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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3月份召开的全国“两会”，无疑是观察中国经济走向的最佳窗口。有人感慨，在中国经济下行的大趋势下，今年“两会”上记者提出的经济领域相关问题都显得相对“刁钻”不少。
作为执掌货币、财政等相关领域的部委“掌门人”，面对着记者的“花式提问”，非但没有回避而是选择直接应对，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观察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方式转变的“全景图”。
问题一：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
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表示，中国经济是绝对不会“硬着陆”。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正经历平稳实现速度变化、内部结构不断优化和新的动能快速成长。
从趋势来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支撑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此外，中国经济还具有以下五个优势条件：物质基础雄厚；市场需求巨大；区域发展的空间广阔；生产要素的质量也在提高；宏观调控的经验也在逐步积累，不断丰富。
徐绍史总结道，中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内在支撑弹性空间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中国完全有能力使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
问题二：货币政策在推动改革方面不给力？
“货币政策能发挥更好作用。”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给出答案。
他指出，主要在需求侧的货币政策是总需求的管理，如果总需求管理做得合适，会给供给侧改革提供更好的空间。
周小川表示，央行将采取配套措施推动供给侧改革，将给新型金融活动提供更好的空间，同时要有更好的监管，使得金融结构发展更加适应整个结构性调整，在去产能、去杠杆和去库存等方面发挥更好作用。
问题三：今年进出口为何不设立定量指标？
3月8日，海关总署公布了外贸数据：2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1.43万亿元，下降15.7%。其中，出口8218亿元，下降20.6%；进口6123亿元，下降8%；贸易顺差2095亿元，收窄43.3%。
有媒体注意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于进出口仅做出“回稳向好”的定性指标，为何近20年来中国第四次设定非定量的进出口指标呢？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对此回应称，国际贸易持续低迷，世行预测今年的全球贸易增长是6年来最低的，因此风险是我们难以确定的，全球31个经济体今年一二月的进出口都下滑。这种情况下很难做出定量指标，因此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做出定性而不是定量的指标。在风险和不确定因素难以预料的情况下，提出一个定性而不是定量的进出口指标是完全符合现实的。
问题四：化解过剩产能会不会出现第二次下岗潮？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认为，从以往的经验看，各地政府在化解钢铁、煤炭这些领域的过剩产能过程中，并没有找中央政府，而是想了很多办法，能够妥善解决职工的安置问题。
现在，过剩产能行业的工人大量的退养一批、辞退一批、分流一批、协议保留一批，中央也已经拿出一大笔资金作为奖补资金，重点帮助国有企业安置这些困难职工。有中央政府的指导，有各地政府的精心安排，化解过剩产能绝对不会出现第二次下岗潮。
问题五：一线城市房价暴涨怎么办？
住建部部长陈政高表示，住建部高度关注一线城市房价，与北上广深这四个城市正在保持密切联系沟通，在想方设法来稳定房价，目前主要采取5种方法：
一是实施严格限购，同时实施严格的差别化的税收和信贷政策；二是增加土地供应面积，要及时披露信息，以稳定信心人心；三是增加中小户型供应数量，特别是搞好保障性工程建设；四是打击交易中违法违规行为；五是正确引导舆论，主动发声以稳定市场。
问题六：拖延多时的“深港通”何时推出？
被问到深港通是否会推出，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建议大家看中央政府工作报告的说法，当追问推出时间表时，刘士余说：“这个问题就有点刁了。”
此前，在3月5日下午，刘士余参加湖南团审议。这是其担任证监会主席半月来，首次在公开场合露面。面对里三层外三层的记者，刘士余表示，加强监管本身就是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启动深港通是今年的任务。
问题七：政府债务上升触发风险？
“不是大问题。”楼继伟给出答案。
他指出，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约40%，中央财政仍有继续发债的余地，而今年地方到期债务有5万亿人民币左右，允许地方发行债务置换到期的债。
同时，楼继伟强调，经济增速放缓时，要控制地方政府代偿的债务比例，防止扩大，要规范地方发债方式，防止各种变相发债。
问题八：中国能不能直接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
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今天，许多人为服务业超越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第二大产业而欢呼，甚至认为中国可以逾越工业化发展阶段，直接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对此，工信部部长苗圩认为，不管是从历史经验还是现实情况来看，这都是脱离实际的一种观点。
《中国制造2025》的推出，本身就是“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这一阶段目标是以德日为追赶对象，力争进入第二梯队，其重点是通过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和培育新型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来夯实中国制造业的基础。
问题九：当前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如何保障重点支出？
楼继伟表示：保重点支出，就要优化支出结构，按照可持续、保基本的原则，安排好民生支出，严格控制例如“三公”经费的增长，甚至要压减，让更多的支出保证基本公共服务和重点民生支出。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要对收入高增长时期支出标准过高、承诺过多的不可持续的支出，或者政策性挂钩的支出，在合理评估的基础之上，及时压减。相应地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支出，均衡性转移支付是由地方自主安排的。在目前调整的情况下，安排给地方更多的自主可支配的财力，是有利于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情况的。同时，按照脱贫的目标增加了扶贫方面的支出、老少边穷地区的转移支付。中央基建支出，今年安排了五千億，五千亿做出调整，要把那些小、散的项目压减，集中用于属于中央事权的、跨域的、公益性比较强的、重大的一些基建支出项目上去。
问题十：外汇储备下降皆因资本外逃？
“主要缘于‘藏汇于民’。”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给出答案。
在他看来，原本被央行持有的官方外汇储备，在市场上通过购汇被民间企业、银行、家庭买去了，是造成中国外汇储备从4万亿美元下滑至3.23万亿美元的主要原因。
易纲强调，中国外汇储备会保持合理适度水平，企业和个人优化资产负债表的调整是有限度的，调到一定限度会自然回归正常。
作为执掌货币、财政等相关领域的部委“掌门人”，面对着记者的“花式提问”，非但没有回避而是选择直接应对，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观察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方式转变的“全景图”。
问题一：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
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表示，中国经济是绝对不会“硬着陆”。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正经历平稳实现速度变化、内部结构不断优化和新的动能快速成长。
从趋势来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支撑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此外，中国经济还具有以下五个优势条件：物质基础雄厚；市场需求巨大；区域发展的空间广阔；生产要素的质量也在提高；宏观调控的经验也在逐步积累，不断丰富。
徐绍史总结道，中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内在支撑弹性空间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中国完全有能力使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
问题二：货币政策在推动改革方面不给力？
“货币政策能发挥更好作用。”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给出答案。
他指出，主要在需求侧的货币政策是总需求的管理，如果总需求管理做得合适，会给供给侧改革提供更好的空间。
周小川表示，央行将采取配套措施推动供给侧改革，将给新型金融活动提供更好的空间，同时要有更好的监管，使得金融结构发展更加适应整个结构性调整，在去产能、去杠杆和去库存等方面发挥更好作用。
问题三：今年进出口为何不设立定量指标？
3月8日，海关总署公布了外贸数据：2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1.43万亿元，下降15.7%。其中，出口8218亿元，下降20.6%；进口6123亿元，下降8%；贸易顺差2095亿元，收窄43.3%。
有媒体注意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于进出口仅做出“回稳向好”的定性指标，为何近20年来中国第四次设定非定量的进出口指标呢？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对此回应称，国际贸易持续低迷，世行预测今年的全球贸易增长是6年来最低的，因此风险是我们难以确定的，全球31个经济体今年一二月的进出口都下滑。这种情况下很难做出定量指标，因此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做出定性而不是定量的指标。在风险和不确定因素难以预料的情况下，提出一个定性而不是定量的进出口指标是完全符合现实的。
问题四：化解过剩产能会不会出现第二次下岗潮？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认为，从以往的经验看，各地政府在化解钢铁、煤炭这些领域的过剩产能过程中，并没有找中央政府，而是想了很多办法，能够妥善解决职工的安置问题。
现在，过剩产能行业的工人大量的退养一批、辞退一批、分流一批、协议保留一批，中央也已经拿出一大笔资金作为奖补资金，重点帮助国有企业安置这些困难职工。有中央政府的指导，有各地政府的精心安排，化解过剩产能绝对不会出现第二次下岗潮。
问题五：一线城市房价暴涨怎么办？
住建部部长陈政高表示，住建部高度关注一线城市房价，与北上广深这四个城市正在保持密切联系沟通，在想方设法来稳定房价，目前主要采取5种方法：
一是实施严格限购，同时实施严格的差别化的税收和信贷政策；二是增加土地供应面积，要及时披露信息，以稳定信心人心；三是增加中小户型供应数量，特别是搞好保障性工程建设；四是打击交易中违法违规行为；五是正确引导舆论，主动发声以稳定市场。
问题六：拖延多时的“深港通”何时推出？
被问到深港通是否会推出，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建议大家看中央政府工作报告的说法，当追问推出时间表时，刘士余说：“这个问题就有点刁了。”
此前，在3月5日下午，刘士余参加湖南团审议。这是其担任证监会主席半月来，首次在公开场合露面。面对里三层外三层的记者，刘士余表示，加强监管本身就是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启动深港通是今年的任务。
问题七：政府债务上升触发风险？
“不是大问题。”楼继伟给出答案。
他指出，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约40%，中央财政仍有继续发债的余地，而今年地方到期债务有5万亿人民币左右，允许地方发行债务置换到期的债。
同时，楼继伟强调，经济增速放缓时，要控制地方政府代偿的债务比例，防止扩大，要规范地方发债方式，防止各种变相发债。
问题八：中国能不能直接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
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今天，许多人为服务业超越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第二大产业而欢呼，甚至认为中国可以逾越工业化发展阶段，直接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对此，工信部部长苗圩认为，不管是从历史经验还是现实情况来看，这都是脱离实际的一种观点。
《中国制造2025》的推出，本身就是“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这一阶段目标是以德日为追赶对象，力争进入第二梯队，其重点是通过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和培育新型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来夯实中国制造业的基础。
问题九：当前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如何保障重点支出？
楼继伟表示：保重点支出，就要优化支出结构，按照可持续、保基本的原则，安排好民生支出，严格控制例如“三公”经费的增长，甚至要压减，让更多的支出保证基本公共服务和重点民生支出。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要对收入高增长时期支出标准过高、承诺过多的不可持续的支出，或者政策性挂钩的支出，在合理评估的基础之上，及时压减。相应地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支出，均衡性转移支付是由地方自主安排的。在目前调整的情况下，安排给地方更多的自主可支配的财力，是有利于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情况的。同时，按照脱贫的目标增加了扶贫方面的支出、老少边穷地区的转移支付。中央基建支出，今年安排了五千億，五千亿做出调整，要把那些小、散的项目压减，集中用于属于中央事权的、跨域的、公益性比较强的、重大的一些基建支出项目上去。
问题十：外汇储备下降皆因资本外逃？
“主要缘于‘藏汇于民’。”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给出答案。
在他看来，原本被央行持有的官方外汇储备，在市场上通过购汇被民间企业、银行、家庭买去了，是造成中国外汇储备从4万亿美元下滑至3.23万亿美元的主要原因。
易纲强调，中国外汇储备会保持合理适度水平，企业和个人优化资产负债表的调整是有限度的，调到一定限度会自然回归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