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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得知中国共产党已有六个地方组织，马上意识到中国已经具备建党的条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意味着共产国际多了一个盟友。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自上而下“以西为师”，从器物层面的仿造，到观念制度的吸收，对西方的崇拜几乎是五体投地。
在晚清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革新思想大量传入中国并影响年轻一族。步入民国，随着陈独秀所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等刊物的发展，以及白话文运动的推动，自由、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影响了学生以及一般市民。
新文化运动由此如火如荼，开启了民智，人们从笼罩几千年的封建礼教中觉醒，对西风东渐的民主、平等价值观趋之若鹜，知识分子普遍有一种为真理献身的热情。这一趋势对早期建党活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一战爆发以后，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道义观发生了改变。原因之一是中国人看到了西方模式的局限性。梁启超、孙中山等具有前瞻性眼光的知识精英，看到了西方的萧条，正是西方社会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成为一战的导火线。他们觉得中国应该实现“超越性发展”，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辙。但“以西为师”的路行不通，又苦于没有其他合适的道路可走。
巴黎和会让中国知识分子集体见识到了西方国家的两面性。标榜公平正义价值体系的西方国家，在战后的世界秩序分配中，无所顾忌地出卖了中国的利益，这让很多人都难以接受。中国作为战胜国，本该取回原本被战败国德国侵占的土地，但西方强国却把德国在华利益转交给了日本，漠视了参战的中国为欧洲战场所付出的牺牲。
所谓的“公理战胜强权”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社会心理再一次崩溃。很多知识分子的期望幻灭了，原本寄托于西方社会的理想，变得无处安放。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急需找到新的精神支柱。
在一战结束之前，俄国国内爆发十月革命，这也直接导致俄国退出战争，导致一战及早结束。十月革命是不同于法兰西大革命的社会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更打动中国人心的是，苏俄政府对华宣布，废除旧俄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一切在华掠夺的所有权利。和西方列强相比，这个新生的国家看上去充满正义感和正能量。绝望彷徨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此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希望。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将人们对西方列强的愤怒情绪推到了极致。得益于当时的“新媒体”——报纸、电报传播，五四运动的进展迅速传遍全国。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散发他起草并付印的《北京市民宣言》，提出了明确的政治主张，北洋政府将他逮捕入狱。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界、各省函电交驰，要求释放陈独秀。学界有69人署名保释陈独秀，其中有著名的教授，也有普通的中学教员;有新派人物，也有旧派人物。对五四运动持反对态度的田桐，也发表函电，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在各方的压力下，陈独秀恢复了自由。
虽然北洋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陈独秀，但他还是处于类似限制居住的状态，人身安全和自由没有保障。1919年12月，广东军政府筹建西南大学，与陈独秀联络。翌年1月底，陈独秀因此来到上海商洽相关事宜，并任西南大学筹办员。2月初，陈离沪到汉，武汉各界多请其演讲。陈独秀离京的活动由此为北洋军警掌握，陈独秀回到北京后，担心再次遭到羁押，决定离开北京南下。李大钊亲自护送，于是，有了一段“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传奇。陈独秀原本是想去廣州开设西南大学，先在上海盘桓，后来办学的事没有成功，但是在上海开创了另一番更加伟大的局面。
陈独秀到上海后，很快投入了上海工人运动的考察研究中。北京政治高压形势严峻，工人运动不成规模，而上海近代工业发达，工人人数众多，工运基础比北京好很多。久在学术象牙塔中的陈独秀，亲身见识了工运这一浩浩荡荡的历史洪流。
上海同时又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南方重镇，陈独秀很快和上海宣传社会主义思潮的知识分子取得联络。他把《新青年》编辑部搬到了上海，进一步加强了这方面的舆论宣传阵地。
一次特殊的会面给陈独秀的思想带来更深远的影响。陈独秀在上海见到了来自苏俄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中国化名为吴廷康。
维经斯基的使命是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并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他在北京见过李大钊，对方向他推荐了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维经斯基到上海拜访了陈独秀，同行的有夫人库茨涅佐娃及担任翻译的俄籍华人杨明斋。对于这位来自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陈独秀评价颇高。
还在陈独秀关押在监狱时，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了在东亚各国人民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得到了俄共中央政治局的同意，并派他作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的身份，抵达远东具体实施这个提纲。
维经斯基感到中国新思想十分活跃，但不统一，而且，学者们主要停留在讲演、写文章上面，没有组织和实际行动。但维经斯基对陈独秀的印象不错，他第一个写信向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介绍了陈独秀，称他是“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
共产国际代表和陈独秀沟通了苏俄的精神，这也符合陈独秀的期望，在中国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双方一拍即合。
1920年6月，作为中共发起组织的社会共产党在上海成立，8月更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被选为书记。1920年11月，《共产党》刊物在上海创刊。中国的革命运动终于汇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洪流。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以后，陈独秀分别写信给北京的李大钊等人，长沙的毛泽东，济南的王乐平。李汉俊写信给武昌的董必武等人，委托他们在当地发起组织共产党早期组织。除了发展过沪回汉的刘伯垂入党，并委托刘发展武汉早期党组织，陈独秀还委托去日本留学的施存统建立中共旅日组织，委托去法国任教的张申府建立中共旅欧组织。1920年底，陈独秀到广州，又帮助谭平山等重组广州早期党组织。 很快，中共早期组织在上海、武汉、北京、长沙、广州、济南六个城市开花。
北京的核心人物是李大钊。1920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建党做准备。
李大钊还在北京多次会见共产国际代表，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1920年10月，他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党组织的最初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北京组织与在上海的陈独秀遥相呼应，积极活动，扩大宣传，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
1920年5月，毛泽东在上海见到了陈独秀，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启发，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给了毛泽东很大的鼓舞。他回到长沙后，1920年11月收到陈独秀、李达来信，接受正式筹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委托。中共上海发起组还把上海机器工会的组织情况、《中国共产党宣言》等转给毛泽东。
由蔡和森、毛泽东等创建的新民学会是中共早期党员的摇篮，毛泽东把新民学会中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会员，组成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小组成员最初6人，后发展到10人，骨干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史实表明，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筹建时，虽从未在新民学会会员中公开过，但确实是在该会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的，时间约在1920年11月间。
武汉早期组织的核心人物是刘伯垂。他一直追随孙中山，1918年出任广东军政府高等审判厅厅长。1919年8月7日，孙中山因对广东军政府的不满致电广州国会参众两院，宣布正式辞去政务总裁一职，声明今后对军政府之行动概不负责。刘伯垂紧随其后，辞去官职，与旅粤同志自费办起了《惟民》周刊，宣传革命主张。
此时，刘伯垂开始关注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将之视为“现代专制与军国主义之结束”。1920年夏秋，他回武汉时途经上海，会晤了在日留学时的文字学老师陈独秀。多次交谈后，经陈独秀介绍，刘伯垂加入了中共上海发起组。入党后受陈独秀派遣，来到武汉，与董必武、陈潭秋商榷成立武汉早期党组织事宜。
1920年8月，刘伯垂、董必武等七人共聚董必武寓所，刘伯垂主持召开了会议，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后，刘伯垂用陈独秀交付的建党经费租下湖北警察厅背后的武昌多公祠5号为机关部，门口挂着“刘芬律师事务所”的招牌做掩护。
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的组织下成立的。济南地区著名的进步人士、老同盟会员王乐平创办的齐鲁书社，广为推销全国各地出版的新书、新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新文化运动，受到进步知识青年的欢迎。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陈独秀函约王乐平在济南组织建党。王乐平接到陈独秀关于在济南建党的信后，由于考虑自身国民党员的身份，没有承担此约，而是推荐了王尽美和邓恩铭。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将人们对西方列强的愤怒情绪推到了极致。
按照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要求，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积极联络筹备，为广泛地吸收进步青年研究革命理论，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于1920年11月组织进步学术团——励新学会，并创办了《励新》半月刊杂志。经过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的积极筹备，1921年春，中共济南早期组织成立。
1920年12月，陈独秀接到广州陈炯明的邀请，赴广东出任孙中山军政府的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他的另一个目的，是开拓广州共产党组织。
广州的社会主义思潮也非常活跃，其中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各有不少拥趸。陈独秀认为，无政府主义就像一个组织散漫的俱乐部，并不适合革命，于是将广州的社会主义团体改造成广州共产党。
1921年春，在陈独秀主持下，广州组建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有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陈独秀还将《新青年》编辑部迁往广州。
除了国内六个组织，早期成员还在海外发展了力量。1920年秋，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东京建立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施存统为负责人。这两人在国内就参加了中共上海发起组。1921年春，张申府到法国后，成立了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其成员包括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和陈公培、赵世炎5人。
按照共产国际的建党要求，共产党需要先在各地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称为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才能召开成立大会，由各地派代表参加，宣告党的正式成立。
由于建党核心人物陈独秀于1920年底赴广州就职，建党大业重心曾一度向广州倾斜之势。
先是上海和广州核心成员之间发生了分歧。《新青年》的收入是党内活动经费的重要支撑，在上海的代理书记李汉俊跟陈独秀商量，上海的摊子已经铺得很大，经费紧张，希望陈独秀从《新青年》的收入中拨出200元到上海，充实活动经费。陈独秀没有答应。
1921年2月，陈独秀撰写了党章，主张中央集权，李漢俊认为陈过于家长作风，另写了一部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两人的矛盾日益公开化。最后李汉俊辞去代理书记的职务，由李达接替。
很快发生了更严重的一件事，因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组织发起五一纪念活动，遭到法租界巡捕的冲闯搜查。上海政治环境也不理想，李汉俊提议发起组织迁移到广州。当时陈独秀正在广州进行教育改革，对于迁移事宜不置可否。
就在举棋未定之际，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
当他们得知中国共产党已有六个地方组织，马上意识到中国已经具备建党的条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意味着共产国际多了一个盟友。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于是发起组织迁移广州的动议作罢，核心成员的注意力集中于建党这一战略目标。
中共上海发起组向各地党组织写信，约他们共赴上海商讨建党工作。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国内各地的早期党组织和旅日早期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
第一次大会，大会主持张国焘就宣布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也是在那次会议上，尼科尔斯基提议，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中国共产党一大会议召开，参会成员都没有异议，一致同意加入共产国际。中共一大向共产国际汇报的俄文材料还在俄国保留着。根据共产国际“二大”的有关规定，加入共产国际是共产党建党的重要标准。这意味着在会议第一天，中国共产党就在上海宣告诞生。
1921年9月，陈独秀从广东起程回到了上海，正式担负起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的工作。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鸣谢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自上而下“以西为师”，从器物层面的仿造，到观念制度的吸收，对西方的崇拜几乎是五体投地。
在晚清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革新思想大量传入中国并影响年轻一族。步入民国，随着陈独秀所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等刊物的发展，以及白话文运动的推动，自由、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影响了学生以及一般市民。
新文化运动由此如火如荼，开启了民智，人们从笼罩几千年的封建礼教中觉醒，对西风东渐的民主、平等价值观趋之若鹜，知识分子普遍有一种为真理献身的热情。这一趋势对早期建党活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一战爆发以后，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道义观发生了改变。原因之一是中国人看到了西方模式的局限性。梁启超、孙中山等具有前瞻性眼光的知识精英，看到了西方的萧条，正是西方社会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成为一战的导火线。他们觉得中国应该实现“超越性发展”，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辙。但“以西为师”的路行不通，又苦于没有其他合适的道路可走。
巴黎和会让中国知识分子集体见识到了西方国家的两面性。标榜公平正义价值体系的西方国家，在战后的世界秩序分配中，无所顾忌地出卖了中国的利益，这让很多人都难以接受。中国作为战胜国，本该取回原本被战败国德国侵占的土地，但西方强国却把德国在华利益转交给了日本，漠视了参战的中国为欧洲战场所付出的牺牲。
所谓的“公理战胜强权”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社会心理再一次崩溃。很多知识分子的期望幻灭了，原本寄托于西方社会的理想，变得无处安放。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急需找到新的精神支柱。
在一战结束之前，俄国国内爆发十月革命，这也直接导致俄国退出战争，导致一战及早结束。十月革命是不同于法兰西大革命的社会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更打动中国人心的是，苏俄政府对华宣布，废除旧俄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一切在华掠夺的所有权利。和西方列强相比，这个新生的国家看上去充满正义感和正能量。绝望彷徨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此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希望。
发起组织诞生上海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将人们对西方列强的愤怒情绪推到了极致。得益于当时的“新媒体”——报纸、电报传播，五四运动的进展迅速传遍全国。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散发他起草并付印的《北京市民宣言》，提出了明确的政治主张，北洋政府将他逮捕入狱。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界、各省函电交驰，要求释放陈独秀。学界有69人署名保释陈独秀，其中有著名的教授，也有普通的中学教员;有新派人物，也有旧派人物。对五四运动持反对态度的田桐，也发表函电，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在各方的压力下，陈独秀恢复了自由。
虽然北洋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陈独秀，但他还是处于类似限制居住的状态，人身安全和自由没有保障。1919年12月，广东军政府筹建西南大学，与陈独秀联络。翌年1月底，陈独秀因此来到上海商洽相关事宜，并任西南大学筹办员。2月初，陈离沪到汉，武汉各界多请其演讲。陈独秀离京的活动由此为北洋军警掌握，陈独秀回到北京后，担心再次遭到羁押，决定离开北京南下。李大钊亲自护送，于是，有了一段“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传奇。陈独秀原本是想去廣州开设西南大学，先在上海盘桓，后来办学的事没有成功，但是在上海开创了另一番更加伟大的局面。
陈独秀到上海后，很快投入了上海工人运动的考察研究中。北京政治高压形势严峻，工人运动不成规模，而上海近代工业发达，工人人数众多，工运基础比北京好很多。久在学术象牙塔中的陈独秀，亲身见识了工运这一浩浩荡荡的历史洪流。
上海同时又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南方重镇，陈独秀很快和上海宣传社会主义思潮的知识分子取得联络。他把《新青年》编辑部搬到了上海，进一步加强了这方面的舆论宣传阵地。
一次特殊的会面给陈独秀的思想带来更深远的影响。陈独秀在上海见到了来自苏俄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中国化名为吴廷康。
维经斯基的使命是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并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他在北京见过李大钊，对方向他推荐了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维经斯基到上海拜访了陈独秀，同行的有夫人库茨涅佐娃及担任翻译的俄籍华人杨明斋。对于这位来自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陈独秀评价颇高。
还在陈独秀关押在监狱时，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了在东亚各国人民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得到了俄共中央政治局的同意，并派他作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的身份，抵达远东具体实施这个提纲。
维经斯基感到中国新思想十分活跃，但不统一，而且，学者们主要停留在讲演、写文章上面，没有组织和实际行动。但维经斯基对陈独秀的印象不错，他第一个写信向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介绍了陈独秀，称他是“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
共产国际代表和陈独秀沟通了苏俄的精神，这也符合陈独秀的期望，在中国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双方一拍即合。
1920年6月，作为中共发起组织的社会共产党在上海成立，8月更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被选为书记。1920年11月，《共产党》刊物在上海创刊。中国的革命运动终于汇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洪流。
六地开花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以后，陈独秀分别写信给北京的李大钊等人，长沙的毛泽东，济南的王乐平。李汉俊写信给武昌的董必武等人，委托他们在当地发起组织共产党早期组织。除了发展过沪回汉的刘伯垂入党，并委托刘发展武汉早期党组织，陈独秀还委托去日本留学的施存统建立中共旅日组织，委托去法国任教的张申府建立中共旅欧组织。1920年底，陈独秀到广州，又帮助谭平山等重组广州早期党组织。 很快，中共早期组织在上海、武汉、北京、长沙、广州、济南六个城市开花。
北京的核心人物是李大钊。1920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建党做准备。
李大钊还在北京多次会见共产国际代表，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1920年10月，他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党组织的最初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北京组织与在上海的陈独秀遥相呼应，积极活动，扩大宣传，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
1920年5月，毛泽东在上海见到了陈独秀，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启发，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给了毛泽东很大的鼓舞。他回到长沙后，1920年11月收到陈独秀、李达来信，接受正式筹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委托。中共上海发起组还把上海机器工会的组织情况、《中国共产党宣言》等转给毛泽东。
由蔡和森、毛泽东等创建的新民学会是中共早期党员的摇篮，毛泽东把新民学会中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会员，组成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小组成员最初6人，后发展到10人，骨干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史实表明，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筹建时，虽从未在新民学会会员中公开过，但确实是在该会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的，时间约在1920年11月间。
武汉早期组织的核心人物是刘伯垂。他一直追随孙中山，1918年出任广东军政府高等审判厅厅长。1919年8月7日，孙中山因对广东军政府的不满致电广州国会参众两院，宣布正式辞去政务总裁一职，声明今后对军政府之行动概不负责。刘伯垂紧随其后，辞去官职，与旅粤同志自费办起了《惟民》周刊，宣传革命主张。
此时，刘伯垂开始关注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将之视为“现代专制与军国主义之结束”。1920年夏秋，他回武汉时途经上海，会晤了在日留学时的文字学老师陈独秀。多次交谈后，经陈独秀介绍，刘伯垂加入了中共上海发起组。入党后受陈独秀派遣，来到武汉，与董必武、陈潭秋商榷成立武汉早期党组织事宜。
1920年8月，刘伯垂、董必武等七人共聚董必武寓所，刘伯垂主持召开了会议，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后，刘伯垂用陈独秀交付的建党经费租下湖北警察厅背后的武昌多公祠5号为机关部，门口挂着“刘芬律师事务所”的招牌做掩护。
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的组织下成立的。济南地区著名的进步人士、老同盟会员王乐平创办的齐鲁书社，广为推销全国各地出版的新书、新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新文化运动，受到进步知识青年的欢迎。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陈独秀函约王乐平在济南组织建党。王乐平接到陈独秀关于在济南建党的信后，由于考虑自身国民党员的身份，没有承担此约，而是推荐了王尽美和邓恩铭。
按照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要求，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积极联络筹备，为广泛地吸收进步青年研究革命理论，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于1920年11月组织进步学术团——励新学会，并创办了《励新》半月刊杂志。经过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的积极筹备，1921年春，中共济南早期组织成立。
1920年12月，陈独秀接到广州陈炯明的邀请，赴广东出任孙中山军政府的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他的另一个目的，是开拓广州共产党组织。
广州的社会主义思潮也非常活跃，其中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各有不少拥趸。陈独秀认为，无政府主义就像一个组织散漫的俱乐部，并不适合革命，于是将广州的社会主义团体改造成广州共产党。
1921年春，在陈独秀主持下，广州组建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有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陈独秀还将《新青年》编辑部迁往广州。
除了国内六个组织，早期成员还在海外发展了力量。1920年秋，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东京建立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施存统为负责人。这两人在国内就参加了中共上海发起组。1921年春，张申府到法国后，成立了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其成员包括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和陈公培、赵世炎5人。
一大在上海召开
按照共产国际的建党要求，共产党需要先在各地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称为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才能召开成立大会，由各地派代表参加，宣告党的正式成立。
由于建党核心人物陈独秀于1920年底赴广州就职，建党大业重心曾一度向广州倾斜之势。
先是上海和广州核心成员之间发生了分歧。《新青年》的收入是党内活动经费的重要支撑，在上海的代理书记李汉俊跟陈独秀商量，上海的摊子已经铺得很大，经费紧张，希望陈独秀从《新青年》的收入中拨出200元到上海，充实活动经费。陈独秀没有答应。
1921年2月，陈独秀撰写了党章，主张中央集权，李漢俊认为陈过于家长作风，另写了一部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两人的矛盾日益公开化。最后李汉俊辞去代理书记的职务，由李达接替。
很快发生了更严重的一件事，因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组织发起五一纪念活动，遭到法租界巡捕的冲闯搜查。上海政治环境也不理想，李汉俊提议发起组织迁移到广州。当时陈独秀正在广州进行教育改革，对于迁移事宜不置可否。
就在举棋未定之际，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
当他们得知中国共产党已有六个地方组织，马上意识到中国已经具备建党的条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意味着共产国际多了一个盟友。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于是发起组织迁移广州的动议作罢，核心成员的注意力集中于建党这一战略目标。
中共上海发起组向各地党组织写信，约他们共赴上海商讨建党工作。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国内各地的早期党组织和旅日早期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
第一次大会，大会主持张国焘就宣布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也是在那次会议上，尼科尔斯基提议，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中国共产党一大会议召开，参会成员都没有异议，一致同意加入共产国际。中共一大向共产国际汇报的俄文材料还在俄国保留着。根据共产国际“二大”的有关规定，加入共产国际是共产党建党的重要标准。这意味着在会议第一天，中国共产党就在上海宣告诞生。
1921年9月，陈独秀从广东起程回到了上海，正式担负起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的工作。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鸣谢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