革”的总结。“文革”之前,从50年代到1963年,这十余年间是她创作的一个高峰期。“文革”开始时她47岁,正是创作的盛年,但是被审查、抄家,到投进铁牢,音乐创作戛然而止,一断十年。
出狱和“平反”之后,她的音乐创作又在艰难中逐步恢复过来,并在她60岁之后,竟然又出现了一次创作高潮,一次创作风格的转变!这对她个人来说是多么的艰难!在音乐历史上,这也算得一个奇迹。
这一次的创作高潮是从1978年的《把我的奶名儿叫》开始的,80年代初接连谱写了《布谷鸟唱了》、《飞来的花瓣》等合唱曲,后来都成为各合唱团的保留曲目。
经历风暴,人更沉稳;历经磨难,人更成熟。80、90年代,瞿希贤的创作更成熟了,人格也更加成熟了。
90年代初,有一件事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1990年7月,由文化部、中国音协等单位联合召开的“音乐、舞蹈创作座谈会”(亦称“北郊会议”)在昌平召开,这次座谈会的中心主题是为了要“排除错误思潮”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很有一点又要开展一场政治批判运动的架势。许多人围绕这一主题在大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瞿希贤参加了这次会议,她的发言主题与众不同,题目是“希望记取历史的教训”.艺术歌曲。她回忆说:在50年代初期的一次文艺整风中,她也充当过“打手”的角色,曾批判过张文纲的《飞虎山》大合唱,因为听过这部作品的战士曾评论说“屁大的事唱了半天”,瞿希贤借战士的口对《飞虎山》大合唱进行了批评。她非常痛心地说:“这件事伤害了一个同志,就是作者张文纲,而且也可以说是伤害了一大批这种类型的作者。直到文化大革命我自己也吃足了苦头以后,我才明白原来我也充当过打手,我也曾经伤害过一个同志。”⑤ 她的这番真挚、深情的话,打动了许多参加会议的同志,显示了理性的光彩和力量。她的发言也对大会方向的转变起了重要的作用。王震亚在第二天的发言中说:“最令人痛心的是搞内耗!昨天瞿希贤同志提到对张文纲同志的批评问题,我很感动。我几次忍住了,没有流泪。太痛心了!张文纲我们是很熟的。在音乐院住一个宿舍,我对他比较了解。他在同学中是最高才。直到弥留之际他念叨的就是‘怎么这样批评我呢?’那次批评之后,那个有光彩的张文纲消逝了,剩下的是个委委曲曲的张文纲……这种事我希望千万不要再重演了。”⑥
“不要说我是‘豪放派’的代表”
2001年9月5日至8日,北京市音协在房山十渡笔架山庄举办“中国歌曲创作的世纪回顾与展望”研讨会,瞿希贤和许多作曲家、理论家都应邀出席了研讨会,我也参加了。当时她已在病中,是抱病去参加研讨活动的,还饶有兴致地参加了会议组织的旅游活动,看来她的病恢复得不错。我在作大会发言《百年风云百年歌》的时候,她非常认真地听着。当我讲到50年代瞿希贤虽然是女作曲家,但是却是当时“豪放派”歌曲的代表人时,她表示了不同意见,当场就说:“我不同意这个观点,不要说我是‘豪放派’的代表”。但是我坚持我的观点。研讨会上我们有过很坦率的、直来直去的交锋。
我曾经和瞿希贤就这一问题交换过意见,她说:“不应该以性别来作区分豪放不豪放的依据,不能对妇女有偏见。本来世界上就存在着豪放性格的女性和温柔性格的男性,像乔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