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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重金属污染防治，近年来，政府部门、科研院所、产业界齐上阵，在政策标准、技术支撑、监测体系等领域全面开展研究与实践。近日，来自云南、广西等14个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省(区)的环保厅及其业务支撑单位代表，水专项、环保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相关负责人、有关科研单位以及环保企业代表齐聚湖南省株洲市，总结近年来工作进展，交流科研成果，为防治重金属污染工作支招。
工业行业重金属污染有救吗？
以节能减排为核心，以污染预防为重点，以提升科技水平为切入点，一定能找到突破口
“重金属污染主要是工业行业造成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环境保护部清洁生产中心主任段宁说，我国工业行业重金属污染具备排量大、浓度高，空间集中、行业集中，设备老化，技术落后等特点。行业单位产品的重金属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值的近7倍；其中有色金属矿(含伴生矿)采选业、有色金属冶炼业、含铅蓄电池业、皮革及其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这五大重金属污染重点防控行业的重金属排量占总排放量的95％以上；我国相当一部分工业行业投产年代已久，设备老化严重；企业规模小、技术落后情形在涉重行业普遍存在。
工业行业重金属污染如何防治？段宁结合电解锰行业的实际案例，提出了一套清洁生产全过程控制思路，即以节能减排为核心，以污染预防为重点，以提升科技水平为切入点，以工艺清洁化、设备密封化、运行自动化、计量精准化为突破口。他提供的实际案例中包括了减量技术案例、替代技术案例和回用技术案例。
在减量技术案例中，他介绍了湖南金旭冶化有限责任公司采用的电解锰行业废水全过程控制技术。这家公司废水排放量大，氨氮排放量曾居全国前列；重金属(铬、镉、铅)产生点位多；电解液、钝化液、金属粉尘直接洒落。公司采用电解锰行业废水全过程控制技术，设计和实现了3次减量、两次循环的大型设备(与5000吨电解锰生产线配套)，实现了水污染物的近零排放；开发了连续出槽、入槽工艺，实现省电8％以上，提高产能20％以上；将激光定位、机械手、自动控制等高新技术引入了电解锰行业。
据段宁介绍，在回用技术方面，目前企业广泛采用的是“还原——中和沉淀法”，这种方法极易造成铬的二次污染。而贵州太丰锰业有限公司(两万吨/年)采用了电解锰含铬废水资源化技术，这项技术已在松桃太丰电解锰厂建立示范工程。通过工程实施，太丰电解锰厂年回收废水中铬资源46吨，经济效益达92万元，年节省铬渣处置费用48万元。
与会代表表示，重污染行业遵循清洁生产全过程控制思路，特别是工艺清洁化、设备密封化、运行自动化、计量精准化“四化”要求，对重金属污染防治很有启发。
能实时监测污染吗？
我国重金属污染监测需求特殊，急需运用成套技术装备和性能先进的仪器，全面覆盖“三相五毒四手段”
当前，我国重金属污染监测技术装备面临诸多问题:在线监测技术装备门类不齐，实时连续感知手段缺少；现场快速检测技术装备落后，应急工作被动；技术装备未实现产业化或产业化程度低，规模效应小；进口设备价格昂贵、服务缺少、普及困难等。
同时，在实际工作中，重金属污染监测还有特殊困境:技术手段单一，应用成套化程度低，不符合综合防治需求；现场工况恶劣复杂，进口传感器适应性差，不满足应用需求；幅员辽阔，污染严重，需要搭建世界上最庞大的环境监测网。
针对这种状况，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研究员杨凯在交流会上作了题为《“十二五”重金属污染监测需求与技术现状》的报告。杨凯认为，“十二五”时期重金属污染监测最急需的是成套的技术装备和性能先进的仪器。
技术装备成套方面，他向与会代表介绍了“三相五毒四手段”。“四手段”即环境预警、环境监督、微调工艺；环境执法、污染调查、环境教育；例行监测、学术研究、环保仲裁；立体监测、同步监测、事故跟踪。
杨凯强调说，在新形势下，只有推广有机整合应用“四手段”监测成套化技术装备，才能遏制汞、镉、铅、铬、砷环境“五毒”的排放与迁移转化，全面保护气、水、固体环境“三相”，切实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杨凯在报告中还介绍了“十二五”重金属污染监测的特殊需求。一是“装备成套”:监测技术全面覆盖“三相五毒四手段”，为环境三相重金属污染防治提供科学、完备的技术装备体系。二是“应用成套”:系列装备要满足重金属监察执法、监测及污染预警应急等“应用成套”需求，为环保部门立体监管提供利器。三是要求研制应用的重金属监测技术装备指标达到先进水平，逐步满足成套监测技术设备性能先进的需求。
科技支撑能跟上吗？
下一步将完善政策标准体系，注重科学性、系统性、实用性，加强技术示范与评估
针对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环境保护部已经在科研、标准、技术支撑上做出全面安排。科技标准司副司长刘志全介绍说，目前，重金属污染已被列入水专项、环保公益型项目的重点支持方向。环境保护部积极组织与重金属污染防治相关的项目，并加强了对历年相关项目的管理。其中水专项在“十一五”期间开展了湘江重点污染源削减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近期将进行验收。
从2007年开始，国家环保公益型项目先后安排了超过1亿元的资金，涉及重金属污染防治方面有近30个项目，包括长株潭重金属矿区污染控制和生态修复技术研究、有色金属冶炼重点行业重金属污染控制和管理支撑技术研究等，其中一批研究成果已得到应用。
刘志全表示，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注重技术引导，特别是制定了与重金属污染治理相关的一些技术政策、最佳可行技术指南、工程技术规范，涵盖铅锌冶炼、钢铁行业、电解锰等行业。
在标准方面，环境保护部已经陆续发布了钢铁、电解锰、炼选矿、陶瓷、有色金属工业排放标准及清洁生产标准，标准力度越来越大，指标越来越严格。刘志全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健全政策体系，完善标准。在标准方面，注重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特别是补充重金属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判定，包括环境质量标准中重金属的指标和限值。 刘志全说，今后要加大技术示范和推广力度，加强技术政策的引导。积极开发和推广安全高效、能耗物耗低、环保达标、资源综合利用好的先进工艺技术和装备。包括建立清洁生产和污染全过程控制的技术体系，加强重金属污染治理修复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要推广一批经济适用的技术，特别是一些已经成功应用的技术和项目，加大向全国辐射推广的力度。”
治理技术瓶颈怎样突破？
在重金属废气治理、污染土壤修复、含重金属废物综合利用等方面，都缺乏经济适用的技术；建议建设示范项目进行技术集成与创新
作为此次会议的“东道主”，湖南省环保厅常务副厅长王会龙在会上指出:“重金属污染治理有资金、技术上的困难，但最大的瓶颈在于技术。”
他说，目前，重金属污染治理技术总体来讲是需求量大与供应不足的矛盾。“科技成果、技术成果供应不足，还跟不上防治的步伐。比如在重金属废气的治理上，在重金属污染土壤的修复方面，在含重金属废物的综合利用方面等，都缺乏经济适用的技术。在协同减排方面的技术也非常缺乏。”
王会龙说，重金属污染，污染因子很多，治理其中一、二种在技术上可行，协同减排、综合解决问题就比较困难。“重金属污染防治迫切需要科技支撑，尤其是经济适用技术的技术突破。”
对此，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环境工程研究所副所长杨晓松表示，重金属污染治理必须坚持“源头削减——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的综合防治技术路线，同时要实现环境治理区域化、社会化。“要从企业封闭、孤立的‘三废’治理模式，转变为污染典型区域(矿区或大型联合企业)环境综合整治和社会统筹安排的治理模式。”
他同时指出，目前，我国缺乏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管理嵌入环境管理和形成常态化管理的机制；相关技术评估体系建设滞后，缺少量化的技术评估检测平台；缺少“产生——加工应用——回收”全过程的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技术管理体系等。
杨晓松在会上建议，要严格执行相关的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条件，淘汰落后产能。在污染防治工作中，注重全过程控制和必要的末端处理，实现“工艺、环保一体化”。在相关技术研发方面，他建议应由注重单项处理技术向有价金属回收技术和技术的集成和协同方向转变。
针对重金属污染治理过程中的技术瓶颈，湖南博世科华艺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成一知的建议是:建设示范项目，进行技术集成与创新。
具体来说，就是根据园区土壤、废渣及水体底泥的重金属污染特征，综合考虑污染物种类、形态、规划用地性质、治理目标及治理成本等因素，开展化学稳定固化技术、植物修复及微生物修复等生态治理技术有机结合的重金属污染土壤、场地治理技术集成与创新性研究和工程示范，实现重金属污染治理技术的本土化、系列化、区域化应用。
成一知还建议，由政府主管部门主导、科研机构及企业配合制订湖南清水塘工业区土壤环境质量地方标准；以清水塘工业区为依托，联合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科研机构和环境治理企业，共建产学研相结合的重金属污染治理技术创新平台——一个辐射湘江流域的协作、开放的科技资源开发与技术服务平台，形成示范，有效推进湘江流域的重金属污染治理。
中国工程院院士、环境保护部清洁生产中心主任段宁:
我国工业行业重金属污染排量大、浓度高，空间集中、行业集中，设备老化、技术落后。应采取清洁生产全过程控制思路，以工艺清洁化、设备密封化、运行自动化、计量精准化为突破口。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研究员杨凯:
我国幅员辽阔，重金属污染严重，需要搭建世界上最庞大的监测网。“十二五”时期重金属污染监测最急需的是成套的技术装备和性能先进的仪器。
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副司长刘志全:
标准方面，下一步将注重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特别是要补充重金属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判定，包括环境质量标准中重金属的指标和限值。
湖南省环保厅常务副厅长王会龙:
在重金属污染治理方面，最大的瓶颈在于技术。在重金属废气治理、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含重金属废物综合利用等方面，都缺乏经济适用的技术。在协同减排方面的技术也非常缺乏。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环境工程研究所副所长杨晓松:
重金属污染治理必须坚持“源头削减——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的综合防治技术路线，同时要实现环境治理区域化、社会化。要从企业封闭、孤立的“三废”治理模式，转变为污染典型区域(矿区或大型联合企业)环境综合整治和社会统筹安排的治理模式。
工业行业重金属污染有救吗？
以节能减排为核心，以污染预防为重点，以提升科技水平为切入点，一定能找到突破口
“重金属污染主要是工业行业造成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环境保护部清洁生产中心主任段宁说，我国工业行业重金属污染具备排量大、浓度高，空间集中、行业集中，设备老化，技术落后等特点。行业单位产品的重金属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值的近7倍；其中有色金属矿(含伴生矿)采选业、有色金属冶炼业、含铅蓄电池业、皮革及其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这五大重金属污染重点防控行业的重金属排量占总排放量的95％以上；我国相当一部分工业行业投产年代已久，设备老化严重；企业规模小、技术落后情形在涉重行业普遍存在。
工业行业重金属污染如何防治？段宁结合电解锰行业的实际案例，提出了一套清洁生产全过程控制思路，即以节能减排为核心，以污染预防为重点，以提升科技水平为切入点，以工艺清洁化、设备密封化、运行自动化、计量精准化为突破口。他提供的实际案例中包括了减量技术案例、替代技术案例和回用技术案例。
在减量技术案例中，他介绍了湖南金旭冶化有限责任公司采用的电解锰行业废水全过程控制技术。这家公司废水排放量大，氨氮排放量曾居全国前列；重金属(铬、镉、铅)产生点位多；电解液、钝化液、金属粉尘直接洒落。公司采用电解锰行业废水全过程控制技术，设计和实现了3次减量、两次循环的大型设备(与5000吨电解锰生产线配套)，实现了水污染物的近零排放；开发了连续出槽、入槽工艺，实现省电8％以上，提高产能20％以上；将激光定位、机械手、自动控制等高新技术引入了电解锰行业。
据段宁介绍，在回用技术方面，目前企业广泛采用的是“还原——中和沉淀法”，这种方法极易造成铬的二次污染。而贵州太丰锰业有限公司(两万吨/年)采用了电解锰含铬废水资源化技术，这项技术已在松桃太丰电解锰厂建立示范工程。通过工程实施，太丰电解锰厂年回收废水中铬资源46吨，经济效益达92万元，年节省铬渣处置费用48万元。
与会代表表示，重污染行业遵循清洁生产全过程控制思路，特别是工艺清洁化、设备密封化、运行自动化、计量精准化“四化”要求，对重金属污染防治很有启发。
能实时监测污染吗？
我国重金属污染监测需求特殊，急需运用成套技术装备和性能先进的仪器，全面覆盖“三相五毒四手段”
当前，我国重金属污染监测技术装备面临诸多问题:在线监测技术装备门类不齐，实时连续感知手段缺少；现场快速检测技术装备落后，应急工作被动；技术装备未实现产业化或产业化程度低，规模效应小；进口设备价格昂贵、服务缺少、普及困难等。
同时，在实际工作中，重金属污染监测还有特殊困境:技术手段单一，应用成套化程度低，不符合综合防治需求；现场工况恶劣复杂，进口传感器适应性差，不满足应用需求；幅员辽阔，污染严重，需要搭建世界上最庞大的环境监测网。
针对这种状况，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研究员杨凯在交流会上作了题为《“十二五”重金属污染监测需求与技术现状》的报告。杨凯认为，“十二五”时期重金属污染监测最急需的是成套的技术装备和性能先进的仪器。
技术装备成套方面，他向与会代表介绍了“三相五毒四手段”。“四手段”即环境预警、环境监督、微调工艺；环境执法、污染调查、环境教育；例行监测、学术研究、环保仲裁；立体监测、同步监测、事故跟踪。
杨凯强调说，在新形势下，只有推广有机整合应用“四手段”监测成套化技术装备，才能遏制汞、镉、铅、铬、砷环境“五毒”的排放与迁移转化，全面保护气、水、固体环境“三相”，切实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杨凯在报告中还介绍了“十二五”重金属污染监测的特殊需求。一是“装备成套”:监测技术全面覆盖“三相五毒四手段”，为环境三相重金属污染防治提供科学、完备的技术装备体系。二是“应用成套”:系列装备要满足重金属监察执法、监测及污染预警应急等“应用成套”需求，为环保部门立体监管提供利器。三是要求研制应用的重金属监测技术装备指标达到先进水平，逐步满足成套监测技术设备性能先进的需求。
科技支撑能跟上吗？
下一步将完善政策标准体系，注重科学性、系统性、实用性，加强技术示范与评估
针对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环境保护部已经在科研、标准、技术支撑上做出全面安排。科技标准司副司长刘志全介绍说，目前，重金属污染已被列入水专项、环保公益型项目的重点支持方向。环境保护部积极组织与重金属污染防治相关的项目，并加强了对历年相关项目的管理。其中水专项在“十一五”期间开展了湘江重点污染源削减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近期将进行验收。
从2007年开始，国家环保公益型项目先后安排了超过1亿元的资金，涉及重金属污染防治方面有近30个项目，包括长株潭重金属矿区污染控制和生态修复技术研究、有色金属冶炼重点行业重金属污染控制和管理支撑技术研究等，其中一批研究成果已得到应用。
刘志全表示，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注重技术引导，特别是制定了与重金属污染治理相关的一些技术政策、最佳可行技术指南、工程技术规范，涵盖铅锌冶炼、钢铁行业、电解锰等行业。
在标准方面，环境保护部已经陆续发布了钢铁、电解锰、炼选矿、陶瓷、有色金属工业排放标准及清洁生产标准，标准力度越来越大，指标越来越严格。刘志全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健全政策体系，完善标准。在标准方面，注重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特别是补充重金属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判定，包括环境质量标准中重金属的指标和限值。 刘志全说，今后要加大技术示范和推广力度，加强技术政策的引导。积极开发和推广安全高效、能耗物耗低、环保达标、资源综合利用好的先进工艺技术和装备。包括建立清洁生产和污染全过程控制的技术体系，加强重金属污染治理修复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要推广一批经济适用的技术，特别是一些已经成功应用的技术和项目，加大向全国辐射推广的力度。”
治理技术瓶颈怎样突破？
在重金属废气治理、污染土壤修复、含重金属废物综合利用等方面，都缺乏经济适用的技术；建议建设示范项目进行技术集成与创新
作为此次会议的“东道主”，湖南省环保厅常务副厅长王会龙在会上指出:“重金属污染治理有资金、技术上的困难，但最大的瓶颈在于技术。”
他说，目前，重金属污染治理技术总体来讲是需求量大与供应不足的矛盾。“科技成果、技术成果供应不足，还跟不上防治的步伐。比如在重金属废气的治理上，在重金属污染土壤的修复方面，在含重金属废物的综合利用方面等，都缺乏经济适用的技术。在协同减排方面的技术也非常缺乏。”
王会龙说，重金属污染，污染因子很多，治理其中一、二种在技术上可行，协同减排、综合解决问题就比较困难。“重金属污染防治迫切需要科技支撑，尤其是经济适用技术的技术突破。”
对此，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环境工程研究所副所长杨晓松表示，重金属污染治理必须坚持“源头削减——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的综合防治技术路线，同时要实现环境治理区域化、社会化。“要从企业封闭、孤立的‘三废’治理模式，转变为污染典型区域(矿区或大型联合企业)环境综合整治和社会统筹安排的治理模式。”
他同时指出，目前，我国缺乏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管理嵌入环境管理和形成常态化管理的机制；相关技术评估体系建设滞后，缺少量化的技术评估检测平台；缺少“产生——加工应用——回收”全过程的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技术管理体系等。
杨晓松在会上建议，要严格执行相关的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条件，淘汰落后产能。在污染防治工作中，注重全过程控制和必要的末端处理，实现“工艺、环保一体化”。在相关技术研发方面，他建议应由注重单项处理技术向有价金属回收技术和技术的集成和协同方向转变。
针对重金属污染治理过程中的技术瓶颈，湖南博世科华艺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成一知的建议是:建设示范项目，进行技术集成与创新。
具体来说，就是根据园区土壤、废渣及水体底泥的重金属污染特征，综合考虑污染物种类、形态、规划用地性质、治理目标及治理成本等因素，开展化学稳定固化技术、植物修复及微生物修复等生态治理技术有机结合的重金属污染土壤、场地治理技术集成与创新性研究和工程示范，实现重金属污染治理技术的本土化、系列化、区域化应用。
成一知还建议，由政府主管部门主导、科研机构及企业配合制订湖南清水塘工业区土壤环境质量地方标准；以清水塘工业区为依托，联合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科研机构和环境治理企业，共建产学研相结合的重金属污染治理技术创新平台——一个辐射湘江流域的协作、开放的科技资源开发与技术服务平台，形成示范，有效推进湘江流域的重金属污染治理。
中国工程院院士、环境保护部清洁生产中心主任段宁:
我国工业行业重金属污染排量大、浓度高，空间集中、行业集中，设备老化、技术落后。应采取清洁生产全过程控制思路，以工艺清洁化、设备密封化、运行自动化、计量精准化为突破口。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研究员杨凯:
我国幅员辽阔，重金属污染严重，需要搭建世界上最庞大的监测网。“十二五”时期重金属污染监测最急需的是成套的技术装备和性能先进的仪器。
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副司长刘志全:
标准方面，下一步将注重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特别是要补充重金属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判定，包括环境质量标准中重金属的指标和限值。
湖南省环保厅常务副厅长王会龙:
在重金属污染治理方面，最大的瓶颈在于技术。在重金属废气治理、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含重金属废物综合利用等方面，都缺乏经济适用的技术。在协同减排方面的技术也非常缺乏。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环境工程研究所副所长杨晓松:
重金属污染治理必须坚持“源头削减——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的综合防治技术路线，同时要实现环境治理区域化、社会化。要从企业封闭、孤立的“三废”治理模式，转变为污染典型区域(矿区或大型联合企业)环境综合整治和社会统筹安排的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