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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的大城市出现不同程度的“民工荒”时,一直处于失语状态的“农民工”悄悄完成了自己的更新换代和“结构转型”。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广州及邻近的东莞等城市的农民工缺口大约在100万人,而位于长三角的浙江省等地区也出现民工荒,用工缺口达25万。这让“民工荒”一时成为媒体关注的热门话题。对此,新闻媒体上有多种解释,但由于有针对性的和客观的统计数据的长期缺乏,大部分分析缺乏依据。而真实原因背后体现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失衡、人口政策面临的困境,则将在未来带来更大的危害……
民工荒是个“伪命题”
1970-2008年人口出生数量图
长期以来,业内对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基本判断是总量充足,只是存在结构性短缺。而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显示:目前普遍所说的农村大约有1/3劳动力剩余、绝对数约为1亿到1.5亿,但40岁以下的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绝对数只有5212万。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也越来越慢,2013年前后将达‘零增长’。而从2004年开始,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数就已经开始持续低于劳动力需求量,且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一报告建立的预测模型显示,最早在2009年,我国会出现劳动力整体供给不足。中国计生委进行工作总结时的一句口号:“计划生育三十年,人口减少三个亿”。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计划生育的成功其实是把双刃剑:中国在这三十年中可能少了三亿张嗷嗷待哺的嘴,但也少了三亿劳动力。
从2004年起,初春时节民工荒就开始已成为保留节目,除了去年。去年的新闻是金融危机后,企业纷纷金蝉脱壳关门“走厂”,剩下一堆愤怒而无奈的工人。最后一根稻草就这样压在了已日趋脆弱的农民工供应链上。
随着人口出生的逐渐减少,这根供应链条将无可回避地走向细弱。尽管这一拐点会出现在哪一年尚在争论之中,但一个显而易见的共识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再也不是想象中的源源不断取之不尽,而是越来越有限供应。
加速这一趋势的是,长久以来,这个庞大而卑微的群体共同制造着中国经济的奇迹,却无法得到足够的关怀与安全感。
当内陆经济日益蓬勃,尤其是在4万亿刺激计划之后一派热火朝天,劳动力需求大为增加,而沿海的工资仅凭一两百元的微弱優势难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时,即使出口已经从万户萧疏转而复苏回暖,那些漂泊异乡的农民工还是开始了用脚投票,以毫不留恋的姿态离开。
对工人的争夺,正发生在工厂与工厂之间,内地与沿海之间。而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们,已经在新的人生观指引下,呈现出了比父辈们更为多元的选择。与过去的农民工不同,如今“80后、90后”的农民工新生代也处在二三十年前父辈进城时相仿的年纪,只是他们不再“穿着邋遢的衣衫,扛着蛇皮袋,眼神迷惘”。他们读过更多书、喜欢漂亮衣服,还上网聊天、写博客,甚至关心股市……对于就业,他们不像父辈那样担忧,很多人说,打工也要有尊严。
从相关报道,可以看到,内地城市如何开始“围追堵截”留住农民工。也可以看到,即使在民工荒闹得人心惶惶的沿海,并不是所有工厂都为此发愁。这至少可以表明,民工荒是资本与劳动力进行工资博弈的信号,更是企业与企业进行竞争力决战的号角。
民工荒的轮流考验战
民工荒,似乎一年比一年凶猛——不少媒体根据一些城市劳动部门的数据简单计算说,珠三角眼下缺工200万人,比过往的任何一年都更为严峻。而此时,虽然出口在不断回暖,但统计数据表明全年中国出口依然是负增长,这说明订单并未达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既然出口订单并不比此前更多,为什么会出现规模更大的民工荒?它的背后,是中国经济正在悄然发生的怎样的深刻变化?
其实金融危机只不过是最后一根稻草。长久以来,数以百万的农民工为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却始终徘徊在城市的边沿。
李秋明是东莞智通人才市场长安公司总经理,正是他们替宇龙通信安排了招聘会。“从我们的统计数据来看,今年春节后前来应聘的员工数量比往年同期少了10%至20%,而招工企业的数量却比2009年大幅增加,因此缺工现象比较明显。”
在2008年以前的招工季节里,智通人才市场每场招聘会上的入场企业都在五六百家左右。在2009年春节后,入场企业最多的一场只有297家,不到过去的一半。即使是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的工人,有的也不得不忍受着企业苛刻的工资待遇。李秋明观察到,金融危机之后,有少数企业恶意压缩员工待遇以缩减开支,因为工作不好找,许多工人只能忍着,但随着就业渐渐好转,“许多员工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这些企业,让那些公司不得不用更高的价格在市场上重新招人”。
随着经济复苏,当订单重新飞来,工厂们不得不开始抢夺工人。待遇在迅速提高,比如在东莞,过去普工的底薪基本上是按东莞最低工资770元设定,而自去年年中开始,已经有企业主动提到1000元甚至1200元。门槛也开始放宽:过去只招30岁以下员工的企业,现在也将标准放宽到了45岁以下;过去有的企业非女工不要,现在也“男女兼容”。
这样的变化,已经让那些利润微薄的企业尝到了痛苦。鞋厂老板李小建苦笑着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个行业的平均利润只有微薄的五六个点上下,如果工资上涨30%,利润就要再下降一个点,再加上改善员工福利等投入,“投资鞋厂恐怕还不如把钱存在银行里,起码省了辛苦”。
但即使这样,在多年从事人力资源招聘的李秋明看来,仅靠简单的加薪和放宽招工条件并不能真正解决日益明显的结构性的劳动力资源短缺现象。他说,从人力管理的成本而言,留住老员工比招聘新人的成本要低得多。但如何留住员工,却并不容易。有企业感慨道,“不能给他们信心,工人就会用脚来报复”。
其实,工人的“报复”,早已不是这些出口企业经历的第一个坎。还有企业主感叹道,“出口企业经历了三次波折,第一次是人民币汇率上升,死了20%的企业;第二波是第二次基本工资上调,又死掉20%;然后是金融海啸——从2005年到现在,对我们企业而言,就是一轮轮的考验,是翻过一山又一山。”
关于民工荒的四种误解
1.结构性失业
主要论点:由于农民工的教育水平迟迟未能得到提高,重学历轻技术的中国教育结构,导致中国生产了大量不懂技术的大学生,但农民工队伍中的技术人才却异常紧缺。目前的民工荒也主要是技术工人短缺。
中山大学劳工研究与服务中心每年都对珠江三角洲的缺工问题做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一带企业认为缺工的占64%,其中认为缺技工的占18%,而缺普工的则占了53%。所以,结构性失业并不能解释当前的现象,况且缺技工已经长期存在,并不是刚刚涌现的问题。
2.农民种地收入提高
主要论点:因为税费减免和国家对农产品的补贴,导致许多农民工认为出外打工不如回家种田。
这一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2008年底金融危机刚开始时,中国大量民工遭遇打工难,也无法解释农民工外流的数据从2004年的惠农政策实施之后,始终未见明显的下降。中国人民大学的农业专家白南生在2007年的调查研究中发现,返乡农民工中表示“不想再出去了”的只有四分之一。而在占调查农户15%的“回流户”中,被大肆宣传的“回乡创业”者只占极少数,绝大多数都是失业后被动回乡。他们回乡后真正去种田的又更少:有11.2%回流后仍然在家乡附近打工 (但工资多不如前),2.7%从事非农自由职业(摊贩等),只有1.6%搞种植、养殖。
3.中西部产业转移导致农民工回流
核心观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高污染企业正往中西部转移,而就业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力也随之转移。
在制造业发展重心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转移的同时,劳动力流向仍然相反,继续着长期从中西部向沿海地区转移的模式。这是因为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更多的是资本密集型,而不是劳动密集型。衡量制造业资本密集程度的具体指标是资本劳动比,2000年以后,中西部地区的这一指标迅速上升,大大快于沿海地区,绝对水平甚至已经高于沿海地区。
按照传统雁阵理论的预期,劳动密集型产业将渐次转移到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地区和国家,事实上,近年来也的确出现了新的外商直接投资转而流向印度、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的趋势,但却不是流向人均GDP仅为沿海地区一半左右的中西部地区。
目前,中西部地区没有走劳动密集型的路径,而是制造业的日益资本密集化,原因是这里的工业化加速具有政府主导型和投资驱动型的特征。这对解决中国的大量就业人口贡献将相当有限。
4.第二代农民工娇生惯养
主要论点:第二代农民工已经不如父辈那样能够吃苦耐劳,他们的娇生惯养导致劳动力的下降。
这类观点多基于一些个案,并无实质数据的支撑。事实上,80后,甚至90后农民工仍然是打工主力,根据国务院研究室最新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他们占到了全国农民工总数的61%。
【衔接】
“民工荒”相关问题
·概念:农民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
·演进: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后,开始大量涌入城市。最初被称为“盲流”,饱受社会质疑;如今出现了地方政府“拜年招工”,可谓斗转星移,令人感慨。
·现状: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比如子女没有城市户口,教育成难题;没有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缺乏基本的保障;以及遭遇黑心雇主拖欠工资,自身权利受到侵犯等问题。
·新走势: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了一些新变化:由体力打拼到技能淘金,由“生存型”到“发展型”……他们不满足“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生活,学会享受都市的繁华,也学会了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随着户籍限制的逐步放开,以及社会保障、入学就业等方面优惠政策的出台,他们的境遇正不断改善,但仍面临一些现实困难。
民工诉求
康厚明:待遇提高了,哪会闹“民工荒”?
调查数字显示,中国居民贫富差距正在不断扩大。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3倍。收入分配公平性广受普通大众关注。而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协报告提出“要重视收入差距过大引发的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将就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出对策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康厚明是来自建筑业的农民工代表,虽然自己单位人手紧缺的现象并不严重,但他非常关注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并认为待遇不高是根本原因。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康厚明带上了一份建议——《立法规范农民工工资支付、增长机制》。他说,农民工进城务工已有30年,低工资也就保持了这么多年,“最近几年,城市职工的收入以10%的速度增长,农民工工资却增长得太慢”。为准备这份建议,康厚明专门到市人保局做了调研。
企业应对
黄奇帆:企业须给予农民工更大实惠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称,“民工荒”有利于推进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工人工资性收入,“民工荒”的到来意义重大,怕就怕没有“民工荒”。“1个工作3个人去抢,然后工人工资被压缩得很低好呢?还是有3个工作岗位,只有两个农民工好呢?显然是有工作比没工作好。”黄奇帆说,“民工荒”来了,企业老板就得想办法如何用提高工资待遇、改善生活环境等来留住工人。
【视点】
城市化进程:不能拿农民的福祉冒险
叶祝颐
告别黄土地,住进高楼大厦,当城里人是多少代农民的梦想。十年之内,将有1000万农村人群进入城市,并拥有城市户籍。对于想进城定居的农民来说,官方的这番表态的确具有吸引力。
实际上,除了少数先富起来的农民外,有多少洗脚进城的农民具备一掷千金在城市购房的能力?而且上千万农民一下子变成城里人,客观上还会助推本已高企的房价,让原城市居民与进城农民雪上加霜。政府能提供如此庞大数量的经适房、廉租房资源吗?
农村虽然落后点,但农村土地承包权与房产毕竟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与精神家园,土地承包權是农民的命根子,能够解决农民吃饭问题。宅基地使用权能保障农民的基本住房问题。如果进城的农民找不到工作,吃什么?买不起房,住什么?如果取得城市户籍的农民在城里混不下去了,怎么办?引导千万农民进城,政府到底有几成把握?
当然,农民只要办了城市户口,政府也会给他们提供政策咨询、就业指导、职业介绍等就业服务。尽管就业蓝图不错,但是就业形势严峻是不争的事实。尽管有消息说不少地方在闹用工荒,但是用工荒多与产业结构调整有关。文化水平较高,拥有一技之长的青年农民找工作相对容易。对于长期生活在农村、文化水平较低、缺乏就业技能、年龄偏大的农民来说,不仅难以找到体面、高薪的工作,恐怕连竞争脏苦累基础性岗位都困难。如果进城农民就业技能跟不上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他们的就业前景并不容过分乐观。何况,就业市场需求未必以政府意志为转移。短短10年时间,城市能否增加千万就业岗位还是一个问号。这样说并非否定引导农民进城定居,农村城市化的大方向。但是土地与宅基地毕竟是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与精神归宿。政府动员农民进城,解决进城农民医疗、教育问题相对容易,但是,解决进城农民的住房与工作问题,让进城农民安居乐业,更为重要。
现在城市发展正处于波动期,城市经济好的时候,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民到城市打工,可一旦城市经济发生波动时,首先失去工作的就是农民,而承包的土地正是他们的基本生活保障,是他们的退路。如果大量农民响应政府号召放弃农村户口进城,到时候居无定所,就业无门,他们的退路在哪里?
过去,农民工曾经被认为只知道“出大力、流大汗”,只要有最低限度的生产生活条件就肯干活,春节能揣着辛辛苦苦挣得的血汗钱回家过年,就是最大的满足。但由于目前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巨大失衡,以及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劳动保障体系缺位,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和社会保障往往得不到应有的维护。
当前的“民工荒”现象提醒人们应重新认识农民工群体。随着统筹城乡发展的推进,户籍制度逐渐放宽,劳动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再是农民工难以企及的奢望。如何让农民工享有更多应得的权利和保障,使他们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使他们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是用工企业和政府部门应该思考的问题。
农村城市化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城市化进程只可稳步推进,不能急于求成,拿农民的福祉冒险。
摘编自《南方周末》《网易》《重庆晚报》
民工荒是个“伪命题”
1970-2008年人口出生数量图
长期以来,业内对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基本判断是总量充足,只是存在结构性短缺。而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显示:目前普遍所说的农村大约有1/3劳动力剩余、绝对数约为1亿到1.5亿,但40岁以下的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绝对数只有5212万。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也越来越慢,2013年前后将达‘零增长’。而从2004年开始,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数就已经开始持续低于劳动力需求量,且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一报告建立的预测模型显示,最早在2009年,我国会出现劳动力整体供给不足。中国计生委进行工作总结时的一句口号:“计划生育三十年,人口减少三个亿”。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计划生育的成功其实是把双刃剑:中国在这三十年中可能少了三亿张嗷嗷待哺的嘴,但也少了三亿劳动力。
从2004年起,初春时节民工荒就开始已成为保留节目,除了去年。去年的新闻是金融危机后,企业纷纷金蝉脱壳关门“走厂”,剩下一堆愤怒而无奈的工人。最后一根稻草就这样压在了已日趋脆弱的农民工供应链上。
随着人口出生的逐渐减少,这根供应链条将无可回避地走向细弱。尽管这一拐点会出现在哪一年尚在争论之中,但一个显而易见的共识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再也不是想象中的源源不断取之不尽,而是越来越有限供应。
加速这一趋势的是,长久以来,这个庞大而卑微的群体共同制造着中国经济的奇迹,却无法得到足够的关怀与安全感。
当内陆经济日益蓬勃,尤其是在4万亿刺激计划之后一派热火朝天,劳动力需求大为增加,而沿海的工资仅凭一两百元的微弱優势难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时,即使出口已经从万户萧疏转而复苏回暖,那些漂泊异乡的农民工还是开始了用脚投票,以毫不留恋的姿态离开。
对工人的争夺,正发生在工厂与工厂之间,内地与沿海之间。而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们,已经在新的人生观指引下,呈现出了比父辈们更为多元的选择。与过去的农民工不同,如今“80后、90后”的农民工新生代也处在二三十年前父辈进城时相仿的年纪,只是他们不再“穿着邋遢的衣衫,扛着蛇皮袋,眼神迷惘”。他们读过更多书、喜欢漂亮衣服,还上网聊天、写博客,甚至关心股市……对于就业,他们不像父辈那样担忧,很多人说,打工也要有尊严。
从相关报道,可以看到,内地城市如何开始“围追堵截”留住农民工。也可以看到,即使在民工荒闹得人心惶惶的沿海,并不是所有工厂都为此发愁。这至少可以表明,民工荒是资本与劳动力进行工资博弈的信号,更是企业与企业进行竞争力决战的号角。
民工荒的轮流考验战
民工荒,似乎一年比一年凶猛——不少媒体根据一些城市劳动部门的数据简单计算说,珠三角眼下缺工200万人,比过往的任何一年都更为严峻。而此时,虽然出口在不断回暖,但统计数据表明全年中国出口依然是负增长,这说明订单并未达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既然出口订单并不比此前更多,为什么会出现规模更大的民工荒?它的背后,是中国经济正在悄然发生的怎样的深刻变化?
其实金融危机只不过是最后一根稻草。长久以来,数以百万的农民工为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却始终徘徊在城市的边沿。
李秋明是东莞智通人才市场长安公司总经理,正是他们替宇龙通信安排了招聘会。“从我们的统计数据来看,今年春节后前来应聘的员工数量比往年同期少了10%至20%,而招工企业的数量却比2009年大幅增加,因此缺工现象比较明显。”
在2008年以前的招工季节里,智通人才市场每场招聘会上的入场企业都在五六百家左右。在2009年春节后,入场企业最多的一场只有297家,不到过去的一半。即使是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的工人,有的也不得不忍受着企业苛刻的工资待遇。李秋明观察到,金融危机之后,有少数企业恶意压缩员工待遇以缩减开支,因为工作不好找,许多工人只能忍着,但随着就业渐渐好转,“许多员工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这些企业,让那些公司不得不用更高的价格在市场上重新招人”。
随着经济复苏,当订单重新飞来,工厂们不得不开始抢夺工人。待遇在迅速提高,比如在东莞,过去普工的底薪基本上是按东莞最低工资770元设定,而自去年年中开始,已经有企业主动提到1000元甚至1200元。门槛也开始放宽:过去只招30岁以下员工的企业,现在也将标准放宽到了45岁以下;过去有的企业非女工不要,现在也“男女兼容”。
这样的变化,已经让那些利润微薄的企业尝到了痛苦。鞋厂老板李小建苦笑着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个行业的平均利润只有微薄的五六个点上下,如果工资上涨30%,利润就要再下降一个点,再加上改善员工福利等投入,“投资鞋厂恐怕还不如把钱存在银行里,起码省了辛苦”。
但即使这样,在多年从事人力资源招聘的李秋明看来,仅靠简单的加薪和放宽招工条件并不能真正解决日益明显的结构性的劳动力资源短缺现象。他说,从人力管理的成本而言,留住老员工比招聘新人的成本要低得多。但如何留住员工,却并不容易。有企业感慨道,“不能给他们信心,工人就会用脚来报复”。
其实,工人的“报复”,早已不是这些出口企业经历的第一个坎。还有企业主感叹道,“出口企业经历了三次波折,第一次是人民币汇率上升,死了20%的企业;第二波是第二次基本工资上调,又死掉20%;然后是金融海啸——从2005年到现在,对我们企业而言,就是一轮轮的考验,是翻过一山又一山。”
关于民工荒的四种误解
1.结构性失业
主要论点:由于农民工的教育水平迟迟未能得到提高,重学历轻技术的中国教育结构,导致中国生产了大量不懂技术的大学生,但农民工队伍中的技术人才却异常紧缺。目前的民工荒也主要是技术工人短缺。
中山大学劳工研究与服务中心每年都对珠江三角洲的缺工问题做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一带企业认为缺工的占64%,其中认为缺技工的占18%,而缺普工的则占了53%。所以,结构性失业并不能解释当前的现象,况且缺技工已经长期存在,并不是刚刚涌现的问题。
2.农民种地收入提高
主要论点:因为税费减免和国家对农产品的补贴,导致许多农民工认为出外打工不如回家种田。
这一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2008年底金融危机刚开始时,中国大量民工遭遇打工难,也无法解释农民工外流的数据从2004年的惠农政策实施之后,始终未见明显的下降。中国人民大学的农业专家白南生在2007年的调查研究中发现,返乡农民工中表示“不想再出去了”的只有四分之一。而在占调查农户15%的“回流户”中,被大肆宣传的“回乡创业”者只占极少数,绝大多数都是失业后被动回乡。他们回乡后真正去种田的又更少:有11.2%回流后仍然在家乡附近打工 (但工资多不如前),2.7%从事非农自由职业(摊贩等),只有1.6%搞种植、养殖。
3.中西部产业转移导致农民工回流
核心观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高污染企业正往中西部转移,而就业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力也随之转移。
在制造业发展重心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转移的同时,劳动力流向仍然相反,继续着长期从中西部向沿海地区转移的模式。这是因为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更多的是资本密集型,而不是劳动密集型。衡量制造业资本密集程度的具体指标是资本劳动比,2000年以后,中西部地区的这一指标迅速上升,大大快于沿海地区,绝对水平甚至已经高于沿海地区。
按照传统雁阵理论的预期,劳动密集型产业将渐次转移到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地区和国家,事实上,近年来也的确出现了新的外商直接投资转而流向印度、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的趋势,但却不是流向人均GDP仅为沿海地区一半左右的中西部地区。
目前,中西部地区没有走劳动密集型的路径,而是制造业的日益资本密集化,原因是这里的工业化加速具有政府主导型和投资驱动型的特征。这对解决中国的大量就业人口贡献将相当有限。
4.第二代农民工娇生惯养
主要论点:第二代农民工已经不如父辈那样能够吃苦耐劳,他们的娇生惯养导致劳动力的下降。
这类观点多基于一些个案,并无实质数据的支撑。事实上,80后,甚至90后农民工仍然是打工主力,根据国务院研究室最新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他们占到了全国农民工总数的61%。
【衔接】
“民工荒”相关问题
·概念:农民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
·演进: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后,开始大量涌入城市。最初被称为“盲流”,饱受社会质疑;如今出现了地方政府“拜年招工”,可谓斗转星移,令人感慨。
·现状: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比如子女没有城市户口,教育成难题;没有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缺乏基本的保障;以及遭遇黑心雇主拖欠工资,自身权利受到侵犯等问题。
·新走势: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了一些新变化:由体力打拼到技能淘金,由“生存型”到“发展型”……他们不满足“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生活,学会享受都市的繁华,也学会了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随着户籍限制的逐步放开,以及社会保障、入学就业等方面优惠政策的出台,他们的境遇正不断改善,但仍面临一些现实困难。
民工诉求
康厚明:待遇提高了,哪会闹“民工荒”?
调查数字显示,中国居民贫富差距正在不断扩大。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3倍。收入分配公平性广受普通大众关注。而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协报告提出“要重视收入差距过大引发的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将就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出对策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康厚明是来自建筑业的农民工代表,虽然自己单位人手紧缺的现象并不严重,但他非常关注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并认为待遇不高是根本原因。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康厚明带上了一份建议——《立法规范农民工工资支付、增长机制》。他说,农民工进城务工已有30年,低工资也就保持了这么多年,“最近几年,城市职工的收入以10%的速度增长,农民工工资却增长得太慢”。为准备这份建议,康厚明专门到市人保局做了调研。
企业应对
黄奇帆:企业须给予农民工更大实惠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称,“民工荒”有利于推进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工人工资性收入,“民工荒”的到来意义重大,怕就怕没有“民工荒”。“1个工作3个人去抢,然后工人工资被压缩得很低好呢?还是有3个工作岗位,只有两个农民工好呢?显然是有工作比没工作好。”黄奇帆说,“民工荒”来了,企业老板就得想办法如何用提高工资待遇、改善生活环境等来留住工人。
【视点】
城市化进程:不能拿农民的福祉冒险
叶祝颐
告别黄土地,住进高楼大厦,当城里人是多少代农民的梦想。十年之内,将有1000万农村人群进入城市,并拥有城市户籍。对于想进城定居的农民来说,官方的这番表态的确具有吸引力。
实际上,除了少数先富起来的农民外,有多少洗脚进城的农民具备一掷千金在城市购房的能力?而且上千万农民一下子变成城里人,客观上还会助推本已高企的房价,让原城市居民与进城农民雪上加霜。政府能提供如此庞大数量的经适房、廉租房资源吗?
农村虽然落后点,但农村土地承包权与房产毕竟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与精神家园,土地承包權是农民的命根子,能够解决农民吃饭问题。宅基地使用权能保障农民的基本住房问题。如果进城的农民找不到工作,吃什么?买不起房,住什么?如果取得城市户籍的农民在城里混不下去了,怎么办?引导千万农民进城,政府到底有几成把握?
当然,农民只要办了城市户口,政府也会给他们提供政策咨询、就业指导、职业介绍等就业服务。尽管就业蓝图不错,但是就业形势严峻是不争的事实。尽管有消息说不少地方在闹用工荒,但是用工荒多与产业结构调整有关。文化水平较高,拥有一技之长的青年农民找工作相对容易。对于长期生活在农村、文化水平较低、缺乏就业技能、年龄偏大的农民来说,不仅难以找到体面、高薪的工作,恐怕连竞争脏苦累基础性岗位都困难。如果进城农民就业技能跟不上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他们的就业前景并不容过分乐观。何况,就业市场需求未必以政府意志为转移。短短10年时间,城市能否增加千万就业岗位还是一个问号。这样说并非否定引导农民进城定居,农村城市化的大方向。但是土地与宅基地毕竟是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与精神归宿。政府动员农民进城,解决进城农民医疗、教育问题相对容易,但是,解决进城农民的住房与工作问题,让进城农民安居乐业,更为重要。
现在城市发展正处于波动期,城市经济好的时候,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民到城市打工,可一旦城市经济发生波动时,首先失去工作的就是农民,而承包的土地正是他们的基本生活保障,是他们的退路。如果大量农民响应政府号召放弃农村户口进城,到时候居无定所,就业无门,他们的退路在哪里?
过去,农民工曾经被认为只知道“出大力、流大汗”,只要有最低限度的生产生活条件就肯干活,春节能揣着辛辛苦苦挣得的血汗钱回家过年,就是最大的满足。但由于目前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巨大失衡,以及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劳动保障体系缺位,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和社会保障往往得不到应有的维护。
当前的“民工荒”现象提醒人们应重新认识农民工群体。随着统筹城乡发展的推进,户籍制度逐渐放宽,劳动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再是农民工难以企及的奢望。如何让农民工享有更多应得的权利和保障,使他们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使他们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是用工企业和政府部门应该思考的问题。
农村城市化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城市化进程只可稳步推进,不能急于求成,拿农民的福祉冒险。
摘编自《南方周末》《网易》《重庆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