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暗算》中主人公在情报战线“听风”、“看风”的传奇故事，曾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其实我的父亲就是一个这样的无名英雄。父亲彭富九，今年89岁，按旧俗过九十大寿，我特意作了一首长联为他祝寿——
　　客点前程，主唤战征，罗霄山麓，操练御风。翻雪山雪中架台，蹚草地草里寻羹；频频险象全身过，日日坚守音讯通。忠孝难两全，隐语诉由衷。攻城拔寨，穿云索证。
　　师引读书，君领值更，延水河畔，习研阅风。辅领袖领军千万，佐帅将帅兵无名；屡屡敌巢搜利器，时时站岗建奇功。心血铸丰碑，时势塑英雄。决胜千里，拨雾攀峰。
　　看得出来，父亲对这幅并无“福”、“寿”字眼的对联是满意的，因为字字句句都源于他的亲身经历……
　　
　　上联：攻城拔寨 穿云索证
　　
　　1928年初的一个冬夜，父亲正与家人围着灶火取暖，忽有一位身背驳壳枪的汉子来访，找他的堂兄密谈。过了约一个时辰，客人从后门出去，消失在大山之中。临走前他嘱咐：不要对外人讲。以后，每隔十天半月，这位神秘的客人总要来家里找人密谈。一来二去，十岁的父亲与他混熟了，便壮着胆子问：“你是不是井冈山上的土匪？”（当时百姓只知井冈山上的袁文才、王佐，不知朱、毛。）客人笑答：“我不是土匪，是为穷人办事的。你要说我是‘土匪’，以后你长大了也会当这样的‘土匪’”。
　　神秘客人名叫刘作述，受毛泽东指派到村里来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和农民武装。刘作述后任中共永新县委副书记、红军师政委，1930年打长沙时牺牲了。父亲一生的道路应验了刘作述那句当“土匪”的戏言。
　　“客点前程”，是父亲儿时的重要经历。
　　永新县建立红色政权以后，爷爷被选为乡苏维埃的粮食委员，12岁的父亲离开家，担任了区儿童团团长，后任永新县儿童局书记，成了一名正式的小“土匪”。1932年底，父亲应党组织的召唤参加了红军，进入湘赣军区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始“操练御风”，即学习无线电报务。从此，他开始了一生的主要的工作——“御风”和“阅风”。“御风”和 “阅风”，均借电视连续剧《暗算》“听风、看风”之喻。不同之处，“听”者仅抄收电报，“御”者则收、发并举。
　　1934年8月，父亲随红六军团踏上西征之路。西征，在红六军团和湘赣苏区百姓眼中，就是长征。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后不久，父亲被任命为电台队长，随贺龙总指挥在前方工作。
　　1935年初，中央红军在遵义地区日夜行军作战，与敌周旋。此时，承担转报任务的前方电台联系不上军委台，偶尔叫通了，对方又告：“情况紧急，立即撤机。”电台积压了六、七份给军委的电报，发不出去。父亲心急火燎，跑去向贺龙报告。一向爱开玩笑的贺龙听后严肃地说：“小鬼呀，这可是件大事啊，若与中央失去联络是要杀头的呀！我从洪湖苏区撤退时丢了电台，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吃了几年的苦头，你无论如何要尽快把电报发出去并保持联络。”
　　父亲回忆说：“我当时确实感到非常紧张，若在我手上失去与中央的联络，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我采取昼夜轮班守听的措施，无论是不是规定的联络时间，只要听到军委台出来工作就不停地呼叫。如此坚持了六、七天，饭吃不下，眼睛熬红了。军委电台终于在一天晚上11时左右有了回音，我怕再失去联络，破例用明码告诉对方：‘我是26分队’。”26分队，是电台的编号。这次通联，父亲将积压的电报一口气都发了出去，同时还收到军委的来电。
　　第二天一早，父亲跑去向贺龙报告喜讯。贺龙总指挥高兴极了：“好哇，我就知道你有办法。”随后冲着住在楼上的李达喊：“参谋长，马上给彭富九做件大衣。”说完又掏出一块日产铁壳怀表，塞到父亲手上。大衣是蓝呢子做的，十分扎眼，父亲骑马行军时，战斗部队的同志说：“瞧，电台的大少爷可真抖呀”。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件大衣的分量——大部队休息时候正是电台紧张工作的时间。
　　长征中，父亲和电台的同志们就是这样“日日坚守音讯通”。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为摆脱敌130个团的围剿，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继续长征。部队行至湘西晃县、玉屏一带，敌陶广、李觉纵队紧追不舍。36年1月3日侦知敌一部孤军向晃县某地开进，指挥部决定杀个回马枪。是夜，王震带领的军团部隐蔽登上一个山头，发现敌人在山下燃起火把，准备进村宿营。这是歼敌的好机会，但军团部当时仅一个营兵力，王震焦急万分，当即令父亲架台联络主力部队。
　　时值严冬，天降大雪，山头无房无树，父亲要警卫班、运输班把扁担串绑起来架设天线，自己将雨布铺在雪地上，趴在地下工作了近一个小时，双手被冻肿，终于联络上部队。
　　


　　父亲讲，如此“雪中架台”，只有红军才能办到。
　　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父亲离家越来越远。红军从湘赣苏区出发时，家乡已经被敌人占领，还乡团疯狂叫嚣：“山过火，石过刀，人换种”。家中祖屋被烧毁，爷爷因参加过赤卫队，又是红军家属，被民团吊打，后逃进了深山。两年前部队开拔时根本没有机会向家人告别，家乡现在怎样了？父母是否还活着？作为家中的独生子，疑问和惦念时时萦绕心头。此时，父亲已经明白一个道理：自己的生死荣辱已经同共产党、红军的兴衰存亡紧密联系在一起，忠孝不可能两全。面对严酷的现实，父亲想，至少应设法让家人知道他还活着，也应当让家乡人民知道红军还存在。于是，他抱着一丝希望，在路过云南鹤庆时发出一封家书。为了不致牵连家人，信寄给离家十里之外的表哥，措辞也煞费苦心：
　　我和原来的一批朋友在云南跑买卖，景况不大好，但生意还可以做下去。我的身体很好，短期内不能回家，请父母不要挂念。建议留一个妹妹在家招婿，以便父母年迈时有人照料。
　　“忠孝难两全，隐语诉由衷”这一幕发生时，父亲刚年满18岁。
　　15年后，父亲返回家乡，这才知道兵荒马乱中发出的那封信家里居然收到了，而且真按他的建议招了一个上门女婿。这次探亲，爷爷还告诉父亲，谭余保曾来家里住过一晚，他说：“我知道彭富九，他在任弼时、萧克身边搞无线电，问题不大，以后会回来的。”红军离开苏区后，谭余保作为军区领导人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省委主要领导叛变了，敌人长年累月地围困追剿，他毫不动摇，带领几百名战士在深山老林中坚持游击战。每每谈及此事，父亲唏嘘不已：“后来谭余保也当面向我证实了这件事。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他自己失去了与党的联系，还来安慰红军的家属，真让人感动。”
　　长征后期，父亲开始专门从事技术侦察工作。这是一项特殊的事业，个中紧张与艰辛，三言两语无从表，当事惊险与玄机，注定无名不宜宣。
　　不过，父亲离休后陆续讲了一些故事，使人窥见“攻城拔寨，穿云索证”之一斑。
　　二方面军走出草地后，经十天长途奔袭，攻占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四座县城。进住徽县的第二天，贺龙到侦察台布置任务。贺龙听到耳机里声音很大，问这是谁的电台，父亲回答：何柱国的骑兵军。贺老总交代，东北军可以放一放，要掌握好当面的毛炳文和刚进陕西的胡宗南，准备打大仗。贺龙问有什么困难，父亲答道：就是白天行军夜晚工作太疲倦，老想睡觉。贺龙说：“那还不耽误工作？！”他交代李达参谋长：把刚刚缴到的那匹好马给他，再给他送烟。并说：“白天行军你可以在马上休息，晚上困了你们可以吸烟提神。” 香烟是罐头装的，当时很稀罕；马是徽县县长的坐骑，枣红色，肥壮漂亮。不过这匹马也让并不善骑的父亲吃了苦头。
　　一个微风细雨的清晨，父亲在马上睡着了，身上的雨衣滑落下来使枣红马受了惊，往前一窜，把他摔下来，腰部重重地顶在一块石头上，疼得说不出话来。宿营后父亲把马拴在树上，用鞭子抽了一顿，从此这匹马再也不让他靠近。骑兵连早就盯上了这匹枣红马，乘机用一匹骡子换走了。行军时贺龙见父亲骑了一匹不起眼的骡子，便问：“给你的那匹马呢？”父亲说给骑兵连换走了。贺老总嘿嘿一笑：“你上当了，那可是一匹难得的好马呀！”父亲知道贺龙懂马，爱马，难于道出原委，从此就骑着骡子行军，直到与一方面军会合。
　　


　　讲述这件未向贺老总“坦白”的故事时，父亲脸上不时露出孩子般的调皮。
　　
　　下联：心血铸丰碑 时势塑英雄
　　
　　参军伊始便从事技术工作的父亲，深知文化与技术的重要，在延安，他读语文，啃数学，听董必武讲党史，师从留学回国的屠廷荣学习日语。日文训练班结束时，父亲代表学员用日语作毕业致词，周恩来副主席听后夸奖说：“噢，学了六个月，讲的不错嘛！”。他拜技术能手王永浚为师，“习研阅风”，入伍前仅有高小程度的父亲，靠勤奋和悟性很快掌握了破解“天书”这门克敌制胜的法宝。
　　我军技侦战线早期领军人物的事迹，近些年逐渐被披露出来。忆及这些老领导，父亲如数家珍——曾希圣的严格要求和火爆脾气，这位技侦工作的开创者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不听医生和父亲的劝阻，拖着虚弱的病体向技术高峰发起了拼死的冲刺；曹祥仁技术精湛、判断敏锐，这位技侦先驱对工作一丝不苟，容不得任何懈怠和涣散，往往给局外人造成不近人情的印象；还有李涛的博学和洞察，谨慎与老练，宽厚而诙谐，这位与李克农同被高层领导戏称为“哼哈二将”的高参，长年受眼疾折磨，不时闹出用苍蝇拍打墙上钉子这类的笑话……这些老上级都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忘我的工作精神，为人光明磊落，在他们的带领下，父亲和隐蔽战线上的同志们日复一日地“值更”，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贡献，也培养出一代代的新人。
　　红军时代，任弼时直接抓技术侦察工作，亲自布置任务。部队出发行军，他还要专门到侦察台驻地检查是否遗留可能泄密的片纸只字。在湘西追击敌人时，父亲不慎摔伤了腿，难以行动，任弼时得知后，立即派自己的担架返回营救。任夫人陈琮英担任译电工作，亲切地称几个年轻的报务员为“小弟弟”。1997年父亲前去祝寿，陈琮英仍以“小弟弟”相称，父亲开玩笑说：“你这个小弟弟已经老啰。”95岁高龄的老前辈说：“在我面前，你永远是个小弟弟”。
　　1945年7月，曹祥仁局长和父亲率队奔赴华北战场，临行前在延安枣园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告诫同志们：对黎明前的困难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要准备赤地千里，没有菜吃就喝盐水，牺牲了就埋在五台山”；并勉励他们：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发扬埋头苦干、刻苦钻研的精神搞“无字天书”，安心工作，做无名英雄。
　　这的确是一支由千万无名英雄组成的队伍。建国初期，父亲成为了这支部队的领导，“领军千万”，“帅兵无名”（帅同率）。这支队伍聚集了一批优秀的中华儿女，有一套完整的优良传统，父亲与这个群体融在一起，为军事斗争和国家安全“时时站岗建奇功”,耗尽“心血筑丰碑”。
　　1950年，父亲率部从汉口启程，赴京领受抗美援朝任务。军区参谋长赵尔陆在送别时的一席话，至今令他难忘。赵参谋长说：“我在长征时就听说过你们的工作,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没有亲身体会。后来我担任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特别是中南军区参谋长期间，才一步一步地认识到你们的工作比我想象的要重要的多。多少次战役、战斗的胜利，是有你们这样准确及时的情报这个重要因素才取得的。你们的工作成败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进程。写西游记的人是用虚幻的想象描绘孙悟空钻进牛魔王肚子里，你们是用智慧、用科学钻进了蒋介石的肚子里。前方的战士是流鲜血，你们是流白血啊！（指用脑子）你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一次谈起二方面军只有贺龙一位元帅的话题，我顺便问：“十位元帅你是不是都很熟悉？”。父亲掰着手指算了一下，“很熟的应该有五位吧。不过与叶帅的交往最多，因为他长期主管我们这项工作。”接着，父亲讲了一个“潜水艇”的故事。
　　1962年，父亲因病休养。那天在颐和园钓鱼时，巧遇叶帅也在昆明湖泛舟垂钓。叶帅上岸后对父亲说：“走，到我家去看看‘潜水艇’。”父亲纳闷，“潜水艇”是什么意思？到叶帅家一看才明白，原来游泳池里养着三、四条大草鱼。看完“潜水艇”，叶帅叫保健医生给父亲做了心电图检查。叶帅自己也会看心电图，他拿着打印的结果说：“噢，心脏有点供血不足，没有大毛病。你还年轻，不要着急，完全可以恢复，继续工作。”叶帅留父亲在家里吃狗肉，临别时说：“彭富九同志，我送你三句话：抓紧时间工作，挤点时间学习，偷点时间休息。”
　　父亲常说：“情报工作无和平，大脑时刻得绷着弦。”他时常在深夜被紧急召走，忙起来往往后半夜才能休息，上级的电话也随时可能追到家里。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之前，台湾特务制定了谋害周恩来总理的计划，结果造成了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周总理启程之前电话打到家里，问父亲：“远方的计划有变化吗？”父亲急切地回答：“没有变化。总理呀，危险哪！”总理平静地说：“知道了。我已经改变了。”
　　技侦工作必须紧跟技术的发展，要适应新变化，只能挤时间学习新知识。“五十年代你就知道什么是‘二进制’，当时在将军里面应该屈指可数吧？”我问。父亲想了一下：“可以这么说，不过压力也大呀。”他接着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汇报科研装备问题，中办主任杨尚昆问：“你能给我解释什么是‘时间多路’和‘频率多路’吗？”父亲原以为对高层领导讲讲概念就可以了，没料到杨主任会问得这么细，一时语塞。杨尚昆笑着对身边的李涛说：“哈哈，胖子，这回我可把彭富九给问住了吧。”大家一笑而过，父亲第二天赶紧请教专家。
　　和平年代有条件招收人才，培养专家，自行研制设备，可战争年代，主要靠缴获和俘获。父亲讲过几个“敌巢搜利器”的故事，令人叫绝。
　　


　　1935年6月,红二、六军团在湖北宣恩围点，在忠堡打援，因为情报准确，指挥坚决，这一仗生俘了敌纵队司令兼41师师长张振汉。战斗中，我军直接向敌方电台发明码电报，令其不得破坏机器。最后，两部电台完好无损地被我缴获，几个报务员也加入了红军。
　　1947年10月的清风店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我军在华北战场上一次大获全胜的围点打援战例。这次围的是徐水，打的是从石家庄出发来增援的罗历戎暂编第三军。战役开始前及整个进程中，父亲领导的单位连续上报了敌人的部署和动向。他向聂荣臻司令员进言：“石门之敌孤军北进，是我歼灭该敌之极好战机。”同时就我军设伏地点及部署附上了自己的具体建议。22日，战斗进入尾声，敌军部电台频频发出SOS求救信号，父亲立即向杨得志司令员要了一个排作掩护，直奔战场。父亲很快从俘虏堆中找出被俘的敌军译电员，问通信资料藏在何处，他说烧掉了，父亲拔枪：“那好，我立即枪毙你！”他就地跪下，说：“长官你饶了我吧，没有烧，藏起来了。”父亲带着这个译电员来到敌军部驻地，在一家老百姓房屋的顶棚上起获了全部通信资料。
　　1949年1月，傅作义刚刚在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上签字，部队还没有进城，父亲便带一名警卫员闯进并非傅作义管辖的国民党驻平保密机关，向敌方情报人员宣布解放军的政策，勒令他们保护好机器设备，听候接管。大部队进城后，包括外国专业人员在内的这30多人一个都没有跑，连同机器设备一起被接管。忆起这段经历，父亲说：“当时好像吃了豹子胆，事后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我们就两个人，三条枪，他们身上都有枪，要是先动手，我连个回去报信的人都没有。”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用兵之道！
　　离休后，父亲一面享受下棋、钓鱼、练习书法这些乐趣，一面进行回忆和思考。过七十大寿时，他郑重地对我们后辈讲：我本“凡桃俗李”，是靠党培养才成为一名高级干部。今年，看到对联中“时势塑英雄”一句，他表示完全赞同：
　　“我是被革命浪潮卷到革命队伍里来的，觉悟和境界是后来一点一点提高的。要是有人自吹从小便先知先觉，我可不相信。要不是红军在江西建立根据地，我很可能一辈子在家种田，最多学点手艺，做个农村的工匠。要不是参军就搞无线电，也许早就死在长征路上了，即使能活下来，也许会去带兵打仗，以后再搞建设。后来当这个部长，因为你通过了考验，积累了一些特殊经验，锻炼出一定的能力，也因为历史把你推上了这个位置。”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和庆祝建军80周年的日子里，我拜读了不少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史实，更加感慨父亲他们这批幕后英雄“穿云索证，拨雾攀峰”的非凡功绩。父亲讲：“成绩肯定是有的，从毛主席直到战功显赫的将帅们，对这项工作都有很高的评价。我们难免会有骄傲情绪，我自己就检讨过好多次。但说功成名就，我一直没有这个感觉。干这行，实际上如履薄冰，因为高峰一座连着一座，攀登永无止境。”
　　
　　萧克老前辈曾为父亲主持编写的一份史料作序，其中有这样一句评语：“知者不说，不知者无从知”。但愿对这幅祝寿联的说明，让知者和不知者都感到满意。
　　
　　2007年6月19日稿[红色部分是对6月8日稿作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