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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此心有所依
韩素音的父亲周映彤留学布鲁塞尔时，与当地姑娘玛格丽特相爱结婚。韩素音和兄妹都承受了这桩跨国婚姻带来的酸涩后果。父亲工作勤勉，工资却比外籍工程师们低一大截；哥哥海澜因为是混血儿，冷漠的法国医生不予救治，不幸夭折。
母亲将丧子的痛苦倾泻给韩素音，她嫌大女儿相貌难看、性格倔强，不像妹妹蒂莎，既甜美漂亮，还长着一张纯粹欧洲人的脸。母亲总是厌弃地说韩素音：“你必须努力学习，在学校里得第一名。你结不了婚，你太丑了……如果有人因为你聪明能干而愿意同你结婚，你就算走运。可是男人不喜欢聪明的女人。”
韩素音日复一日被漠视、打击，这使得她童年、少年时代愈发强悍不驯、好斗易怒，青春期也乖戾烦躁，情绪七翘八拱。很多年后她才知道，她的“丑”只存在于妈妈眼中，而且，她“有一种体格和相貌的永恒的美会超过她的两个妹妹”。
韩素音成长的民国初年，东西方还横亘着巨大鸿沟，种族之间的隔膜、歧视无所不在。欧亚混血儿的生长尤其伴随着凄惶与漂浮感。他们的外貌不中不西，到哪里皆“非我族类”，有时在父亲和母亲的族群与文化里，都难以找到归属和认同。作为异类被排斥、隔绝、蔑视的处境，使得当年不少混血儿有这样那样的性格阴影，神经质、敏感焦虑、交往障碍……
韩素音很幸运，她天性勇猛，体格强健，求知欲旺盛，有充足的能量从“血统不纯”与母亲施加的双重束缚中破茧而出。更难得的是，父亲和三叔牵引她走近周氏家族，从仪式和情感上同时进入古典雅致、根深蒂固的家族，使这个比利时与中国人的混血女儿在兴致勃勃的寻根之旅中，将根须深扎进成都平原的滋润沃土，完成血脉、文化和亲情的层层皈依。
韩素音抗战初期和丈夫居于重庆，她非常庆幸自己1939年初回成都老家过春节，并在此后几年多次回家长住。三叔交给韩素音祖坟碑文的拓片，她通过那些已经衰朽的纸片，去了解历代祖辈的履迹与荣光。
三叔宣布按照周氏宗谱的排列顺序，给侄女找寻准确的辈分名字，将她列入家谱。韩素音成为周光瑚，枝繁叶茂的周氏家谱的一员。那个春节令人陶醉，韩素音跟家族成员聚在一起，祭扫祖坟，在延续久远的程序里，行礼如仪；大家一起守岁、聊天，听三叔长篇大论地讲家族往事、人伦传统，给无数长辈磕头；与一大群堂、表兄弟姐妹逛名胜、品美食；她学会了中国式复杂的亲属称谓……这种洋溢着浓郁温情、又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个性的古典宗族制度，在当时真是给惶惑、飘零的韩素音慷慨而充足地浇灌了亲缘和族群的养分。她找到归属感，觉得自己的根就扎在这里。她后来发现，自己获得的这种爱，“无论是时间还是革命都无法磨灭或摧毁”。她也渴望收敛起自己冲动急躁的个性，暂时泯灭自我，享受跟大家庭融合在一起的优哉游哉、安逸安全。
距离华西医大不远的小天竺街，有一幢朴素的两层木楼，美国传教士、医生玛利安·曼利开办的助产士学校兼小型妇产科医院就设在这里。进入这所学校，到各种各样的产妇家里接生，使韩素音暂时摆脱了在重庆当家庭主妇的沉闷与婚姻的愁烦，也更宽泛地接触到不同阶层的生活——从有几房姨太太的军阀到茅檐摇晃、衣不蔽体的穷家小户。
玛利安也是一位作家，韩素音从欧洲辗转回国的经历，尤其是她从香港经武汉、桂林到重庆，穿越南方内陆省份的见闻和观感，让玛利安认定极富价值，很契合欧美人了解战时中国的急迫心情。她俩合作完成了《目的地重庆》，该书1942年在美、英出版。韩素音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在情感和内容上跟中国紧密粘连。
二、神经分裂式的婚姻
1933年，韩素音考入燕京大学医科预科学习。1935年，她获得奖学金，进入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1938年7月，成绩拔尖的韩素音已经在医学院念完三年级，却突然脱离自己日渐靠拢的目标，离开慈爱的外祖父和未婚夫路易斯（他本是比利时一位前途光明的律师，后来成为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二战末期牺牲），返回战火焚烧的中国。所有人都认为她疯了。
在归国海轮上，韩素音邂逅从德国桑赫斯特陆军学校毕业的青年军官唐保黄。他英俊挺拔，炽烈的爱国理想、报国激情令他更显得高尚不凡，甚至很像中国的化身。他俩相互吸引，1938年10月在武汉结婚。跟随唐保黄进入他的亲朋圈子，让一直孤独、倔强地游离于人群之外的韩素音，不再感到闭塞、孤单；嫁给一个纯正的中国人，也让她觉得自己被团体接纳，被中国承认。这种油然而生的安全感，一度抚平了她长期以来动荡不安的情绪。
韩素音与唐保黄有过强烈的激情，后来则变得爱恨交织，有时恨意还难以消融。他们的七年婚姻，被韩素音归纳为“神经分裂式的家庭生活”。唐保黄毕业于黄埔军校，充满对校长蒋介石的狂热崇拜和青云直上的渴望。他性格矛盾，既潇洒迷人，又刚愎自用；时而和善温柔，时而冷漠乖戾，可以瞬间从热情洋溢变得狂怒暴躁。
唐保黄觉得韩素音过于欧化，太有主见、太顽固，缺乏中国传统妇女贞静幽娴的德行，他竭尽全力对她施以净化灵魂的再教育，不许她读任何“犯忌”的书，包括古典诗词，想把她塑造成她永远也成不了的那种人。韩素音一度欣然接受丈夫的道德训诫，无奈这样的施教——受教模式很快就结束了。她哪里有旧式女子那么低眉顺眼、逆来顺受呢？何况她逐渐看出，唐保黄虽然满口忠勇爱国、仁义礼智，其实口是心非、虚伪虚荣。他认定自己永远正确，不惜当众羞辱和虐待她。
唐保黄的道德观跟政治野心紧紧相连。他觉得妻子作为欧洲归国留学生值得炫耀，同时他又有敏感的种族观念，担心她的混血儿出身妨碍自己的前途，并让韩素音配合撒谎，自称纯正的中国人。
被爱国主义、感激之心、一见钟情捏拢的婚姻，虽然也曾有过短暂或间歇的幸福、欢乐，但更持久的却是失望、痛楚和折磨。
唐保黄回国后很快当上蒋介石的侍从副官，1941年底被任命为中国驻伦敦代理武官。韩素音作为外交官夫人在伦敦的三年，虽然不乏开阔眼界的机会，但是按丈夫要求被迫困守家庭，情绪不免低落黯淡。她在必须参与的社交活动中也无法如鱼得水，跟专注于升官进爵、日益专制的丈夫的感情渐行渐远。
中断七年的医生梦逐渐苏醒，韩素音捡起功课，穿起利索简朴的衣服，重温学生生活，准备报考皇家自由医院所属伦敦女子医学院。她隐约预感到，虽然抗战即将结束，但巨大的变故正在逼近中国，唐保黄不会再那么一帆风顺，有朝一日她要靠自己的力量抚养孩子。
1945年3月，唐保黄任期已满回国，韩素音留在伦敦念书。靠着每月三十英镑奖学金，她边打工边抚养孩子，心无旁骛，辛苦、贫困却快乐充实。1948年初，韩素音提前完成学业，进入皇家自由医院当住院医生。
内战爆发，1947年10月，唐保黄死于东北战场，时任国民党暂编五十一师少将师长。当初在伦敦告别时，他俩都已经心照不宣，彼此将淡出对方的生活。但，谁也没有料到，这段一言难尽的婚姻，会以如此惨烈的方式结束。
三、曾经为爱痴狂
1949年初，韩素音携女儿前往香港，进入香港玛丽医院工作。中国大地正席卷着战争风暴，这又是一次令她周围的人咋舌的选择。朋友们劝阻她：“不能老是把面包扔到水里去。”
1949年夏，韩素音邂逅《泰晤士报》记者伊恩·莫理循。原本以为自己早就心如死灰，却不知不觉深陷情网，因缘好像前生注定。她眼里、心里的伊恩白璧无瑕。在自传体小说《瑰宝》里，韩素音借劳神父之口这么赞美伊恩（小说中的马克）：“既文质彬彬，又气宇轩昂；既有英雄气，又懂儿女情……说话总是那么平和，像荒漠中的一泓清泉。”
伊恩·莫理循跟中国渊源不浅，他父亲乔治·莫理循清末民初担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曾为袁世凯等四任民国总统的政治顾问，对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政治、外交有不小的影响力。乔治·莫理循还曾在中国很深入地旅游、考察，出版过《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他收藏的大量东方学文献及其通讯、日记，还有几千幅图片，成为研究当时中国历史、了解各地风俗民情的珍贵资料。
相爱的人面前障碍横亘。首先，伊恩的妻子不肯离婚，他俩难免有伤及他人的愧疚，而周围闲言碎语也层出不穷，飞短流长有时候有致命杀伤力，伊恩担心自己给她带去伤害；其次，香港的欧亚混血儿虽然不少，但当时殖民地和租借地的好些英国人，依旧认为混血儿低人一等。伊恩固然对种族偏见嗤之以鼻，但韩素音不得不忧虑，他俩的关系会影响他的前程；此外，她心心念念想要回到内地，她作为“赤色分子”的名声在香港惹人注目。而供职于《泰晤士报》的伊恩，显然很难获准去北京工作。中国刚刚建立的新政权和英国属于截然不同的政治阵营，他俩背后的世界，碎成了两块，鸿沟又深又宽……
韩素音和伊恩也曾心灰意冷。但感情愈是遭到打击，也就被激发得愈加蓬勃。韩素音发现自己即便在躁动不安的青春期，也不曾像现在这样为爱痴狂：“那个短暂的秋天，时间和空间都停滞了，在幸福的天堂里化成一个水晶球。”
朝鲜战争爆发，伊恩被派往前线采访。他和同事们离开香港机场时，“人人都显得身负重任而对周围一切满不在乎的样子”。伊恩的妻子给了他一个两年的期限，他因此而乐观，觉得自己能战胜时间。
可是，他再也回不来了。1950年8月，韩素音得知伊恩的死讯。这场仅持续一年多一点的恋情，一段云上的日子，戛然而止。天赐缘分，高峰体验，转瞬就彩云消散，梦残肠断，韩素音唯有自我安慰，自己毕竟拥有“爱与死”的财富。
伊恩从朝鲜寄出的信，依旧一封接一封到达，总共十八封。“这种延期的、他还活着的假象使他的死变得虚幻了”。第三周以后，韩素音收到最后一封信，“我知道不再有他的信了，于是坐到打字机前，卷上一张纸，开始写我的《爱情至上》”。
自传体小说《爱情至上》（现译《瑰宝》）1952年在英、美出版，出版商乔纳森·凯普写信告诉韩素音：“我在英国的公共汽车上看到的妇女，胳膊下几乎都夹着一本您写的书。”《瑰宝》后来被译为多种语言出版。不过，它在马来西亚曾引起轩然大波，韩素音打趣道：“在某些一本正经的人中间，我得了个花癫的名声。”
1952年2月，韩素音开始第二次婚姻，并前往马来西亚定居。她坦陈，结婚为了给女儿蓉梅一个安定的成长环境。
奠基于浓情蜜意的婚姻，并不意味着持久的美满幸福；但一桩婚约从开初就欠缺激情、先天不足，中途抛锚的机率无疑也更高。1955年，韩素音的老朋友、新任印度总督马尔科姆邀请她访问印度。韩素音看到印度陆军上校陆文星第一眼，就爱上了他。
前两次婚姻或伤痕累累，或平淡无奇；伊恩虽好，无奈瑰宝易碎。到第三次婚姻，韩素音终于能享受江流婉转、月照花林似的宁馨。她曾对陆文星说：“你是我的大地，要是没有你，我就不知所措。”他俩晚年定居瑞士小城洛桑。这段婚姻持续四十多年，直到2003年陆文星病逝。
四、百年沧桑涌来笔下
在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行医十五年后，写作与行医愈来愈难以兼顾，韩素音关闭诊所，专事写作。她的系列自传《残树》、《凡花》、《寂夏》、《吾宅双门》、《再生凤凰》（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版）既写个人和家族历史，也试图再现漫长的中国近现代及当代历史，同时也描述她中年走进的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这些书在一些欧美大学里既是历史研究著作，也是有关遥远东方的消闲读物。
从1956年开始，韩素音频繁回国探亲、采访，她热切地渴望了解新中国的变化。那时，外界对中国充满好奇和恐惧，她及时为人们掀开了一个观察、探究的缝隙，被誉为中国问题专家，经常到各国讲演。
韩素音的身份有些特殊：《瑰宝》在欧美畅销，初步奠定了她在文坛的声誉。1955年，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生死恋》，大受欢迎，还获得两项奥斯卡奖；她1956年出版的《雨，我饮的水》，一直被美国的大学列为研究马来西亚最好的书；完成于1957年的小说《青山青》也不断再版，又被好莱坞搬上银幕……韩素音因为用英文写作、作品能进入欧美文学界而在亚洲社会受到重视，有人甚至视她“高人一等”。与此同时，《瑰宝》、《青山青》按照当时国内的评判尺度，又是不折不扣的淫秽文学。
韩素音既可以在各大洲旅行、写作，又在中国受到礼遇，应该说拥有很多人艳羡的随心所欲。然而，她的写作，在那个时代仍然是不自由的。她在东方西方称得上左右逢源，有时候又似乎显得左右为难。
一方面，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周恩来等希望通过韩素音对世界传递中国的形象和声音。周恩来多次会见她，接受她的采访。韩素音为周恩来的智慧和魅力所折服，也由衷地为新时代的进步、变化高兴。然而，她没能对新中国的成就滔滔不绝地大唱赞歌；她的观察角度和写作口吻，并非凯歌嘹亮式的，有时候，就连对她特别关照和容忍的老同学龚澎，也会明确地流露不满。韩素音只能解释：“想要登载任何讲中国好话的文章都很困难……不能像给中国读者写东西那样给西方读者写。”还有人更是认为她诋毁新中国，她自传的书名“伤残的树”、“凋谢的花朵”也被人愤然地视为别有用心的影射。另一方面，韩素音可以频繁出入中国，却又不肯肆无忌惮地抨击中国，令冷战中的西方人失望。后者更讶异的是，她甚至热情洋溢地替中国说好话，太像一个“赤色分子”。
韩素音领略过中国美好的那一面，也见惯它在旧时代深陷战乱和贫穷的满目疮痍；她生长的时代，包括五六十年代，种族歧视在世界各国仍旧活跃，白人至上的优越感、殖民者的特权地位带给亚洲人的伤害和屈辱挥之不去。韩素音作为欧亚混血儿，更能敏感到某种落差，也更有切肤之痛。她自陈：“我对中国的感情不容怀疑，尤其是在1960年的冬天，我竭尽全力地为中国辩护。甚至对着那些刺探情况的外交官和记者，我不向他们吐露真情（含笑地），因为我与中国息息相关……毕竟我是一个中国人。”
她认同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又因游离在外，没有身处其间，故国就愈加牵惹情感。冷战时期的中国，在西方人眼里是有威胁、有敌意的国度。韩素音力图摒弃西方世界的成见、偏见，同时她也恼火于一些陪同者试图强加给她的“再教育”。她竭力想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去下结论，可没那么简单。走到哪里都被隆重地接待，固然使旅行和访问变得便利，但她的参观路线和项目通常是被安排好的，难以接触全貌。
今天再来看《残树》、《凡花》、《寂夏》、《吾宅双门》、《再生凤凰》这套书，涉及宏大历史的某些叙述，因为时代、环境的局限而难免片面，她也受限于自己不具备足够的穿透力，去把握中国这一个多世纪过于诡谲、复杂的政治与漫长、浩瀚的时光。韩素音还试图去靠拢时代剧变那突兀的节奏，虽然其间也很失落、惆怅。她在《残树》第一章里说：“往事在时间和革命洪流冲击下已变得不堪回首，当你心底最珍惜的憧憬已荡然无存，面对自己孤单的身影只能一笑置之……你还需要认识到真正做到理解这个过程又是多么艰辛……”
如果说韩素音对历史这个庞然大物，难以随时都驾驭得得心应手，她的笔触一涉及那些个人直接感知的部分就非常细腻、精准、灵动——东西方文化夹缝里被挤压、揉搓的憋屈感；成长中的踉跄、痛楚与强韧；几段爱情、婚姻的欢欣、迷狂或伤痛、绝望；命运的不由分说与不可思议……与此同时，韩素音对家族历史的深情回溯、刨根问底，以及用细节去还原旧时生活场景的篇章则最富意趣。她为我们留下了清末、民国时期内陆城市成都、重庆与帝都北平的繁复影像，充满风俗化的、泛黄的色调，既迷蒙又鲜活，似乎能闻到檀香、丝绸、烟草和灰尘的混合气味。
《瑰宝》也非常动人，它的前景是如怨如慕的爱情，但韩素音也用相当篇幅描画1949年前后香港的世风人情，以及解放前夕重庆的不知所措与默然等待。香港被称为“亚洲的十字路口”、“竹帘上的缝隙”，外国观察家、记者、投机商人、港府官员，从内地拥进的资本家、传教士、难民、妓女……五方杂处，众声喧哗。韩素音写这块拥挤、躁动之地的鱼龙混杂、斑驳陆离、文化冲突、政见交锋，其感受力和表达力都很见天赋。她靠女人灵敏的直觉、触觉、嗅觉和植根东西方文化的有利视角，将自己的体验、亲历、观察，描摹得活灵活现、汁水饱满，同时也不乏对往事和未来的真知灼见。
英国国家肖像展廊展出过女摄影家艾达·卡尔1959年为韩素音拍的一组肖像。那年韩素音四十二岁，瘦削苗条，身姿笔挺，鼻梁又窄又陡，线条清晰简洁，像刀子雕出似的。她年少时的桀骜不驯已经被岁月打磨，有了一层淡淡的柔光，但那股倔强、笃定、我行我素还是显而易见。这个遭遇过环境捆绑、伤害的女人，因为性情和才智的锋芒毕露和不折不挠，终究由早年的枯黄转为郁勃，迎来满枝浓绿青翠。
韩素音的父亲周映彤留学布鲁塞尔时，与当地姑娘玛格丽特相爱结婚。韩素音和兄妹都承受了这桩跨国婚姻带来的酸涩后果。父亲工作勤勉，工资却比外籍工程师们低一大截；哥哥海澜因为是混血儿，冷漠的法国医生不予救治，不幸夭折。
母亲将丧子的痛苦倾泻给韩素音，她嫌大女儿相貌难看、性格倔强，不像妹妹蒂莎，既甜美漂亮，还长着一张纯粹欧洲人的脸。母亲总是厌弃地说韩素音：“你必须努力学习，在学校里得第一名。你结不了婚，你太丑了……如果有人因为你聪明能干而愿意同你结婚，你就算走运。可是男人不喜欢聪明的女人。”
韩素音日复一日被漠视、打击，这使得她童年、少年时代愈发强悍不驯、好斗易怒，青春期也乖戾烦躁，情绪七翘八拱。很多年后她才知道，她的“丑”只存在于妈妈眼中，而且，她“有一种体格和相貌的永恒的美会超过她的两个妹妹”。
韩素音成长的民国初年，东西方还横亘着巨大鸿沟，种族之间的隔膜、歧视无所不在。欧亚混血儿的生长尤其伴随着凄惶与漂浮感。他们的外貌不中不西，到哪里皆“非我族类”，有时在父亲和母亲的族群与文化里，都难以找到归属和认同。作为异类被排斥、隔绝、蔑视的处境，使得当年不少混血儿有这样那样的性格阴影，神经质、敏感焦虑、交往障碍……
韩素音很幸运，她天性勇猛，体格强健，求知欲旺盛，有充足的能量从“血统不纯”与母亲施加的双重束缚中破茧而出。更难得的是，父亲和三叔牵引她走近周氏家族，从仪式和情感上同时进入古典雅致、根深蒂固的家族，使这个比利时与中国人的混血女儿在兴致勃勃的寻根之旅中，将根须深扎进成都平原的滋润沃土，完成血脉、文化和亲情的层层皈依。
韩素音抗战初期和丈夫居于重庆，她非常庆幸自己1939年初回成都老家过春节，并在此后几年多次回家长住。三叔交给韩素音祖坟碑文的拓片，她通过那些已经衰朽的纸片，去了解历代祖辈的履迹与荣光。
三叔宣布按照周氏宗谱的排列顺序，给侄女找寻准确的辈分名字，将她列入家谱。韩素音成为周光瑚，枝繁叶茂的周氏家谱的一员。那个春节令人陶醉，韩素音跟家族成员聚在一起，祭扫祖坟，在延续久远的程序里，行礼如仪；大家一起守岁、聊天，听三叔长篇大论地讲家族往事、人伦传统，给无数长辈磕头；与一大群堂、表兄弟姐妹逛名胜、品美食；她学会了中国式复杂的亲属称谓……这种洋溢着浓郁温情、又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个性的古典宗族制度，在当时真是给惶惑、飘零的韩素音慷慨而充足地浇灌了亲缘和族群的养分。她找到归属感，觉得自己的根就扎在这里。她后来发现，自己获得的这种爱，“无论是时间还是革命都无法磨灭或摧毁”。她也渴望收敛起自己冲动急躁的个性，暂时泯灭自我，享受跟大家庭融合在一起的优哉游哉、安逸安全。
距离华西医大不远的小天竺街，有一幢朴素的两层木楼，美国传教士、医生玛利安·曼利开办的助产士学校兼小型妇产科医院就设在这里。进入这所学校，到各种各样的产妇家里接生，使韩素音暂时摆脱了在重庆当家庭主妇的沉闷与婚姻的愁烦，也更宽泛地接触到不同阶层的生活——从有几房姨太太的军阀到茅檐摇晃、衣不蔽体的穷家小户。
玛利安也是一位作家，韩素音从欧洲辗转回国的经历，尤其是她从香港经武汉、桂林到重庆，穿越南方内陆省份的见闻和观感，让玛利安认定极富价值，很契合欧美人了解战时中国的急迫心情。她俩合作完成了《目的地重庆》，该书1942年在美、英出版。韩素音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在情感和内容上跟中国紧密粘连。
二、神经分裂式的婚姻
1933年，韩素音考入燕京大学医科预科学习。1935年，她获得奖学金，进入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1938年7月，成绩拔尖的韩素音已经在医学院念完三年级，却突然脱离自己日渐靠拢的目标，离开慈爱的外祖父和未婚夫路易斯（他本是比利时一位前途光明的律师，后来成为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二战末期牺牲），返回战火焚烧的中国。所有人都认为她疯了。
在归国海轮上，韩素音邂逅从德国桑赫斯特陆军学校毕业的青年军官唐保黄。他英俊挺拔，炽烈的爱国理想、报国激情令他更显得高尚不凡，甚至很像中国的化身。他俩相互吸引，1938年10月在武汉结婚。跟随唐保黄进入他的亲朋圈子，让一直孤独、倔强地游离于人群之外的韩素音，不再感到闭塞、孤单；嫁给一个纯正的中国人，也让她觉得自己被团体接纳，被中国承认。这种油然而生的安全感，一度抚平了她长期以来动荡不安的情绪。
韩素音与唐保黄有过强烈的激情，后来则变得爱恨交织，有时恨意还难以消融。他们的七年婚姻，被韩素音归纳为“神经分裂式的家庭生活”。唐保黄毕业于黄埔军校，充满对校长蒋介石的狂热崇拜和青云直上的渴望。他性格矛盾，既潇洒迷人，又刚愎自用；时而和善温柔，时而冷漠乖戾，可以瞬间从热情洋溢变得狂怒暴躁。
唐保黄觉得韩素音过于欧化，太有主见、太顽固，缺乏中国传统妇女贞静幽娴的德行，他竭尽全力对她施以净化灵魂的再教育，不许她读任何“犯忌”的书，包括古典诗词，想把她塑造成她永远也成不了的那种人。韩素音一度欣然接受丈夫的道德训诫，无奈这样的施教——受教模式很快就结束了。她哪里有旧式女子那么低眉顺眼、逆来顺受呢？何况她逐渐看出，唐保黄虽然满口忠勇爱国、仁义礼智，其实口是心非、虚伪虚荣。他认定自己永远正确，不惜当众羞辱和虐待她。
唐保黄的道德观跟政治野心紧紧相连。他觉得妻子作为欧洲归国留学生值得炫耀，同时他又有敏感的种族观念，担心她的混血儿出身妨碍自己的前途，并让韩素音配合撒谎，自称纯正的中国人。
被爱国主义、感激之心、一见钟情捏拢的婚姻，虽然也曾有过短暂或间歇的幸福、欢乐，但更持久的却是失望、痛楚和折磨。
唐保黄回国后很快当上蒋介石的侍从副官，1941年底被任命为中国驻伦敦代理武官。韩素音作为外交官夫人在伦敦的三年，虽然不乏开阔眼界的机会，但是按丈夫要求被迫困守家庭，情绪不免低落黯淡。她在必须参与的社交活动中也无法如鱼得水，跟专注于升官进爵、日益专制的丈夫的感情渐行渐远。
中断七年的医生梦逐渐苏醒，韩素音捡起功课，穿起利索简朴的衣服，重温学生生活，准备报考皇家自由医院所属伦敦女子医学院。她隐约预感到，虽然抗战即将结束，但巨大的变故正在逼近中国，唐保黄不会再那么一帆风顺，有朝一日她要靠自己的力量抚养孩子。
1945年3月，唐保黄任期已满回国，韩素音留在伦敦念书。靠着每月三十英镑奖学金，她边打工边抚养孩子，心无旁骛，辛苦、贫困却快乐充实。1948年初，韩素音提前完成学业，进入皇家自由医院当住院医生。
内战爆发，1947年10月，唐保黄死于东北战场，时任国民党暂编五十一师少将师长。当初在伦敦告别时，他俩都已经心照不宣，彼此将淡出对方的生活。但，谁也没有料到，这段一言难尽的婚姻，会以如此惨烈的方式结束。
三、曾经为爱痴狂
1949年初，韩素音携女儿前往香港，进入香港玛丽医院工作。中国大地正席卷着战争风暴，这又是一次令她周围的人咋舌的选择。朋友们劝阻她：“不能老是把面包扔到水里去。”
1949年夏，韩素音邂逅《泰晤士报》记者伊恩·莫理循。原本以为自己早就心如死灰，却不知不觉深陷情网，因缘好像前生注定。她眼里、心里的伊恩白璧无瑕。在自传体小说《瑰宝》里，韩素音借劳神父之口这么赞美伊恩（小说中的马克）：“既文质彬彬，又气宇轩昂；既有英雄气，又懂儿女情……说话总是那么平和，像荒漠中的一泓清泉。”
伊恩·莫理循跟中国渊源不浅，他父亲乔治·莫理循清末民初担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曾为袁世凯等四任民国总统的政治顾问，对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政治、外交有不小的影响力。乔治·莫理循还曾在中国很深入地旅游、考察，出版过《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他收藏的大量东方学文献及其通讯、日记，还有几千幅图片，成为研究当时中国历史、了解各地风俗民情的珍贵资料。
相爱的人面前障碍横亘。首先，伊恩的妻子不肯离婚，他俩难免有伤及他人的愧疚，而周围闲言碎语也层出不穷，飞短流长有时候有致命杀伤力，伊恩担心自己给她带去伤害；其次，香港的欧亚混血儿虽然不少，但当时殖民地和租借地的好些英国人，依旧认为混血儿低人一等。伊恩固然对种族偏见嗤之以鼻，但韩素音不得不忧虑，他俩的关系会影响他的前程；此外，她心心念念想要回到内地，她作为“赤色分子”的名声在香港惹人注目。而供职于《泰晤士报》的伊恩，显然很难获准去北京工作。中国刚刚建立的新政权和英国属于截然不同的政治阵营，他俩背后的世界，碎成了两块，鸿沟又深又宽……
韩素音和伊恩也曾心灰意冷。但感情愈是遭到打击，也就被激发得愈加蓬勃。韩素音发现自己即便在躁动不安的青春期，也不曾像现在这样为爱痴狂：“那个短暂的秋天，时间和空间都停滞了，在幸福的天堂里化成一个水晶球。”
朝鲜战争爆发，伊恩被派往前线采访。他和同事们离开香港机场时，“人人都显得身负重任而对周围一切满不在乎的样子”。伊恩的妻子给了他一个两年的期限，他因此而乐观，觉得自己能战胜时间。
可是，他再也回不来了。1950年8月，韩素音得知伊恩的死讯。这场仅持续一年多一点的恋情，一段云上的日子，戛然而止。天赐缘分，高峰体验，转瞬就彩云消散，梦残肠断，韩素音唯有自我安慰，自己毕竟拥有“爱与死”的财富。
伊恩从朝鲜寄出的信，依旧一封接一封到达，总共十八封。“这种延期的、他还活着的假象使他的死变得虚幻了”。第三周以后，韩素音收到最后一封信，“我知道不再有他的信了，于是坐到打字机前，卷上一张纸，开始写我的《爱情至上》”。
自传体小说《爱情至上》（现译《瑰宝》）1952年在英、美出版，出版商乔纳森·凯普写信告诉韩素音：“我在英国的公共汽车上看到的妇女，胳膊下几乎都夹着一本您写的书。”《瑰宝》后来被译为多种语言出版。不过，它在马来西亚曾引起轩然大波，韩素音打趣道：“在某些一本正经的人中间，我得了个花癫的名声。”
1952年2月，韩素音开始第二次婚姻，并前往马来西亚定居。她坦陈，结婚为了给女儿蓉梅一个安定的成长环境。
奠基于浓情蜜意的婚姻，并不意味着持久的美满幸福；但一桩婚约从开初就欠缺激情、先天不足，中途抛锚的机率无疑也更高。1955年，韩素音的老朋友、新任印度总督马尔科姆邀请她访问印度。韩素音看到印度陆军上校陆文星第一眼，就爱上了他。
前两次婚姻或伤痕累累，或平淡无奇；伊恩虽好，无奈瑰宝易碎。到第三次婚姻，韩素音终于能享受江流婉转、月照花林似的宁馨。她曾对陆文星说：“你是我的大地，要是没有你，我就不知所措。”他俩晚年定居瑞士小城洛桑。这段婚姻持续四十多年，直到2003年陆文星病逝。
四、百年沧桑涌来笔下
在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行医十五年后，写作与行医愈来愈难以兼顾，韩素音关闭诊所，专事写作。她的系列自传《残树》、《凡花》、《寂夏》、《吾宅双门》、《再生凤凰》（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版）既写个人和家族历史，也试图再现漫长的中国近现代及当代历史，同时也描述她中年走进的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这些书在一些欧美大学里既是历史研究著作，也是有关遥远东方的消闲读物。
从1956年开始，韩素音频繁回国探亲、采访，她热切地渴望了解新中国的变化。那时，外界对中国充满好奇和恐惧，她及时为人们掀开了一个观察、探究的缝隙，被誉为中国问题专家，经常到各国讲演。
韩素音的身份有些特殊：《瑰宝》在欧美畅销，初步奠定了她在文坛的声誉。1955年，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生死恋》，大受欢迎，还获得两项奥斯卡奖；她1956年出版的《雨，我饮的水》，一直被美国的大学列为研究马来西亚最好的书；完成于1957年的小说《青山青》也不断再版，又被好莱坞搬上银幕……韩素音因为用英文写作、作品能进入欧美文学界而在亚洲社会受到重视，有人甚至视她“高人一等”。与此同时，《瑰宝》、《青山青》按照当时国内的评判尺度，又是不折不扣的淫秽文学。
韩素音既可以在各大洲旅行、写作，又在中国受到礼遇，应该说拥有很多人艳羡的随心所欲。然而，她的写作，在那个时代仍然是不自由的。她在东方西方称得上左右逢源，有时候又似乎显得左右为难。
一方面，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周恩来等希望通过韩素音对世界传递中国的形象和声音。周恩来多次会见她，接受她的采访。韩素音为周恩来的智慧和魅力所折服，也由衷地为新时代的进步、变化高兴。然而，她没能对新中国的成就滔滔不绝地大唱赞歌；她的观察角度和写作口吻，并非凯歌嘹亮式的，有时候，就连对她特别关照和容忍的老同学龚澎，也会明确地流露不满。韩素音只能解释：“想要登载任何讲中国好话的文章都很困难……不能像给中国读者写东西那样给西方读者写。”还有人更是认为她诋毁新中国，她自传的书名“伤残的树”、“凋谢的花朵”也被人愤然地视为别有用心的影射。另一方面，韩素音可以频繁出入中国，却又不肯肆无忌惮地抨击中国，令冷战中的西方人失望。后者更讶异的是，她甚至热情洋溢地替中国说好话，太像一个“赤色分子”。
韩素音领略过中国美好的那一面，也见惯它在旧时代深陷战乱和贫穷的满目疮痍；她生长的时代，包括五六十年代，种族歧视在世界各国仍旧活跃，白人至上的优越感、殖民者的特权地位带给亚洲人的伤害和屈辱挥之不去。韩素音作为欧亚混血儿，更能敏感到某种落差，也更有切肤之痛。她自陈：“我对中国的感情不容怀疑，尤其是在1960年的冬天，我竭尽全力地为中国辩护。甚至对着那些刺探情况的外交官和记者，我不向他们吐露真情（含笑地），因为我与中国息息相关……毕竟我是一个中国人。”
她认同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又因游离在外，没有身处其间，故国就愈加牵惹情感。冷战时期的中国，在西方人眼里是有威胁、有敌意的国度。韩素音力图摒弃西方世界的成见、偏见，同时她也恼火于一些陪同者试图强加给她的“再教育”。她竭力想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去下结论，可没那么简单。走到哪里都被隆重地接待，固然使旅行和访问变得便利，但她的参观路线和项目通常是被安排好的，难以接触全貌。
今天再来看《残树》、《凡花》、《寂夏》、《吾宅双门》、《再生凤凰》这套书，涉及宏大历史的某些叙述，因为时代、环境的局限而难免片面，她也受限于自己不具备足够的穿透力，去把握中国这一个多世纪过于诡谲、复杂的政治与漫长、浩瀚的时光。韩素音还试图去靠拢时代剧变那突兀的节奏，虽然其间也很失落、惆怅。她在《残树》第一章里说：“往事在时间和革命洪流冲击下已变得不堪回首，当你心底最珍惜的憧憬已荡然无存，面对自己孤单的身影只能一笑置之……你还需要认识到真正做到理解这个过程又是多么艰辛……”
如果说韩素音对历史这个庞然大物，难以随时都驾驭得得心应手，她的笔触一涉及那些个人直接感知的部分就非常细腻、精准、灵动——东西方文化夹缝里被挤压、揉搓的憋屈感；成长中的踉跄、痛楚与强韧；几段爱情、婚姻的欢欣、迷狂或伤痛、绝望；命运的不由分说与不可思议……与此同时，韩素音对家族历史的深情回溯、刨根问底，以及用细节去还原旧时生活场景的篇章则最富意趣。她为我们留下了清末、民国时期内陆城市成都、重庆与帝都北平的繁复影像，充满风俗化的、泛黄的色调，既迷蒙又鲜活，似乎能闻到檀香、丝绸、烟草和灰尘的混合气味。
《瑰宝》也非常动人，它的前景是如怨如慕的爱情，但韩素音也用相当篇幅描画1949年前后香港的世风人情，以及解放前夕重庆的不知所措与默然等待。香港被称为“亚洲的十字路口”、“竹帘上的缝隙”，外国观察家、记者、投机商人、港府官员，从内地拥进的资本家、传教士、难民、妓女……五方杂处，众声喧哗。韩素音写这块拥挤、躁动之地的鱼龙混杂、斑驳陆离、文化冲突、政见交锋，其感受力和表达力都很见天赋。她靠女人灵敏的直觉、触觉、嗅觉和植根东西方文化的有利视角，将自己的体验、亲历、观察，描摹得活灵活现、汁水饱满，同时也不乏对往事和未来的真知灼见。
英国国家肖像展廊展出过女摄影家艾达·卡尔1959年为韩素音拍的一组肖像。那年韩素音四十二岁，瘦削苗条，身姿笔挺，鼻梁又窄又陡，线条清晰简洁，像刀子雕出似的。她年少时的桀骜不驯已经被岁月打磨，有了一层淡淡的柔光，但那股倔强、笃定、我行我素还是显而易见。这个遭遇过环境捆绑、伤害的女人，因为性情和才智的锋芒毕露和不折不挠，终究由早年的枯黄转为郁勃，迎来满枝浓绿青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