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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中国民众一直沉浸于盛世幻觉之中，暴发的新贵阶层和崛起的中产阶层，都受到乐观主义的鼓舞，被经济增长的消息所激励。本次全球经济危机，是给这种风潮的迎头痛击。节俭和精算作为一种生活策略，当然是对奢侈过度的一种矫正，它意味着中国民众开始从盛世幻觉里醒来，被迫面对严峻的生活现实。
2009年春节在即，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先生在上海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专访，谈及时下的精算现象、“简”式生活。
朱大可将自己定位为“中国文化守望者”，毕业于华师大中文系的他，1986年以一篇《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一举扬名；1994年，声名鼎盛时期，他辞去上海师范大学的教职，前往澳大利亚，2001年回国定居。
大学生涯主要靠逃课度过，现在重返大学再执教鞭；作为不谈文学的文化批评家，不会说客家话的客家人……诸多矛盾之处在朱大可身上并存。对我们身处的这个繁华世界，他秉持其一贯特立独行的警觉与审视。
“一个炫耀财富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历史学家斯蒂夫·弗瑞瑟对这场金融海啸如此评断，金融危机也让我们开始重新思索有关消费、珍惜与幸福等古老命题。此番，朱大可先生也向我们介绍了他的“简”式春节计划。
物质繁荣时代的节俭是痛苦而扭曲的
《新民周刊》：虽然春节已经在敲门，不过，因为全球经济不景气，据说社会各个阶层都在反思或者改变原先的生活主张，纷纷过起了节俭的生活，大家清楚地意识到，“钱，毕竟是挣来的”，挣扎的“挣”！比如，爱虚荣的年轻人开始在网上淘便宜二手货包括二手奢侈品；一些白领装修新居大力奉行“极简主义”；春节来临，拼车回家过年的人群，比以往更多了……现代市民生活迈进“精算元年”，或许可以称之为“简”式生活，我们注意到，你对社会风潮的变动，一向在以你独特的思维方式进行解析，对此类“精算”现象，请问你有什么看法？
朱大可：这些年来，中国民众一直沉浸于盛世幻觉之中，暴发的新贵阶层和崛起的中产阶层，以及高级的公务员们，都受到乐观主义的鼓舞，被经济增长的消息所激励，狂热卷入了奢侈消费的浪潮。各种顶级奢侈品展览成为消费指南针，为中国民众指引前进的方向。热衷于用奢侈品来打造身份名片，以及互相攀比的民族习性，进一步加剧了奢靡的风气。
本次全球经济危机，是给这种风潮的迎头痛击。它揭示了中国经济的脆弱本质。节俭和精算作为一种生活策略，当然是对奢侈过度的一种矫正，它意味着中国民众开始从盛世幻觉里醒来，被迫面对严峻的生活现实。
《新民周刊》：我们的老一辈人经历过那个“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物质短缺年代，你新近从事的“器物研究”在学界颇有影响，在你看来，当下的“精算现象”跟物质短缺时代出现的“节俭主义”，有什么不同？如果说这是对人类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的“纠偏”，你认为，类似的“纠偏”能够持续下去么？
朱大可：我想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贫困时代的节俭，是缺乏奢侈品参照系的，所以它是一种快乐的节俭，没有太多的心理压力。而物质繁荣时代的节俭，因有过奢侈经验而成为一种自我比照和压抑的历程，它是痛苦而扭曲的。
在“简”式生活的背后必然隐藏着各种心理病症。毫无疑问，这种财经纠偏往往只是一种临时策略，它很难深入民众内心，演绎为全民的道德律令、一种大家竞相炫耀的美德。一旦经济好转，奢靡之风必定会卷土重来。
精算是一种需要呵护的地域习性
《新民周刊》：在很长的时间内，高消费成为经济高增长的发动机，而我们一度忽略了对资源的巨大的挥霍性消耗。你如何看待现代人生活过度奢侈之弊？
朱大可：你说得不错。在一种浪费型经济增长模式中，我们不仅过度消费自己的钱财，而且也过度消费了各种自然资源，包括石油和水，从而把人类推向存在的危机。
中国作为能源消费的超级大国，在浪费资源方面非常突出。就在上个月，欧洲太阳能协会主席赫尔曼·舍尔在上海向中国学者出示了两条曲线，其中一条是人类能源消耗的上升曲线，另一条是地球能源储备的下降曲线，这两条曲线相交的时刻，就是人类灭亡之日。他认为，这个时刻距离我们只有30年之久。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警告，但绝不是故意危言耸听。它意味着，如果我们不从现在就开始实施严格的能源节俭政策，那么我们就将很快会面临灭顶之灾。
《新民周刊》：在国人的文化与习惯中，“精打细算”——我们姑妄借称为“精算”——容易被说成“抠门”。对于这样的悖论，你如何看待？
朱大可：这显然是一个伦理误区。精算是上海人的区域性格特点，它源自江南地区的自耕农传统。那种精细耕作和精打细算的方式，孕育了上海市民的特殊品格。但这种德行却在各地遭到大肆讥讽。过去时常有人这样嘲笑上海人，说他们请客时总是使用很小的碗来招待客人，但如今，这种细小饭碗已成为全国餐饮业的标准用具。上海人的节俭是具有现代性的，它符合我们对人类资源的基本立场。
精算是一种需要呵护的地域习性。在这点上，犹太人为我们提供了优良的域外大本营。这个遭到莎士比亚嘲笑的“吝啬鬼民族”，就是全球精算者的最好榜样。
生活接近梦想，即是幸福
《新民周刊》：非常冒昧地问一句，你2009年的春节计划是如何安排的？旅游？访友？抑或阅读、写作，做电视节目？是否也感受到了春节花钱的压力？
朱大可：本年度春节，我决定在自己家里度过。但这不是因为我有节俭的打算。我天生就是一个精算方面的白痴，对数字迟钝到我自己都感到很窘的程度。
我没有花钱方面的压力，因为我从来就不是花钱的高手。更重要的是，我害怕卷入春运的恐怖浪潮。去年我在春节期间去了一趟云南，结果陷入了旅游者的汪洋大海。
《新民周刊》：在平时，你怎样评估自己的生活质量？是享受型的，还是简约型的？如果是后者，那么，你有哪些简易的生活模式？
朱大可：我的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是读书、写字，有时跟朋友一起吃饭。基本上还算节俭。我的最大消费是买书。吃饭当然也算是比较奢侈的事情，但一般来说，也就每周一到两次而已。
据说上海一些文化界“大腕”每天午晚两顿都在大吃大喝。还有人热衷于对着食客和各式菜肴拍照，而上海文化也就此变得日益无聊起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证明了过度放纵的美食并不能带来创造的灵感，反而制造了一群文化庸人。
《新民周刊》：让你舒服的，让你感到幸福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
朱大可：我想还是回到创造本身。阅读、书写，沉思，以及参与各种社会公共活动，推动它向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向发展。这至少是比较惬意的事务。
至于幸福，每个人都有自身的标准。我想了半天，都没想出来究竟什么才是我本人的标准。但一般而言，只要这种生活跟你的梦想接近，你就会沉浸在幸福的感受之中，此外更无其他抽象的幸福。
我们忘了实施起码的精神消费
《新民周刊》：你身边的朋友，受到“精算”影响吗？有一些节俭计划吗？
朱大可：好像没怎么听说。我周围大多是学校老师，他们从来就没有奢侈过，所以也就谈不上回到精算的路线上来。再说了，精算是一件令中产阶层窘迫的事情，他们没有必要老把它挂在嘴边嚼着。
当然我相信许多人正在试图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有个别朋友宣称，他从春节起就要把全家预算降低到每月5000元以下。这大概就是你说的节俭计划吧。但它其实是一种临时和投机的状态。大多数的节俭设想，不过是针对收入危机的被动反应而已。也许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就此获得心灵的力量，把这种精算策略转换成伴随一生的信念。
《新民周刊》：即便回归节俭生活，但在对社会付出与关怀的层面，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处理？
朱大可：这当然是两码事。我想援引著名的福建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例子。80年代，我曾经在他的集美祠堂里住过一些日子，对其私人生活有所了解。这个人的日常生活节俭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其晚年，每天自订伙食费仅五毛钱之多。而他的所有钱财都捐给了民族公益事业——打造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以及向近百所福建小学提供资助。在我看来，这种个人化节俭，正是公益事业的源泉。
《新民周刊》：现代人物质极度丰盛，但是内心的幸福度与满足感却并未随同物质的丰盛而水涨船高，在你看来，我们如何能走出这样的困惑？
朱大可：改革开放以来，物质的急剧增殖和繁荣，使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物质的王侯。例如，从前上海市民搬家，往往只需要一辆三轮车走几次就行了。而现在则需要5吨卡车来回跑数趟。这是一个惊人的变化，它表明中国民众的私有物产已经变得无比庞大。
但与此形成尖锐对比的是，我们的心灵满足感却在日益衰减。这既是一种更大规模的物性贪婪，也是一种更为严重的精神空虚。在大肆采购和消费物质的同时，我们忘了实施起码的精神消费。
有数据显示，2008年全中国民众的购书费，跟手机短信费基本相当。这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讽刺，它不仅表明中国民众在购书方面的高度节俭，而且也恶毒嘲笑了中国人精神缺失的现状。
2009年春节在即，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先生在上海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专访，谈及时下的精算现象、“简”式生活。
朱大可将自己定位为“中国文化守望者”，毕业于华师大中文系的他，1986年以一篇《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一举扬名；1994年，声名鼎盛时期，他辞去上海师范大学的教职，前往澳大利亚，2001年回国定居。
大学生涯主要靠逃课度过，现在重返大学再执教鞭；作为不谈文学的文化批评家，不会说客家话的客家人……诸多矛盾之处在朱大可身上并存。对我们身处的这个繁华世界，他秉持其一贯特立独行的警觉与审视。
“一个炫耀财富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历史学家斯蒂夫·弗瑞瑟对这场金融海啸如此评断，金融危机也让我们开始重新思索有关消费、珍惜与幸福等古老命题。此番，朱大可先生也向我们介绍了他的“简”式春节计划。
物质繁荣时代的节俭是痛苦而扭曲的
《新民周刊》：虽然春节已经在敲门，不过，因为全球经济不景气，据说社会各个阶层都在反思或者改变原先的生活主张，纷纷过起了节俭的生活，大家清楚地意识到，“钱，毕竟是挣来的”，挣扎的“挣”！比如，爱虚荣的年轻人开始在网上淘便宜二手货包括二手奢侈品；一些白领装修新居大力奉行“极简主义”；春节来临，拼车回家过年的人群，比以往更多了……现代市民生活迈进“精算元年”，或许可以称之为“简”式生活，我们注意到，你对社会风潮的变动，一向在以你独特的思维方式进行解析，对此类“精算”现象，请问你有什么看法？
朱大可：这些年来，中国民众一直沉浸于盛世幻觉之中，暴发的新贵阶层和崛起的中产阶层，以及高级的公务员们，都受到乐观主义的鼓舞，被经济增长的消息所激励，狂热卷入了奢侈消费的浪潮。各种顶级奢侈品展览成为消费指南针，为中国民众指引前进的方向。热衷于用奢侈品来打造身份名片，以及互相攀比的民族习性，进一步加剧了奢靡的风气。
本次全球经济危机，是给这种风潮的迎头痛击。它揭示了中国经济的脆弱本质。节俭和精算作为一种生活策略，当然是对奢侈过度的一种矫正，它意味着中国民众开始从盛世幻觉里醒来，被迫面对严峻的生活现实。
《新民周刊》：我们的老一辈人经历过那个“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物质短缺年代，你新近从事的“器物研究”在学界颇有影响，在你看来，当下的“精算现象”跟物质短缺时代出现的“节俭主义”，有什么不同？如果说这是对人类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的“纠偏”，你认为，类似的“纠偏”能够持续下去么？
朱大可：我想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贫困时代的节俭，是缺乏奢侈品参照系的，所以它是一种快乐的节俭，没有太多的心理压力。而物质繁荣时代的节俭，因有过奢侈经验而成为一种自我比照和压抑的历程，它是痛苦而扭曲的。
在“简”式生活的背后必然隐藏着各种心理病症。毫无疑问，这种财经纠偏往往只是一种临时策略，它很难深入民众内心，演绎为全民的道德律令、一种大家竞相炫耀的美德。一旦经济好转，奢靡之风必定会卷土重来。
精算是一种需要呵护的地域习性
《新民周刊》：在很长的时间内，高消费成为经济高增长的发动机，而我们一度忽略了对资源的巨大的挥霍性消耗。你如何看待现代人生活过度奢侈之弊？
朱大可：你说得不错。在一种浪费型经济增长模式中，我们不仅过度消费自己的钱财，而且也过度消费了各种自然资源，包括石油和水，从而把人类推向存在的危机。
中国作为能源消费的超级大国，在浪费资源方面非常突出。就在上个月，欧洲太阳能协会主席赫尔曼·舍尔在上海向中国学者出示了两条曲线，其中一条是人类能源消耗的上升曲线，另一条是地球能源储备的下降曲线，这两条曲线相交的时刻，就是人类灭亡之日。他认为，这个时刻距离我们只有30年之久。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警告，但绝不是故意危言耸听。它意味着，如果我们不从现在就开始实施严格的能源节俭政策，那么我们就将很快会面临灭顶之灾。
《新民周刊》：在国人的文化与习惯中，“精打细算”——我们姑妄借称为“精算”——容易被说成“抠门”。对于这样的悖论，你如何看待？
朱大可：这显然是一个伦理误区。精算是上海人的区域性格特点，它源自江南地区的自耕农传统。那种精细耕作和精打细算的方式，孕育了上海市民的特殊品格。但这种德行却在各地遭到大肆讥讽。过去时常有人这样嘲笑上海人，说他们请客时总是使用很小的碗来招待客人，但如今，这种细小饭碗已成为全国餐饮业的标准用具。上海人的节俭是具有现代性的，它符合我们对人类资源的基本立场。
精算是一种需要呵护的地域习性。在这点上，犹太人为我们提供了优良的域外大本营。这个遭到莎士比亚嘲笑的“吝啬鬼民族”，就是全球精算者的最好榜样。
生活接近梦想，即是幸福
《新民周刊》：非常冒昧地问一句，你2009年的春节计划是如何安排的？旅游？访友？抑或阅读、写作，做电视节目？是否也感受到了春节花钱的压力？
朱大可：本年度春节，我决定在自己家里度过。但这不是因为我有节俭的打算。我天生就是一个精算方面的白痴，对数字迟钝到我自己都感到很窘的程度。
我没有花钱方面的压力，因为我从来就不是花钱的高手。更重要的是，我害怕卷入春运的恐怖浪潮。去年我在春节期间去了一趟云南，结果陷入了旅游者的汪洋大海。
《新民周刊》：在平时，你怎样评估自己的生活质量？是享受型的，还是简约型的？如果是后者，那么，你有哪些简易的生活模式？
朱大可：我的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是读书、写字，有时跟朋友一起吃饭。基本上还算节俭。我的最大消费是买书。吃饭当然也算是比较奢侈的事情，但一般来说，也就每周一到两次而已。
据说上海一些文化界“大腕”每天午晚两顿都在大吃大喝。还有人热衷于对着食客和各式菜肴拍照，而上海文化也就此变得日益无聊起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证明了过度放纵的美食并不能带来创造的灵感，反而制造了一群文化庸人。
《新民周刊》：让你舒服的，让你感到幸福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
朱大可：我想还是回到创造本身。阅读、书写，沉思，以及参与各种社会公共活动，推动它向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向发展。这至少是比较惬意的事务。
至于幸福，每个人都有自身的标准。我想了半天，都没想出来究竟什么才是我本人的标准。但一般而言，只要这种生活跟你的梦想接近，你就会沉浸在幸福的感受之中，此外更无其他抽象的幸福。
我们忘了实施起码的精神消费
《新民周刊》：你身边的朋友，受到“精算”影响吗？有一些节俭计划吗？
朱大可：好像没怎么听说。我周围大多是学校老师，他们从来就没有奢侈过，所以也就谈不上回到精算的路线上来。再说了，精算是一件令中产阶层窘迫的事情，他们没有必要老把它挂在嘴边嚼着。
当然我相信许多人正在试图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有个别朋友宣称，他从春节起就要把全家预算降低到每月5000元以下。这大概就是你说的节俭计划吧。但它其实是一种临时和投机的状态。大多数的节俭设想，不过是针对收入危机的被动反应而已。也许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就此获得心灵的力量，把这种精算策略转换成伴随一生的信念。
《新民周刊》：即便回归节俭生活，但在对社会付出与关怀的层面，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处理？
朱大可：这当然是两码事。我想援引著名的福建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例子。80年代，我曾经在他的集美祠堂里住过一些日子，对其私人生活有所了解。这个人的日常生活节俭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其晚年，每天自订伙食费仅五毛钱之多。而他的所有钱财都捐给了民族公益事业——打造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以及向近百所福建小学提供资助。在我看来，这种个人化节俭，正是公益事业的源泉。
《新民周刊》：现代人物质极度丰盛，但是内心的幸福度与满足感却并未随同物质的丰盛而水涨船高，在你看来，我们如何能走出这样的困惑？
朱大可：改革开放以来，物质的急剧增殖和繁荣，使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物质的王侯。例如，从前上海市民搬家，往往只需要一辆三轮车走几次就行了。而现在则需要5吨卡车来回跑数趟。这是一个惊人的变化，它表明中国民众的私有物产已经变得无比庞大。
但与此形成尖锐对比的是，我们的心灵满足感却在日益衰减。这既是一种更大规模的物性贪婪，也是一种更为严重的精神空虚。在大肆采购和消费物质的同时，我们忘了实施起码的精神消费。
有数据显示，2008年全中国民众的购书费，跟手机短信费基本相当。这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讽刺，它不仅表明中国民众在购书方面的高度节俭，而且也恶毒嘲笑了中国人精神缺失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