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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林黛玉和简·爱都是世界文学画廊中的经典女性形象，是人们常说常新的人物。本文着重对两者的性格和爱情观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和分析。
关键词：林黛玉;简·爱;形象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在世界文学画廊中，有一系列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如19世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简·爱（《简·爱》），谢利（《谢利》），卡罗琳（《教师》）和露西（《维莱特》）等女性形象，不仅震动了当时英国文坛，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而且至今仍被人们不断地评说;18世纪的中国作家曹雪芹以其毕生的心血，在不朽著作《红楼梦》中塑造了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众多的女性形像，使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达到了极致，也成为迄今人们生活话语中常说常新的人物。如果把上述女性形象放在一起比较鉴赏，不仅对他们塑造的女性形象本身会有更深刻的认识，还会增加我们对夏洛蒂·勃朗特和曹雪芹的理解，增加我们对18、19世纪中国和英国社会的了解。下面即就同为孤女的简·爱和林黛玉的形象略加评说。
一、林黛玉和简·爱的生活环境同中有异。共同的是二人幼年都寄养在舅舅家，但她们之间仍有较大差异。从家庭出身上，简·爱出身寒微，父亲是穷牧师，无权，无钱，无势，在当时贫富观念甚大的英国，受人歧视、冷落的境遇可想而知。而林黛玉出身于钟鼎之家，书香之族，在家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从寄居情况看，简·爱在其舅家挨打受骂，遭到虐待，而林黛玉则锦衣玉食，乳母丫鬟一大群的伺候着;从大的社会环境看，简·爱生活于19世纪的英国，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人文主义思想：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已经广泛地被人们接受，妇女的地位问题已日益成为人们所关注的话题。另外，作家夏洛蒂·勃朗特正好处于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在这个时代崇尚互助、节俭、自制、奋发图强的精神，与这一精神相联系，追求个人幸福、快乐，利益便成了天经地义。”而林黛玉生活于18世纪的中国，处于封建专制及其严厉的“康乾盛世”，封建思想、宗法制的观念，无可置疑地统治中国，广大妇女依然生活在父权、夫权的阴影里，无丝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可言。
由于环境不同，简·爱和林黛玉的感受就截然不同，从而对她们的性格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其差异是：简·爱性格倔强，富于反抗性和忍耐精神，追求自由平等;林黛玉纤弱多病，尖刻任性，多愁善感，坐享其成。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简·爱虽孤苦伶仃，但反抗意识特别强烈，悲惨的家世，寄人篱下的环境不但没有使她屈服，反而使她产生了一种反抗意识，去追求人格的平等自由和经济的独立。她敢于斥责其表哥“像个杀人犯”，也敢于控诉其舅母：“世上我最恨的就是你！”长期的迫害折磨使她产生了逆反心理。被驱逐出盖茨尔德府之后，在罗沃德学校，她以顽强的生命力熬过了八年窒息刻板的学校生活，重塑了一个全新的自我：知书达礼、多才多艺、涵养高雅、理智克制。在桑菲尔德地主庄园，她不屈尊于贵族上层，不卑不亢，甚至在与主人罗切斯特的恋爱过程中，她都追求人格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就这样她以独特的个性和时代进取精神，在争取个性解放、与世俗抗争的道路上独自前行。黛玉由于出身于“清贵之家”，从小被视为掌上明珠，比较任性，后寄居贾府，虽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但毕竟寄人篱下，因此这就使她“步步留心，时时在意”，变得敏感多疑起来，动不动就忧愁洒泪，愁眉长叹。事实上，她对寄居的环境敏感疑虑，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受到冷遇、歧视所引起。因此，她绝不会产生什么反抗意识的。虽然贾府难免如大厦将倾，但她过的始终是金衣玉食的生活，埋香冢、泣残红，则是多愁善感“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之语，则更过甚其词了。她的忧愁来自于对身世的感叹和有时无事生非的烦恼，绝对没有简·爱那种为生存而产生的平等自由意识。
二、简·爱与主人公罗切斯特相爱，可以说是门不当，户不对的，但她全然不顾忌这些。从来在爱情生活中女性似乎都是被动的角色，是一个被爱者，没有真正去爱的主动性和权力，宠爱或被遗弃都无法选择。而经过启蒙思想泛的简爱则蔑视历来派定给女性的这种命运。她冷静而无畏地接受罗切斯特的挑战，还不时向他袭击，乃至离开罗切斯特之后，仍不远千里回去探寻他的下落并回到他的身边。她的爱“超越了她可悲的外貌，超越了卑贱的地位，超越了命运的打击”。她丝毫不以自己卑微的地位、出身为耻，蔑视世俗功利，大胆，执着，可谓不顾一切。从她身上可以看到启蒙时代个性解放思想的光辉。然而，简·爱没有简单地沉溺在爱的热情中，启蒙时代的理性精神铸造了她清醒理智的心灵。对于爱情，她看得很楚楚，自信而倔强，绝不盲目地使自己陷于没有结果的被动地位。而更重要的是个人的人格和尊严在简·爱心中甚至比爱情更重要，或者说相互尊重与人格平等乃是爱情的基础与前提。有一次罗切斯特有意以谎言考验简·爱，而简·爱以为受了玩弄时便说了这样一段话：“你以为，因为我贫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和你一样，我的心也跟你完全一样！……就像两个人都经历过死亡，将同样站在上帝的面前，彼此平等――因为我们生来就是平等的！”这完全是一篇不折不扣的“人权宣言”，她竭力捍卫自我尊严，不容许别人半点亵渎、践踏。她深深地懂得唯有自爱，才可得到他爱;爱别人，也必须以不丧失个性为前提。在她看来，保持人身独立平等的有效措施。首先是经济上的独立，这样才能随时从男性身边脱离开来，自立自强。而且正是因为她经济上的独立，使她的爱情理直气壮，并最终获得幸福。简·爱的形象，一改以往情人谦恭忠诚的态度，妩媚动人的外貌，她如同一个“纵火者”，闯进了“温文而雅”的爱情世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谁也没有看出，这正是新的一代把它的旌旗挂在自己的船桅上，谁也没有理解，这种炽热的恋爱方式只不过是在一个新的领域宣布妇女权利。”
林黛玉作为18世纪贵族家园中长大的娇小姐，她鄙弃功名利禄，蔑视封建礼教，为情生，又殉情而死，如果把她的死看作是对封建社会控诉的话，那么这一点是值得我们佩服的。但是在与宝玉的爱情中，面对种种阻力，她没有去努力争取过，她也知道他们的爱情需要贾母的成全，甚至其丫环也劝她在贾母面前多多活动一点，可她并不去做。她从小受封建礼教的“熏陶”和“洗礼”，受到各种条条框框的羁绊和束缚，她没有崔莺莺那般的大胆和泼辣，也没有像杜丽娘那样为捍卫爱情的果实作曲折的斗争。她常常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既向往又不敢承认，更不敢去追求，她像那时的广大妇女一样，意识不到女性作为与男人一样而存在的性别意识，更不能意识到经济独立的意义，即使意识到了，社会环境也不允许她去争取经济独立。所以林黛玉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
《红楼梦》和《简·爱》作为经典作品，确实是代表了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学。林黛玉和简·爱的形象意义是极其丰富的，“这正如马克思在评包括夏洛蒂在内的‘辉煌的一派’时所说，他们‘以晓畅明白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全世界揭示了政治和社会的真理，比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作的还要多。’”
关键词：林黛玉;简·爱;形象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在世界文学画廊中，有一系列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如19世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简·爱（《简·爱》），谢利（《谢利》），卡罗琳（《教师》）和露西（《维莱特》）等女性形象，不仅震动了当时英国文坛，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而且至今仍被人们不断地评说;18世纪的中国作家曹雪芹以其毕生的心血，在不朽著作《红楼梦》中塑造了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众多的女性形像，使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达到了极致，也成为迄今人们生活话语中常说常新的人物。如果把上述女性形象放在一起比较鉴赏，不仅对他们塑造的女性形象本身会有更深刻的认识，还会增加我们对夏洛蒂·勃朗特和曹雪芹的理解，增加我们对18、19世纪中国和英国社会的了解。下面即就同为孤女的简·爱和林黛玉的形象略加评说。
一、林黛玉和简·爱的生活环境同中有异。共同的是二人幼年都寄养在舅舅家，但她们之间仍有较大差异。从家庭出身上，简·爱出身寒微，父亲是穷牧师，无权，无钱，无势，在当时贫富观念甚大的英国，受人歧视、冷落的境遇可想而知。而林黛玉出身于钟鼎之家，书香之族，在家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从寄居情况看，简·爱在其舅家挨打受骂，遭到虐待，而林黛玉则锦衣玉食，乳母丫鬟一大群的伺候着;从大的社会环境看，简·爱生活于19世纪的英国，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人文主义思想：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已经广泛地被人们接受，妇女的地位问题已日益成为人们所关注的话题。另外，作家夏洛蒂·勃朗特正好处于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在这个时代崇尚互助、节俭、自制、奋发图强的精神，与这一精神相联系，追求个人幸福、快乐，利益便成了天经地义。”而林黛玉生活于18世纪的中国，处于封建专制及其严厉的“康乾盛世”，封建思想、宗法制的观念，无可置疑地统治中国，广大妇女依然生活在父权、夫权的阴影里，无丝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可言。
由于环境不同，简·爱和林黛玉的感受就截然不同，从而对她们的性格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其差异是：简·爱性格倔强，富于反抗性和忍耐精神，追求自由平等;林黛玉纤弱多病，尖刻任性，多愁善感，坐享其成。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简·爱虽孤苦伶仃，但反抗意识特别强烈，悲惨的家世，寄人篱下的环境不但没有使她屈服，反而使她产生了一种反抗意识，去追求人格的平等自由和经济的独立。她敢于斥责其表哥“像个杀人犯”，也敢于控诉其舅母：“世上我最恨的就是你！”长期的迫害折磨使她产生了逆反心理。被驱逐出盖茨尔德府之后，在罗沃德学校，她以顽强的生命力熬过了八年窒息刻板的学校生活，重塑了一个全新的自我：知书达礼、多才多艺、涵养高雅、理智克制。在桑菲尔德地主庄园，她不屈尊于贵族上层，不卑不亢，甚至在与主人罗切斯特的恋爱过程中，她都追求人格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就这样她以独特的个性和时代进取精神，在争取个性解放、与世俗抗争的道路上独自前行。黛玉由于出身于“清贵之家”，从小被视为掌上明珠，比较任性，后寄居贾府，虽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但毕竟寄人篱下，因此这就使她“步步留心，时时在意”，变得敏感多疑起来，动不动就忧愁洒泪，愁眉长叹。事实上，她对寄居的环境敏感疑虑，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受到冷遇、歧视所引起。因此，她绝不会产生什么反抗意识的。虽然贾府难免如大厦将倾，但她过的始终是金衣玉食的生活，埋香冢、泣残红，则是多愁善感“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之语，则更过甚其词了。她的忧愁来自于对身世的感叹和有时无事生非的烦恼，绝对没有简·爱那种为生存而产生的平等自由意识。
二、简·爱与主人公罗切斯特相爱，可以说是门不当，户不对的，但她全然不顾忌这些。从来在爱情生活中女性似乎都是被动的角色，是一个被爱者，没有真正去爱的主动性和权力，宠爱或被遗弃都无法选择。而经过启蒙思想泛的简爱则蔑视历来派定给女性的这种命运。她冷静而无畏地接受罗切斯特的挑战，还不时向他袭击，乃至离开罗切斯特之后，仍不远千里回去探寻他的下落并回到他的身边。她的爱“超越了她可悲的外貌，超越了卑贱的地位，超越了命运的打击”。她丝毫不以自己卑微的地位、出身为耻，蔑视世俗功利，大胆，执着，可谓不顾一切。从她身上可以看到启蒙时代个性解放思想的光辉。然而，简·爱没有简单地沉溺在爱的热情中，启蒙时代的理性精神铸造了她清醒理智的心灵。对于爱情，她看得很楚楚，自信而倔强，绝不盲目地使自己陷于没有结果的被动地位。而更重要的是个人的人格和尊严在简·爱心中甚至比爱情更重要，或者说相互尊重与人格平等乃是爱情的基础与前提。有一次罗切斯特有意以谎言考验简·爱，而简·爱以为受了玩弄时便说了这样一段话：“你以为，因为我贫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和你一样，我的心也跟你完全一样！……就像两个人都经历过死亡，将同样站在上帝的面前，彼此平等――因为我们生来就是平等的！”这完全是一篇不折不扣的“人权宣言”，她竭力捍卫自我尊严，不容许别人半点亵渎、践踏。她深深地懂得唯有自爱，才可得到他爱;爱别人，也必须以不丧失个性为前提。在她看来，保持人身独立平等的有效措施。首先是经济上的独立，这样才能随时从男性身边脱离开来，自立自强。而且正是因为她经济上的独立，使她的爱情理直气壮，并最终获得幸福。简·爱的形象，一改以往情人谦恭忠诚的态度，妩媚动人的外貌，她如同一个“纵火者”，闯进了“温文而雅”的爱情世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谁也没有看出，这正是新的一代把它的旌旗挂在自己的船桅上，谁也没有理解，这种炽热的恋爱方式只不过是在一个新的领域宣布妇女权利。”
林黛玉作为18世纪贵族家园中长大的娇小姐，她鄙弃功名利禄，蔑视封建礼教，为情生，又殉情而死，如果把她的死看作是对封建社会控诉的话，那么这一点是值得我们佩服的。但是在与宝玉的爱情中，面对种种阻力，她没有去努力争取过，她也知道他们的爱情需要贾母的成全，甚至其丫环也劝她在贾母面前多多活动一点，可她并不去做。她从小受封建礼教的“熏陶”和“洗礼”，受到各种条条框框的羁绊和束缚，她没有崔莺莺那般的大胆和泼辣，也没有像杜丽娘那样为捍卫爱情的果实作曲折的斗争。她常常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既向往又不敢承认，更不敢去追求，她像那时的广大妇女一样，意识不到女性作为与男人一样而存在的性别意识，更不能意识到经济独立的意义，即使意识到了，社会环境也不允许她去争取经济独立。所以林黛玉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
《红楼梦》和《简·爱》作为经典作品，确实是代表了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学。林黛玉和简·爱的形象意义是极其丰富的，“这正如马克思在评包括夏洛蒂在内的‘辉煌的一派’时所说，他们‘以晓畅明白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全世界揭示了政治和社会的真理，比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作的还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