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十七年电影是新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一个重要阶段，以一种最具影响力的艺术载体和传播媒介，为新生的共和国留下了新时代的影像记录；同时，在创作实践、艺术探索和电影理论等方面积累了许多丰富的历史经验。十七年电影文学出现过四次创作高潮，分别是1951年、1953－1956年、1959年和1962－1963年，呈现出潮起潮落的曲折轨迹，耐人寻味。
关键词：新中国；十七年；电影文学；创作高潮
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一个刚刚诞生的新政权来说，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巩固政权。当时国内疾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尚未结束，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的繁重任务又迫在眉睫。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动员群众为革命建功立业，成为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电影这种最富有群众性与感染力的艺术形式，很自然的被赋予了重要的政治宣传职能。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广大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下，十七年时期(1949－1966年)电影文学先后出现过四次创作高潮。
一、1951年：电影文学第一次创作高潮
1949年4月，中央电影管理局建立，直接负责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各项事宜。新中国电影体系的建立主要是三大国营厂的建立和私营厂的改造。早在抗战胜利之初，原日伪控制的“满映”就被中国共产党接管，成立东北电影公司，1946年11月1日正式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1955年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1949年4月和11月，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相继成立。三大国营电影制片厂成为新中国电影生产的重要基地。1951年3月8日，在全国26个大城市举办“国营电影厂出品新片展览月”，标志着新中国电影文学和电影创作的第一次大发展。展出了《中华儿女》(颜一烟编剧)，《钢铁战士》(陈萌改编)、《白毛女》(水华、王滨、杨润身改编)、《赵一曼》(余敏编剧)等20部故事片。这批影片的文学剧本，有些是根据小说、歌剧、话剧改编的，但更多的还是专门为拍摄而创作的。它们从不同侧面表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劳动人民为争取解放而斗争的事迹与进入新社会后的幸福生活，充分地显示出新中国社会主义电影的鲜明特色。这是我国当代电影文学与电影艺术的第一批丰硕成果。其中有些影片，不仅在国内受到普遍欢迎，而且在国际上也得到较高关注。在1950年至1952年第五、六、七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中华儿女》获“自由斗争奖”，《白毛女》获“特别荣誉奖”，《钢铁战士》获“和平奖”，《人民战士》获“争取自由斗争奖”，《内蒙古人民的胜利》的作者王震之获编剧奖。可以说，新中国电影史的第一页是辉煌的。与此同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的私营电影制片厂一共摄制了46部电影，包括《武训传》、《关连长》、《我这一辈子》等电影文学佳作。
“新片展览月”刚结束不久，1951年5月声势浩大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便展开了。对武训的是非功过的历史评价及如何在艺术上表现这个历史人物，本来属于学术和艺术范畴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民主讨论来寻求比较准确的做法。然而，当时却强调这是一场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并以横扫千军之势大加批判，而且持续时间长达4个月之久。这就不能不使广大电影工作者产生畏难甚至恐惧心理。而1950年7月成立的“电影指导委员会”，其任务是对国营厂的电影剧本、故事梗概、制片和发行计划及私营电影企业的影片提出意见。而在实际工作中，由于该委员会对电影剧本的审查采取了简单的行政方式，特别是对政治思想的审查过于具体与苛刻，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强调写重大题材，致使不少剧本都在严格的审查下流产，已拍成影片的又进行了重大修改。这一切严重地束缚了刚刚起步的新中国的电影事业的发展。而且从长远影响来看，批判《武训传》树立了以政治运动搞电影批评的样板，而“电影指导委员会”则开创了以行政管理手段领导艺术创作的先例，这就更助长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创作主题与题材的单一性，强化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念。
二、1953－1956年：电影文学第二次创作高潮
1953年3月，文化部电影局联合召开了第一次电影剧本创作会议和电影艺术工作会议，着重分析了电影剧本少、质量低的种种原因，并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同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总的精神是批评“左”的错误倾向，反对艺术创作的概念化、公式化，纠正了把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的思想。同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又颁发了《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规定》，强调指出“电影艺术具有极为广泛的群众性，具有对群众教育和文化娱乐的重大作用”，而且还要求“在题材选择上，应扩大范围，注意题材和形式的多样性”，要求领导部门采取有效措施为电影创作创造有利条件。1953年以后，随着对电影剧本的领导方式、方法与审查方针的不断改善，电影文学创作才渐渐出现回升现象。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随着政策的调整和比较宽松的文化环境出现，电影剧作家和全国文艺工作者一样，开始改变与艺术创作难以相容的紧张心态，重新激发了他们探索、创新的勇气。表现在电影文学创作上，是主题、题材范围扩大，风格、样式趋于多样，作品数量也有明显增加。从1953年到1956年，先后出现了一批在思想和艺术上有明显提高的电影文学剧本，如《鸡毛信》(张骏祥改编)、《渡江侦察记》(沈默君编剧)、《山间铃响马帮来》(白桦编剧)、《董存瑞》(丁洪、赵寰编剧)、《上甘岭》(林杉编剧)、《布谷鸟又叫了》(杨履方编剧)等等。这些剧本的创作和根据他们摄制的影片，形成了电影文学创作的第二次高潮。
这个时期的电影文学创作，具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在大力表现工农兵的同时，知识分子形象开始在某些作品中以主角的身份出现了。这些作品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他们的社会作用，而且还敢于真实地描写他们在事业、友谊、爱情、家庭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第二，在重视政治功利性的同时，爱情题材开始进入当代中国电影创作领域。过去电影创作中虽然涉及爱情，但爱情只是作为革命主题的附庸，现在许多电影剧本开始敢于把爱情作为主要内容之一来加以描写了。虽不无偏颇之处，但敢于突破禁区，这不能不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第三，革命题材的电影剧作占据主流，因为革命题材电影既是新生政权合法化的产物，也是民众对于革命历史年代智慧、光荣、激情的欢呼与追忆性想象。第四，追求强烈的叙事性，大部分电影按照戏剧“冲突律”来安排故事情节，也就是以事件矛盾的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局的过程作为参照系，故事有头有尾、层次分明、线索清晰，也就明白易懂。 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使电影界大伤元气，许多著名的编剧、导演、演员从影坛消失；1958年“拔红旗”运动，使一些敢于揭露生活矛盾的影片遭到严厉批判(如《洞箫横吹》、《布谷鸟又叫了》、《新局长到来之前》等)，它们的编剧首先被推上政治审判台。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电影艺术规律再次被抛到九霄云外，取而代之的又是政治上的狂热和创作上的粗制滥造。因此1958年电影文学创作的“数量”高潮其实是艺术低潮。
三、1959年：电影文学第三次创作高潮
1959年，伟大的共和国诞生十周年，中央提出“向国庆献礼”的口号，周恩来总理提出要拍几部质量较高的电影，并强调“既要有思想性，又要有艺术性”多次指示要注重质量。一些电影剧作家与电影界领导同志，逐渐认识并纠正了一些“左”的影响，于是，在1959年出现了电影创作的第三次高潮。文化部在全国各大城市举办的“国产新片展览月”，集中展出了38部故事片。在这些电影中，堪称优秀影片的有《林则徐》(叶元、吕宕编剧)、《聂耳》(于伶、孟波、郑君里编剧)、《青春之歌》(杨沫编剧)、《五朵金花》(季康、公浦编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马烽编剧)等。这批剧作的突出成就在于，通过真实生动的矛盾冲突，塑造了一批性格相当丰富、丰满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历史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作者能避开许多现实问题的纠缠，潜心进行艺术创造，因而比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显得自由舒展，深刻底蕴，取得的成绩就也相应显著得多。
“国庆十周年献礼”潮流中涌向出来的这部分电影中，许多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在坚守现实主义的同时，从中国古典美学中吸取营养，建立起内蕴丰厚的银幕艺术世界。但由于三年(1959－1961年)困难时期的到来，电影创作又进入低潮。
四、1962－1963年：电影文学第四次创作高潮
第四次高潮出现在1961年至1963年。1961年6月，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召开。周恩来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强调了艺术民主、尊重艺术规律、改善领导工作等问题，批评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违背艺术规律的种种“左”倾文艺思潮。会议据此制定了电影工作32条(即《文化部关于加强电影艺术创作的意见》)，主要精神也就是改善电影领导工作，保证影片的质量和题材、风格、样式的多样。宽松的政治气氛与部分回归的艺术规律，使电影文学创作进入了第四次高潮。这段时间出现的优秀电影文学剧本，如《红色娘子军》(梁信编剧)、《达吉和她的父亲》(高缨编剧)、《早春二月》(谢铁骊改编)、《小兵张嘎》(徐光耀编剧)、《李双双》(李准编剧)、《冰山上的来客》(乌·白辛编剧)等。这些作品，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炼到切入的角度，都显示出作者的独特眼光与艺术功力；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生活工作者们都比从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人物形象的创造，由于能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对人物性格特征与内心世界进行深入细致的刻画，因而这些人物想象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显得厚实而有立体感，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为拍摄影片奠定了坚实的文学基础。
五、电影文学的凋敝与复苏
1963年9月，康生污蔑影片《红河激浪》为“反党毒草”，对编剧人员进行迫害。同年底，毛泽东主席作了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错误的估计了当时的文艺形势，加上康生、江青之流诋毁电影创作与其他文艺创作，在政治上兴风作浪，因而电影生产又陷入严重困境。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对瞿白音论文《电影创新的独白》以及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不夜城》(柯灵编剧)、《舞台姐妹》(林谷、徐进、谢晋编剧)等进行了政治围剿。为此，电影工作者噤若寒蝉，电影创作偃旗息鼓，又出现了一个萧条时期。接着而来的是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掀起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狂澜，使一切文艺面临着灭顶之灾。“文革”前摄制的影片几乎全部被否定。1967年至1972年，所有的故事片停止生产。只有几部宣传鼓动性的动画片与《红灯记》等几部样板戏占据了当时的荧幕。十年动乱中，电影文学创作进入全面凋敝时期。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我国文艺事业开始全方位复苏。
回顾十七年时期电影文学，呈现出潮起潮落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电影虽然优劣并存，但总的来说，为新中国电影确立了蓬勃宏大的美学走向和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为年轻的共和国留下了充满激情与梦幻的影像记录。
关键词：新中国；十七年；电影文学；创作高潮
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一个刚刚诞生的新政权来说，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巩固政权。当时国内疾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尚未结束，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的繁重任务又迫在眉睫。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动员群众为革命建功立业，成为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电影这种最富有群众性与感染力的艺术形式，很自然的被赋予了重要的政治宣传职能。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广大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下，十七年时期(1949－1966年)电影文学先后出现过四次创作高潮。
一、1951年：电影文学第一次创作高潮
1949年4月，中央电影管理局建立，直接负责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各项事宜。新中国电影体系的建立主要是三大国营厂的建立和私营厂的改造。早在抗战胜利之初，原日伪控制的“满映”就被中国共产党接管，成立东北电影公司，1946年11月1日正式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1955年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1949年4月和11月，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相继成立。三大国营电影制片厂成为新中国电影生产的重要基地。1951年3月8日，在全国26个大城市举办“国营电影厂出品新片展览月”，标志着新中国电影文学和电影创作的第一次大发展。展出了《中华儿女》(颜一烟编剧)，《钢铁战士》(陈萌改编)、《白毛女》(水华、王滨、杨润身改编)、《赵一曼》(余敏编剧)等20部故事片。这批影片的文学剧本，有些是根据小说、歌剧、话剧改编的，但更多的还是专门为拍摄而创作的。它们从不同侧面表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劳动人民为争取解放而斗争的事迹与进入新社会后的幸福生活，充分地显示出新中国社会主义电影的鲜明特色。这是我国当代电影文学与电影艺术的第一批丰硕成果。其中有些影片，不仅在国内受到普遍欢迎，而且在国际上也得到较高关注。在1950年至1952年第五、六、七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中华儿女》获“自由斗争奖”，《白毛女》获“特别荣誉奖”，《钢铁战士》获“和平奖”，《人民战士》获“争取自由斗争奖”，《内蒙古人民的胜利》的作者王震之获编剧奖。可以说，新中国电影史的第一页是辉煌的。与此同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的私营电影制片厂一共摄制了46部电影，包括《武训传》、《关连长》、《我这一辈子》等电影文学佳作。
“新片展览月”刚结束不久，1951年5月声势浩大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便展开了。对武训的是非功过的历史评价及如何在艺术上表现这个历史人物，本来属于学术和艺术范畴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民主讨论来寻求比较准确的做法。然而，当时却强调这是一场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并以横扫千军之势大加批判，而且持续时间长达4个月之久。这就不能不使广大电影工作者产生畏难甚至恐惧心理。而1950年7月成立的“电影指导委员会”，其任务是对国营厂的电影剧本、故事梗概、制片和发行计划及私营电影企业的影片提出意见。而在实际工作中，由于该委员会对电影剧本的审查采取了简单的行政方式，特别是对政治思想的审查过于具体与苛刻，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强调写重大题材，致使不少剧本都在严格的审查下流产，已拍成影片的又进行了重大修改。这一切严重地束缚了刚刚起步的新中国的电影事业的发展。而且从长远影响来看，批判《武训传》树立了以政治运动搞电影批评的样板，而“电影指导委员会”则开创了以行政管理手段领导艺术创作的先例，这就更助长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创作主题与题材的单一性，强化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念。
二、1953－1956年：电影文学第二次创作高潮
1953年3月，文化部电影局联合召开了第一次电影剧本创作会议和电影艺术工作会议，着重分析了电影剧本少、质量低的种种原因，并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同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总的精神是批评“左”的错误倾向，反对艺术创作的概念化、公式化，纠正了把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的思想。同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又颁发了《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规定》，强调指出“电影艺术具有极为广泛的群众性，具有对群众教育和文化娱乐的重大作用”，而且还要求“在题材选择上，应扩大范围，注意题材和形式的多样性”，要求领导部门采取有效措施为电影创作创造有利条件。1953年以后，随着对电影剧本的领导方式、方法与审查方针的不断改善，电影文学创作才渐渐出现回升现象。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随着政策的调整和比较宽松的文化环境出现，电影剧作家和全国文艺工作者一样，开始改变与艺术创作难以相容的紧张心态，重新激发了他们探索、创新的勇气。表现在电影文学创作上，是主题、题材范围扩大，风格、样式趋于多样，作品数量也有明显增加。从1953年到1956年，先后出现了一批在思想和艺术上有明显提高的电影文学剧本，如《鸡毛信》(张骏祥改编)、《渡江侦察记》(沈默君编剧)、《山间铃响马帮来》(白桦编剧)、《董存瑞》(丁洪、赵寰编剧)、《上甘岭》(林杉编剧)、《布谷鸟又叫了》(杨履方编剧)等等。这些剧本的创作和根据他们摄制的影片，形成了电影文学创作的第二次高潮。
这个时期的电影文学创作，具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在大力表现工农兵的同时，知识分子形象开始在某些作品中以主角的身份出现了。这些作品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他们的社会作用，而且还敢于真实地描写他们在事业、友谊、爱情、家庭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第二，在重视政治功利性的同时，爱情题材开始进入当代中国电影创作领域。过去电影创作中虽然涉及爱情，但爱情只是作为革命主题的附庸，现在许多电影剧本开始敢于把爱情作为主要内容之一来加以描写了。虽不无偏颇之处，但敢于突破禁区，这不能不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第三，革命题材的电影剧作占据主流，因为革命题材电影既是新生政权合法化的产物，也是民众对于革命历史年代智慧、光荣、激情的欢呼与追忆性想象。第四，追求强烈的叙事性，大部分电影按照戏剧“冲突律”来安排故事情节，也就是以事件矛盾的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局的过程作为参照系，故事有头有尾、层次分明、线索清晰，也就明白易懂。 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使电影界大伤元气，许多著名的编剧、导演、演员从影坛消失；1958年“拔红旗”运动，使一些敢于揭露生活矛盾的影片遭到严厉批判(如《洞箫横吹》、《布谷鸟又叫了》、《新局长到来之前》等)，它们的编剧首先被推上政治审判台。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电影艺术规律再次被抛到九霄云外，取而代之的又是政治上的狂热和创作上的粗制滥造。因此1958年电影文学创作的“数量”高潮其实是艺术低潮。
三、1959年：电影文学第三次创作高潮
1959年，伟大的共和国诞生十周年，中央提出“向国庆献礼”的口号，周恩来总理提出要拍几部质量较高的电影，并强调“既要有思想性，又要有艺术性”多次指示要注重质量。一些电影剧作家与电影界领导同志，逐渐认识并纠正了一些“左”的影响，于是，在1959年出现了电影创作的第三次高潮。文化部在全国各大城市举办的“国产新片展览月”，集中展出了38部故事片。在这些电影中，堪称优秀影片的有《林则徐》(叶元、吕宕编剧)、《聂耳》(于伶、孟波、郑君里编剧)、《青春之歌》(杨沫编剧)、《五朵金花》(季康、公浦编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马烽编剧)等。这批剧作的突出成就在于，通过真实生动的矛盾冲突，塑造了一批性格相当丰富、丰满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历史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作者能避开许多现实问题的纠缠，潜心进行艺术创造，因而比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显得自由舒展，深刻底蕴，取得的成绩就也相应显著得多。
“国庆十周年献礼”潮流中涌向出来的这部分电影中，许多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在坚守现实主义的同时，从中国古典美学中吸取营养，建立起内蕴丰厚的银幕艺术世界。但由于三年(1959－1961年)困难时期的到来，电影创作又进入低潮。
四、1962－1963年：电影文学第四次创作高潮
第四次高潮出现在1961年至1963年。1961年6月，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召开。周恩来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强调了艺术民主、尊重艺术规律、改善领导工作等问题，批评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违背艺术规律的种种“左”倾文艺思潮。会议据此制定了电影工作32条(即《文化部关于加强电影艺术创作的意见》)，主要精神也就是改善电影领导工作，保证影片的质量和题材、风格、样式的多样。宽松的政治气氛与部分回归的艺术规律，使电影文学创作进入了第四次高潮。这段时间出现的优秀电影文学剧本，如《红色娘子军》(梁信编剧)、《达吉和她的父亲》(高缨编剧)、《早春二月》(谢铁骊改编)、《小兵张嘎》(徐光耀编剧)、《李双双》(李准编剧)、《冰山上的来客》(乌·白辛编剧)等。这些作品，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炼到切入的角度，都显示出作者的独特眼光与艺术功力；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生活工作者们都比从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人物形象的创造，由于能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对人物性格特征与内心世界进行深入细致的刻画，因而这些人物想象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显得厚实而有立体感，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为拍摄影片奠定了坚实的文学基础。
五、电影文学的凋敝与复苏
1963年9月，康生污蔑影片《红河激浪》为“反党毒草”，对编剧人员进行迫害。同年底，毛泽东主席作了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错误的估计了当时的文艺形势，加上康生、江青之流诋毁电影创作与其他文艺创作，在政治上兴风作浪，因而电影生产又陷入严重困境。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对瞿白音论文《电影创新的独白》以及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不夜城》(柯灵编剧)、《舞台姐妹》(林谷、徐进、谢晋编剧)等进行了政治围剿。为此，电影工作者噤若寒蝉，电影创作偃旗息鼓，又出现了一个萧条时期。接着而来的是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掀起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狂澜，使一切文艺面临着灭顶之灾。“文革”前摄制的影片几乎全部被否定。1967年至1972年，所有的故事片停止生产。只有几部宣传鼓动性的动画片与《红灯记》等几部样板戏占据了当时的荧幕。十年动乱中，电影文学创作进入全面凋敝时期。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我国文艺事业开始全方位复苏。
回顾十七年时期电影文学，呈现出潮起潮落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电影虽然优劣并存，但总的来说，为新中国电影确立了蓬勃宏大的美学走向和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为年轻的共和国留下了充满激情与梦幻的影像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