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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和2008年是您在工作上的两个转折时期，一个是逃离体制内，一个是找到自己明确的出版方向，在这两次转折背后的思考是？
2003年从沈阳出来做的是财经类的书，当时觉得“小城市”装不下自己了，要来北京。当时整个社会的气氛就是被财经类书籍渲染的那种财富梦所充斥，自己也是被那种气场带着往前走，正值网络创业大潮兴起，我就从出版社跳了出来，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就觉得应该从地方走出来，并不是为了艺术，就是为了纯商业目的，想出来赚钱。那时候人是超级膨胀的，每天浑身都是商业气息，这样两三年之后就觉得自己内心已经很难再静得下来，这种膨胀觉得自己不可一世的状态，现在看来会觉得特别幼稚。后来逐渐觉得很难往下走，内心非常矛盾，每天迎来送往、吃喝玩乐，像被洗脑了一样，好像生活只有这一种模式，当发现内心的冲突解决不了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再加上事业上受到一些阻碍，自己所谓的财富梦也醒了。
2007年底，已经三十五六岁，开始痛定思痛想自己应该干什么，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也发现之前大多数时候都是无聊的状态。其实自己也是个文艺青年，本来想报考中国美院国画系书法专业，但是赶上我那届不招生，我就直接报考了财经专业，放弃了自己多年的梦想。在自己遇到坎儿的时候，就回头想做点艺术方面的事儿，刚开始创业的时候还没有特别明确，只是想单纯意义上做点好书，直到2008年底才有意识自己该做什么书，应该在文艺这条路上走下去。关注艺术理论，以及严谨的学术出版物。
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思考出版业和自己的企业存在的目的和意义，这两次应该算是我个人非常重要的转型，从完全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状态。最初蜜蜂的出版是没有灵魂的状态，关注的是比较传统的诸如印象派的东西，只是觉得这些书挺好的，就出了，并没有去思考这些书能够给读者带来什么。2010年底，也是由于接触的人多了，我就开始思考出版物能否成为我的一种艺术表达，去介入。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曾经引进过一批艺术理论方面的书籍，但是这二三十年其实是一种断档的状态，非常可惜。理论方面我们一直落后于西方，我觉得如果思想上行不通，那么你的艺术一定走不远。从我个人来讲，我内心是希望能够出版这一类的书，正好当时董冰峰他们给我推荐了一些。当代艺术那套书是60多本，光版权费就是六七十万，再加上翻译费、纸张印刷费，对我们来说，投入非常大，就这套书该不该出版的问题经过了一年半的讨论、思考，2012年10月份，我们第一批书上市，艺术圈的朋友还是比较认可的，虽然它市场表现一般，但是它填补了空白，所以也坚定了我的想法，我相信长期坚持还是可以走下去的。
能否谈谈与策展人左靖合作的《碧山》？
其实也就是出版人通过出版物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思考，与左靖合作《碧山》是希望传统的东西能够保留下来，有人去关注，我觉得中国的希望在农村，希望通过出版让更多人关注到中国乡村建设中去。
从《碧山》开始，我们的出版思路一点点清晰，现在出版是两条线，一个是关注中国传统的出版物，一个是当代艺术思想类书籍，这方面都是在往前走，当出版形成系统以后，有适合的稿件就会自动找上来，归入相应的系统。
像《碧山》这种出版物我们应该把它理解成书还是刊？
当时左靖是想做杂志，我说那就用书的形态来做，不然我就不做。要想在我的概念里，让我投资做，就得按书的形态来做，这样我能卖出去，做成杂志的形态我卖不出去。事实也证明的按照我是对的，因为只有书能够被留存，杂志看完就仍掉了。
我觉得在这种碎片化阅读的时代需要给读者提供坚定的思想性的东西，朝着这个方向引导读者，而不是迎合他们的阅读喜好，否则最后会发现你自己也和他们一样了，所以大多数杂志都是为了迎合广告商、读者、市场、渠道等，最后进入很难存活的状态，这些年大量迎合读者的杂志倒闭了。当然，也有一些思想性的杂志倒掉了，但是倒掉的原因并不是读者不买这些东西，而是它没有做到应有的高度，在语言表达上，内容应当有纯粹的形式与之匹配，否则读者是不会买单的。所以说像《碧山》这种出版物，如果用传统的出版形式很难去适应现在读者的阅读需要，因为读者的视觉审美方面的要求极高，所以好的内容一定要给它配上好的包装，用合适的推广方式推出，每个环节都应该做到位。
目前现在的销售情况如何？
还行，虽然利润不高但是也不赔钱。
有没有了解读者的回馈？
像微博、豆瓣上都有，有些人说蜜蜂的书定价高，其实我们中国书本身定价就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很少有过百的，看个电影七八十块，吃顿饭两三百块，买件衣服可能上千，但是四五十块可以买一个思想，我真心觉得不贵。
我们也得到了很多表扬和认同，我会觉得我们通过书已经把很多人聚集在一起，会发现自己并不孤单，通过这些书你能够让大家认识你，关注你，支持你，在缺少动力的时候这些人给你力量，提供稿件支持，其实是非常重要。
2月19日欧宁发微博宣布《天南》停刊，我看大家除了表达惋惜之外，更多的是在感慨自己还没来及买就停刊的状态，算是滞后的支持吧，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消费产生美，口头上说好并不是好，真正好是现场行动去买。每个月5000块钱的收入拿出1000块钱来买书那就是支持，到书店里一本书不买那不是支持，那就是空喊。喊口号的人有的是，现在惋惜没有实际意义。
《天南》停刊其实也很正常，傍大款这个事情长不了，作为一个商业机构，没有投资收益的事不干，这种东西不能去指望他们。我觉得欧宁还没有做完，这一家机构不出钱，可能有别人来出钱，这件事情是挺无奈的，即是选择死亡也是一种表达，也可以重新再来，就看欧宁怎么表达了。
您刚刚也提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文艺理论方面的出版曾经出现了断档，您觉得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以及出版人精神的缺失，因为所有的衡量标准就是赚钱，出版这类书有赔钱的可能，加上出版人自己的不敬业、不看书，基本上全都是等着自费出版的状态，我并不是批评所有的出版社都在卖书号做画册，这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所导致的，认为学术出版就是赔钱。 虽然出版社的选题评定会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项，但是他们考虑问题的时候更看重经济效益，没有利润就不干，因为要绩效考核，当企业的导向都是以经济指标作为衡量标准的时候，学术书不会出版，好书也不会出来。当然这里边有许多现实问题，也很无奈，我也能够理解这个体制问题。
独立出版应该怎么理解呢？
中国独立出版大多都是非独立出版物，因为有出版审查制度。其实独立出版并不是你自己有钱把这个东西印出来就叫独立出版，真正的独立出版是一种大的情怀，和独立书店一样，一定是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和读者真正引导者、领路人，有某种独立的倾向、不依附，但这种不依附不是倔强地不与人合作，而是站在更高层面的状态。比如说像《读库》和《天南》，从出版物角度来说都算是一种独立出版，因为他们是带有独立精神的。
那从独立精神层面上来讲，蜜蜂出版物是否可以算得上独立出版物？
也不算是，这是正常的一种出版，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强调出版人的精神的重要性，因为我现在还是在依附于与出版社合作，有点像广告公司，一个好的广告创意的话必须得满足客户的需求，带着镣铐跳舞。蜜蜂出版更多的是关注本质的东西，比如说艺术、文化、文学，我的判断标准是10年以后这些书还能不能被留在书架上，能就做，不能就不做，无所谓是不是独立出版。
您一直比较推崇三联的出版模式，为什么？
其实三联也是国外的一种模式，出版和书店一体，出版就是传播的任务，蜜蜂也是属于这种。在民国的时候出版、印刷、发行是一体的，自己印书自己卖，当印刷、书店都独立出来，就导致做出版的不懂发行，做发行的不懂出版，但是作为出版人你必须要什么都懂。所以我喜欢三联这种模式，各个环节是互相咬合的，缺一不可。出版人都要有一种出版精神，要有长时间的坚持和努力。
蜜蜂接下来有哪些出版的计划呢？
就是按照之前出版路线坚持下去，坚持就是创新，执着就是创新，有变化是好的，但是天天变化就是一种负担了。以前我是天天想变，现在我不想变了，这里面没有巧，只有踏踏实实的。这方面做得好的都是骨子里特别倔的民族，比如日本、德国、瑞士。
今年是很值得期待的一年，挑战和压力更大，我常跟同事们说蜜蜂离破产的边缘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不是开玩笑的，如果我们这个月没有做好下个月可能就面临破产，我们这个企业是非常脆弱，太小了，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只有自己去做，可能会比较难，坚持呗。
2003年从沈阳出来做的是财经类的书，当时觉得“小城市”装不下自己了，要来北京。当时整个社会的气氛就是被财经类书籍渲染的那种财富梦所充斥，自己也是被那种气场带着往前走，正值网络创业大潮兴起，我就从出版社跳了出来，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就觉得应该从地方走出来，并不是为了艺术，就是为了纯商业目的，想出来赚钱。那时候人是超级膨胀的，每天浑身都是商业气息，这样两三年之后就觉得自己内心已经很难再静得下来，这种膨胀觉得自己不可一世的状态，现在看来会觉得特别幼稚。后来逐渐觉得很难往下走，内心非常矛盾，每天迎来送往、吃喝玩乐，像被洗脑了一样，好像生活只有这一种模式，当发现内心的冲突解决不了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再加上事业上受到一些阻碍，自己所谓的财富梦也醒了。
2007年底，已经三十五六岁，开始痛定思痛想自己应该干什么，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也发现之前大多数时候都是无聊的状态。其实自己也是个文艺青年，本来想报考中国美院国画系书法专业，但是赶上我那届不招生，我就直接报考了财经专业，放弃了自己多年的梦想。在自己遇到坎儿的时候，就回头想做点艺术方面的事儿，刚开始创业的时候还没有特别明确，只是想单纯意义上做点好书，直到2008年底才有意识自己该做什么书，应该在文艺这条路上走下去。关注艺术理论，以及严谨的学术出版物。
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思考出版业和自己的企业存在的目的和意义，这两次应该算是我个人非常重要的转型，从完全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状态。最初蜜蜂的出版是没有灵魂的状态，关注的是比较传统的诸如印象派的东西，只是觉得这些书挺好的，就出了，并没有去思考这些书能够给读者带来什么。2010年底，也是由于接触的人多了，我就开始思考出版物能否成为我的一种艺术表达，去介入。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曾经引进过一批艺术理论方面的书籍，但是这二三十年其实是一种断档的状态，非常可惜。理论方面我们一直落后于西方，我觉得如果思想上行不通，那么你的艺术一定走不远。从我个人来讲，我内心是希望能够出版这一类的书，正好当时董冰峰他们给我推荐了一些。当代艺术那套书是60多本，光版权费就是六七十万，再加上翻译费、纸张印刷费，对我们来说，投入非常大，就这套书该不该出版的问题经过了一年半的讨论、思考，2012年10月份，我们第一批书上市，艺术圈的朋友还是比较认可的，虽然它市场表现一般，但是它填补了空白，所以也坚定了我的想法，我相信长期坚持还是可以走下去的。
能否谈谈与策展人左靖合作的《碧山》？
其实也就是出版人通过出版物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思考，与左靖合作《碧山》是希望传统的东西能够保留下来，有人去关注，我觉得中国的希望在农村，希望通过出版让更多人关注到中国乡村建设中去。
从《碧山》开始，我们的出版思路一点点清晰，现在出版是两条线，一个是关注中国传统的出版物，一个是当代艺术思想类书籍，这方面都是在往前走，当出版形成系统以后，有适合的稿件就会自动找上来，归入相应的系统。
像《碧山》这种出版物我们应该把它理解成书还是刊？
当时左靖是想做杂志，我说那就用书的形态来做，不然我就不做。要想在我的概念里，让我投资做，就得按书的形态来做，这样我能卖出去，做成杂志的形态我卖不出去。事实也证明的按照我是对的，因为只有书能够被留存，杂志看完就仍掉了。
我觉得在这种碎片化阅读的时代需要给读者提供坚定的思想性的东西，朝着这个方向引导读者，而不是迎合他们的阅读喜好，否则最后会发现你自己也和他们一样了，所以大多数杂志都是为了迎合广告商、读者、市场、渠道等，最后进入很难存活的状态，这些年大量迎合读者的杂志倒闭了。当然，也有一些思想性的杂志倒掉了，但是倒掉的原因并不是读者不买这些东西，而是它没有做到应有的高度，在语言表达上，内容应当有纯粹的形式与之匹配，否则读者是不会买单的。所以说像《碧山》这种出版物，如果用传统的出版形式很难去适应现在读者的阅读需要，因为读者的视觉审美方面的要求极高，所以好的内容一定要给它配上好的包装，用合适的推广方式推出，每个环节都应该做到位。
目前现在的销售情况如何？
还行，虽然利润不高但是也不赔钱。
有没有了解读者的回馈？
像微博、豆瓣上都有，有些人说蜜蜂的书定价高，其实我们中国书本身定价就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很少有过百的，看个电影七八十块，吃顿饭两三百块，买件衣服可能上千，但是四五十块可以买一个思想，我真心觉得不贵。
我们也得到了很多表扬和认同，我会觉得我们通过书已经把很多人聚集在一起，会发现自己并不孤单，通过这些书你能够让大家认识你，关注你，支持你，在缺少动力的时候这些人给你力量，提供稿件支持，其实是非常重要。
2月19日欧宁发微博宣布《天南》停刊，我看大家除了表达惋惜之外，更多的是在感慨自己还没来及买就停刊的状态，算是滞后的支持吧，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消费产生美，口头上说好并不是好，真正好是现场行动去买。每个月5000块钱的收入拿出1000块钱来买书那就是支持，到书店里一本书不买那不是支持，那就是空喊。喊口号的人有的是，现在惋惜没有实际意义。
《天南》停刊其实也很正常，傍大款这个事情长不了，作为一个商业机构，没有投资收益的事不干，这种东西不能去指望他们。我觉得欧宁还没有做完，这一家机构不出钱，可能有别人来出钱，这件事情是挺无奈的，即是选择死亡也是一种表达，也可以重新再来，就看欧宁怎么表达了。
您刚刚也提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文艺理论方面的出版曾经出现了断档，您觉得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以及出版人精神的缺失，因为所有的衡量标准就是赚钱，出版这类书有赔钱的可能，加上出版人自己的不敬业、不看书，基本上全都是等着自费出版的状态，我并不是批评所有的出版社都在卖书号做画册，这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所导致的，认为学术出版就是赔钱。 虽然出版社的选题评定会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项，但是他们考虑问题的时候更看重经济效益，没有利润就不干，因为要绩效考核，当企业的导向都是以经济指标作为衡量标准的时候，学术书不会出版，好书也不会出来。当然这里边有许多现实问题，也很无奈，我也能够理解这个体制问题。
独立出版应该怎么理解呢？
中国独立出版大多都是非独立出版物，因为有出版审查制度。其实独立出版并不是你自己有钱把这个东西印出来就叫独立出版，真正的独立出版是一种大的情怀，和独立书店一样，一定是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和读者真正引导者、领路人，有某种独立的倾向、不依附，但这种不依附不是倔强地不与人合作，而是站在更高层面的状态。比如说像《读库》和《天南》，从出版物角度来说都算是一种独立出版，因为他们是带有独立精神的。
那从独立精神层面上来讲，蜜蜂出版物是否可以算得上独立出版物？
也不算是，这是正常的一种出版，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强调出版人的精神的重要性，因为我现在还是在依附于与出版社合作，有点像广告公司，一个好的广告创意的话必须得满足客户的需求，带着镣铐跳舞。蜜蜂出版更多的是关注本质的东西，比如说艺术、文化、文学，我的判断标准是10年以后这些书还能不能被留在书架上，能就做，不能就不做，无所谓是不是独立出版。
您一直比较推崇三联的出版模式，为什么？
其实三联也是国外的一种模式，出版和书店一体，出版就是传播的任务，蜜蜂也是属于这种。在民国的时候出版、印刷、发行是一体的，自己印书自己卖，当印刷、书店都独立出来，就导致做出版的不懂发行，做发行的不懂出版，但是作为出版人你必须要什么都懂。所以我喜欢三联这种模式，各个环节是互相咬合的，缺一不可。出版人都要有一种出版精神，要有长时间的坚持和努力。
蜜蜂接下来有哪些出版的计划呢？
就是按照之前出版路线坚持下去，坚持就是创新，执着就是创新，有变化是好的，但是天天变化就是一种负担了。以前我是天天想变，现在我不想变了，这里面没有巧，只有踏踏实实的。这方面做得好的都是骨子里特别倔的民族，比如日本、德国、瑞士。
今年是很值得期待的一年，挑战和压力更大，我常跟同事们说蜜蜂离破产的边缘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不是开玩笑的，如果我们这个月没有做好下个月可能就面临破产，我们这个企业是非常脆弱，太小了，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只有自己去做，可能会比较难，坚持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