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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生11000余人，外国学生5000多名——在过去的46年间，很少有一所高校能够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感知中国政经的脉动
三代
1961年，李亿民从东北师大中文系毕业，随后被抽调入京，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法语，成为“国家出国汉语储备师资”第一批30名学员之一。
“储备师资”是奉总理周恩来指示，学员都来自全国各知名高校的中文系，交由北外代培英法西等“媒介语”，从1961年到1964年，一共“储备”了128人，这批人后来被称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国家队”，并被陆续派出，两三年回国后基本都留在了刚成立的北京语言学院。
1971年，“国家队”一度被“抢”到北京市高教局，“后来是陈（毅）老总发话：‘他们是人才，不能走。’才让我们回的北京语言学校。”然而时值文革，北京语言学校已遭停课，“国家队”便到留守处编教材。连同更早一些的一批老北大人，他们成为了北京语言学校对外汉语教学传统的重要源流。
1973年，北京语言学校复校，由北外西院迁至五道口。
大规模往欧美派遣汉语老师，要等到1978年中美建交后，在此之前，能去的只有法国。
1973—1976年，李亿民在巴黎第三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任教，“他们对中国是真的好奇和喜欢，功利目的不明显，特别是夜课，很多人下了班，买个三明治，坐着地铁就来听课了。最多的时候，中文系有1800人。”
法国政府按照法国工资标准给老师们发工资，“一手从银行取出法郎，一手就交给了大使馆”，中国补贴的标准是40元/月。“买摞手纸都不够，”李亿民笑着回忆，“好在我们从小受毛泽东思想教育，热爱祖国、忍受力强。”
不过国内的批斗闹得再凶，对外汉语教学也很少谈及政治，“我们还是讲塞翁失马，讲中国的历史故事。”因为“搞文化”让人没有戒心，法国的不少外交官也来听课，于是民间外交便显得顺理成章。
30年后，被派往太平洋岛国汤加的北京语言学校教师黄柏林说，他的学生里，就有汤加总司令的女儿、旅游部长的儿子和一号议员的孙子。
1981年，赵菁从北大中文系毕业，“班里7个同学，200多个单位来抢，各大部委的、中央台、北京台、中央电台……”因为不喜欢坐班，又惦记着寒暑假，她选择了去北京语言学校任教。
赵菁上的第一节课是教一个埃及学生班口语，“当时主要还是非洲学生，有500多非洲学生拿中国政府的奖学金，现在可能还有十几个吧。”
不过毕竟已经来到1980年代，师生间的交流开始增多，老师会经常去学生宿舍，和同学一起做饭吃，师生恋也在那时开始出现。
1992年，中韩建交，第一批韩国学生来到北京语言学校。1996年，北京语言学校西边的韩国街已初具规模，再过几年，这些不断增加的韩国人将成为北京语言学校留学生的第一大户。
赵菁现在是北京语言学校汉语学院的副院长，院里的“80后”教师已经开始登台，闻一多的曾孙女闻婷是其中之一。在研究生毕业前，闻婷做过编导，做过媒体公关，在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工作过，但最后还是决定留校，满足家族特殊的民族自尊心和国家荣誉感，“我找男朋友，我爷爷就一个要求：要爱国。”这个1980年出生的女孩咯咯地笑。
爱情
2003年春夏之交，“非典”。北京语言学校封校，那些韩国情侣们只能隔着校门口的铁栅栏牵手、亲吻。千里之外的甘肃静宁，英国女孩米静婕坐在液化气罐上，看着高二男生高向东花5个小时为她做了一顿饭。
比高向东小一岁的米静婕，在2002年中学毕业后选择来中国支教一年，英方为她安排的是静宁一中，支教时代的爱情开始在小城秘密地生长。
2003年8月，米静婕回国，她放弃了已经录取她的大学和自己喜爱的计算机专业，进入利兹大学学习中文，静宁一中校外的IC卡电话亭，成为她和高向东之间唯一的纽带。
2004年，米静婕觉得这样的生活不能持续，决定去中国读大学。她上网寻找：有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接纳零起点的外国留学生读本科？
然后她找到了北京语言学校。她给父亲打电话：我能不能去中国学习？父亲只问了一句：那是不是一所正规的大学？“应该是吧！利兹大学用的教材都是他们编的！”
她应该感到幸运，赶上了末班车。北京语言学校后来抬高了门槛，本科教学不再招收不懂汉语的外国学生。
2004年2月，米静婕来到了北京语言学校。同年6月，高向东高考，8个志愿填的都是北京语言学校周边的学校，“但是当时不懂拉开档次，填的学校都是同一批，自以为发挥得不错，结果差4分没过线。”
复读一年，终于在2005年考入紧邻北京语言学校的中国地质大学。那无疑是煎熬的一年，受高向东高考失利的影响，米静婕也挂科了，同样复读一学期。
大二的报刊课，米静婕遇到了“自己转折点上的老师”，“她特别严格，但是毕业以后大家都爱死她了。”由此，米静婕的中文开始发生质变，今年6月，她以北京语言学校10大优秀留学生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截至2008年，在中国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已有4000余万人次，并且有100余万人通过了HSK（汉语水平考试），7月，首届在华留学生汉语大赛应时举行，米静婕获得第三名。
“你会留在中国吗？”
“当然！”
小联合国
北京语言学校校方对自己的定位之一是“中国惟一一所以汉语国际推广和对来华留学生进行汉语、中华文化教育为主要任务的国际型大学”，而在民间，北京语言学校则获赠雅号“小联合国”。
今年刚刚确定留校任教的罗丹记得自己来学校的第一印象：“校园怎么这么小？”不过她很快发现了北京语言学校的“大”——一种建立在多元文化基础上的“大”。她用两个器官来描述了这种感觉：北京语言学校人的胃特别包容，什么都能吃，也什么都吃得到；北京语言学校人的眼睛对颜色已经见怪不怪，看到白人、黑人，都觉得是黄种人……
30年前，一切并非如此。当时，逸夫体育馆还只是一个露天游泳池，炎炎夏日，有女留学生穿着比基尼来凉快，结果被工作人员拒之门外。
女生：为什么不让进？
工作人员：在我们国家，泳衣泳裤都是一件。
女生：好吧，那你让我脱哪一件呢？……
尽管这个对话听起来像是解冻后好事者的附会，但做了多年教务的肖长春老师知道，这种宽容来得并不容易。
以肖的观察，各国留学生中，以韩国学生最能适应中国“非秩序化的生活”，譬如闯红灯、狠命砍价，很快就能“上手”，而又以日本学生适应得最慢。至于欧美学生，“他们提出的问题通常比较深，比如学校调整课表，缩短课时，韩国学生会和中国学生一样，高兴得不得了，但欧美学生就会提出抗议 ：我们交了学费，为什么缩短课时？他们对公平的关注特别让人感慨。”
北京语言学校的课堂上很少谈论政治，这是师生的一个默契，偶有无法回避的，有老师会别具一格地以造句练习来强调己方立场，譬如“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至于对中国的批评，“我们一个永远的基调是：中国是有问题，但中国政府和人民在不断努力。”一位北京语言学校老师说。
但这并不等于政治不会关心你。1999年“炸馆事件”发生后，北京语言学校校园里的一些欧洲学生曾经穿过“我不是美国人”的T恤。
当然，对于大多数北京语言学校的留学生来说，他们并不特别关心这些“大道理”。
安民是英国人，在北京语言学校学习5个月后，日常对话已经不成问题，报名当志愿者的他，奥运期间将驻守首都机场，为各国游客指路，“主要是想学习北京的经验，因为四年以后就是伦敦啊。”
郭可安来自哥斯达黎加，一年多以前，他正准备收拾行李去台北学习中文，忽然被告知行程取消——哥斯达黎加和台湾“断交”了。在拿到中国政府的奖学金后，他改飞北京。现在他更关心的是，在北京如何在暑期，特别是奥运会期间找到一份不错的兼职。
在某种程度上，北京语言学校就是中国的缩影，曾经保守、封闭、单纯，现在进步、开放，却也和中国一样更加复杂，更加经世致用。
今年夏天刚刚毕业的一个特殊的班级，就是为中国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矿产开发培养懂中文的当地人才，类似这样高收费的公司班还有很多，“这和北京语言学校本身的变革当然有关，但更多地是适应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一位老师说。
6月底，北京语言大学提前进行了部分留学生的期末考试——他们的签证多在7月1日到期，而前奥运时期的中国，续签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收紧签证的影响同时开始波及招生，一些老师预期，暑期留学生班的规模会有所缩小。
更加细心的人还发现，人民币进入升值周期以来，来北京语言学校的外国学生已开始减少。
在某种程度上，北京语言学校就是中国的缩影，曾经保守、封闭、单纯，现在进步、开放，却也和中国一样更加复杂，更加经世致用。
三代
1961年，李亿民从东北师大中文系毕业，随后被抽调入京，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法语，成为“国家出国汉语储备师资”第一批30名学员之一。
“储备师资”是奉总理周恩来指示，学员都来自全国各知名高校的中文系，交由北外代培英法西等“媒介语”，从1961年到1964年，一共“储备”了128人，这批人后来被称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国家队”，并被陆续派出，两三年回国后基本都留在了刚成立的北京语言学院。
1971年，“国家队”一度被“抢”到北京市高教局，“后来是陈（毅）老总发话：‘他们是人才，不能走。’才让我们回的北京语言学校。”然而时值文革，北京语言学校已遭停课，“国家队”便到留守处编教材。连同更早一些的一批老北大人，他们成为了北京语言学校对外汉语教学传统的重要源流。
1973年，北京语言学校复校，由北外西院迁至五道口。
大规模往欧美派遣汉语老师，要等到1978年中美建交后，在此之前，能去的只有法国。
1973—1976年，李亿民在巴黎第三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任教，“他们对中国是真的好奇和喜欢，功利目的不明显，特别是夜课，很多人下了班，买个三明治，坐着地铁就来听课了。最多的时候，中文系有1800人。”
法国政府按照法国工资标准给老师们发工资，“一手从银行取出法郎，一手就交给了大使馆”，中国补贴的标准是40元/月。“买摞手纸都不够，”李亿民笑着回忆，“好在我们从小受毛泽东思想教育，热爱祖国、忍受力强。”
不过国内的批斗闹得再凶，对外汉语教学也很少谈及政治，“我们还是讲塞翁失马，讲中国的历史故事。”因为“搞文化”让人没有戒心，法国的不少外交官也来听课，于是民间外交便显得顺理成章。
30年后，被派往太平洋岛国汤加的北京语言学校教师黄柏林说，他的学生里，就有汤加总司令的女儿、旅游部长的儿子和一号议员的孙子。
1981年，赵菁从北大中文系毕业，“班里7个同学，200多个单位来抢，各大部委的、中央台、北京台、中央电台……”因为不喜欢坐班，又惦记着寒暑假，她选择了去北京语言学校任教。
赵菁上的第一节课是教一个埃及学生班口语，“当时主要还是非洲学生，有500多非洲学生拿中国政府的奖学金，现在可能还有十几个吧。”
不过毕竟已经来到1980年代，师生间的交流开始增多，老师会经常去学生宿舍，和同学一起做饭吃，师生恋也在那时开始出现。
1992年，中韩建交，第一批韩国学生来到北京语言学校。1996年，北京语言学校西边的韩国街已初具规模，再过几年，这些不断增加的韩国人将成为北京语言学校留学生的第一大户。
赵菁现在是北京语言学校汉语学院的副院长，院里的“80后”教师已经开始登台，闻一多的曾孙女闻婷是其中之一。在研究生毕业前，闻婷做过编导，做过媒体公关，在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工作过，但最后还是决定留校，满足家族特殊的民族自尊心和国家荣誉感，“我找男朋友，我爷爷就一个要求：要爱国。”这个1980年出生的女孩咯咯地笑。
爱情
2003年春夏之交，“非典”。北京语言学校封校，那些韩国情侣们只能隔着校门口的铁栅栏牵手、亲吻。千里之外的甘肃静宁，英国女孩米静婕坐在液化气罐上，看着高二男生高向东花5个小时为她做了一顿饭。
比高向东小一岁的米静婕，在2002年中学毕业后选择来中国支教一年，英方为她安排的是静宁一中，支教时代的爱情开始在小城秘密地生长。
2003年8月，米静婕回国，她放弃了已经录取她的大学和自己喜爱的计算机专业，进入利兹大学学习中文，静宁一中校外的IC卡电话亭，成为她和高向东之间唯一的纽带。
2004年，米静婕觉得这样的生活不能持续，决定去中国读大学。她上网寻找：有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接纳零起点的外国留学生读本科？
然后她找到了北京语言学校。她给父亲打电话：我能不能去中国学习？父亲只问了一句：那是不是一所正规的大学？“应该是吧！利兹大学用的教材都是他们编的！”
她应该感到幸运，赶上了末班车。北京语言学校后来抬高了门槛，本科教学不再招收不懂汉语的外国学生。
2004年2月，米静婕来到了北京语言学校。同年6月，高向东高考，8个志愿填的都是北京语言学校周边的学校，“但是当时不懂拉开档次，填的学校都是同一批，自以为发挥得不错，结果差4分没过线。”
复读一年，终于在2005年考入紧邻北京语言学校的中国地质大学。那无疑是煎熬的一年，受高向东高考失利的影响，米静婕也挂科了，同样复读一学期。
大二的报刊课，米静婕遇到了“自己转折点上的老师”，“她特别严格，但是毕业以后大家都爱死她了。”由此，米静婕的中文开始发生质变，今年6月，她以北京语言学校10大优秀留学生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截至2008年，在中国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已有4000余万人次，并且有100余万人通过了HSK（汉语水平考试），7月，首届在华留学生汉语大赛应时举行，米静婕获得第三名。
“你会留在中国吗？”
“当然！”
小联合国
北京语言学校校方对自己的定位之一是“中国惟一一所以汉语国际推广和对来华留学生进行汉语、中华文化教育为主要任务的国际型大学”，而在民间，北京语言学校则获赠雅号“小联合国”。
今年刚刚确定留校任教的罗丹记得自己来学校的第一印象：“校园怎么这么小？”不过她很快发现了北京语言学校的“大”——一种建立在多元文化基础上的“大”。她用两个器官来描述了这种感觉：北京语言学校人的胃特别包容，什么都能吃，也什么都吃得到；北京语言学校人的眼睛对颜色已经见怪不怪，看到白人、黑人，都觉得是黄种人……
30年前，一切并非如此。当时，逸夫体育馆还只是一个露天游泳池，炎炎夏日，有女留学生穿着比基尼来凉快，结果被工作人员拒之门外。
女生：为什么不让进？
工作人员：在我们国家，泳衣泳裤都是一件。
女生：好吧，那你让我脱哪一件呢？……
尽管这个对话听起来像是解冻后好事者的附会，但做了多年教务的肖长春老师知道，这种宽容来得并不容易。
以肖的观察，各国留学生中，以韩国学生最能适应中国“非秩序化的生活”，譬如闯红灯、狠命砍价，很快就能“上手”，而又以日本学生适应得最慢。至于欧美学生，“他们提出的问题通常比较深，比如学校调整课表，缩短课时，韩国学生会和中国学生一样，高兴得不得了，但欧美学生就会提出抗议 ：我们交了学费，为什么缩短课时？他们对公平的关注特别让人感慨。”
北京语言学校的课堂上很少谈论政治，这是师生的一个默契，偶有无法回避的，有老师会别具一格地以造句练习来强调己方立场，譬如“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至于对中国的批评，“我们一个永远的基调是：中国是有问题，但中国政府和人民在不断努力。”一位北京语言学校老师说。
但这并不等于政治不会关心你。1999年“炸馆事件”发生后，北京语言学校校园里的一些欧洲学生曾经穿过“我不是美国人”的T恤。
当然，对于大多数北京语言学校的留学生来说，他们并不特别关心这些“大道理”。
安民是英国人，在北京语言学校学习5个月后，日常对话已经不成问题，报名当志愿者的他，奥运期间将驻守首都机场，为各国游客指路，“主要是想学习北京的经验，因为四年以后就是伦敦啊。”
郭可安来自哥斯达黎加，一年多以前，他正准备收拾行李去台北学习中文，忽然被告知行程取消——哥斯达黎加和台湾“断交”了。在拿到中国政府的奖学金后，他改飞北京。现在他更关心的是，在北京如何在暑期，特别是奥运会期间找到一份不错的兼职。
在某种程度上，北京语言学校就是中国的缩影，曾经保守、封闭、单纯，现在进步、开放，却也和中国一样更加复杂，更加经世致用。
今年夏天刚刚毕业的一个特殊的班级，就是为中国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矿产开发培养懂中文的当地人才，类似这样高收费的公司班还有很多，“这和北京语言学校本身的变革当然有关，但更多地是适应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一位老师说。
6月底，北京语言大学提前进行了部分留学生的期末考试——他们的签证多在7月1日到期，而前奥运时期的中国，续签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收紧签证的影响同时开始波及招生，一些老师预期，暑期留学生班的规模会有所缩小。
更加细心的人还发现，人民币进入升值周期以来，来北京语言学校的外国学生已开始减少。
在某种程度上，北京语言学校就是中国的缩影，曾经保守、封闭、单纯，现在进步、开放，却也和中国一样更加复杂，更加经世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