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美国副总统戈尔见到我时说：‘听说你很崇拜格林斯潘先生（时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我听了，不太高兴，我说：‘我很尊敬格林斯潘先生，我愿意向他学习。但是，他在美国干得很好，到中国来不一定干得比我好。’我搞经济50多年了，对于中国内地经济每一个脉搏的跳动，我都听得出来……”2002年11月19日，访问香港的朱镕基在特区政府欢迎晚宴上的讲话中如是说。
　　朱镕基的工作一直与经济紧密相连。在担任副总理、总理期间，他最关注的问题就是经济。在《朱镕基讲话实录》中，收录得最多的讲话和批示，都是关于一些突出的经济问题的。
　　
　　像拔河一样，统一号令抑制物价
　　当前经济形势的走向，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另一个是票子越发越多，物价涨幅越来越高。……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3月、4月都突破了10%，其中35个大中城市在17%以上，5月份还呈上升趋势。我在去年的通气会上就讲过一个观点：通货膨胀一旦发生，就会以加速度发展。不要认为两位数不可怕，很快就可能突破20%。因为去年摊子已经铺开了，基本建设大量投入，生产资料价格猛涨，票子超经济发行，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拉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加速上涨。今天上午，我和李铁映同志（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会见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负责人。他们的意见相当一致，都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过热。现在不能再拖延了，也不能再去争论了，这几个硬指标已经摆在那里了，要把问题看得严重一点。去年基本建设投入增长60%，今年前5个月又增长近70%。去年货币发行1158亿元，今年春节前又发了1100多亿元，到现在还有477亿元没有回笼。历来上半年都是货币净回笼，而今年上半年货币净投放可能达到550亿元。如再不采取措施，今年货币发行有可能达到1800亿元以上。
　　以上是1993年6月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在他主持召开的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上作题为《加强宏观调控的十三条措施》的发言，重点谈到了通货膨胀问题。在会上，朱镕基提出了加强宏观调控的13条紧急措施，同时又指示国家计委补充几条行政性措施。会后，国家计委补充了3条意见，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初稿，6月24日正式发布，即著名的“6号文件”。这个文件对当时扭转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软着陆”，具有决定性意义。
　　这几十年，通货膨胀的经验教训是很多的。通货膨胀在没有启动时，人们往往不太注意；通货膨胀一旦启动了，那就会加速发展。这几个月就是通货膨胀加速发展的时候……今后几个月肯定还要涨。这不是我们加强宏观调控的后果，绝对不是，你们要作解释，这叫“滞后效应”。就是因为去年以来基建规模搞得过大了，恶果今后几个月就要出现。谁也没有这个本事，一说加强宏观调控，物价马上就能降下来，神仙也做不到。
　　1993年7月2日，朱镕基开始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7月28日，他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上做了《统一认识，勇于改革，做好金融工作》讲话，再次强调了通货膨胀问题。那时中央虽然已经决定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但其效果尚未显现，物价仍然不断攀升，到1994年达到顶峰。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农村物价涨幅高于城市，内陆地区物价涨幅高于沿海地区。当然，这与原来沿海地区的基数比较高有一定关系。但是，这种形势也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地区的感受不一样，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感受也不一样，但是确实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民群众反应很强烈。物价大幅上涨，使整个的宏观经济环境绷得很紧，对改革和发展都不利，对吸引外资、扩大开放也不利。從国内外的经验来看，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只有害没有利。江泽民同志形象地说，靠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发展是“饮鸩止渴”，我认为是非常确切的。骑上了虎背以后，就很难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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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别要讲一下，现在抑制通货膨胀有一个很大的思想障碍，就是谁的物价低谁吃亏。……但是我想，如果大家都来抓，就像拔河一样，统一号令大家一起使劲抑制物价上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物价问题、通货膨胀问题就一定能够解决。
　　这是在1994年12月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发表的总结讲话。这一年，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涨幅高达27.1%，消费者物价指数涨幅达24.1%。其实，中央在1994年的限制物价措施更为严厉，对部分产品实行了直接的价格管制，但通货膨胀的“滞后效应”依然存在。
　　我觉得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很多外界舆论特别是香港报纸都预言了，说我们的经济现在又要开始新一轮的回升啊。国内也有不少的人，要求放松银根、扩大投资，说经济已经到了谷底了，该回升了。外国人评论说，我们的经济发展大概每隔五年有个政治周期，现在正好这个政治周期要开始了，而且他们预言，谁也压不住这种热度的回升。我们应该坚决地按照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在报告里讲的，无论如何要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我们刚刚用几年时间把前一段的一些过热现象调整过来，如果现在又来一次经济过热，谁也受不了。
　　1996年11月24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做了以上总结讲话。紧缩政策终于在这一年取得了成效，物价上涨得到了控制。同时，经济增长虽有所放缓，但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中国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
　　就是拿物价的降低来讲，我们的计算方法也有很多问题。价格构成有400多种产品，过去以农业为原料的产品占物价指数的比重在60%左右，现在年年调整，还有47%是与粮食有关系的产品。大家都知道粮食相对性过剩，粮价不断降低，因此这部分产品价格有所降低，但是，大量生产资料性质的产品、工业消费品和房价都是在不断地攀升，这是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所以我讲，要注意防止通货膨胀，不要因为农产品相对过剩，掩盖了目前已经出现的某种程度的过热现象。……
　　这是2000年11月28日，朱镕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虽然当时并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但朱镕基还是敏锐地发现了房地产等领域的过热苗头。现在看来，他当时的预见是正确的。
　　
　　没有诚信，何以立国
　　……现在全民办金融、全民集资，此风不刹住，利率再提高，储蓄存款也不会增加多少。……要把沈太福案件从头至尾向社会公布，向全民进行法律和风险教育。要告诉人们，闷头想发财有可能倾家荡产。沈太福非法集资这件事，发现得太晚了。法律不健全，政府可以做检讨，但是不能赔，也赔不起。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清盘，清多少退多少。从沈太福案件也可以看出，这些事情都是与贪污受贿联系在一起的。
　　1993年6月9日，朱镕基在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的《加强宏观调控的十三条措施》讲话中，提到了金融系统的犯罪问题。沈太福案件，指北京市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特大乱集资案件。该公司以生产一种高效节能电动机为名向全社会集资，其年利息高达24%。从1992年6月到1993年2月，在全国非法集资达10多亿元，投资者达10万人。1993年4月18日，该公司总裁沈太福被正式逮捕，1994年3月4日，被判处死刑。
　　对于经济领域的犯罪案件，朱镕基一直都以狠抓严打、决不姑息的态度对待。在讲话和批示中，也多次提及。
　　此案要彻底查清，从严惩处。此件复印直送周道炯同志（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要对证监会全体职工进行教育，今后再发生此类案件，一律法办，开除出证监会，并要追究证监会主席的责任。
　　另印送李铁映（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张皓若（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并盛华仁（时任中石化总经理）同志。证监会绝不能搞权钱交易，否则应该撤销。
　　朱基
　　5月10日
　　这是1995年5月10日，朱镕基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部副主任及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两工作人员接受“鲁石化”股票的初查情况上的批语。涉案三人在泰山石化公司的股票“鲁石化”上市过程中，或帮助设计、审查方案，或帮助找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有关人员“说了话”，接受了该公司的股票。
　　银行系统有三种人，尽管人数极少，但是非常危险，我们对他们不能放松警惕。第一种人是特别贪婪、特别疯狂的人，为了个人享乐，一切都在所不惜，作案不计后果。四川省外汇管理局有个干部，第一次作案贪污了1040万元，并办好了去美国的护照。但他还不满足，又第二次作案，非要再贪污1500万元后才卷款潜逃，幸亏被及时识破抓住了。这种特别贪婪、特别疯狂的人，不但有一般干部，也有个别领导干部。第二种人主要是领导干部，对国家利益、资金安全极端不负责任，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胆子大得不得了。炒外汇期货，多少亿美元也在所不惜；开信用证，几十亿、几百亿美元也敢开，根本不考虑后果。第三种人，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都非常低劣，无知而又胆大，干出很多荒谬的事情。……当然，我绝不是说哪个银行发生案件多，哪个银行就最腐败。如果你那里有案不查或查不出来，才真正叫腐败。
　　1996年6月26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金融系统“反腐败、防抢劫、防诈骗、防盗窃，保护金融资产安全”会议，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作了上述题为《金融系统要坚决反腐败》的讲话。1993年到1996年3年间，金融系统共查处1.2万余件案件，其中百万元以上大案392件、亿元以上特大案件19件。
　　……最近，审计署审计了1290个企业，严重造假账的占68%。这个消息一公布，马上就被全世界媒体采用。香港报纸大肆宣传，说我们腐败。我不知道你们新华社发了这个消息没有，我估计你们可能有顾虑。其实，你们根本不用顾虑，不用等外国人来发这条消息，因为外国人会把消息发上互联网，香港报纸也就把消息传到内地来，传得很广。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发表了以后可以引起大家注意。首先该批评的就是我，我主管经济工作十年了，至今还有68%的国有企业造假账，我首先应该引咎辞职，跟别人没有关系，他们是作具体工作的嘛。
　　……我在今年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题了个校训：“不做假账”，就四个字。三所国家会计学院是我倡议设立的，经过千辛万苦才建立起来，你们要是给我造假账，我会伤心死的啊！我们辛辛苦苦办的国家会计学院把你们培养出来了，你们都造假账，中国还有希望吗？……
　　2001年12月6日，朱镕基在新华社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加强舆论监督》，里面谈到了国有企业做假账的问题。朱镕基对假账深恶痛绝，因此对审计也十分重视。在他的支持下，北京、上海、厦门三个国家会计学院陆续建立起来。
　　关于建立审计公告制度，这个事情一定要搞，这就是使审计工作发挥效果，起到威慑作用。我们现在就缺舆论监督。国有企业的审计结果一出来，问题很大，真把我气死了。你们就登在报纸上面嘛，把那个企业的领导人搞得名誉扫地嘛。只要讲的是事实，群众自有公论。……
　　2002年1月4日，朱镕基在听取审计署工作汇报后，发表了上述题为《审计工作要突出重点》的讲话。再次强调了国有企业的账目问题。
　　……中国还没有形成完备的法制，社会上又非常缺乏诚信。没有“诚信”二字，何以立国呀？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应该是我们一个永恒的主题。我想，关于这个主题下届政府还要一直搞下去。在金融界整顿市场秩序也很重要，现在诈骗案有多少呀！……
　　2003年1月3日，即将卸任的朱镕基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机关正处级以上干部和在京参加会议的各地方分局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我们的外汇政策是正确的》，语重心长地谈到了诚信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期望。
　　
　　未来要严格控制经济过热
　　今天的会议是本届政府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过去的五年，是新中国发展史上一个相当特殊的阶段。一是正面临着世界经济不景气，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许多国家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又正赶上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国内市场不景气、生产萎缩，造成1997年1000万职工下岗失业。回忆这五年，能够走过来，确实不易！没有想到我们不但克服了这些困难，而且还利用这个机遇，极大地发展了自己。虽然不能说这是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因为我们过去百分之十几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有过，但确实是历史上经济效益最好的时期、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时期。我们可以用一些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这五年的投资是过去几十年的兩倍甚至三倍。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建设规模啊，不但改变了自然和社会的面貌，也改变了人民生活的状况。……总之，希望留在岗位上的同志们，一定要注意不被大好形势冲昏脑袋。这五年，形势的确很好，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会这么好，但是绝不可以盲目地乐观，然后就浮夸，就折腾。我们历史上有过这种教训，形势发展都是有周期的。我们不要走历史的老路，这就是我留给同志们的一句话。只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出毛病，其他问题上就好办了，就不会形成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不可收拾的问题。对经济过热一定要从严控制，国务院就是要搞得严一点。
　　2003年1月27日，朱镕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九次全体会议，也是这届政府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他发表讲话《值得纪念的五年》，对5年来的工作作了总结，着重讲了自己最关注的经济领域的成绩和问题，还提出了自己的担心和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