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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忙时戴上笠帽，农闲时穿上戏装，传统婺剧是农民演，农民看。
这一被称作京剧始祖的戏曲的命运，既印证了时代的颜色，又印证了民间土壤“用脚投票”的价值。
金华乡下，村头广场，密密麻麻的人群，扬起的脸，全部朝向面前简陋的戏台，人们的表情，随台上人笑、为台上人痴——吸引他们的，不是高不可攀的大明星，也不是帅哥美女，只是一个红脸膛、尖鼻子、笑起来嘴巴像弥勒的“小和尚”。
舞台下的“小和尚”吴光煜其实已经快八十岁了，他演的是婺剧的经典折子戏《僧尼会》。小和尚和山上的小尼姑私奔，一路上打情骂俏、天真搞笑。几十年来，金华的观众对这个小和尚的“包袱”早已烂熟，却仍然被他的一举一动牵动……
明清时期，金华、衢州地区水路发达，商业繁荣，外地商人络绎涌入，各剧种的戏班也漂泊而至，最终得以在金华生根、演变，四百多年穿越至今，形成“婺剧”。“京剧的前身是徽剧，京剧要寻找自己的祖宗，看来还要到婺剧中去找。”梅兰芳曾这样评价。早在徽班进京之前，徽戏早已流入浙江金华地区，成为婺剧的一支。婺剧，也因此被誉为“徽戏”的活化石、京剧的始祖。
在过去的几十年，和其他的传统文化一样，婺剧也未能避免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时代冲击，却至今仍有生命力。“婺剧的生命在民间，在农村。”婺剧“名丑”吴光煜的经历和金华农村生生不息的草台班子，似乎能给我们一些答案和启示。
剧团“落定”
60多年前，婺剧还不叫“婺剧”，在金华地区活跃着一批批由高腔、昆腔、乱弹、徽戏、滩簧、时调等六种声腔组成的戏班子，比如，金华戏（徽班），东阳三合班（徽戏，乱弹，昆腔）。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金华古称婺州，于是有了统一的“婺剧”之名。接着就迎来“剧团落定”的风潮。
“那时候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婺剧戏班第一次成立国办剧团，哪个戏班子刚好流动到什么地方，就落定形成剧团，以地方命名，比如金华市婺剧团、衢州市婺剧团、义乌市婺剧团……”金华市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婺剧史》作者包华升告诉《中国周刊》记者，那时候，国办剧团收编了一大批优秀婺剧艺术人才，如浙江婺剧团把当时最有名气的徐东福、徐汝英、周越先、周越桂等，以及近八十高龄的江和义，吃上了“公家饭”。年轻的吴光煜也是趁此时机考进浙江婺剧团的前身训练班，从此与婺剧结下一生缘分。
“1955年2月22日，”在金华市双龙山上的工人疗养院里，已经八十岁的“江南名丑”吴光煜顺口就报出了这个日期。这是他到浙江婺剧训练班报到的日子。那年他22岁。
义乌义亭石塔村，吴光煜的老家那时还是一个穷得只能算是“自然生存”的地方。父亲是村里“坐唱班”乐队的“副吹”。吴光煜十几岁就开始听婺剧，听着听着也能敲会唱了。十来岁时，吴光煜已经两次被来村里表演的戏班看上，但因为家里反对等原因没能走成。22岁那年，已经结婚生子的吴光煜看到了“浙江婺剧训练班”的招生广告，“贼心不死”的他再次出门报考，从此当了“戏子”。
“金华人把出戏子的穷地方叫‘戏窝子’。”世世代代的婺剧老艺人都是地道的农民出身，农忙时戴上笠帽，农闲时穿上戏装，不过是为了多一个“吃饭”的途径。他们的戏班子，也被亲切地称为“笠帽班”。不过，吴光煜进的“戏班”与以，往几百年的都完全不同。
“训练班是速成班，学员都有一定基础，年纪也比较大，几个月就能演出。”吴光煜回忆，“7个月后，10月1日，训练班第一出戏就在义乌佛堂打响了。”当年11月，训练班与省婺剧实验剧团合并，1956年1月改称浙江婺剧团，成为金华市第一个国有婺剧团。
从刚入团时的“三等公民”到担任主演的小角儿，刚准备干一番事业的吴光煜却始料未及地卷入了身不由己的时代洪流。
“1958年起，我和剧团整整上山下乡一年半，”那时的吴光煜是“反右”现代大戏《刘介梅》的主角，每场大戏之后还要加演折子戏《僧尼会》。“每天4点就起床，出发时每人腰间左边挂一只蒲包饭，右边挂只水壶，背上背一个背包，一领草席，手持一根木棍，一天要跑三四十里山路，爬山过岭，什么大枫岭、馒头岭、鸡公岭等等，路上还要搞宣传，下午要在村里参加劳动，每人发一本工分卡，由生产队给记工分。”到了晚上唱戏，农民们打着毛竹火把看戏，演员则在戏台上累得偷偷打瞌睡。
1960年，命运还跟吴光煜开了个很大的“玩笑”，浙江婺剧团要上京汇报演出，对每个演职员的祖宗三代进行调查。对吴光煜的调查结果是，“父亲反革命是被诬陷，但妻子是地主成分……”吴光煜最终还是离了婚，跟四个孩子也离散多时。后来，一位领导曾半开玩笑地对吴光煜说：“你不离婚，能进中南海同总理握手吗？”
“小和尚”的魅力
1978年，温州瑞安放了一场老电影《红楼梦》，人心沸腾。浙江婺剧团在筹划，那传统“老戏”是不是也可以排了？当时的团长是著名婺剧演员郑兰香，她決定恢复了四个传统保留折子戏——《僧尼会》、《断桥》、《对课》、《挡马》，排了一个月后在金华市演出，“当时的场面真的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
“即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都没有中断过的农村婺剧戏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一刀切掉了。”整整十年，国办婺剧团成了“革命样板戏”的天下，而农村的草台班子则被彻底“破了四旧”。包华升说，婺剧是八婺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是浙中地区农民生活的重要部分，以前婺剧的表演多为农村临时塔起的舞台（后称草台），也有的戏台都搭建在家族祠堂或者寺庙里。“文革”期间，很多做戏的行头都被一把火烧了。“看了几百年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下子断档了。”
不过，即使相隔十年，吴光煜在《僧尼会》里扮演的小和尚还是那么活泼调皮，吐舌头、扯嘴巴、甩佛珠……夸张的动作逗笑了成千上万“久旱”的观众——因为幼时算命“命犯孤鸾星”，小和尚被父母强行送入空门，在和尚庙里他被闷坏了：“和尚恨出家，（啊呀）怨出家，出家人口念菩萨，心里苦煞……”趁着师傅不在，小和尚外出玩耍，碰到了貌美如花、同样想逃回“娘家”的小尼姑，两人相约着一起私奔了。和尚背着小尼姑过河，“和尚嗳”，小尼姑一声喊，“哎！”小和尚急忙答应，靴子应声跌入河中…… 台上春光明媚、打情骂俏，台下观众如痴如醉。吴光煜这个最有名的“小和尚”，在金华一路演了几十年，背过的小尼姑都有几十个，观众不仅不烦，还越看越爱。“艺术精不精，不在于有多高级，有多华丽，而是跟观众贴得近。”包华升笑说，“十年样板戏，抵不过一个小和尚。吴光煜的口碑完全是靠自己演出来的，不是靠宣传，更不靠洗脑。”
传统婺剧是农民演，农民看，表演夸张，互动性强，台上台下界限并不遥远，“过去，观众看得开心了还有往戏台上扔肉包子的，演员不仅不会不高兴，还会捡起肉包边吃边唱。”1982年到1985年，二十来岁的洪波在金华市群艺馆工作，三年时间走遍了金华，拜访了几百个婺剧老艺人，编撰了第一本属于婺剧的系统介绍《婺剧简史》，婺剧那种扎根于民间的淳朴和亲切深深打动了他，“他们的唱词很通俗，唱起来和当地人说话一样。他们扮演的皇帝像村中息事宁人的长老，将领就是爱打抱不平的江湖拳师……”
吴光煜扮“小和尚”，也从生活中“学”了不少。比如学瞎子算命，眼睛向上翻，眨呀眨的，口中念念有词，还有那独特的笑声，也是吴光煜听过有人这样笑。“平常大家开的玩笑，我都放进表演里了。”
“逃”向农村
1995年，该退休的吴光煜又“创了一回业”，从国有剧团“逃”到农村，跑场子，赚票子去了。
那一年，浙江婺剧团面临极大的困境，“工资发不上，过年过节瓜子都没一颗。”本到了退休年龄的吴光煜被要求“延迟退休一年”。因为“子女下岗，家里经济条件很差”，“生场病都看不起”，不甘心的吴光煜直接“私奔”到了农村的大市场赚演出费，一场“从几十块，几百块，上千块到现在的上万块”。过去角儿表演，观众要给“包银”，现在的金华仍保留着给艺人“包红包”的传统。
“当时婺剧团还对吴光煜有些看法，认为国有剧团的人到下面去演出不好，”时任浙江婺剧团副团长的包华升说，“我们都知道吴光煜家里条件不好，剧团也困难，就默认了他的做法。但是领导班子还是担心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吴光煜，剧团的整个运作就会带来许多想象不到的麻烦。”其实，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吴光煜就开始“悄悄”下农村演出了，“他是新中国市场培养出来的婺剧第一人。”
一年后，浙江婺剧团调整了领导班子，进军农村演出市场，形势才好转。吴光煜主动回来，从此一直随团演出，一直到近80岁，还活跃在大大小小的戏台上，“哪里有吴光煜，人们就追到哪里去看。”
那时，不光是吴光煜动了“下去”的念头。包华升说，当时剧团里还有位演员暗地自己到农村与爱好婺剧的人筹建了一个民营剧团，由于演出之中意外摔断了腿而没有继续下去，但是他的做法带来了重要的信号，“那就是民间半专业剧团产生了”。
倪秋花就组建了一个这样的剧团。她不会唱婺剧，却当上了农村职业婺剧团团长。1996年，浙江省婺剧团在倒闭边缘的同时，倪秋花组建了她的金华市青年婺剧团，剧团一直活跃至今，已有18年历史。“那时农村的职业剧团才两三家，发展到现在有近三十家，这还不算浦江县的一百多个民间坐唱班。”
倪秋花之前是做生意的，有所积攒，再从银行贷款十万元，共投资了二十万起步。剧团的经营和管理模式跟几百年来的戏班子差不多，老板出钱，雇人演戏，统一收戏金，发工资。“婺剧说是有八百本传统戏，有些农村剧团演的戏我们听都没听说过。”包华升很早就曾受邀到农村剧团指导过，“演员的刀枪把子，身段架子完全不规范，跟他们现在的水准简直天壤之别。”农村剧团的演员多来自业余班子，也有少数是从国有剧团出来的。他们也不排新戏，就演辈辈相传的传统剧目。
“七十二本徽戏，十八本高腔……数百年来，几百部婺剧剧目就是依靠文化水平不高的民间艺人传承下来的，”职业“戏子”推着独轮车挑着担子穿行在金华的大小盆地和山区，业余“坐唱班”在村头屋后吹拉弹唱。“既没有剧本也没谱子，整场戏都要背在肚子里，不论唱词、动作还是锣鼓点儿都要记在心里，都是靠口口相传才保留至今。”和很多老艺人近距离接触过的洪波说，现在好的是，这些剧目终于有了文字形式，虽然有的还比较粗糙。
“野生动物”
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镇金龙路201号一栋六层自建房，是倪秋花的，一楼的建材门面房上方挂着“金华市青年婺剧团”的招牌，上面留有倪秋花的手机号。二楼是排练场所，三楼倪秋花自己住，四五六层给演员住。
八月初，倪秋花给今年刚“攒”起来的团队训了话，剧团正式开始排练到月底，九月天凉了，婺剧团就开始一年的工作，直到来年的五月。排练也很简单，每人发了剧本，分好角色，自己先背唱词，再跟着乐队一场一场配，最后一起合练。记者看到贴在墙上的“排戏作息时间表”，早上，七点到十一点，下午，一点到五点，晚上，六点半到十点半，排练很密集。
“演员流动性很大，每年都要重新召集一次，每年给十个月的工资，主角一个月一万，十个月就是十万。普通演员四五千一个月，跑龙套的小姑娘一个月也要两三千，吃住都是我管。整个团，演员二十来个，乐队后勤加起来共有五十人，每次出去都要三四辆大车，每个月光发工资都要十八万。”倪秋花胖胖的，长头发染成红色，大眼睛画着浓妆，笑声沙哑爽朗，脖子上还挂着一条金项链。
因为在农村剧团里名气大，倪秋花的团每年能做五六百场戏，每一场包括一场正本和一出折子戏，算下来，十个月每天平均都要演两场。倪秋花笑道，戏金平常是四五千元一场，过年的时候可高达上万元一场，农村做戏，做七天的，戏金就有七八万。
“锣鼓响，脚底痒”，这几年，金华农村经济条件还不错，当地人又重视传统，庙会、过年、老人祝寿、修路，村村轮流做戏，大半年都“有戏”。“婺剧民间剧团职业化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他们的演员组合，来自全国各地，主要演员以金华地区的为主，武打演员多从河北、河南来。”民间职业剧团人员进出不受编制的约束，方便多了。这样的用人制度带来的是民间职业婺剧团的高收入。包华升说，“民间职业婺剧团主要演员一年收入能上十万多元，比国有剧团的一级演员工资还高。大部分剧团老板一年也能落下几十万收入，十分可观。”
当农村剧团在为留演员、抢市场、找剧本想办法时，国有剧团却有另外的烦恼。记者从金华市文化藝术处了解到，金华地区原有四个国有婺剧团，其中浙江婺剧团和义乌市婺剧团已经改制为艺术研究院，属于二级事业单位。
好在义乌市婺剧团还得到了民企复星集团的支持。今年6月10日，由复星集团全程赞助的婺剧《鸡毛飞上天》被引入上海，促成了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与上海百姓见面。复星近年来致力于“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婺剧是复星尝试“复兴”的重要项目之一。
另外两个国有婺剧团，一是东阳婺剧团，因为“养老负担重”，正在进行企业化改制；而兰溪市婺剧团，则因为地方财政支持跟不上，已经“基本倒掉了”。
“这就像野生动物和动物园里的动物，野生动物有着本能的求生欲，而动物园里的动物则会产生惰性，慢慢失去竞争力。”包华升做了个比较。国有剧团投资几百万创作一幕剧去参赛，往往“比赛拿奖，刀枪入库”，获奖剧目老百姓很难看到，也不爱看。而民营剧团一场戏区区几万元投入，却是实打实地演给老百姓看。金华农村流行“斗台”，几个戏班子一起演，谁台下人多，谁就赢，“这是真正的用脚投票。”
没有国家一级演员和教授、专家，又一门心思为赚钱，有人担心，把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使命交给这些戏班子，靠谱吗？“京剧新四大名旦老四大名旦，不都是在市场化的私人戏班子里培养出来的？”包华升反问。
几十年前，田间地头，农民拦下过路的吴光煜，请求他现场表演一段《僧尼会》，吴光煜呵呵笑着，跳下拖拉机，摇身变成“小和尚”。
几十年后，已经快八十岁的吴光煜在台上背起最后一个“小尼姑”过河，下台后大汗淋漓，说了一句，“我背不动了。”
这一被称作京剧始祖的戏曲的命运，既印证了时代的颜色，又印证了民间土壤“用脚投票”的价值。
金华乡下，村头广场，密密麻麻的人群，扬起的脸，全部朝向面前简陋的戏台，人们的表情，随台上人笑、为台上人痴——吸引他们的，不是高不可攀的大明星，也不是帅哥美女，只是一个红脸膛、尖鼻子、笑起来嘴巴像弥勒的“小和尚”。
舞台下的“小和尚”吴光煜其实已经快八十岁了，他演的是婺剧的经典折子戏《僧尼会》。小和尚和山上的小尼姑私奔，一路上打情骂俏、天真搞笑。几十年来，金华的观众对这个小和尚的“包袱”早已烂熟，却仍然被他的一举一动牵动……
明清时期，金华、衢州地区水路发达，商业繁荣，外地商人络绎涌入，各剧种的戏班也漂泊而至，最终得以在金华生根、演变，四百多年穿越至今，形成“婺剧”。“京剧的前身是徽剧，京剧要寻找自己的祖宗，看来还要到婺剧中去找。”梅兰芳曾这样评价。早在徽班进京之前，徽戏早已流入浙江金华地区，成为婺剧的一支。婺剧，也因此被誉为“徽戏”的活化石、京剧的始祖。
在过去的几十年，和其他的传统文化一样，婺剧也未能避免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时代冲击，却至今仍有生命力。“婺剧的生命在民间，在农村。”婺剧“名丑”吴光煜的经历和金华农村生生不息的草台班子，似乎能给我们一些答案和启示。
剧团“落定”
60多年前，婺剧还不叫“婺剧”，在金华地区活跃着一批批由高腔、昆腔、乱弹、徽戏、滩簧、时调等六种声腔组成的戏班子，比如，金华戏（徽班），东阳三合班（徽戏，乱弹，昆腔）。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金华古称婺州，于是有了统一的“婺剧”之名。接着就迎来“剧团落定”的风潮。
“那时候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婺剧戏班第一次成立国办剧团，哪个戏班子刚好流动到什么地方，就落定形成剧团，以地方命名，比如金华市婺剧团、衢州市婺剧团、义乌市婺剧团……”金华市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婺剧史》作者包华升告诉《中国周刊》记者，那时候，国办剧团收编了一大批优秀婺剧艺术人才，如浙江婺剧团把当时最有名气的徐东福、徐汝英、周越先、周越桂等，以及近八十高龄的江和义，吃上了“公家饭”。年轻的吴光煜也是趁此时机考进浙江婺剧团的前身训练班，从此与婺剧结下一生缘分。
“1955年2月22日，”在金华市双龙山上的工人疗养院里，已经八十岁的“江南名丑”吴光煜顺口就报出了这个日期。这是他到浙江婺剧训练班报到的日子。那年他22岁。
义乌义亭石塔村，吴光煜的老家那时还是一个穷得只能算是“自然生存”的地方。父亲是村里“坐唱班”乐队的“副吹”。吴光煜十几岁就开始听婺剧，听着听着也能敲会唱了。十来岁时，吴光煜已经两次被来村里表演的戏班看上，但因为家里反对等原因没能走成。22岁那年，已经结婚生子的吴光煜看到了“浙江婺剧训练班”的招生广告，“贼心不死”的他再次出门报考，从此当了“戏子”。
“金华人把出戏子的穷地方叫‘戏窝子’。”世世代代的婺剧老艺人都是地道的农民出身，农忙时戴上笠帽，农闲时穿上戏装，不过是为了多一个“吃饭”的途径。他们的戏班子，也被亲切地称为“笠帽班”。不过，吴光煜进的“戏班”与以，往几百年的都完全不同。
“训练班是速成班，学员都有一定基础，年纪也比较大，几个月就能演出。”吴光煜回忆，“7个月后，10月1日，训练班第一出戏就在义乌佛堂打响了。”当年11月，训练班与省婺剧实验剧团合并，1956年1月改称浙江婺剧团，成为金华市第一个国有婺剧团。
从刚入团时的“三等公民”到担任主演的小角儿，刚准备干一番事业的吴光煜却始料未及地卷入了身不由己的时代洪流。
“1958年起，我和剧团整整上山下乡一年半，”那时的吴光煜是“反右”现代大戏《刘介梅》的主角，每场大戏之后还要加演折子戏《僧尼会》。“每天4点就起床，出发时每人腰间左边挂一只蒲包饭，右边挂只水壶，背上背一个背包，一领草席，手持一根木棍，一天要跑三四十里山路，爬山过岭，什么大枫岭、馒头岭、鸡公岭等等，路上还要搞宣传，下午要在村里参加劳动，每人发一本工分卡，由生产队给记工分。”到了晚上唱戏，农民们打着毛竹火把看戏，演员则在戏台上累得偷偷打瞌睡。
1960年，命运还跟吴光煜开了个很大的“玩笑”，浙江婺剧团要上京汇报演出，对每个演职员的祖宗三代进行调查。对吴光煜的调查结果是，“父亲反革命是被诬陷，但妻子是地主成分……”吴光煜最终还是离了婚，跟四个孩子也离散多时。后来，一位领导曾半开玩笑地对吴光煜说：“你不离婚，能进中南海同总理握手吗？”
“小和尚”的魅力
1978年，温州瑞安放了一场老电影《红楼梦》，人心沸腾。浙江婺剧团在筹划，那传统“老戏”是不是也可以排了？当时的团长是著名婺剧演员郑兰香，她決定恢复了四个传统保留折子戏——《僧尼会》、《断桥》、《对课》、《挡马》，排了一个月后在金华市演出，“当时的场面真的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
“即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都没有中断过的农村婺剧戏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一刀切掉了。”整整十年，国办婺剧团成了“革命样板戏”的天下，而农村的草台班子则被彻底“破了四旧”。包华升说，婺剧是八婺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是浙中地区农民生活的重要部分，以前婺剧的表演多为农村临时塔起的舞台（后称草台），也有的戏台都搭建在家族祠堂或者寺庙里。“文革”期间，很多做戏的行头都被一把火烧了。“看了几百年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下子断档了。”
不过，即使相隔十年，吴光煜在《僧尼会》里扮演的小和尚还是那么活泼调皮，吐舌头、扯嘴巴、甩佛珠……夸张的动作逗笑了成千上万“久旱”的观众——因为幼时算命“命犯孤鸾星”，小和尚被父母强行送入空门，在和尚庙里他被闷坏了：“和尚恨出家，（啊呀）怨出家，出家人口念菩萨，心里苦煞……”趁着师傅不在，小和尚外出玩耍，碰到了貌美如花、同样想逃回“娘家”的小尼姑，两人相约着一起私奔了。和尚背着小尼姑过河，“和尚嗳”，小尼姑一声喊，“哎！”小和尚急忙答应，靴子应声跌入河中…… 台上春光明媚、打情骂俏，台下观众如痴如醉。吴光煜这个最有名的“小和尚”，在金华一路演了几十年，背过的小尼姑都有几十个，观众不仅不烦，还越看越爱。“艺术精不精，不在于有多高级，有多华丽，而是跟观众贴得近。”包华升笑说，“十年样板戏，抵不过一个小和尚。吴光煜的口碑完全是靠自己演出来的，不是靠宣传，更不靠洗脑。”
传统婺剧是农民演，农民看，表演夸张，互动性强，台上台下界限并不遥远，“过去，观众看得开心了还有往戏台上扔肉包子的，演员不仅不会不高兴，还会捡起肉包边吃边唱。”1982年到1985年，二十来岁的洪波在金华市群艺馆工作，三年时间走遍了金华，拜访了几百个婺剧老艺人，编撰了第一本属于婺剧的系统介绍《婺剧简史》，婺剧那种扎根于民间的淳朴和亲切深深打动了他，“他们的唱词很通俗，唱起来和当地人说话一样。他们扮演的皇帝像村中息事宁人的长老，将领就是爱打抱不平的江湖拳师……”
吴光煜扮“小和尚”，也从生活中“学”了不少。比如学瞎子算命，眼睛向上翻，眨呀眨的，口中念念有词，还有那独特的笑声，也是吴光煜听过有人这样笑。“平常大家开的玩笑，我都放进表演里了。”
“逃”向农村
1995年，该退休的吴光煜又“创了一回业”，从国有剧团“逃”到农村，跑场子，赚票子去了。
那一年，浙江婺剧团面临极大的困境，“工资发不上，过年过节瓜子都没一颗。”本到了退休年龄的吴光煜被要求“延迟退休一年”。因为“子女下岗，家里经济条件很差”，“生场病都看不起”，不甘心的吴光煜直接“私奔”到了农村的大市场赚演出费，一场“从几十块，几百块，上千块到现在的上万块”。过去角儿表演，观众要给“包银”，现在的金华仍保留着给艺人“包红包”的传统。
“当时婺剧团还对吴光煜有些看法，认为国有剧团的人到下面去演出不好，”时任浙江婺剧团副团长的包华升说，“我们都知道吴光煜家里条件不好，剧团也困难，就默认了他的做法。但是领导班子还是担心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吴光煜，剧团的整个运作就会带来许多想象不到的麻烦。”其实，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吴光煜就开始“悄悄”下农村演出了，“他是新中国市场培养出来的婺剧第一人。”
一年后，浙江婺剧团调整了领导班子，进军农村演出市场，形势才好转。吴光煜主动回来，从此一直随团演出，一直到近80岁，还活跃在大大小小的戏台上，“哪里有吴光煜，人们就追到哪里去看。”
那时，不光是吴光煜动了“下去”的念头。包华升说，当时剧团里还有位演员暗地自己到农村与爱好婺剧的人筹建了一个民营剧团，由于演出之中意外摔断了腿而没有继续下去，但是他的做法带来了重要的信号，“那就是民间半专业剧团产生了”。
倪秋花就组建了一个这样的剧团。她不会唱婺剧，却当上了农村职业婺剧团团长。1996年，浙江省婺剧团在倒闭边缘的同时，倪秋花组建了她的金华市青年婺剧团，剧团一直活跃至今，已有18年历史。“那时农村的职业剧团才两三家，发展到现在有近三十家，这还不算浦江县的一百多个民间坐唱班。”
倪秋花之前是做生意的，有所积攒，再从银行贷款十万元，共投资了二十万起步。剧团的经营和管理模式跟几百年来的戏班子差不多，老板出钱，雇人演戏，统一收戏金，发工资。“婺剧说是有八百本传统戏，有些农村剧团演的戏我们听都没听说过。”包华升很早就曾受邀到农村剧团指导过，“演员的刀枪把子，身段架子完全不规范，跟他们现在的水准简直天壤之别。”农村剧团的演员多来自业余班子，也有少数是从国有剧团出来的。他们也不排新戏，就演辈辈相传的传统剧目。
“七十二本徽戏，十八本高腔……数百年来，几百部婺剧剧目就是依靠文化水平不高的民间艺人传承下来的，”职业“戏子”推着独轮车挑着担子穿行在金华的大小盆地和山区，业余“坐唱班”在村头屋后吹拉弹唱。“既没有剧本也没谱子，整场戏都要背在肚子里，不论唱词、动作还是锣鼓点儿都要记在心里，都是靠口口相传才保留至今。”和很多老艺人近距离接触过的洪波说，现在好的是，这些剧目终于有了文字形式，虽然有的还比较粗糙。
“野生动物”
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镇金龙路201号一栋六层自建房，是倪秋花的，一楼的建材门面房上方挂着“金华市青年婺剧团”的招牌，上面留有倪秋花的手机号。二楼是排练场所，三楼倪秋花自己住，四五六层给演员住。
八月初，倪秋花给今年刚“攒”起来的团队训了话，剧团正式开始排练到月底，九月天凉了，婺剧团就开始一年的工作，直到来年的五月。排练也很简单，每人发了剧本，分好角色，自己先背唱词，再跟着乐队一场一场配，最后一起合练。记者看到贴在墙上的“排戏作息时间表”，早上，七点到十一点，下午，一点到五点，晚上，六点半到十点半，排练很密集。
“演员流动性很大，每年都要重新召集一次，每年给十个月的工资，主角一个月一万，十个月就是十万。普通演员四五千一个月，跑龙套的小姑娘一个月也要两三千，吃住都是我管。整个团，演员二十来个，乐队后勤加起来共有五十人，每次出去都要三四辆大车，每个月光发工资都要十八万。”倪秋花胖胖的，长头发染成红色，大眼睛画着浓妆，笑声沙哑爽朗，脖子上还挂着一条金项链。
因为在农村剧团里名气大，倪秋花的团每年能做五六百场戏，每一场包括一场正本和一出折子戏，算下来，十个月每天平均都要演两场。倪秋花笑道，戏金平常是四五千元一场，过年的时候可高达上万元一场，农村做戏，做七天的，戏金就有七八万。
“锣鼓响，脚底痒”，这几年，金华农村经济条件还不错，当地人又重视传统，庙会、过年、老人祝寿、修路，村村轮流做戏，大半年都“有戏”。“婺剧民间剧团职业化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他们的演员组合，来自全国各地，主要演员以金华地区的为主，武打演员多从河北、河南来。”民间职业剧团人员进出不受编制的约束，方便多了。这样的用人制度带来的是民间职业婺剧团的高收入。包华升说，“民间职业婺剧团主要演员一年收入能上十万多元，比国有剧团的一级演员工资还高。大部分剧团老板一年也能落下几十万收入，十分可观。”
当农村剧团在为留演员、抢市场、找剧本想办法时，国有剧团却有另外的烦恼。记者从金华市文化藝术处了解到，金华地区原有四个国有婺剧团，其中浙江婺剧团和义乌市婺剧团已经改制为艺术研究院，属于二级事业单位。
好在义乌市婺剧团还得到了民企复星集团的支持。今年6月10日，由复星集团全程赞助的婺剧《鸡毛飞上天》被引入上海，促成了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与上海百姓见面。复星近年来致力于“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婺剧是复星尝试“复兴”的重要项目之一。
另外两个国有婺剧团，一是东阳婺剧团，因为“养老负担重”，正在进行企业化改制；而兰溪市婺剧团，则因为地方财政支持跟不上，已经“基本倒掉了”。
“这就像野生动物和动物园里的动物，野生动物有着本能的求生欲，而动物园里的动物则会产生惰性，慢慢失去竞争力。”包华升做了个比较。国有剧团投资几百万创作一幕剧去参赛，往往“比赛拿奖，刀枪入库”，获奖剧目老百姓很难看到，也不爱看。而民营剧团一场戏区区几万元投入，却是实打实地演给老百姓看。金华农村流行“斗台”，几个戏班子一起演，谁台下人多，谁就赢，“这是真正的用脚投票。”
没有国家一级演员和教授、专家，又一门心思为赚钱，有人担心，把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使命交给这些戏班子，靠谱吗？“京剧新四大名旦老四大名旦，不都是在市场化的私人戏班子里培养出来的？”包华升反问。
几十年前，田间地头，农民拦下过路的吴光煜，请求他现场表演一段《僧尼会》，吴光煜呵呵笑着，跳下拖拉机，摇身变成“小和尚”。
几十年后，已经快八十岁的吴光煜在台上背起最后一个“小尼姑”过河，下台后大汗淋漓，说了一句，“我背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