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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自愿移民的贫困问题既有其一般性,也有其特殊性,本文通过对大型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工程的移民进行分析发现,工程移民的贫困大多表现为原生性、能力性和介入性的特征。其中能力性贫困和介入性贫困是移民贫困有别于普通农村贫困的特殊之处,由于外力的介入即政府强制的非自愿搬迁使得移民的物质资本积累能力、人力资本积累能力、社会资本积累能力以及就业和经济发展能力受损,原有的能力禀赋对缓解贫困失去了显著的作用。因此,相对于原居民,移民更为脆弱,更容易陷入贫困的陷阱。
关键词:非自愿移民;能力性贫困;介入性贫困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2-0015-05
一、引言
移民和贫困问题是当今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两个特殊与棘手的问题,消除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问题①,而移民作为发展的过程,它所导致的贫困问题也极具有复杂性②。中国也正经历着高速的发展,三峡工程之后,各种大型工程相继动工,如南水北调工程、西气东输等工程等都面临着复杂的移民搬迁工作,特别是2008年为了抵御国际经济环境的冲击,国家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4万亿的公共投资中用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的资金达到2万亿以上,而这些工程大都也会产生相当数量的非自愿移民。已有众多的学者对非自愿移民的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Parasuraman通过对印度移民的研究发现,在过去的40年里,70%的工程移民在迁移后,其生活状况比迁移前变得更差了③。Michael .M. Cernea认为非自愿移民会导致移民面临失去土地、失去工作、失去家园、向边缘地区搬迁、食品无保障、健康水平下降、丧失共同物质财产以及社会网络的破坏等风险,从而加大移民贫困的风险,并提出了移民的贫困、风险与重建模型(Impoverishment Risks and Reconstruction Model)即IRR模型④。IRR模型揭示了移民面临的贫困风险,他提出的一系列阻止和克服贫困的相应措施,被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国工程项目移民的实践中。
对于非自愿移民贫困的形态及其影响因素,中国学者在对移民的调查分析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如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1500万水库移民中,约有1/3移民重建了家园,恢复和改善了生活水平;1/3移民勉强可以维持生计;还有1/3移民处于绝对贫困之中⑤。张绍山认为水库移民过程中,移民面临着贫困风险,主要体现在土地面积减少、质量恶化、原有职业丧失、社会经济地位区域边缘化以及其他诸如失去公共资源权利,但这种贫困是因修水库而产生的,因此水库移民的贫困属于“次生贫困”⑥。与其有相同观点的陆远权认为,库区移民存在着历史性贫困,在搬迁后的一段时间内又面临着经济、文化、精神等贫困,造成这种贫困的因素主要有移民安置规划上的缺陷,失去土地等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迁移的经济损失,异地文化的歧视与排斥和低素质的人口等因素⑦。此外,还有陈绍军、朱东恺等也存在类似的观点⑧。可以看出,大型工程项目以发展经济、合理利用资源和改变贫困为目标,在改变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并提高了他们的福利的同时,也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原有的生活体系、社会体系遭到破坏,不仅无法恢复到原有的生活水平,更谈不上发展和分享项目所带来的收益。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南水北调工程与中部地区可持续发展”(项目编号05JZD00017)和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外力介入下的非自愿移民的贫困特征与能力受损研究”(项目编号2009b299)的阶段性成果。
以上学者们对于移民贫困的性质定性为次生的,但这种论述是定性的方法,没有相关的数据定量分析,并且没有从根本上归纳移民贫困的内在机理,也无法从根本上缓解非自愿移民的贫困问题。因此,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还想从理论和经验上回答,在由政府主导的外力介入下,非自愿搬迁这一经济行为是通过什么机制影响到移民的贫困状态;这种贫困与普通存在的农村贫困有什么共性,又有什么不同之处;是否所有的移民都会受此影响;对于哪些存在明显负外部性效应的移民,非自愿搬迁这一经济行为使个体本身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只有回答了上述问题,我们才能针对大型工程引起的非自愿移民贫困的特殊性构建较为完善的反贫困机制,从而谋求地区经济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取的数据来源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区域经济研究所于2007年8月对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居民和村级组织进行的抽样调查,其中南水北调工程中线库区待迁居民的抽样调查数据是选择了湖北省丹江口、郧县和河南省淅川县进行的农户入户调查,抽样方法采取按相关标志(移民比重)分布的分层整群抽样。具体实施时考虑了收入分布、村组的移民分布和乡镇中村组的规模。实际调查的农户占库区相关总体移民区的比例为4.78%,包括了3县24乡镇、58村、118组、3145户、13000余人,其中村干部205人。调查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农户家庭基本信息、农户家庭的经济社会信息、居民生活满意度及其对迁移预期的评价。村级组织的问卷调查是根据调查员与村干部的访谈得到,共收集到淅川县、丹江口市和郧县共54个行政村的数据,其中淅川县12个村,丹江口市16个村,郧县26个村,调查的内容包括村庄的基本状况,如人口耕地数量、农业种植模式、经营模式、集体企业、村组织的职责以及村干部的背景资料。
三、非自愿移民贫困的特征
一是贫困的原生性。我们所选取的调查地区的居民有一部分曾经是丹江口水库的移民,此次属于二次移民,而另外一部分则是世代居住在当地的原居民。因此,我们在数据分析上就有了对比,原居民此次成为南水北调工程的待迁居民,其经济生活水平可代表迁移前的状态,而二次移民的经济生活水平则可以反映迁移后的状态。无论是否二次移民,调查区的贫困状态是显而易见的,根据此次调研数据计算的贫困发生率如表1所示。
从表1中看到原居民的贫困率为16%,二次移民更是高达25%。大型工程特别是水利水电工程,由于工程的特殊性,项目的选址和施工地大部分是我国的生态脆弱区或是发展落后闭塞的农村贫困地区,这里地形、地貌及地质条件复杂,自然资源贫乏,生产条件差,生产力水平低下,基础设施落后,且村落零星,人口居住分散,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大。当地以农业经济为主,农业产出较低,近些年外出打工逐渐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因人力资本的匮乏,打工收入也无法完全缓解贫困的状态。因此,当地非自愿移民的原生性贫困与中国其他区域的普通农村一样,主要是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落后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不平衡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较低的人力资本储备造成的。这种贫困在移民迁移前就长期存在,并非搬迁行为引起,不存在特殊性,但却是非自愿移民贫困的一个特征。
二是能力性贫困的问题更加突出。非自愿移民的原生性贫困普遍存在,并且在高贫困率的同时伴随着非常明显的收入分化。当我们用基尼系数以及高低收入倍数法来衡量这种收入分化时发现通过样本数据计算出来的总的基尼系数为0.568,其中经济作物收入、家禽水产收入和其他收入的分项基尼系数大于总的基尼系数,说明这些收入来源在收入中的比重的增加会导致基尼系数的扩大,导致更大的收入不均等,而粮食收入和打工收入的基尼系数均在0.4以下,起着缓解收入不均等现象的作用。同时,收入五等份法显示原居民高低收入倍数为42倍,二次移民的高低收入倍数为52倍,如表2所示。
基尼系数和高低收入倍数说明库区待迁移民在高贫困率的同时,伴随着非常明显的收入分化。是何种原因造成了那些经历了数次搬迁、面对着相同的自然环境、政策条件、制度框架下的移民会有不同的生活际遇?这里我们假设用微观的能力来解释。
我们的第一个假设是移民所在的行政村的“能力禀赋”会对移民的贫困与否产生显著的影响。之所以提出这个假设,是因为不同于普通乡村居民与村行政部门较为松散的关系,准备进行迁移的村庄以及需要接待移民的村庄,行政部门不仅和普通村庄一样带领村民脱贫致富,而且还要代表村民的利益与项目方进行协调和沟通。移民意见反馈也都是依托村委会完成的。因此,行政村的“能力禀赋”比起普通村庄对生活在此的居民有着更深层次的影响。除了行政村的“能力禀赋”,家庭和个人的能力禀赋通常被认为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因素。对于库区待迁移民而言,导致其陷入贫困的具体应该是那些个人和家庭的能力不足,因此,本文的第二个假设是移民的个人和家庭的能力禀赋是导致移民贫困,产生内部分化的另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
如果验证假设成立,个人和家庭的能力禀赋应该包含哪些具体内容?
首先,村基层组织领导与服务能力的差异造成的能力性贫困。由于村庄是农村居民生活的聚集地,村庄的各项资源禀赋以及村组织的能力会影响到村内大多数居民的生活状况,是村与村之间贫富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特别是面临搬迁的移民村庄以及等待接受移民的村庄。村基层组织与村内居民的联系更为紧密,移民前的经济社会调查、移民安置补偿后扶以及扶贫项目的实施都是依托村基层组织实施,而村内居民的协调,对移民或其它项目政策的了解与解读,困难的反映以及与项目方的沟通也都是集中于村组织而反映的。因此,村基层组织双面胶的作用使得其与村民之间的联系较普通村庄更为紧密。所以,村基层组织的能力禀赋和服务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村内居民的生产生活状况。
我们将样本村按户贫困率平均分为3组,因此存在着1,2,3个等级且水平之间存在着等级递减的关系,即取值越高贫困率也就越高。由于因变量村贫困率分组为有序3分类变量,因此此处采取ordered logistic回归模型,拟合2个logit模型。
模型中p1、p2分别为因变量为第1类村、第2类村时的概率,而第3类村则作为用于对比的基础水平。影响村贫困率分组的因素,包括村庄自身的资源禀赋,如村人口规模、耕地数量、地理区位等,以及村基层组织的能力禀赋村经济结构、公共设施、村干部的素质和村级组织能力与服务意识,这些因素以一组向量X来表示。
通过stata10.0计算的结果表明,村基层组织的能力禀赋显著影响村庄贫困率。这种能力禀赋主要包括村干部的受教育程度,这一变量作为代理变量反映了基层组织中村干部的自身素质,是一种内在的能力。除了村干部的自身素质以外,村组织为村民致富采取的措施、村内经营种类的多样化、村公共设施状况也是影响村庄贫困率的显著因素,这些变量则是反映了村基层组织为村民做实事的主观态度和最终成果,能力为态度所反映,村基层组织的主观努力和态度也是能力禀赋重要的内容,并且与自身素质互为因果、互相促进形成综合的能力禀赋或者说是组合能力,为缓解农村贫困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贫困人口和家庭集中的村庄大多表现为村干部受教育程度较低,公共基础设施匮乏,道路、水利、小学和水井设施几乎没有,村基层组织为村民摆脱贫困所提供的帮助很少,村庄的经营种类单一,仅以种植粮食为主要经营方式。
其次,个人和家庭能力造成的能力性贫困。除村基层组织的能力禀赋会深刻影响到非自愿移民的贫困状态外,家庭和个人所拥有的能力禀赋也对其自身的贫困状态产生显著的影响。我们将移民家庭是否贫困作为因变量,贫困取值为1,非贫困取值为0,自变量依据阿玛蒂亚·森对能力的解释和众多学者对能力概念的扩充,以及本文的研究目的选取,建立Binary Logist模型,模型结果如表3,其中模型1为总样本,模型2为原居民,模型3为二次移民。
根据模型中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在控制了家庭的基本特征后,对家庭的贫困状态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家庭的健康状况、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耕地的质量、固定资产的原值、家庭平均受教育的年限、技术交流的能力以及外出打工的人数,这些因素我们可以总结为健康生存能力、社会资本积累能力、物质资本积累能力、人力资本积累能力和就业与经济发展能力。这些能力的增强都可以显著的减少移民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非自愿移民的贫困存在着能力性的特征。
三是介入性贫困是移民贫困有别于普通农村贫困的特征。在表2的收入五等份分组中,我们发现最高收入组中原居民占52.8%,二次移民占47.2%,而在最低收入组中情况则发生了变化,此时原居民只占45.5%,而二次移民则占到54.5%。也就是说,在全部样本的收入分组中,高收入组中原居民所占比重较大,而低收入组中二次移民所占比重较大。二次移民相对于原居民,更容易陷入到低收入或贫困状态之中。同时,当我们将样本区分为原居民和二次移民对他们的贫困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后也发现,除了健康生存能力外,二次移民的能力禀赋对贫困状态的作用明显有别于原居民,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以及外出打工人口对贫困的缓解不再起显著的作用。具体表现为:
首先,物质资本积累能力受损。相比于原居民,二次移民耕地质量对其贫困的程度较低,特别是主观测评耕地质量不好的家庭与主观测评耕地质量好的家庭相比并没有显著的影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大型工程移民一般按照前期补偿、补助与后期扶持相结合的原则,使移民能恢复到原有的生活水平。现阶段,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标准仍比较低,不能够实现实物指标价值的完全赔偿,所以移民原有被水库淹没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难以补偿至原有价值,即使在数量上达到了原有规模,如人均住房面积、耕地数量,但从质量上看却很难达到原有水平。特别是耕地,库区原有的耕地经过多年的选择一般是当时当地最为肥沃最适合耕种的土地,被淹没后补偿的土地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大多是贫瘠难以开发利用的土地。从我们调查的数据中发现,二次移民主观认定的耕地质量中大部分集中在一般,不太好和很不好种,而原居民主观认定的耕地质量则大多集中于非常好和比较好这两个类型中。因此,我们也可以从模型中看到二次移民主观认定的耕地质量对其贫困概率的影响远远小于当地居民。
二次移民家庭所拥有固定资产原值对贫困的改善也不再发挥显著效应,因为理性的移民家庭在得知移民规划后,不会再对其固定资产进行追加投资,并且当地政府会尽量减少对库区的基础设施、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这些都使得移民的物质资本积累能力受到极大的损害,而初始的资产对于财富的积累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人力资本积累能力受损。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待迁的移民有79%的人认为目前所掌握的生产技能或手艺对家庭经济收入的增加很重要,也就是说经过长期实践种植经济林、经济作物、养殖等积累形成的人力资本对于家庭收入的贡献起着积极的作用。而一旦生活生产环境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对收入或缓解贫困的贡献大幅下降,人力资本存量得不到有效的利用,甚至原有的生活技能或是人力资本一夜之间可能会完全失灵。通过二次移民和原居民的比较,二次移民的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对贫困的缓解没有显著作用,积极使用新技术不仅对贫困没有缓解作用,相反加剧了贫困。这些都是不符合人力资本理论的反常现象,却在二次移民身上发生了,其解释只能是因为外界环境的改变,生产生活环境不具备一致性和连贯性,原有的人力资本存量无法再次发挥作用⑨。
在很多针对移民的调研中发现,一部分遇到重大困难的移民会选择“童工”的方式来面对难关,也就是中断儿童的人力资本投资,使他们提前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事一些简单的、不需要太多技能的劳动,如家务劳动、农业劳动以及非技能的非农劳动,以减轻家庭的负担,这也会产生贫困的代际传递、慢性贫困等一系列问题。
第三,社会资本积累能力受损。二次移民的社会资本不再对贫困与否产生显著的影响。社会资本是由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和非亲缘关系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对个体获取经济资源和收益以及提升社会地位等方面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乡村农户的个人家庭亲缘网以及以群组和村组为基础的共同扶助网,对于农户家庭缓解贫困、应付风险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搬迁,移民原有的社会网络解体,重新构建新的社会网络却不是三年五载就能完成的,因此许多移民在遇到困难时会觉得求助无门,原有的社会资本无法发挥应有的效用。
第四,非农就业能力受损。二次移民外出打工对家庭的贫困没有缓解作用,正是其就业能力受损的表现。农村移民的安置一般有两种,农业安置和非农安置。无论是哪种安置方式,土地的保障功能会大大的降低。虽然对于目前中国的很多农民来说,农业收入不再是家庭总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它却是家庭的最终保障,也是减少家庭生活成本的途径。在我们所做的一项调查中,外出打工工资性收入已成为移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46.5%的收入来源于外出打工。但是耕地质量下降、土地保障功能降低的农村移民已丧失了正常农民工非农就业的两牺性:找到工作则留在非农领域,找不到工作则退回到土地上寻求最后的生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正常农民工可以通过将一部分家庭成员留在土地上工作,自己在工作地十分简陋的条件下生活,从而将整个家庭的生活成本减至最低限度,进而降低工资要求。而移民即使没有失去土地也很难再降低生活成本,无法与正常农民工进行劳动力价格的竞争。这些农村移民普遍低教育程度、低技能,无法进入城市的一级劳动力市场,而在二级劳动力市场中也无法与有土地依靠的农民工竞争(有土地依靠的农民工家庭生活成本较低,在工作岗位上的竞争优势高于非自愿移民)。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大型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丹江口水库工程的非自愿移民的贫困现象进行分析,认为非自愿移民的贫困现象具有三个特征:
一是原生性的贫困。由于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历史和制度等原因造成的一直长期存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的贫困状态,这种贫困性质并非工程搬迁直接导致,与中国普通农村的贫困性质没有区别;
二是能力性贫困。通过计量的分析,我们将导致贫困的这些能力的缺乏归纳为村基层组织的能力禀赋以及个人和家庭的能力禀赋,村基层组织的能力禀赋包括村干部的素质、基层组织为移民所提供的致富措施、村内经营种类的多样化和村内基础设施的健全与否;家庭和个人的能力禀赋包括健康生存能力、社会资本积累能力、物质资本积累能力、人力资本积累能力和就业与经济发展能力;
三是介入性贫困。由于非自愿搬迁这一外力行为的介入,使得移民以上各种能力受损而导致对贫困状态的缓解不再起显著作用,我们将这类由于外力加入而导致个体能力受损所引发的贫困定义为介入型贫困,这是非自愿移民贫困不同于普通农村贫困的特殊之处。
本文认为,以大型工程建设、非自愿搬迁为契机,消除移民的原生性贫困,并且使移民参与到工程的利益分享机制中,恢复受损的能力禀赋,应成为非自愿移民反贫困政策的重点。
注释:
①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Attacking Poverty,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2000.
② 迈克尔·M·塞尼:《移民·重建·发展》,河海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③ Parasuraman, S.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9.
④ Michael M. Cernea:“Involuntary Resettlement and Development: Some Projects have Adverse Social Effects. Can these be Prevent?”Finance and Development 33(3): 44-46 1988.
⑤ 余文学、高渭文、张云:《水库移民问题的社会经济分析》,《河海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⑥ 张绍山:《水库移民的“次生贫困”及其对策初探》,《水利经济》1992年第4期。
⑦ 陆远权:《浅析三峡库区移民过渡期的贫困问题》,《人口与经济》2002年第1期。
⑧ 可参阅陈绍军、施国庆《中国非自愿移民的贫困分析》,《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朱东恺、施国庆、潘玉巧:《我国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利益补偿机制改革思路与建议》,《中国软科学》,2006年第1期。
⑨ 胡静、杨云彦:《大型工程非自愿移民与人力资本失灵——基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实证分析》,《经济评论》2009年第4期。
作者简介:胡静,女,1976年生,湖北孝感人,湖北经济学院讲师,湖北武汉,430205。
(责任编辑陈孝兵)
关键词:非自愿移民;能力性贫困;介入性贫困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2-0015-05
一、引言
移民和贫困问题是当今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两个特殊与棘手的问题,消除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问题①,而移民作为发展的过程,它所导致的贫困问题也极具有复杂性②。中国也正经历着高速的发展,三峡工程之后,各种大型工程相继动工,如南水北调工程、西气东输等工程等都面临着复杂的移民搬迁工作,特别是2008年为了抵御国际经济环境的冲击,国家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4万亿的公共投资中用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的资金达到2万亿以上,而这些工程大都也会产生相当数量的非自愿移民。已有众多的学者对非自愿移民的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Parasuraman通过对印度移民的研究发现,在过去的40年里,70%的工程移民在迁移后,其生活状况比迁移前变得更差了③。Michael .M. Cernea认为非自愿移民会导致移民面临失去土地、失去工作、失去家园、向边缘地区搬迁、食品无保障、健康水平下降、丧失共同物质财产以及社会网络的破坏等风险,从而加大移民贫困的风险,并提出了移民的贫困、风险与重建模型(Impoverishment Risks and Reconstruction Model)即IRR模型④。IRR模型揭示了移民面临的贫困风险,他提出的一系列阻止和克服贫困的相应措施,被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国工程项目移民的实践中。
对于非自愿移民贫困的形态及其影响因素,中国学者在对移民的调查分析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如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1500万水库移民中,约有1/3移民重建了家园,恢复和改善了生活水平;1/3移民勉强可以维持生计;还有1/3移民处于绝对贫困之中⑤。张绍山认为水库移民过程中,移民面临着贫困风险,主要体现在土地面积减少、质量恶化、原有职业丧失、社会经济地位区域边缘化以及其他诸如失去公共资源权利,但这种贫困是因修水库而产生的,因此水库移民的贫困属于“次生贫困”⑥。与其有相同观点的陆远权认为,库区移民存在着历史性贫困,在搬迁后的一段时间内又面临着经济、文化、精神等贫困,造成这种贫困的因素主要有移民安置规划上的缺陷,失去土地等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迁移的经济损失,异地文化的歧视与排斥和低素质的人口等因素⑦。此外,还有陈绍军、朱东恺等也存在类似的观点⑧。可以看出,大型工程项目以发展经济、合理利用资源和改变贫困为目标,在改变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并提高了他们的福利的同时,也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原有的生活体系、社会体系遭到破坏,不仅无法恢复到原有的生活水平,更谈不上发展和分享项目所带来的收益。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南水北调工程与中部地区可持续发展”(项目编号05JZD00017)和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外力介入下的非自愿移民的贫困特征与能力受损研究”(项目编号2009b299)的阶段性成果。
以上学者们对于移民贫困的性质定性为次生的,但这种论述是定性的方法,没有相关的数据定量分析,并且没有从根本上归纳移民贫困的内在机理,也无法从根本上缓解非自愿移民的贫困问题。因此,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还想从理论和经验上回答,在由政府主导的外力介入下,非自愿搬迁这一经济行为是通过什么机制影响到移民的贫困状态;这种贫困与普通存在的农村贫困有什么共性,又有什么不同之处;是否所有的移民都会受此影响;对于哪些存在明显负外部性效应的移民,非自愿搬迁这一经济行为使个体本身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只有回答了上述问题,我们才能针对大型工程引起的非自愿移民贫困的特殊性构建较为完善的反贫困机制,从而谋求地区经济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取的数据来源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区域经济研究所于2007年8月对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居民和村级组织进行的抽样调查,其中南水北调工程中线库区待迁居民的抽样调查数据是选择了湖北省丹江口、郧县和河南省淅川县进行的农户入户调查,抽样方法采取按相关标志(移民比重)分布的分层整群抽样。具体实施时考虑了收入分布、村组的移民分布和乡镇中村组的规模。实际调查的农户占库区相关总体移民区的比例为4.78%,包括了3县24乡镇、58村、118组、3145户、13000余人,其中村干部205人。调查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农户家庭基本信息、农户家庭的经济社会信息、居民生活满意度及其对迁移预期的评价。村级组织的问卷调查是根据调查员与村干部的访谈得到,共收集到淅川县、丹江口市和郧县共54个行政村的数据,其中淅川县12个村,丹江口市16个村,郧县26个村,调查的内容包括村庄的基本状况,如人口耕地数量、农业种植模式、经营模式、集体企业、村组织的职责以及村干部的背景资料。
三、非自愿移民贫困的特征
一是贫困的原生性。我们所选取的调查地区的居民有一部分曾经是丹江口水库的移民,此次属于二次移民,而另外一部分则是世代居住在当地的原居民。因此,我们在数据分析上就有了对比,原居民此次成为南水北调工程的待迁居民,其经济生活水平可代表迁移前的状态,而二次移民的经济生活水平则可以反映迁移后的状态。无论是否二次移民,调查区的贫困状态是显而易见的,根据此次调研数据计算的贫困发生率如表1所示。
从表1中看到原居民的贫困率为16%,二次移民更是高达25%。大型工程特别是水利水电工程,由于工程的特殊性,项目的选址和施工地大部分是我国的生态脆弱区或是发展落后闭塞的农村贫困地区,这里地形、地貌及地质条件复杂,自然资源贫乏,生产条件差,生产力水平低下,基础设施落后,且村落零星,人口居住分散,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大。当地以农业经济为主,农业产出较低,近些年外出打工逐渐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因人力资本的匮乏,打工收入也无法完全缓解贫困的状态。因此,当地非自愿移民的原生性贫困与中国其他区域的普通农村一样,主要是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落后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不平衡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较低的人力资本储备造成的。这种贫困在移民迁移前就长期存在,并非搬迁行为引起,不存在特殊性,但却是非自愿移民贫困的一个特征。
二是能力性贫困的问题更加突出。非自愿移民的原生性贫困普遍存在,并且在高贫困率的同时伴随着非常明显的收入分化。当我们用基尼系数以及高低收入倍数法来衡量这种收入分化时发现通过样本数据计算出来的总的基尼系数为0.568,其中经济作物收入、家禽水产收入和其他收入的分项基尼系数大于总的基尼系数,说明这些收入来源在收入中的比重的增加会导致基尼系数的扩大,导致更大的收入不均等,而粮食收入和打工收入的基尼系数均在0.4以下,起着缓解收入不均等现象的作用。同时,收入五等份法显示原居民高低收入倍数为42倍,二次移民的高低收入倍数为52倍,如表2所示。
基尼系数和高低收入倍数说明库区待迁移民在高贫困率的同时,伴随着非常明显的收入分化。是何种原因造成了那些经历了数次搬迁、面对着相同的自然环境、政策条件、制度框架下的移民会有不同的生活际遇?这里我们假设用微观的能力来解释。
我们的第一个假设是移民所在的行政村的“能力禀赋”会对移民的贫困与否产生显著的影响。之所以提出这个假设,是因为不同于普通乡村居民与村行政部门较为松散的关系,准备进行迁移的村庄以及需要接待移民的村庄,行政部门不仅和普通村庄一样带领村民脱贫致富,而且还要代表村民的利益与项目方进行协调和沟通。移民意见反馈也都是依托村委会完成的。因此,行政村的“能力禀赋”比起普通村庄对生活在此的居民有着更深层次的影响。除了行政村的“能力禀赋”,家庭和个人的能力禀赋通常被认为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因素。对于库区待迁移民而言,导致其陷入贫困的具体应该是那些个人和家庭的能力不足,因此,本文的第二个假设是移民的个人和家庭的能力禀赋是导致移民贫困,产生内部分化的另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
如果验证假设成立,个人和家庭的能力禀赋应该包含哪些具体内容?
首先,村基层组织领导与服务能力的差异造成的能力性贫困。由于村庄是农村居民生活的聚集地,村庄的各项资源禀赋以及村组织的能力会影响到村内大多数居民的生活状况,是村与村之间贫富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特别是面临搬迁的移民村庄以及等待接受移民的村庄。村基层组织与村内居民的联系更为紧密,移民前的经济社会调查、移民安置补偿后扶以及扶贫项目的实施都是依托村基层组织实施,而村内居民的协调,对移民或其它项目政策的了解与解读,困难的反映以及与项目方的沟通也都是集中于村组织而反映的。因此,村基层组织双面胶的作用使得其与村民之间的联系较普通村庄更为紧密。所以,村基层组织的能力禀赋和服务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村内居民的生产生活状况。
我们将样本村按户贫困率平均分为3组,因此存在着1,2,3个等级且水平之间存在着等级递减的关系,即取值越高贫困率也就越高。由于因变量村贫困率分组为有序3分类变量,因此此处采取ordered logistic回归模型,拟合2个logit模型。
模型中p1、p2分别为因变量为第1类村、第2类村时的概率,而第3类村则作为用于对比的基础水平。影响村贫困率分组的因素,包括村庄自身的资源禀赋,如村人口规模、耕地数量、地理区位等,以及村基层组织的能力禀赋村经济结构、公共设施、村干部的素质和村级组织能力与服务意识,这些因素以一组向量X来表示。
通过stata10.0计算的结果表明,村基层组织的能力禀赋显著影响村庄贫困率。这种能力禀赋主要包括村干部的受教育程度,这一变量作为代理变量反映了基层组织中村干部的自身素质,是一种内在的能力。除了村干部的自身素质以外,村组织为村民致富采取的措施、村内经营种类的多样化、村公共设施状况也是影响村庄贫困率的显著因素,这些变量则是反映了村基层组织为村民做实事的主观态度和最终成果,能力为态度所反映,村基层组织的主观努力和态度也是能力禀赋重要的内容,并且与自身素质互为因果、互相促进形成综合的能力禀赋或者说是组合能力,为缓解农村贫困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贫困人口和家庭集中的村庄大多表现为村干部受教育程度较低,公共基础设施匮乏,道路、水利、小学和水井设施几乎没有,村基层组织为村民摆脱贫困所提供的帮助很少,村庄的经营种类单一,仅以种植粮食为主要经营方式。
其次,个人和家庭能力造成的能力性贫困。除村基层组织的能力禀赋会深刻影响到非自愿移民的贫困状态外,家庭和个人所拥有的能力禀赋也对其自身的贫困状态产生显著的影响。我们将移民家庭是否贫困作为因变量,贫困取值为1,非贫困取值为0,自变量依据阿玛蒂亚·森对能力的解释和众多学者对能力概念的扩充,以及本文的研究目的选取,建立Binary Logist模型,模型结果如表3,其中模型1为总样本,模型2为原居民,模型3为二次移民。
根据模型中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在控制了家庭的基本特征后,对家庭的贫困状态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家庭的健康状况、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耕地的质量、固定资产的原值、家庭平均受教育的年限、技术交流的能力以及外出打工的人数,这些因素我们可以总结为健康生存能力、社会资本积累能力、物质资本积累能力、人力资本积累能力和就业与经济发展能力。这些能力的增强都可以显著的减少移民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非自愿移民的贫困存在着能力性的特征。
三是介入性贫困是移民贫困有别于普通农村贫困的特征。在表2的收入五等份分组中,我们发现最高收入组中原居民占52.8%,二次移民占47.2%,而在最低收入组中情况则发生了变化,此时原居民只占45.5%,而二次移民则占到54.5%。也就是说,在全部样本的收入分组中,高收入组中原居民所占比重较大,而低收入组中二次移民所占比重较大。二次移民相对于原居民,更容易陷入到低收入或贫困状态之中。同时,当我们将样本区分为原居民和二次移民对他们的贫困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后也发现,除了健康生存能力外,二次移民的能力禀赋对贫困状态的作用明显有别于原居民,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以及外出打工人口对贫困的缓解不再起显著的作用。具体表现为:
首先,物质资本积累能力受损。相比于原居民,二次移民耕地质量对其贫困的程度较低,特别是主观测评耕地质量不好的家庭与主观测评耕地质量好的家庭相比并没有显著的影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大型工程移民一般按照前期补偿、补助与后期扶持相结合的原则,使移民能恢复到原有的生活水平。现阶段,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标准仍比较低,不能够实现实物指标价值的完全赔偿,所以移民原有被水库淹没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难以补偿至原有价值,即使在数量上达到了原有规模,如人均住房面积、耕地数量,但从质量上看却很难达到原有水平。特别是耕地,库区原有的耕地经过多年的选择一般是当时当地最为肥沃最适合耕种的土地,被淹没后补偿的土地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大多是贫瘠难以开发利用的土地。从我们调查的数据中发现,二次移民主观认定的耕地质量中大部分集中在一般,不太好和很不好种,而原居民主观认定的耕地质量则大多集中于非常好和比较好这两个类型中。因此,我们也可以从模型中看到二次移民主观认定的耕地质量对其贫困概率的影响远远小于当地居民。
二次移民家庭所拥有固定资产原值对贫困的改善也不再发挥显著效应,因为理性的移民家庭在得知移民规划后,不会再对其固定资产进行追加投资,并且当地政府会尽量减少对库区的基础设施、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这些都使得移民的物质资本积累能力受到极大的损害,而初始的资产对于财富的积累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人力资本积累能力受损。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待迁的移民有79%的人认为目前所掌握的生产技能或手艺对家庭经济收入的增加很重要,也就是说经过长期实践种植经济林、经济作物、养殖等积累形成的人力资本对于家庭收入的贡献起着积极的作用。而一旦生活生产环境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对收入或缓解贫困的贡献大幅下降,人力资本存量得不到有效的利用,甚至原有的生活技能或是人力资本一夜之间可能会完全失灵。通过二次移民和原居民的比较,二次移民的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对贫困的缓解没有显著作用,积极使用新技术不仅对贫困没有缓解作用,相反加剧了贫困。这些都是不符合人力资本理论的反常现象,却在二次移民身上发生了,其解释只能是因为外界环境的改变,生产生活环境不具备一致性和连贯性,原有的人力资本存量无法再次发挥作用⑨。
在很多针对移民的调研中发现,一部分遇到重大困难的移民会选择“童工”的方式来面对难关,也就是中断儿童的人力资本投资,使他们提前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事一些简单的、不需要太多技能的劳动,如家务劳动、农业劳动以及非技能的非农劳动,以减轻家庭的负担,这也会产生贫困的代际传递、慢性贫困等一系列问题。
第三,社会资本积累能力受损。二次移民的社会资本不再对贫困与否产生显著的影响。社会资本是由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和非亲缘关系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对个体获取经济资源和收益以及提升社会地位等方面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乡村农户的个人家庭亲缘网以及以群组和村组为基础的共同扶助网,对于农户家庭缓解贫困、应付风险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搬迁,移民原有的社会网络解体,重新构建新的社会网络却不是三年五载就能完成的,因此许多移民在遇到困难时会觉得求助无门,原有的社会资本无法发挥应有的效用。
第四,非农就业能力受损。二次移民外出打工对家庭的贫困没有缓解作用,正是其就业能力受损的表现。农村移民的安置一般有两种,农业安置和非农安置。无论是哪种安置方式,土地的保障功能会大大的降低。虽然对于目前中国的很多农民来说,农业收入不再是家庭总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它却是家庭的最终保障,也是减少家庭生活成本的途径。在我们所做的一项调查中,外出打工工资性收入已成为移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46.5%的收入来源于外出打工。但是耕地质量下降、土地保障功能降低的农村移民已丧失了正常农民工非农就业的两牺性:找到工作则留在非农领域,找不到工作则退回到土地上寻求最后的生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正常农民工可以通过将一部分家庭成员留在土地上工作,自己在工作地十分简陋的条件下生活,从而将整个家庭的生活成本减至最低限度,进而降低工资要求。而移民即使没有失去土地也很难再降低生活成本,无法与正常农民工进行劳动力价格的竞争。这些农村移民普遍低教育程度、低技能,无法进入城市的一级劳动力市场,而在二级劳动力市场中也无法与有土地依靠的农民工竞争(有土地依靠的农民工家庭生活成本较低,在工作岗位上的竞争优势高于非自愿移民)。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大型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丹江口水库工程的非自愿移民的贫困现象进行分析,认为非自愿移民的贫困现象具有三个特征:
一是原生性的贫困。由于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历史和制度等原因造成的一直长期存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的贫困状态,这种贫困性质并非工程搬迁直接导致,与中国普通农村的贫困性质没有区别;
二是能力性贫困。通过计量的分析,我们将导致贫困的这些能力的缺乏归纳为村基层组织的能力禀赋以及个人和家庭的能力禀赋,村基层组织的能力禀赋包括村干部的素质、基层组织为移民所提供的致富措施、村内经营种类的多样化和村内基础设施的健全与否;家庭和个人的能力禀赋包括健康生存能力、社会资本积累能力、物质资本积累能力、人力资本积累能力和就业与经济发展能力;
三是介入性贫困。由于非自愿搬迁这一外力行为的介入,使得移民以上各种能力受损而导致对贫困状态的缓解不再起显著作用,我们将这类由于外力加入而导致个体能力受损所引发的贫困定义为介入型贫困,这是非自愿移民贫困不同于普通农村贫困的特殊之处。
本文认为,以大型工程建设、非自愿搬迁为契机,消除移民的原生性贫困,并且使移民参与到工程的利益分享机制中,恢复受损的能力禀赋,应成为非自愿移民反贫困政策的重点。
注释:
①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Attacking Poverty,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2000.
② 迈克尔·M·塞尼:《移民·重建·发展》,河海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③ Parasuraman, S.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9.
④ Michael M. Cernea:“Involuntary Resettlement and Development: Some Projects have Adverse Social Effects. Can these be Prevent?”Finance and Development 33(3): 44-46 1988.
⑤ 余文学、高渭文、张云:《水库移民问题的社会经济分析》,《河海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⑥ 张绍山:《水库移民的“次生贫困”及其对策初探》,《水利经济》1992年第4期。
⑦ 陆远权:《浅析三峡库区移民过渡期的贫困问题》,《人口与经济》2002年第1期。
⑧ 可参阅陈绍军、施国庆《中国非自愿移民的贫困分析》,《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朱东恺、施国庆、潘玉巧:《我国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利益补偿机制改革思路与建议》,《中国软科学》,2006年第1期。
⑨ 胡静、杨云彦:《大型工程非自愿移民与人力资本失灵——基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实证分析》,《经济评论》2009年第4期。
作者简介:胡静,女,1976年生,湖北孝感人,湖北经济学院讲师,湖北武汉,430205。
(责任编辑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