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事关公众利益的公共政策层面,应逐渐实现网民的有限准入和公开讨论。
　　
　　9月1日正式启动的手机实名制,让人自然联想到互联网实名制的进展。今年以来,多位重要主管官员对外界表示,政府有意在重点新闻网站和主要商业网站推行论坛版主实名制,取消新闻跟帖“匿名发言”功能,探索网站电子公告服务的用户身份认证工作等。在这些举措坐实之前,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如果将手机实名制和网络实名制做简单对比,会发现一些基本的共同点。例如,政策动议都始于2005年春天,清理或认证匿名用户的难度巨大,运营商的态度并不积极,终端用户分歧明显。手机实名制最终在强力推动下施行,但给定了三年过渡期来处理大约3.2亿用户的补登记,其间的权衡博弈似乎远未结束,不免让人对其执行效果捏把汗。
　　就事实而言,就在手机实名制开始争议的那一年,政府其实已经在互联网局部范围内展开过实名制试点。当时,清华大学“水木清华”、南京大学“小百合”、复旦大学“日月光华”、南开大学“我爱南开”、武汉大学“白云黄鹤”等著名高校BBS站相继进入只读或关闭状态整顿,要求本校学生以真实姓名和学号重新进行后台登记才可以发言。在最严厉的时期,甚至不允许校外IP地址访问这些论坛。数年过去,这一实名制规则依旧,但纯洁言论环境的意图并未实现,新生代发言灌水的热闹程度大大超过从前。这个案例的意涵是,后台实名制并不是管理者期待的灵丹妙药。它虽然方便了监管方更好更快地查找信息源头,但其潜在的威慑力量有限,架不住人多嘴杂,众声喧哗。存心捣乱的家伙还会找到新的自我保护方式,无意对抗的小民照样该抒情就抒情,想维权就维权。至于其成本,也许在用户相对聚集的单位制、局域网中可以接受,但要推广到形态复杂、管理界限模糊、甚至超越主权范畴的浩瀚互联网空间,必定耗费惊人。在广义维稳支出已接近国防预算的财政压力下,更需要仔细计算收益得失。
　　就习惯而言,政府可以稍微宽心的是,即便没有政策严令,网络实名也在成为某种流行趋势。就分歧而言,数年前就有学者洞察,旨在建立维持信任关系的实名制,对于某些人来说太强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又可能不够。认为管制过强的人,会极力规避;觉得供给不够的人,则不敢入局。由于公共政策的受益面不是均衡分布的,破解这一纠结的要害在于避免“一刀切”模式。
　　其实,互联网上出现的许多问题,其根源并不在互联网,而是社会症候群的投射。互联网上偶尔可见的宣泄与怒气,很大程度是因为现实世界缺乏制度化的表达渠道,他们的意见不被倾听,他们的诉求不被回应,只好转战互联网。
　　西方学者根据解决冲突、处理问题和变化的导向,再结合从反应性到前瞻性的表现,将政府治理行动理解为一个行政设计矩阵,它包括了四种类型:仅仅忙于应付眼前问题而又缺乏沟通的危机设计、倾向于科学化但同样缺乏沟通的理性设计、倾向于交往互动但滞后于环境变化的渐进设计,以及倾向于积极交往互动而又预见未来变化的社会设计。走向战略治理的政府,必然要走向崭新的社会设计之途。
　　回到网络实名制议题,以小见大地说,政权基石的巩固,越来越取决于政府了解和回应民众的多样化需求,实现精细的品质管理。我们可以将宏观政治的诸多议题区隔为三个层次,一是关注国家命运及其走向,二是关心体制合法性与变革,三是关切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
　　所以,要捍卫共同体和体制,一个更积极和善意的策略是,在事关公众利益的公共政策层面,逐渐实现网民的有限准入和公开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切实履行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政治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