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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产业集群的萌芽时期，地域文化、产业习俗等內在制度的主导性作用容易促使产业集群的形成。但在集群成长阶段，外在制度的主导性推动，可以突破内在制度自身的局限，从而促进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同时，在外在制度的不断强化下，一些新的內在制度也将逐步形成，并替代外在制度的部分功能。进入产业集群的成熟阶段后，內在制度将发挥更大的主导性作用。
关键词：传统产业集群；內在制度；外在制度；演变
中图分类号：F114.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8－0025－07
什么样的制度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并已经形成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但是，怎样才能从一个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制度，过渡到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好制度，其认识则是非常欠缺和不够的。本文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分析框架，以长汀产业集群为例，从动态角度分析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内在和外在制度的相互作用，以此揭示制度变迁的过程，为制度如何向有利于地方产业发展的状态过渡提供一些启示。
一、传统产业集群的制度变迁假设：基于内在和外在制度框架
产业集群是一种既不同于市场的完全竞争组织，也不同于企业的等级制组织，是一种中间性的体制组织。作为一种中间组织，产业集群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实体，而是一个动态演进的组织过程，这是由中间组织所表现出来的网络内企业不断重复交易和价值链联系所决定的。在产业集群的长期演进中，由于产业集群、科层组织和纯市场组织的效率是可以互相替代的，产业集群并不必然表现为惟一或最具竞争优势的组织机构。换言之，其竞争优势是相对的。根据新制度经济学观点，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
新制度经济学除了将制度环境划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外，也划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其中，內在制度被定义为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的规则，而外在制度则被定义为外在地设计出来并靠政治行动由上而下强加于社会的规则。可见，内在制度的出现与形成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演化过程，它是人们多次重复博弈的结果，而外在制度是由一个主体设计出来并强加于共同体的。一个社会的制度是以渐进演化的内在制度为基础，特别是在市场机制和法律、法规等外在制度并不完善的条件下，内在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与抵御外部风险，弥补外在制度的缺失。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内在制度可能成为经济发展与交易扩大的瓶颈，其原因在于，内在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紧密的社会网络，而社会网络的封闭性使得内在制度功能的发挥存在缺陷：其一，内在制度功能的发挥源于血缘、地缘关系以及对同一价值观念的认同，因此，它在加强内部联系的同时，相对疏远了与外部的交流与合作。其二，由于内在制度发挥作用的市场半径较短，而且参与人过于固定，流动性低，因而无法享受市场范围扩大与分工深化的好处。这时候，就需要外在制度的强制性变革和推动，以克服内在制度的不足。进一步，在外在制度的持续作用下，外在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收益，必然会对社会传统的习惯、习俗产生反复冲击，从而可能形成新的内在制度特征。
就传统产业集群而言，如果我们将之划分为萌芽、成长、成熟三个发展阶段，按照上述分析，不同阶段的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的作用将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从而呈现不同的主导性制度。在传统产业集群的萌芽阶段，区域的文化、历史传统、惯例等通常构成了其发展的先决条件，因此，传统产业集群多为市场的自发作用，政府较少介入。此时，内在制度的作用与影响力起着主导作用。但是内在制度毕竟不是一种普惠的安排，具有很大的排外性，只能适用在狭小的一部分人群，必将成为传统产业集群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所以，当传统产业集群处于萌芽阶段后期和进入成长阶段时，外在制度的需求和作用凸显，将上升为主导性制度并保障集群的规模发展与交易范围的扩展。由于外在制度的作用和约束，人们从收益和效用最大化出发，与他人不断重复博弈，将选择某种相互合作的机制，这种合作的机制一旦成为人们的共识与习惯，就形成了新的内在制度。内在制度对集群内人形成了新的约束规则，重新成为主导的制度作用形式。此时，外在制度的作用下降，传统产业集群也就步入自实施与自组织的成熟阶段。
二、实证研究：长汀纺织业集群的制度演变
长汀县地处福建西部，与江西接壤，是距省会城市最远的县，曾经是国定贫困县。较长一段时期，长汀发展速度相对滞后，主要经济指标位居全省后列。2000年底，该县只有纺织企业11多家。然而，最近几年，长汀纺织业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以腾飞开发区为主要平台，以纺织服装为主打产业，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纺纱、织布、服装加工、出口”和“纺线、织片、缝盘、后整、出口”的传统产业链条。纺织业集群初具雏形，长汀一跃成为闽粤赣边纺织服装产业的重要基地，称之为“长汀现象”。
(一)产业集群萌芽——内在制度的主导
在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上，克鲁格曼把产业集群归结为偶然历史事件的作用。在《地理与贸易》中，克鲁格曼明确表示美国的地毯业之所以在多尔顿这个小城集聚，最初完全是由于偶然的历史事件所致——伊万斯小姐制作植毛的床罩。但是Martin and Sunley指出：现实却未必如此简单，因为现实世界的“偶然”中可能包含着特定性关键的决定因素。就连克鲁格曼本人随后也坦言：“这里重要的并不是最初的偶然事件，而是使此类偶然事件有如此大且持久影响的累积过程。”由此可见，在偶然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必然性。徐康宁曾经对克鲁格曼笔下的多尔顿地毯业集群进行再研究，发现当地的交通条件，尤其是当地的文化传统、价值观是这一地区形成地毯业集群的决定性因素。
长汀纺织业集群的形成过程，偶然因素也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天守集团前往江西考察投资地点的时候，汽车在长汀崎岖的山路中身陷泥潭，在孤立无援之际，路过的村民立刻卷起裤管，帮忙把车从泥潭中推出。当时在场的天守集团的领导们深深感受到长汀当地纯朴的民风与浓浓的亲情，于是决定在长汀投资设厂。可见，天守集团在长汀投资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继天守集团之后，先后又有30多家纺织企业在一年左右时间相继入住长汀，那么，这种偶然性背后是否存在着必然性?
调查发现，长汀具有长期的纺织传统。明清时期，织纺业是赣闽粤三边地区农民的主要家庭副业之一，它不仅满足本地的需要，有些县的纺织品如长汀、宁都的夏布还成为本县出口货物的大宗。国内战争时期，长汀生产了红军第一套军服。20世纪80年代初期，传统手工业逐步恢复了自由发展的个性，长汀一些以手工生产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家庭手工业如蚊帐布、桌布和尿布纺织虽然档次较低，但适销对路，因而生产一度十分旺盛。后来，受香港、台湾等地质优价廉的纺织品冲击，长汀家庭手工纺织日渐衰落。但是，由此积淀下来的纺织文化和纺织技艺，很容易形成满足纺织集群发展所需的产业氛围和专业化劳动力市场。长汀纺织业的传统习俗成为当地的一种资源，很大程度上便成为20世纪初在纺织业国 际产业转移以及沿海向内地转移背景下在长汀必然出现纺织业集群的一种内在制度力量。
除了传统的纺织习俗外，当地内在制度中的社会习俗也是构成长汀纺织集群的又一必然因素。吉尔伯特。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概括说：“家庭和血缘关系有一切理由能构成研究前现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第一主题。”Weidenbaum和Huhhes、Wang和Mackie曾经揭示了家庭关系和乡土关系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海外华人常投资于其家族祖居的地区或乡村，投资于与其有亲缘关系的大陆公民所居住的地区，这些亲属能帮他们说情以使他们的财产得到保护并获得买卖契约。可见，血缘、地缘对地方吸引投资具有重要影响，这种情况同样也反映在长汀产业集群的萌芽时期：1995年香港南益集团来长汀投资兴办第一家针织厂，正是由于受到当时身为长汀人的泉州市委书记邱广钟的大力推荐与引导。澳门精粹集团与香港南益集团有着多项业务往来，存在强联系关系，在香港南益集团的推荐下，澳门精粹集团在第二年也来长汀投资兴办了长汀第二家针织厂。
在一个社区之中，哈耶克指出：“如果一个群体有着共同的惯例和传统，那么群体的成员就可以在甚少组织和强制的情况下顺利开展有效的合作。”可见，在长汀这样一个交通闭塞、资源匮乏、产业基础薄弱、财政比较困难的地区出现纺织业集群，内在制度起着关键性的支持作用。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如果没有外在制度的辅助，长汀产业集群的形成也会受到制约。在产业集群发展的初期，由于产业发展前景不明，投资者信心不足，政府不断向业内企业发传单，讲述长汀县政府发展纺织业的举措与发展规划，起到了拉动作用。这说明，长汀纺织业在集群的初期，尽管内在制度具有主导性的作用，但外在制度的支持也是不可忽视的。
(二)集群成长阶段——外在制度的主导与内在制度的发展
1．外在制度主导与产业集群成长
到2002年底，长汀纺织集群已初具规模，拥有纺织企业50余家，但产品主要集中在纺纱、织布，产业链条短。这时，相互之间靠血缘、地缘等网络资源形成的信任规则，其获得资源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并无法进一步满足集群分工与交易的需要，信任的范围面临着进一步的扩张。但是，在集群对外扩张的初期，如果完全依赖市场内生的力量，交易活动将更多地表现为一次博弈，容易出现机会主义倾向，妨碍交易的开展。因此，需要一种群内人与群外人共同认可的交易规则。从这一意义上看，外在制度提供的保障在这一阶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002～2003年，长汀县政府意识到集群扩张面临的内在制度缺陷，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产业发展的政府主导的招商政策，如：实行部门、乡镇招商引资责任制；鼓励干部和群众集资建厂房，调动了20个县直单位、12个乡镇的干部职工3000多人集资投入工业厂房建设，建成标准厂房20万平方米、员工公寓5万平方米，解决纺织业厂房不足的问题；鼓励培训和招收产业工人，对全县2万多富余劳力进行针织机、电平车等操作技能的免费培训，并由县财政挤出专项资金对培训实体进行补贴；针对资金不足问题，政府成立了产业担保中心。在强有力的外在制度主导下，强化了集群外企业对本地纺织集群的认同和合作，2003年下半年以来，新引进了福建安踏集团、爱登堡、晋江三瑞等省内外知名纺织品牌企业加盟，使长汀整个纺织业实现了由过去的小项目、小企业向大企业、大集团转变，由租赁厂房向企业自建厂房转变，由过去手工操作向使用现代技术转变，成为集纺纱、织布、针织、服装为一体的纺织工业集群。到2005年末，长汀县纺织、服装企业357家，其中：纺纱、织布48家，针织业196家，服装业113家，实现产值77 639万元，比2000年增加约7倍。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吸纳，不仅一改本县农民外出务工的传统，而且吸引了大量外来工人前来就业。2005年末纺织、服装产业的从业人员18983人，比2000年增加约5倍，见表1。
2．“以商引商”形成与内在制度发展
(1)“以商引商”制度逐步形成。在外在制度的主导下，长汀纺织集群实现了快速成长。进一步，随着引进企业越来越多，通过已引进企业主谈亲身感受和优良投资环境引进新企业落户的“以商引商”模式也在逐步取代原来的政府招商模式。如天守集团在长汀兴办天守服装织造发展有限公司后，带动了40多家上下游企业来长汀考察、洽谈、投资，形成了产业链的集群效应。其中，引进的晋江华闽织造公司，计划投资1.2亿元，自建厂房，自带项目，逐步建成一个拥有5万纱锭，集高档服装、面料生产、纺纱、服装为一体的大型纺织企业。到2005年止，通过“以商引商”，腾飞开发区二期已接洽国内外客商2600人次，洽谈项目100多项，签约项目28个，合同资金5亿元，实际到资3.8亿元，成为闽西最大的纺织工业集聚区。
(2)“以商引商”形成机理分析。“以商引商”是企业间的一种信任与合作方式，本质上是内在制度的一种表现形式。长汀产业集群在成长阶段从最初的政府招商为主导到“以商引商”的出现和发展，说明了长汀纺织业集群的内在制度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并在逐步替代政府招商的外在制度功能。那么，长汀“以商引商”的内在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我们通过无政策保障下和有政策保障下的企业间信任机制博弈进行说明。
由于交易范围的扩展，群体内的内在制度的效力会明显削弱。假设集群内企业甲的战略空间为(信任，不信任)，集群外企业乙的战略空间为(欺诈，不欺诈)，因而可以有四种策略组合(信任，欺诈)。(信任，不欺诈)，(不信任，欺诈)，(不信任，不欺诈)，其得益矩阵见如下博弈。
在一次性博弈中，作为理性的决策者，当企业甲采取信任战略时，企业乙会采取欺诈战略，以获得最大收益18。同理，当企业乙采取不欺诈策略时，企业甲会采取不信任策略以实现自身最大收益18。因此，双方都有机会主义的倾向，并陷入(不信任，欺诈)的囚徒困境，不利于交易的扩大。
为了实现集群的规模发展，政府应制定相应的信任保障政策，以改变一次性博弈的低效率，推进企业重复博弈以实现合作。从长汀产业集群的实践来看，地方政府在外在制度方面制定的一系列强有力的产业招商政策，营造了富商、扶商、亲商的良好发展环境，使集群内外企业长期合作的长远利益受到政府的保障并具有可预见性，从而改变了企业甲和企业乙的收益函数。
从左边的博弈中我们发现，在内在制度不济的情况下，由于外在制度的保障，当企业甲采取信任战略时，企业乙如果采取欺诈战略，将承担采取欺诈行为的全部成本，从而其收益降为零。同理，当企业乙采取不欺诈策略时，企业甲如果采取不信任战略，其收益也为零。因此企业甲和乙形成了(信任，不欺诈)的纳什均衡。在(信任，不欺诈)的战略组合中，双方每期收益为15，假设无限期的贴现率为0，则从长远来看，现期收益为：15(1＋α＋α2＋…＋α2)＝15/1－α。当α≥ 1/6时，双方的总收益都将大于一次性博弈的收益18。这样，在政府政策的外在制度保障下，通过重复博弈，集群内外企业的信任与不欺诈便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惯例。
在长汀的调研中，可以明显感到：随着产业集群的不断成长，在外在制度层面，尽管政府主导仍然还十分明显，但政府角色正在由原来积极地强有力参与与指导向“中性”地引导与监督转变，政府更加重视提供公共服务；而在内在制度层面，由于政府外在制度的保障，集群内外企业合作增加，“以商引商”的内在制度日益形成，并逐步替代政府招商的主导性外在制度。同时，还催生了一些新的内在制度形成，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一些民间组织逐渐取代了部分政府职能，成为新的“行规”。如为了更好地协调用工、促进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共享信息资源，2004年4月，长汀县成立了纺织行业协会，同时举行第一次会员大会，68家会员单位代表出席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及会长。2005年，长汀民营企业投资成立了信亿担保公司，到2006年8月，已累计为纺织企业担保1800多万元，其作用也远远超出了政府的产业担保中心(累积担保额不足200万元，已基本停止了运转)。
(三)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演化趋势：对集群成熟阶段的预测
外在制度的作用在于有效规制交易双方的合约，惩罚机会主义行为。可以预见，随着产业集群从成长走向成熟，原先的“群外人”转变为“群内人”，机会主义行为将大大减少，同时逐渐形成群体所公认的稳定的交易规则，从而形成新的内在制度体系，并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如在长汀产业集群的内在制度发展中，行业协会的作用将继续增大，为内在制度的实施提供一个监督主体。按照西方传统习惯，行业协会为其产业搜集和汇编有关供求各方面的数据资料，包括成本、价格、生产规模、销售、运输、存货和工厂生产能力等。它们还确定产品标准，从事发展新产品或改进现有产品的研究项目，提供信贷情况的交流和促进行业产品的广告宣传。可见，随着长汀产业集群日趋成熟，包含“扬弃”特征的内在制度将被群内企业所广为接受，重新成为长汀传统产业集群发展的主导性制度，而外在制度的作用将日益弱化。以内在制度为主导的新的制度体系，将推动集群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三、对长汀现象的进一步思考：集群的锁定风险与制度防范
新经济社会学家们反对制度经济学家单纯从效率的角度对经济制度起源进行解释。他们认为制度的本质是人们之间频繁的网络互动，因此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在集群内部，制度的依赖性可以解释集群内部有效习俗、规范的产生，但是，当集群外部技术条件发生改变时，网络的路径依赖性也可以引发集群的各种锁定效应，导致集群的衰退甚至灭亡。Markusen在研究集群的成功与风险二者之间的关系时指出，集群越成功，越倾向于发展成一个封闭的系统，进而逐步丧失获取应变市场变化所需的能力，导致竞争力不断下降，直至集群的消亡。Argote也认为在过去环境下所形成的资源有可能给企业带来竞争劣势。
(一)长汀产业集群面临的锁定风险
格拉伯赫(Grabher)关于德国鲁尔(Ruhr)地区钢铁业集群的研究，展现了这种网络路径依赖性因果关系所导致的集群锁定效应。他们把这种锁定效应概括为功能性锁定、认知性锁定和政治性锁定。
1．功能性锁定
长期而稳定的企业网络关系，逐渐在集群内部形成相对封闭、稳固的信息圈，将削弱企业到网络外部获取新信息的动机，从而降低集群创新、市场创新的可能性，导致功能性锁定。长汀纺织业集群形成的企业网络关系是“公司＋农户”的模式。这里的“公司”包括核心企业与小企业，二者存在外包业务关系。核心企业在接单后，将其中的一些业务环节分包给一些小企业。调研发现，与安踏集团有分包业务关系的小企业就有二三十家。由于企业集中生产与农户分散经营各有优点，因此许多小企业选择了“再分包”策略。长汀县众多的小企业主要是由当地的群众和干部建立的，因而具有相当雄厚的社会资本和相当广泛的网络资源，为小企业主挨家挨户寻找合作的农户提供了方便。而且，近年来长汀县政府还专门成立行政公司，专门为小企业提供信息与服务，寻找合适的农产合作对象。
从这一企业网络模式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核心企业与小企业之间，还是小企业与农户之间都是靠强联系在维持。核心企业出于产品质量与减少机会主义风险的考虑，只能将业务分包给熟悉的小企业。而小企业与农户由于生活在同一地域，受到同样的文化、价值观等内在制度的制约，因而也是靠强联系维持。Nunzia研究认为，如果企业仅仅具有强联系和弱联系中的一种，无论企业处于何种产业集群之中，都不可能取得很强的市场地位。长此以往，将会降低整个产业集群的竞争力。Tracey从创新的角度出发，认为决定强联系和弱联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创新的幅度。因此弱联系适合不确定性大、技术更新快、风险较大的产业集群；强联系更适合市场成熟、技术稳定、风险较小的产业集群。由于长汀县产业集群的传统特性，决定其强联系为主的社会网络结构。因此，长汀模式有可能陷入强联系的自增强效应，因而难以增强创新的幅度，从而可能导致功能性锁定的风险。
2．认知性锁定
企业、其他组织机构的高度空间集聚使得它们之间可以进行频繁的互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关于本地经济、技术、生产活动等方面高度趋近、同质性的群体性思维，从而导致认知性锁定。在长汀产业集群中，由于地理位置邻近所带来的交往的便利性，使企业间的关系已经超越了正式契约关系，从而形成友谊与互惠的高度信任关系。在这一联系紧密的社会网络中，企业获得的大多是同质性信息，信息的有效性难以保证。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将降低长汀产业集群的创新幅度。
另一方面，我们再从市场的需求来看，由于“先入”优势所带来的低成本，也使得市场具有较高的“认知性锁定”效应。由这种外部经济所产生的“锁定”效应，使集群产生了一种正反馈的自增强效应。同时，许多交易商由于先前进入和路径依赖的影响，对市场依赖性大，普遍采取一种观望和等待的态度，缺乏市场开拓的精神。这样，在长汀产业集群业已形成的市场“认知性锁定”效应下，也可能削弱集群内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3．政治性锁定
如果本地区的政府及其他组织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行政系统”，这种紧密的网络联系赋予了本地区特殊的生产使命与功能定位，将阻碍区域生产系统根据市场时机进行自我更新和业务转型，从而导致政治性锁定。从长汀纺织业集群的形成过程来看，政府的外在制度安排功不可没。政府从伊始就是在分析长汀县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就如何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大发展提出“做强做大纺织业”，具有显著的“地方主义”倾向。由于这种倾向产生的保护主义，将削弱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阻碍生产要素有效配置和区域专业分工的深化，从而导致政治性锁定的风险上升。
长汀模式成功的关键之处在于成本的比较优势，而这一优势的获得主要是源于政府政策的倾斜。比如县里出台了关于加快腾飞经济开发区建设、厂房建设、企业用工等一系列优惠政策，还鼓励、引导农 户将征地款合股投入厂房建设，激活了民间资金和吸引外资投入开发区建设。这些措施实际是政府的变相补贴，减少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但也削弱了企业家的开拓精神。而且，这并不是建立在“人无我有”的不可复制的政策基础之上的，因而是难以持久的一种比较优势。而且所有的优惠政策也受到当地资源的限制，如开发区“飞地政策”明显受到土地资源的总量限制。目前，长汀现在的工业用地和厂房已出现不足的迹象，将影响集群规模的进一步扩张。而这一比较优势的丧失，将可能造成产业集群的衰退。
(二)集群锁定的制度防范
长汀集群可能产生的锁定风险，本质的原因仍然是制度层面，特别是内在制度层面。由于本地长期的经济封闭和传统文化，形成了缺乏企业家创新精神的自利性习惯，这种内在制度特征将难以有效防止集群锁定。而内在制度是服从渐进的演化规律，因此，要较快改变内在制度的特征，必须强化外在制度的强制性推动，加速内在制度的升级。
但就目前长汀集群的外在制度安排而言，尚未充分体现这一调整性思路，仍然是传统的集群政策设计，即以吸引投资为主的、提供用地、税收、基础设施等方面成本减免的“成本推动型”政策。随着目前集群规模的逐步扩大，土地日趋紧张，集群竞争力已面临日趋激烈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集群的政策设计思路应加大集群创新激励力度，从“成本推动型”政策逐步转向“创新推动型”政策，实现长汀纺织业集群从成本优势到技术优势的“二次创新”，促进内在制度的发展。
与此同时，也要从外在制度层面进一步巩固现有的优势，防止集群迁移的风险。从“公司+农户”模式来看，核心企业和小企业之间是通过正式契约等内在制度的约束，而小企业和农户之间则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社会价值观等内在制度的约束色彩，因而存在不一样的规制要求。目前长汀还没有引入规范的质量评价体系，小企业和农户之间的生产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但是核心企业和小企业之间却具有明确的质量规定与标准。如果农户的生产无法达到核心企业的标准，会致使小企业的产品难以达到核心企业的标准，将影响核心企业与小企业以后的合作前景，甚至出现核心企业外迁的局面。因此，规范质量评价体系等外在制度，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四、小 结
本文通过观察长汀产业集群的发展，重点分析了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相互作用和替代，探讨了有利于纺织业发展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传统产业集群在萌芽之初，更多取决于市场的自发选择，但随着分工和交易的发展，对于有效促使产业分工发展和交易扩大的外在强制性制度成为迫切的需要。从长汀的纺织业集群来看，在产业集群的初期，正是由于地域文化、产业习俗等内在制度的主导性作用促使了产业集群的形成。在集群成长阶段，外在制度的主导性推动，促使产业集群突破了内在制度自身的制度性局限，从而实现了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同时，在外在制度的不断强化下，一些新的内在制度也逐步形成，并替代了外在制度的部分功能。可以预期，进入成熟阶段后，内在制度将发生更大的主导性作用。进一步，从长汀纺织业集群现有发展来看，也存在着集群功能性、认知性和政治性锁定的风险，因此，加强外在制度的设计，推动具有创新特征的内在制度演化，亦具有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 孟 耀
关键词：传统产业集群；內在制度；外在制度；演变
中图分类号：F114.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8－0025－07
什么样的制度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并已经形成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但是，怎样才能从一个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制度，过渡到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好制度，其认识则是非常欠缺和不够的。本文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分析框架，以长汀产业集群为例，从动态角度分析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内在和外在制度的相互作用，以此揭示制度变迁的过程，为制度如何向有利于地方产业发展的状态过渡提供一些启示。
一、传统产业集群的制度变迁假设：基于内在和外在制度框架
产业集群是一种既不同于市场的完全竞争组织，也不同于企业的等级制组织，是一种中间性的体制组织。作为一种中间组织，产业集群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实体，而是一个动态演进的组织过程，这是由中间组织所表现出来的网络内企业不断重复交易和价值链联系所决定的。在产业集群的长期演进中，由于产业集群、科层组织和纯市场组织的效率是可以互相替代的，产业集群并不必然表现为惟一或最具竞争优势的组织机构。换言之，其竞争优势是相对的。根据新制度经济学观点，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
新制度经济学除了将制度环境划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外，也划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其中，內在制度被定义为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的规则，而外在制度则被定义为外在地设计出来并靠政治行动由上而下强加于社会的规则。可见，内在制度的出现与形成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演化过程，它是人们多次重复博弈的结果，而外在制度是由一个主体设计出来并强加于共同体的。一个社会的制度是以渐进演化的内在制度为基础，特别是在市场机制和法律、法规等外在制度并不完善的条件下，内在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与抵御外部风险，弥补外在制度的缺失。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内在制度可能成为经济发展与交易扩大的瓶颈，其原因在于，内在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紧密的社会网络，而社会网络的封闭性使得内在制度功能的发挥存在缺陷：其一，内在制度功能的发挥源于血缘、地缘关系以及对同一价值观念的认同，因此，它在加强内部联系的同时，相对疏远了与外部的交流与合作。其二，由于内在制度发挥作用的市场半径较短，而且参与人过于固定，流动性低，因而无法享受市场范围扩大与分工深化的好处。这时候，就需要外在制度的强制性变革和推动，以克服内在制度的不足。进一步，在外在制度的持续作用下，外在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收益，必然会对社会传统的习惯、习俗产生反复冲击，从而可能形成新的内在制度特征。
就传统产业集群而言，如果我们将之划分为萌芽、成长、成熟三个发展阶段，按照上述分析，不同阶段的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的作用将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从而呈现不同的主导性制度。在传统产业集群的萌芽阶段，区域的文化、历史传统、惯例等通常构成了其发展的先决条件，因此，传统产业集群多为市场的自发作用，政府较少介入。此时，内在制度的作用与影响力起着主导作用。但是内在制度毕竟不是一种普惠的安排，具有很大的排外性，只能适用在狭小的一部分人群，必将成为传统产业集群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所以，当传统产业集群处于萌芽阶段后期和进入成长阶段时，外在制度的需求和作用凸显，将上升为主导性制度并保障集群的规模发展与交易范围的扩展。由于外在制度的作用和约束，人们从收益和效用最大化出发，与他人不断重复博弈，将选择某种相互合作的机制，这种合作的机制一旦成为人们的共识与习惯，就形成了新的内在制度。内在制度对集群内人形成了新的约束规则，重新成为主导的制度作用形式。此时，外在制度的作用下降，传统产业集群也就步入自实施与自组织的成熟阶段。
二、实证研究：长汀纺织业集群的制度演变
长汀县地处福建西部，与江西接壤，是距省会城市最远的县，曾经是国定贫困县。较长一段时期，长汀发展速度相对滞后，主要经济指标位居全省后列。2000年底，该县只有纺织企业11多家。然而，最近几年，长汀纺织业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以腾飞开发区为主要平台，以纺织服装为主打产业，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纺纱、织布、服装加工、出口”和“纺线、织片、缝盘、后整、出口”的传统产业链条。纺织业集群初具雏形，长汀一跃成为闽粤赣边纺织服装产业的重要基地，称之为“长汀现象”。
(一)产业集群萌芽——内在制度的主导
在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上，克鲁格曼把产业集群归结为偶然历史事件的作用。在《地理与贸易》中，克鲁格曼明确表示美国的地毯业之所以在多尔顿这个小城集聚，最初完全是由于偶然的历史事件所致——伊万斯小姐制作植毛的床罩。但是Martin and Sunley指出：现实却未必如此简单，因为现实世界的“偶然”中可能包含着特定性关键的决定因素。就连克鲁格曼本人随后也坦言：“这里重要的并不是最初的偶然事件，而是使此类偶然事件有如此大且持久影响的累积过程。”由此可见，在偶然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必然性。徐康宁曾经对克鲁格曼笔下的多尔顿地毯业集群进行再研究，发现当地的交通条件，尤其是当地的文化传统、价值观是这一地区形成地毯业集群的决定性因素。
长汀纺织业集群的形成过程，偶然因素也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天守集团前往江西考察投资地点的时候，汽车在长汀崎岖的山路中身陷泥潭，在孤立无援之际，路过的村民立刻卷起裤管，帮忙把车从泥潭中推出。当时在场的天守集团的领导们深深感受到长汀当地纯朴的民风与浓浓的亲情，于是决定在长汀投资设厂。可见，天守集团在长汀投资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继天守集团之后，先后又有30多家纺织企业在一年左右时间相继入住长汀，那么，这种偶然性背后是否存在着必然性?
调查发现，长汀具有长期的纺织传统。明清时期，织纺业是赣闽粤三边地区农民的主要家庭副业之一，它不仅满足本地的需要，有些县的纺织品如长汀、宁都的夏布还成为本县出口货物的大宗。国内战争时期，长汀生产了红军第一套军服。20世纪80年代初期，传统手工业逐步恢复了自由发展的个性，长汀一些以手工生产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家庭手工业如蚊帐布、桌布和尿布纺织虽然档次较低，但适销对路，因而生产一度十分旺盛。后来，受香港、台湾等地质优价廉的纺织品冲击，长汀家庭手工纺织日渐衰落。但是，由此积淀下来的纺织文化和纺织技艺，很容易形成满足纺织集群发展所需的产业氛围和专业化劳动力市场。长汀纺织业的传统习俗成为当地的一种资源，很大程度上便成为20世纪初在纺织业国 际产业转移以及沿海向内地转移背景下在长汀必然出现纺织业集群的一种内在制度力量。
除了传统的纺织习俗外，当地内在制度中的社会习俗也是构成长汀纺织集群的又一必然因素。吉尔伯特。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概括说：“家庭和血缘关系有一切理由能构成研究前现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第一主题。”Weidenbaum和Huhhes、Wang和Mackie曾经揭示了家庭关系和乡土关系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海外华人常投资于其家族祖居的地区或乡村，投资于与其有亲缘关系的大陆公民所居住的地区，这些亲属能帮他们说情以使他们的财产得到保护并获得买卖契约。可见，血缘、地缘对地方吸引投资具有重要影响，这种情况同样也反映在长汀产业集群的萌芽时期：1995年香港南益集团来长汀投资兴办第一家针织厂，正是由于受到当时身为长汀人的泉州市委书记邱广钟的大力推荐与引导。澳门精粹集团与香港南益集团有着多项业务往来，存在强联系关系，在香港南益集团的推荐下，澳门精粹集团在第二年也来长汀投资兴办了长汀第二家针织厂。
在一个社区之中，哈耶克指出：“如果一个群体有着共同的惯例和传统，那么群体的成员就可以在甚少组织和强制的情况下顺利开展有效的合作。”可见，在长汀这样一个交通闭塞、资源匮乏、产业基础薄弱、财政比较困难的地区出现纺织业集群，内在制度起着关键性的支持作用。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如果没有外在制度的辅助，长汀产业集群的形成也会受到制约。在产业集群发展的初期，由于产业发展前景不明，投资者信心不足，政府不断向业内企业发传单，讲述长汀县政府发展纺织业的举措与发展规划，起到了拉动作用。这说明，长汀纺织业在集群的初期，尽管内在制度具有主导性的作用，但外在制度的支持也是不可忽视的。
(二)集群成长阶段——外在制度的主导与内在制度的发展
1．外在制度主导与产业集群成长
到2002年底，长汀纺织集群已初具规模，拥有纺织企业50余家，但产品主要集中在纺纱、织布，产业链条短。这时，相互之间靠血缘、地缘等网络资源形成的信任规则，其获得资源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并无法进一步满足集群分工与交易的需要，信任的范围面临着进一步的扩张。但是，在集群对外扩张的初期，如果完全依赖市场内生的力量，交易活动将更多地表现为一次博弈，容易出现机会主义倾向，妨碍交易的开展。因此，需要一种群内人与群外人共同认可的交易规则。从这一意义上看，外在制度提供的保障在这一阶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002～2003年，长汀县政府意识到集群扩张面临的内在制度缺陷，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产业发展的政府主导的招商政策，如：实行部门、乡镇招商引资责任制；鼓励干部和群众集资建厂房，调动了20个县直单位、12个乡镇的干部职工3000多人集资投入工业厂房建设，建成标准厂房20万平方米、员工公寓5万平方米，解决纺织业厂房不足的问题；鼓励培训和招收产业工人，对全县2万多富余劳力进行针织机、电平车等操作技能的免费培训，并由县财政挤出专项资金对培训实体进行补贴；针对资金不足问题，政府成立了产业担保中心。在强有力的外在制度主导下，强化了集群外企业对本地纺织集群的认同和合作，2003年下半年以来，新引进了福建安踏集团、爱登堡、晋江三瑞等省内外知名纺织品牌企业加盟，使长汀整个纺织业实现了由过去的小项目、小企业向大企业、大集团转变，由租赁厂房向企业自建厂房转变，由过去手工操作向使用现代技术转变，成为集纺纱、织布、针织、服装为一体的纺织工业集群。到2005年末，长汀县纺织、服装企业357家，其中：纺纱、织布48家，针织业196家，服装业113家，实现产值77 639万元，比2000年增加约7倍。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吸纳，不仅一改本县农民外出务工的传统，而且吸引了大量外来工人前来就业。2005年末纺织、服装产业的从业人员18983人，比2000年增加约5倍，见表1。
2．“以商引商”形成与内在制度发展
(1)“以商引商”制度逐步形成。在外在制度的主导下，长汀纺织集群实现了快速成长。进一步，随着引进企业越来越多，通过已引进企业主谈亲身感受和优良投资环境引进新企业落户的“以商引商”模式也在逐步取代原来的政府招商模式。如天守集团在长汀兴办天守服装织造发展有限公司后，带动了40多家上下游企业来长汀考察、洽谈、投资，形成了产业链的集群效应。其中，引进的晋江华闽织造公司，计划投资1.2亿元，自建厂房，自带项目，逐步建成一个拥有5万纱锭，集高档服装、面料生产、纺纱、服装为一体的大型纺织企业。到2005年止，通过“以商引商”，腾飞开发区二期已接洽国内外客商2600人次，洽谈项目100多项，签约项目28个，合同资金5亿元，实际到资3.8亿元，成为闽西最大的纺织工业集聚区。
(2)“以商引商”形成机理分析。“以商引商”是企业间的一种信任与合作方式，本质上是内在制度的一种表现形式。长汀产业集群在成长阶段从最初的政府招商为主导到“以商引商”的出现和发展，说明了长汀纺织业集群的内在制度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并在逐步替代政府招商的外在制度功能。那么，长汀“以商引商”的内在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我们通过无政策保障下和有政策保障下的企业间信任机制博弈进行说明。
由于交易范围的扩展，群体内的内在制度的效力会明显削弱。假设集群内企业甲的战略空间为(信任，不信任)，集群外企业乙的战略空间为(欺诈，不欺诈)，因而可以有四种策略组合(信任，欺诈)。(信任，不欺诈)，(不信任，欺诈)，(不信任，不欺诈)，其得益矩阵见如下博弈。
在一次性博弈中，作为理性的决策者，当企业甲采取信任战略时，企业乙会采取欺诈战略，以获得最大收益18。同理，当企业乙采取不欺诈策略时，企业甲会采取不信任策略以实现自身最大收益18。因此，双方都有机会主义的倾向，并陷入(不信任，欺诈)的囚徒困境，不利于交易的扩大。
为了实现集群的规模发展，政府应制定相应的信任保障政策，以改变一次性博弈的低效率，推进企业重复博弈以实现合作。从长汀产业集群的实践来看，地方政府在外在制度方面制定的一系列强有力的产业招商政策，营造了富商、扶商、亲商的良好发展环境，使集群内外企业长期合作的长远利益受到政府的保障并具有可预见性，从而改变了企业甲和企业乙的收益函数。
从左边的博弈中我们发现，在内在制度不济的情况下，由于外在制度的保障，当企业甲采取信任战略时，企业乙如果采取欺诈战略，将承担采取欺诈行为的全部成本，从而其收益降为零。同理，当企业乙采取不欺诈策略时，企业甲如果采取不信任战略，其收益也为零。因此企业甲和乙形成了(信任，不欺诈)的纳什均衡。在(信任，不欺诈)的战略组合中，双方每期收益为15，假设无限期的贴现率为0，则从长远来看，现期收益为：15(1＋α＋α2＋…＋α2)＝15/1－α。当α≥ 1/6时，双方的总收益都将大于一次性博弈的收益18。这样，在政府政策的外在制度保障下，通过重复博弈，集群内外企业的信任与不欺诈便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惯例。
在长汀的调研中，可以明显感到：随着产业集群的不断成长，在外在制度层面，尽管政府主导仍然还十分明显，但政府角色正在由原来积极地强有力参与与指导向“中性”地引导与监督转变，政府更加重视提供公共服务；而在内在制度层面，由于政府外在制度的保障，集群内外企业合作增加，“以商引商”的内在制度日益形成，并逐步替代政府招商的主导性外在制度。同时，还催生了一些新的内在制度形成，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一些民间组织逐渐取代了部分政府职能，成为新的“行规”。如为了更好地协调用工、促进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共享信息资源，2004年4月，长汀县成立了纺织行业协会，同时举行第一次会员大会，68家会员单位代表出席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及会长。2005年，长汀民营企业投资成立了信亿担保公司，到2006年8月，已累计为纺织企业担保1800多万元，其作用也远远超出了政府的产业担保中心(累积担保额不足200万元，已基本停止了运转)。
(三)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演化趋势：对集群成熟阶段的预测
外在制度的作用在于有效规制交易双方的合约，惩罚机会主义行为。可以预见，随着产业集群从成长走向成熟，原先的“群外人”转变为“群内人”，机会主义行为将大大减少，同时逐渐形成群体所公认的稳定的交易规则，从而形成新的内在制度体系，并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如在长汀产业集群的内在制度发展中，行业协会的作用将继续增大，为内在制度的实施提供一个监督主体。按照西方传统习惯，行业协会为其产业搜集和汇编有关供求各方面的数据资料，包括成本、价格、生产规模、销售、运输、存货和工厂生产能力等。它们还确定产品标准，从事发展新产品或改进现有产品的研究项目，提供信贷情况的交流和促进行业产品的广告宣传。可见，随着长汀产业集群日趋成熟，包含“扬弃”特征的内在制度将被群内企业所广为接受，重新成为长汀传统产业集群发展的主导性制度，而外在制度的作用将日益弱化。以内在制度为主导的新的制度体系，将推动集群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三、对长汀现象的进一步思考：集群的锁定风险与制度防范
新经济社会学家们反对制度经济学家单纯从效率的角度对经济制度起源进行解释。他们认为制度的本质是人们之间频繁的网络互动，因此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在集群内部，制度的依赖性可以解释集群内部有效习俗、规范的产生，但是，当集群外部技术条件发生改变时，网络的路径依赖性也可以引发集群的各种锁定效应，导致集群的衰退甚至灭亡。Markusen在研究集群的成功与风险二者之间的关系时指出，集群越成功，越倾向于发展成一个封闭的系统，进而逐步丧失获取应变市场变化所需的能力，导致竞争力不断下降，直至集群的消亡。Argote也认为在过去环境下所形成的资源有可能给企业带来竞争劣势。
(一)长汀产业集群面临的锁定风险
格拉伯赫(Grabher)关于德国鲁尔(Ruhr)地区钢铁业集群的研究，展现了这种网络路径依赖性因果关系所导致的集群锁定效应。他们把这种锁定效应概括为功能性锁定、认知性锁定和政治性锁定。
1．功能性锁定
长期而稳定的企业网络关系，逐渐在集群内部形成相对封闭、稳固的信息圈，将削弱企业到网络外部获取新信息的动机，从而降低集群创新、市场创新的可能性，导致功能性锁定。长汀纺织业集群形成的企业网络关系是“公司＋农户”的模式。这里的“公司”包括核心企业与小企业，二者存在外包业务关系。核心企业在接单后，将其中的一些业务环节分包给一些小企业。调研发现，与安踏集团有分包业务关系的小企业就有二三十家。由于企业集中生产与农户分散经营各有优点，因此许多小企业选择了“再分包”策略。长汀县众多的小企业主要是由当地的群众和干部建立的，因而具有相当雄厚的社会资本和相当广泛的网络资源，为小企业主挨家挨户寻找合作的农户提供了方便。而且，近年来长汀县政府还专门成立行政公司，专门为小企业提供信息与服务，寻找合适的农产合作对象。
从这一企业网络模式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核心企业与小企业之间，还是小企业与农户之间都是靠强联系在维持。核心企业出于产品质量与减少机会主义风险的考虑，只能将业务分包给熟悉的小企业。而小企业与农户由于生活在同一地域，受到同样的文化、价值观等内在制度的制约，因而也是靠强联系维持。Nunzia研究认为，如果企业仅仅具有强联系和弱联系中的一种，无论企业处于何种产业集群之中，都不可能取得很强的市场地位。长此以往，将会降低整个产业集群的竞争力。Tracey从创新的角度出发，认为决定强联系和弱联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创新的幅度。因此弱联系适合不确定性大、技术更新快、风险较大的产业集群；强联系更适合市场成熟、技术稳定、风险较小的产业集群。由于长汀县产业集群的传统特性，决定其强联系为主的社会网络结构。因此，长汀模式有可能陷入强联系的自增强效应，因而难以增强创新的幅度，从而可能导致功能性锁定的风险。
2．认知性锁定
企业、其他组织机构的高度空间集聚使得它们之间可以进行频繁的互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关于本地经济、技术、生产活动等方面高度趋近、同质性的群体性思维，从而导致认知性锁定。在长汀产业集群中，由于地理位置邻近所带来的交往的便利性，使企业间的关系已经超越了正式契约关系，从而形成友谊与互惠的高度信任关系。在这一联系紧密的社会网络中，企业获得的大多是同质性信息，信息的有效性难以保证。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将降低长汀产业集群的创新幅度。
另一方面，我们再从市场的需求来看，由于“先入”优势所带来的低成本，也使得市场具有较高的“认知性锁定”效应。由这种外部经济所产生的“锁定”效应，使集群产生了一种正反馈的自增强效应。同时，许多交易商由于先前进入和路径依赖的影响，对市场依赖性大，普遍采取一种观望和等待的态度，缺乏市场开拓的精神。这样，在长汀产业集群业已形成的市场“认知性锁定”效应下，也可能削弱集群内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3．政治性锁定
如果本地区的政府及其他组织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行政系统”，这种紧密的网络联系赋予了本地区特殊的生产使命与功能定位，将阻碍区域生产系统根据市场时机进行自我更新和业务转型，从而导致政治性锁定。从长汀纺织业集群的形成过程来看，政府的外在制度安排功不可没。政府从伊始就是在分析长汀县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就如何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大发展提出“做强做大纺织业”，具有显著的“地方主义”倾向。由于这种倾向产生的保护主义，将削弱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阻碍生产要素有效配置和区域专业分工的深化，从而导致政治性锁定的风险上升。
长汀模式成功的关键之处在于成本的比较优势，而这一优势的获得主要是源于政府政策的倾斜。比如县里出台了关于加快腾飞经济开发区建设、厂房建设、企业用工等一系列优惠政策，还鼓励、引导农 户将征地款合股投入厂房建设，激活了民间资金和吸引外资投入开发区建设。这些措施实际是政府的变相补贴，减少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但也削弱了企业家的开拓精神。而且，这并不是建立在“人无我有”的不可复制的政策基础之上的，因而是难以持久的一种比较优势。而且所有的优惠政策也受到当地资源的限制，如开发区“飞地政策”明显受到土地资源的总量限制。目前，长汀现在的工业用地和厂房已出现不足的迹象，将影响集群规模的进一步扩张。而这一比较优势的丧失，将可能造成产业集群的衰退。
(二)集群锁定的制度防范
长汀集群可能产生的锁定风险，本质的原因仍然是制度层面，特别是内在制度层面。由于本地长期的经济封闭和传统文化，形成了缺乏企业家创新精神的自利性习惯，这种内在制度特征将难以有效防止集群锁定。而内在制度是服从渐进的演化规律，因此，要较快改变内在制度的特征，必须强化外在制度的强制性推动，加速内在制度的升级。
但就目前长汀集群的外在制度安排而言，尚未充分体现这一调整性思路，仍然是传统的集群政策设计，即以吸引投资为主的、提供用地、税收、基础设施等方面成本减免的“成本推动型”政策。随着目前集群规模的逐步扩大，土地日趋紧张，集群竞争力已面临日趋激烈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集群的政策设计思路应加大集群创新激励力度，从“成本推动型”政策逐步转向“创新推动型”政策，实现长汀纺织业集群从成本优势到技术优势的“二次创新”，促进内在制度的发展。
与此同时，也要从外在制度层面进一步巩固现有的优势，防止集群迁移的风险。从“公司+农户”模式来看，核心企业和小企业之间是通过正式契约等内在制度的约束，而小企业和农户之间则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社会价值观等内在制度的约束色彩，因而存在不一样的规制要求。目前长汀还没有引入规范的质量评价体系，小企业和农户之间的生产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但是核心企业和小企业之间却具有明确的质量规定与标准。如果农户的生产无法达到核心企业的标准，会致使小企业的产品难以达到核心企业的标准，将影响核心企业与小企业以后的合作前景，甚至出现核心企业外迁的局面。因此，规范质量评价体系等外在制度，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四、小 结
本文通过观察长汀产业集群的发展，重点分析了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相互作用和替代，探讨了有利于纺织业发展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传统产业集群在萌芽之初，更多取决于市场的自发选择，但随着分工和交易的发展，对于有效促使产业分工发展和交易扩大的外在强制性制度成为迫切的需要。从长汀的纺织业集群来看，在产业集群的初期，正是由于地域文化、产业习俗等内在制度的主导性作用促使了产业集群的形成。在集群成长阶段，外在制度的主导性推动，促使产业集群突破了内在制度自身的制度性局限，从而实现了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同时，在外在制度的不断强化下，一些新的内在制度也逐步形成，并替代了外在制度的部分功能。可以预期，进入成熟阶段后，内在制度将发生更大的主导性作用。进一步，从长汀纺织业集群现有发展来看，也存在着集群功能性、认知性和政治性锁定的风险，因此，加强外在制度的设计，推动具有创新特征的内在制度演化，亦具有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 孟 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