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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个领域从事特定工作的人被冠以“家”之称号，一般来讲是不寻常的。“教育家”也是如此，其人至少是教育者中的佼佼者，出类拔萃。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教育家首先是教育者，是一个寻常的教育者，拥有普通教育者的平常心。所以，如果要给“教育家”作一个界定，是否可以这样说：教育家，即以凡人心态做出了不平凡事业的教育工作者——这是我对“教育家”的基本理解。由此，我尝试解读“教育家”的内涵。
一、教育家做的是一件平凡的事
教育家首先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他之所以被人尊奉为“家”，是因为他干得好，干得杰出，干得与众不同，但不管如何，他所从事的工作还是与所有教育工作者都相同的，是一件极其平凡的工作。
似乎有一种观点认为，教育家乃高人。言下之意，教育家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拯救”教育、因之“拯救”人类的神圣使命。于是，要求教育家必须先天下而忧，先天下而苦，先天下而行，必须呕心沥血，死而后已，必须一夫当关，力挽狂澜……但我想，这倒大可不必，如此要求教育家，岂不“折腾”教育家么?其实，历史上许多教育家在世时并不见得是惊天地泣鬼神：孔子生前十分不得志；现代教育之父夸美纽斯生前流离失所，直到死后200年才得到承认：瑞士的裴斯泰洛齐被誉为“伟大的实践教师”。但生前也是经千辛磨万苦的……他们干的事，现在看平凡依旧。
所以，我们大可不必给教育家套上过于耀眼的光环。这种光环会把一个人变成一个神。而当一个人一旦成为神以后，性质就完全改变了：居高临下，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独断专制……而且，原本十分平凡的教育工作，被无限抬高，被神奇化，被不明就里的人所顶礼膜拜，这便适得其反了。
教育家是人，是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他固然创造了自己辉煌的教育业绩，但这种创造的前提是：他在踏踏实实地做事，做平凡的事，也会犯一些错误，也会有一点牢骚，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一个也不少。因此，杰出的教育家做平凡的事，可能是一条揭示教师专业成长之秘诀的规律。
二、教育家做的工作具有鲜明的个性
教育家之成为教育家，皆因其“与众不同”，甚或“鹤立鸡群”。在我们的“教育辞典”里，常常会有“教书匠”和“教育家”这两个内涵迥然不同的词。所谓教书匠，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做的是同样的工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机械性的重复工作，即所谓的“司空见惯”。其工作的全部价值或目的是“完成任务”，每每会使平凡的事在不知不觉中沦为“平庸”的事。而教育家则不同，不满足于现状是其最大的特点，因为不满现状，势必要创新，而创新就势必带有十分浓重的个人色彩，彰显着教育家自身特有的个性。
于平凡之处见不平凡，这是教育家的素质使然。的确，举凡教育家者，他对教育现象和问题都会有自己独特的认识视角和思维方式，并且有解决问题的“高招”、“奇招”抑或“怪招”，这些“招数”是反常规的，至少是大多数人想不到的，因而能给人全新的启示。这便是教育家对教育的贡献。
当然，这些“招数”仅仅是形而下的表现，其形而上的东西乃“思想”。教育家的一个必备条件应该是思想家，用时髦的话来说，教育家必须是善于“反思”的人。“反思”之语意，我理解应该是“反过来思考”。太多的人只会“顺”着思考，尤其是“顺”着已有的思路、“顺”着别人的思路来思考，因而在很多情况下会给人“东施效颦”的不屑。但教育家不然，他会别出心裁，独辟蹊径，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让人见到柳暗花明的“又一村”。
三、教育家的价值诉求是为学生营造“精神家园”
学校，与其说是知识传授的场所，毋宁说是学生精神成长的摇篮，传授知识，充其量不过是年青一代身心发展的途径或手段之一，既不是教育的全部手段，也不是教育的目的。因此，作为校长，作为教育家，他所诉求的理想与价值，是让学生在学校中健康成长，快乐成长，幸福成长，他应用心地经营学校，使学校成为学生成长的“精神家园”。
反观当前的学校教育，尤其是在千年传统文化铸造下修炼而成的中国学校教育，教育家的这种价值诉求十分艰难。我们的教育，历来信奉“师道尊严”。所谓“教”者，《说文解字》有一经典诠注：“上所施，下所效”。韩愈《师说》将教师的功能直接界说为“传道、授业、解惑”——字里行间无不流溢着为师者的傲慢、凌驾与至尊。由此而来的学校文化，使得学校多少有些窒息和冷酷，而教师的威严始终是师生沟通的一道难于逾越的“坎”。在这里，爱心是优秀教师、是教育家的最基本品质。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教育家都表现出无限、无痕的爱心。因为爱是精神家园的灵魂，爱是横贯人际的桥梁，爱是心理发育的养分。
这样看来，教育家应该有一种宽宏、和蔼的博大情怀，能做到爱满天下。在教育家的心目中，应该没有功利的诱惑，没有利益的驱动，只有孩子，只有学生，只有对教育虔诚的神往。这是一种人生境界，也是一个凡人追求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下，人生才能获得真谛。而对于我们的学校教育来说，这种境界的确太少了，少得几乎被人忘却。在强大的升学压力下，在极其残酷的应试教育体制下，我们的教育似乎“目中无人”，只有“知识点”，只有以“知识点”为本位的试卷，只有考试分数。学生，似乎没有了自我，没有了自信，甚至没有了自己的主见。这是教育的悲哀。所以，当代教育家要做精神家园的“拓荒”者，要在学校里酿出浓浓的爱意，要让我们的学生充分感受到求知的快乐，成长的快乐，人生的快乐。
四、教育家的经典行为不是“垒砖”而是“浇水”
社会上每每将教师比喻成“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以为，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比喻，甚至不是一个贴切的比喻。这个比喻在很多情况下会给人误导。手头正好有一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辞海》(缩印本)，其中有对“工程”的解释：“(1)将自然科学的原理应用到工农业生产部门而形成的各学科的总和。如土木建设工程……(2)指具体的基本建设项目。如南京长江大桥工程……”显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中的“工程”含意是后者，如此，“‘工程’师”和“‘教’师”恰好是两项性质截然不同的职业或工作。
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分析“工程”与“教育”的本质区别，首先，工程要经过事先充分而周密的设计，进行准确无误的计算；教育则是一种认知与情感交替甚至交融的过程，因而更多的是一种体验生成过程，事先很难加以精确设计。其次，工程的前提是有“施工图”，因而依样画葫芦，是机械的：而教育是因材施教的活动，因人而异的多样化和灵活性是这种活动的本质。第三，工程是可控制的，它需要而且是必须严格按照施工图施工的：但教育则不然，它是教学相长的过程，是师生互动的过程。其四，工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为量的累加，并且是静态的；而教育则更多的是质的飞跃，是动态的。
然而，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在于，应试教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将“教育”理解为“工程”，换言之，所有上述“工程”特点在应试教育中都真真实实地存在着，反映着。有相当一部分人，把培养学生的过程十分简单地类比为“盖大楼”：按照事先设定的“培养目标”(如学文科或理科，类似于施工图)，先是打基础，然后垒砖(知识)，一块砖一块砖地往上垒，最后结顶(高考或毕业)。
然而，在我看来，教育可能更多的是在“种树”。种树与盖楼截然不同。首先，种树事先是不要对树的生长过程进行计算或设计的，一切听凭自然，当然事先要做的工作是选好土壤。其次，一旦树苗种植后，只要给予充分的阳光和合适的水分就会健康成长，而且会长得婀娜多姿，形态迥异。第三，树怎么长、有多少枝头、长得多高或多粗，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不可控的，园丁至多只是对枝丫作些修剪。第四，树在生长过程中不仅枝头在长而且树根(“基础”)也在长，一年四季不仅有落叶和凋零而且也有新叶和蓓蕾。
作为教育家，他的经典行为应该是“浇水”，而不是“垒砖”。
一、教育家做的是一件平凡的事
教育家首先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他之所以被人尊奉为“家”，是因为他干得好，干得杰出，干得与众不同，但不管如何，他所从事的工作还是与所有教育工作者都相同的，是一件极其平凡的工作。
似乎有一种观点认为，教育家乃高人。言下之意，教育家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拯救”教育、因之“拯救”人类的神圣使命。于是，要求教育家必须先天下而忧，先天下而苦，先天下而行，必须呕心沥血，死而后已，必须一夫当关，力挽狂澜……但我想，这倒大可不必，如此要求教育家，岂不“折腾”教育家么?其实，历史上许多教育家在世时并不见得是惊天地泣鬼神：孔子生前十分不得志；现代教育之父夸美纽斯生前流离失所，直到死后200年才得到承认：瑞士的裴斯泰洛齐被誉为“伟大的实践教师”。但生前也是经千辛磨万苦的……他们干的事，现在看平凡依旧。
所以，我们大可不必给教育家套上过于耀眼的光环。这种光环会把一个人变成一个神。而当一个人一旦成为神以后，性质就完全改变了：居高临下，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独断专制……而且，原本十分平凡的教育工作，被无限抬高，被神奇化，被不明就里的人所顶礼膜拜，这便适得其反了。
教育家是人，是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他固然创造了自己辉煌的教育业绩，但这种创造的前提是：他在踏踏实实地做事，做平凡的事，也会犯一些错误，也会有一点牢骚，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一个也不少。因此，杰出的教育家做平凡的事，可能是一条揭示教师专业成长之秘诀的规律。
二、教育家做的工作具有鲜明的个性
教育家之成为教育家，皆因其“与众不同”，甚或“鹤立鸡群”。在我们的“教育辞典”里，常常会有“教书匠”和“教育家”这两个内涵迥然不同的词。所谓教书匠，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做的是同样的工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机械性的重复工作，即所谓的“司空见惯”。其工作的全部价值或目的是“完成任务”，每每会使平凡的事在不知不觉中沦为“平庸”的事。而教育家则不同，不满足于现状是其最大的特点，因为不满现状，势必要创新，而创新就势必带有十分浓重的个人色彩，彰显着教育家自身特有的个性。
于平凡之处见不平凡，这是教育家的素质使然。的确，举凡教育家者，他对教育现象和问题都会有自己独特的认识视角和思维方式，并且有解决问题的“高招”、“奇招”抑或“怪招”，这些“招数”是反常规的，至少是大多数人想不到的，因而能给人全新的启示。这便是教育家对教育的贡献。
当然，这些“招数”仅仅是形而下的表现，其形而上的东西乃“思想”。教育家的一个必备条件应该是思想家，用时髦的话来说，教育家必须是善于“反思”的人。“反思”之语意，我理解应该是“反过来思考”。太多的人只会“顺”着思考，尤其是“顺”着已有的思路、“顺”着别人的思路来思考，因而在很多情况下会给人“东施效颦”的不屑。但教育家不然，他会别出心裁，独辟蹊径，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让人见到柳暗花明的“又一村”。
三、教育家的价值诉求是为学生营造“精神家园”
学校，与其说是知识传授的场所，毋宁说是学生精神成长的摇篮，传授知识，充其量不过是年青一代身心发展的途径或手段之一，既不是教育的全部手段，也不是教育的目的。因此，作为校长，作为教育家，他所诉求的理想与价值，是让学生在学校中健康成长，快乐成长，幸福成长，他应用心地经营学校，使学校成为学生成长的“精神家园”。
反观当前的学校教育，尤其是在千年传统文化铸造下修炼而成的中国学校教育，教育家的这种价值诉求十分艰难。我们的教育，历来信奉“师道尊严”。所谓“教”者，《说文解字》有一经典诠注：“上所施，下所效”。韩愈《师说》将教师的功能直接界说为“传道、授业、解惑”——字里行间无不流溢着为师者的傲慢、凌驾与至尊。由此而来的学校文化，使得学校多少有些窒息和冷酷，而教师的威严始终是师生沟通的一道难于逾越的“坎”。在这里，爱心是优秀教师、是教育家的最基本品质。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教育家都表现出无限、无痕的爱心。因为爱是精神家园的灵魂，爱是横贯人际的桥梁，爱是心理发育的养分。
这样看来，教育家应该有一种宽宏、和蔼的博大情怀，能做到爱满天下。在教育家的心目中，应该没有功利的诱惑，没有利益的驱动，只有孩子，只有学生，只有对教育虔诚的神往。这是一种人生境界，也是一个凡人追求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下，人生才能获得真谛。而对于我们的学校教育来说，这种境界的确太少了，少得几乎被人忘却。在强大的升学压力下，在极其残酷的应试教育体制下，我们的教育似乎“目中无人”，只有“知识点”，只有以“知识点”为本位的试卷，只有考试分数。学生，似乎没有了自我，没有了自信，甚至没有了自己的主见。这是教育的悲哀。所以，当代教育家要做精神家园的“拓荒”者，要在学校里酿出浓浓的爱意，要让我们的学生充分感受到求知的快乐，成长的快乐，人生的快乐。
四、教育家的经典行为不是“垒砖”而是“浇水”
社会上每每将教师比喻成“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以为，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比喻，甚至不是一个贴切的比喻。这个比喻在很多情况下会给人误导。手头正好有一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辞海》(缩印本)，其中有对“工程”的解释：“(1)将自然科学的原理应用到工农业生产部门而形成的各学科的总和。如土木建设工程……(2)指具体的基本建设项目。如南京长江大桥工程……”显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中的“工程”含意是后者，如此，“‘工程’师”和“‘教’师”恰好是两项性质截然不同的职业或工作。
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分析“工程”与“教育”的本质区别，首先，工程要经过事先充分而周密的设计，进行准确无误的计算；教育则是一种认知与情感交替甚至交融的过程，因而更多的是一种体验生成过程，事先很难加以精确设计。其次，工程的前提是有“施工图”，因而依样画葫芦，是机械的：而教育是因材施教的活动，因人而异的多样化和灵活性是这种活动的本质。第三，工程是可控制的，它需要而且是必须严格按照施工图施工的：但教育则不然，它是教学相长的过程，是师生互动的过程。其四，工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为量的累加，并且是静态的；而教育则更多的是质的飞跃，是动态的。
然而，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在于，应试教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将“教育”理解为“工程”，换言之，所有上述“工程”特点在应试教育中都真真实实地存在着，反映着。有相当一部分人，把培养学生的过程十分简单地类比为“盖大楼”：按照事先设定的“培养目标”(如学文科或理科，类似于施工图)，先是打基础，然后垒砖(知识)，一块砖一块砖地往上垒，最后结顶(高考或毕业)。
然而，在我看来，教育可能更多的是在“种树”。种树与盖楼截然不同。首先，种树事先是不要对树的生长过程进行计算或设计的，一切听凭自然，当然事先要做的工作是选好土壤。其次，一旦树苗种植后，只要给予充分的阳光和合适的水分就会健康成长，而且会长得婀娜多姿，形态迥异。第三，树怎么长、有多少枝头、长得多高或多粗，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不可控的，园丁至多只是对枝丫作些修剪。第四，树在生长过程中不仅枝头在长而且树根(“基础”)也在长，一年四季不仅有落叶和凋零而且也有新叶和蓓蕾。
作为教育家，他的经典行为应该是“浇水”，而不是“垒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