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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末新政时期，中国政府在国内推进农业变革的同时，也顺应农业国际化的趋势，参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前身——万国农业会的创建及其后续活动。万国农业会旨在研究世界范围内的农业发展，并促进各国间农业信息的交流。但是，清政府参与此会的本意主要为联络邦交，并借此以地区性大国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然而在客观上，晚清参与该会活动的确活跃了中国的国际交往，而且其参与行为也融会到当时农业现代化的潮流之中，并对中国引进西方农业知识、促进农务发展均产生了积极影响。不过，此一时期中国与万国农业会事务往来还停留在政府与之合作的初级阶段，这为以后双方关系的发展留下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关键词]晚清，万国农业会，参与，国际事务，农业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4－0034－07
晚清时期是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萌起和初步发展阶段。长期以来，在革命外交研究取向指引下，这一时期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不为学术界所重视。近年部分学者虽然也开始研究晚清中国参与国际会议或组织的情况，但焦点集中在1899年、1907年的海牙保和会上。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清末新政时期中国参与万国农业会及其合同的问题甚少提及，更谈不上深入研究①。万国农业会（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亦称为“万国农业公院”“万国农业公会”“万国农会”或“万国永久农业会”，等等。它是第一个政府间合作处理农业问题的国际组织，也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前身②。与海牙保和会相比，它没有那么浓厚的政治色彩。同时，它也是继国际海关税则出版联盟之后，清政府主动参与的另一个国际组织。该会是在意大利倡导之下成立的。意大利主创此会的初衷，可以从1905年1月24日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致其首相的信中看得十分清楚。他说：“建立一个与农业相关的国际机构是极其有益的，这个机构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只是研究世界不同国家的农业生产条件，并定期发布有关农作物产量及质量的信息。”正是这封信中的提议，开启了万国农业会成立的进程[1]。当时清政府亦接获意大利政府邀请，派员赴会。只是清政府对该会宗旨的理解不似意大利国王那样简单。在参与该组织成立大会时，中国除了一般农业交流之外，还赋予了该会更多政治意义。之后，伴随中国与万国农业会事务往来的展开，农业建设逐渐成为中国与万国农业会关系发展的主题。可以说，参加罗马万国农业会及其合同，逐步加强与该组织的交往，既是晚清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体现，亦是本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探析晚清政府与万国农业会关系的来龙去脉，阐述其对中国参与国际事务以及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影响，不仅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管窥清末时期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基本诉求、特点及其演变，而且也能为我们今天加强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交往提供一些借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编辑的《晚清国际会议档案》以及其他一些相关档案资料刚好为我们厘清这段历史提供了可能。
一、万国农业会的召开与中国参会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社会“相互依存和互动模式”越来越复杂，“结构性需求（Structural Requisites），即为了使系统有效运行而必须满足的需要，变得越来越多了”[2] (p.117)。在这种情况下，召开国际会议，集体协商国际事务变得日渐频繁，而且在活动内容和制度架构上也由原来的对领土纠纷、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关注，扩及邮政、电信、海运、铁路、版权、专利、卫生、农业、商贸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罗马万国农业会的召开及相关合同的订立，便是这一趋势下的产物。
1905年4月6日，意大利公使巴乐礼照会外务部，告之罗马万国农业会首次会议定于1905年5月28日在罗马召开。5月12日，意公使又译送了一份会议条款的详细节略供外务部参考。5月29日至6月6日，40多个国家的代表齐聚罗马，举行了这次会议，以成立一个农业方面的国际机构。在这之前，中国已陆续参与了一些国际会议或组织，并开始了接受、遵守近代国际规则，承担国际义务的历程。因此，在接到意大利的邀请后，派驻意使馆参赞翟青松参加了会议。当时，由驻外使馆人员就近处理国际事务是中国外交的惯例，比照此后第二次保和会专使的派遣，可以初步看出中国对该会并没有额外的重视①。6月7日，各国代表共同议定了《罗马万国农业会合同》（Contract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需要指明的是，一些收录该合同的编著将1905年6月7日视为中国签字入约的时间[3] (p.349)。事实上，6月7日应该不是中国参加该合同的时间，从法律意义上而言，它相当于承认约文不再更改，并不能形成当事国之间的条约义务关系。对于该合同，中国后来还有正式的签署。
《罗马万国农业会合同》是罗马万国农业会这一国际组织据以建立组织机构和进行活动的基本文件。根据这份合同，万国农业会在罗马设立，属于“国家建设”性质的国际组织，由入会各国遴派会员赴会。而且万国农业会将设总会及常会两个机构。总会由各国代表组成，“秉本农业会综理大权”，如“察核常会预备之组织事宜及本农会内容之作用，条议限定经费总数，并稽查核准账目”等。在总会中每个会员国都有投票权，但投票权的多寡取决于该国所列等级，等级越高，投票权越多。合同规定了五个等级，每个国家列于何等，由该国自愿决定；但等级越高，所享有的投票权和所交纳的会费也就越多。其中一等享有的投票数目为5票，所交纳的会费为16股，每股金额不得过2500法郎，头两年每股金额不得过1500法郎。常会即常驻办事机构，归总会调度，主要是“实行总会讨议之事，并条议事件交总会采择”。常会由各国所派常驻人员组成，常会内的投票方式与总会相同[4] (pp.2798~2800)。
万国农业会旨在研究世界范围内的农业发展，并促进各国间农业信息的交流。合同第九款还详细规定了该会办理各国农政的内容，分列如下：（甲）应将关系农政、动植出产、农产贸易以及各埠行情之统计技术财政各项报告赶紧搜集研究宣布；（乙）应将上载一切报告通知关系之国；（丙）应指示农田工价；（丁）应将无论何处出现之植物新病指出受病地方病之进步及治病良方一律报告；（戊）应将关系农政之协助保险及劝农银行各种问题一体考察，并应将各国内有裨协助农工农务保险劝农银行等组织之报告概行搜集宣布；（己）应将广搜万国公会或其余农务公会陈明之意旨及农学专门民立农会翰林院博士会等项之紧要报告后所设保护农夫公利改良农夫条款之法请各政府核准。该条款也明确指出：“关涉特别一国之财政法政行政一切问题应在本农会界限之外。”[5] (pp.873~874)可见，万国农业会“不涉及各国内政问题，而专作调查及发展农业各项工作之国际机关”[6]。
二、清政府签署、批准《罗马万国农业会合同》及其背后的考量
《罗马万国农业会合同》订立后不久，意大利驻华公使即照会外务部，请其派员画押，以正式入会。不过，中国虽派代表参加了上述订立合同的会议，但要不要签署合同，正式入会，外务部当时尚未拿定主意。由于该会条款主要注重农务、树艺以及畜牧等问题，在当时隶属商部管辖范围，因此外务部就入会问题咨询商部。按照《罗马万国农业会合同》的规定，万国农业会对于促进各国间农业信息交流和农业发展无疑是有益的。当时中国政府正将振兴农务作为新政的重要内容，并从建立与农业有关的新式管理机构、农会组织，到设立农业学堂、农业试验场、农业公司等各方面加速了农业变革的进程[7]。因此，签署和批准《罗马万国农业会合同》，加入万国农业会，对推进中国农业改革向纵深发展也是必要的。但是，当时商部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给外务部的回复中，商部的态度和理由是：“中国并无专门熟悉农业之员，现在农业甫议振兴，一俟农学发达后再行入会。”[8] (p.2829)
8月31日，外务部就万国农业会一事又电询驻意使臣许珏。许在回电中详细阐述了他对该会的看法。首先，他分析了意大利的动机，指出：“意主创立此会宗旨与和（荷——引者注）兰弭兵会用意颇同，各国竞尚战功，和兰兵力有限故倡弭兵之议，各国竞骛商利，意大利有商业未盛故创重农之议，总此不甘落后，力争面子之见。”既然如此，中国也就不必太过积极，因为参与此会“原为联络邦交起见”，且“中国远处东方，派员来此考求殊属不易，摊分一节几同掷金虚牝”。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许珏建议在画押问题上“俟探明英法德美各国签字”以后再说[9] (pp.2811~2812)。1906年初，意大利外交部司员示意许珏，“中华为东方大国，意主亟盼早日派员画押以敦邦交”。这更加坚定了许珏的认识，随后他在给外务部的电报中说：“此事于邦交枢纽稍有干涉，而与农学实业无关。”[10] (p.2813)
正是受商部及许珏意见的影响，外务部决定在入会问题上暂时搁置不理。但是，意大利驻华公使又多次照请中国派员画押，并以两国邦交为说辞。意使称：“现环球各国大半允准入会”，“中意两国敦笃睦谊，本国政府嘱为切请中国政府允入该会”。该使还告诉外务部，画押入会的最后期限是1906年6月1日。经过再三考虑，外务部终于决定画押入会，并于1906年5月24日会同商部缮就奏折，请旨画押。奏折说：“臣等查该会所议各条款均属切要之图，各国既多入会，该使臣又复再三敦请，邦交所关，未便坚却，拟请特派驻扎该国出使大臣黄诰入会画押，以重实业而联睦谊。”[8] (p.2830)
圣旨当天即下，并由外务部立即转达驻意使臣黄诰。5月29日（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初七日），黄诰在意大利外交部正式签署《罗马万国农业会合同》，此次一并入会画押者共计40国。又该合同第11款明确规定：“本合同日后批准从速交义（意——引者注）政府互换。”[11] (p.2954)这也就意味着合同签署后，依然需要政府有权机关用印批准。由于对批准程序不熟悉，外务部在电告黄诰签押后，遂将中国政府批准一事向意大利外交部门咨行在案，但并未向后者递交玺印约凭。直至1907年11月2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清政府才在意大利外交部的提醒和催促下，奏请用印批准以送至意大利政府存案，当日奉旨依议[12] (pp.2939~2942)。
由上述中国加入万国农业会的过程可知，联络邦交的考虑在外务部的决策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才一并图谋本国农业发展之福利。其实，这也是当时许多入会国（尤其是弱国、小国）的基本立场。后来黄诰进一步解释了这一点，指出“此会宗旨，一则藉以联络邦交，一则藉以考求实业”，“中国远处东方，此次入会，因为邦交起见，正可于农业藉兹取则”，“以副圣朝振兴农务之至意”[13] (pp.2837~2838)。1906年《万国公报》上亦发表文章，指出：“农会之关系最重不但在于耕稼也，亦与商务相表里，农会之消息奠，则市场之恐慌可免矣，且此种万国会愈多，国际上和平之交谊愈笃，亦能永息兵戈。”[14]其实，早在1894年加入国际海关税则出版联盟时，总署虽然也认识到它对中外通商皆有利益，但敦睦邦交的考虑明显占了上风。总署在同意加入该组织的照会中曾这样着意强调：“兹准贵大臣述贵国欣盼之情，一再相邀，本大臣等熟筹邦交友睦之谊，特将中国与各国通商税则检齐照送贵大臣查收转送公会。”[15]因此，中国在参加万国农业会及其合同上所表现出来上述两倚且有所偏重的状态，也可以说是19世纪中后期以降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一个缩影。不过，虽然同样强调联络邦交，但此时的内涵更加丰富了。此时中国所强调的联络邦交进一步体现出了追随大国意见，并从众处理的特点。这也是小国或弱国参与国际事务的一种基本状态，不过中国背后还蕴涵了比较浓厚的不被国际社会排除在外的参与意识。甲午战后，中国在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处理上，不再停留于原来两个国际体系之间的联络邦交，而是形成了自进于“文明国”的身份需求。1900年，代表清政府参与第一次海牙保和会的杨儒曾指出：“此次仰邀宸断，饬议画押，俟遇有邮政商务公法等会皆可援引列入，不至见摒，裨益尤多，此诚近日外交之一大转机也。”[16] (pp.15975~15976)1905年初，面对美国发来的召集第二次保和会的邀请，中国方面也表示：“宜派员前往，以示善与人同，庶将来拟入各国他项公会亦不至见摈，似于外交不无裨益。”[17]诸如此类的言论很多，从中不难看出，20世纪初，尽可能顺应国际化趋势在清政府内部被视为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途径。
另外，考察选择入会等级这一问题，我们能更充分地理解这一时期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所负载的外交使命。甲午战后，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亚洲之中心，《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更跌至谷底。与此同时，中国对昔日“天朝上国”地位的“怀旧之情”依然存在，并坚信“中国会重新变得强大并恢复应有的世界地位”，而且还寄希望“其他一些国际体系能够做到这一点”[18] (p.210)。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活动，还被赋予了恢复昔日身份地位的重任。1904年中国批准第一次保和会系列国际公约时，中国就曾自愿按照大国标准承担了海牙公断院头等国会费。按照《罗马万国农业会合同》规定，各国在加入万国农业会时可自愿根据会费缴纳额来选择等级，这自然给中国在政治、外交上提升国际地位留下了实践的余地。不过，加入罗马万国农会所能反映出来的国际地位角逐是不能跟1899年的保和会相比的。当时国内舆论亦指出：“此会全关于学问智识，与海牙保和会名为保和，实则列强比较国力者，判若天渊；其各国等级之所异者，不过投票之数与金额股数有差异之等，而并无国体荣辱关系。”[19]清政府也觉得在这里自认一等是一种浪费和负担，但是又不甘屈居日本之下。因此，许珏提出在入会等级的选择上可仿照日本，指出：“日本同居东亚，将来摊分多寡，似可仿照日本办理。如日本已认头等我自不便认二等，如日本只认二等我亦落得从同。”[9] (pp.2811~2812)外务部和农工商部皆以为然。1907年7月，在得知日本已经自认一等国后，中国政府便向意大利外交部声明中国“愿列一等”[20] (p.2855)。从中亦不难看出，中国参与罗马万国农业会及其合同，更多地是着眼于政治、外交的需要，也即通过参加国际事务以提高国际地位，而且其首要目标是追求与日本同等的地区性大国地位。这样一种态度延续到1907年的第二次海牙保和会上，就连英国代表也发现，中国人“不想接受日本的领导”[21] (pp.299~300)。
三、晚清中国与万国农业会的事务往来
1908年，农业公院落成，万国农业会由此正式开始事务运作。中国政府派翟青松为常驻议员赴会。当年11月，农业公院开会，中国在常驻议员之外，还派驻意使臣钱恂莅会“以重实业而笃邦交”，且“凡有可以考求艺理，裨益农政者必表同意”[22] (p.2921)。同年7月，农工商部与万国农业会亦开始就农业问题“直接商办，彼此往来函商”[23] (pp.2885~2886)。再到1909年5月，驻意大利大臣钱恂与万国农业会更达成一致意见，“所有该会事件”不再由其转寄，而是全部改由农业会“径寄”农工商部[24] (pp.2997~2998)。到这里，中国农业管理部门与万国农业会建立起了直接联系。固然，中国签署《罗马万国农业会合同》，加入万国农业会组织，其最初动机主要是政治抑或外交意义上联络邦交。但是从长远来看，万国农业会于世界而言，主要是传播农业知识，交流农业情报，因此于中国而言也应在于“讲求农学新法”，以为“今日救贫之策”[19]。事实上，在中国农业管理部门与国际组织建立起直接联系后，农业建设逐渐成为中国与万国农业会关系发展的主题。
万国农业会正式运作以后，该会总部根据其行政规则，不断要求各国报送有关农业报表、农政书籍、农会章程、农业法规、法令、税则、各地播种面积、收获数量、农学专报或杂志名目等农业资料。但是当时中国农业生产体系很不完善，管理也不规范，很多时候都无法及时提供该会所需资料。尴尬之余，又“不便以农会未成，无可报告为答”，因此中方驻会代表只得经常以“外交人员于农政向不预闻，一俟本国政府寄到，即行送会，惟集汉译洋，编纂刊绘恐需时日”为辞[25] (pp.2993~2994)。不过，在万国农业会经常性的催索之下，中国也加快了在各省成立农务总会及分会的进程。到1911年初，全国成立农务总会19处，农务分会276处[7]。同时，农工商部也开始饬令各地，搜集整理农政书籍、农作物面积、产品数量、动植物疫病、农政法规等方面的资料，并不时向罗马万国农业会寄送。下面仅列举1909—1911年间中国向万国农业会递送或饬令调查后再回复的部分资料内容（表1），以进一步管窥当时中国与万国农业会事务往来的情况。
而且，中国对于寄送的材料是否刊登也比较在意，这进一步反映了其在承担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对自身国际形象及地位的关注。1911年5月9日，农工商部特致函万国农业院，指出该院所寄每月各国农务统计表“于各国五谷产额及收获盈缩成分无不备载，足资比较，惟中国独付阙如。尚请将本部陆续寄送之各省五谷调查表册交由敝国使署，促速译出，附入每月各国报告之中，藉供众览”[26] (pp.3093~3094)。与此同时，农工商部还咨文驻意大臣，催请派员接洽，随时摘译。中国驻意大臣吴宗濂查实农业会统计表未刊登是“逾期则不纂入”之故，建议农工商部以后“调查统计等件如为期急”，则用洋文电达[27] (pp.3111~3113)。农工商部采纳其意见。
另外，为改进本国农业，亦有参考外国农业之必要。清朝末年，外国农业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亦经常见诸国内一些报刊杂志。例如，以记述国内外大事与介绍新学术、新知识为主要内容的《经世报》就专辟农政专栏，并集中译载一些介绍外国农事状况及经验的文章，代表性的有《御荒变记》《种萝卜法》《奥农近况》《英牛大赛》《光绪十九年天下出麦多之各国列表》《俄农苦况》《馒头荒年》以及《加大有年》等等[28]。《农学丛书》第一集至第七集刊载翻译外国有关农业原理、农业技术的综合性书籍和农作物种植技术的书籍有60余种。此外，尚有土壤、气候、肥料、农具、水利、蚕桑、畜牧、家禽、害虫、林业等专书约60种左右[29] (pp.868~870)。相对而言，在与万国农业会建立事务往来之前，外国农业知识的传播在中国尚停留于零星介绍的状态。事实上，在当时情况下要一国一国的去搜集参考材料，以完整掌握世界农业发展状况，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但“国际农院以其伟大之组织，执掌世界农业消息最敏速周到之总枢”[6]，无疑为中国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途径。晚清时期，万国农业会陆续给中国外务部或农工商部寄来了各种农事资料，涉及各国农业统计制度、各国农业统计表、常会决议录、植物病症报告书、农业书籍、保农要政、农产品售卖所制度、各国农会章程、农业银行、农业保险统计表、经济社会报以及各国农史等各个方面，这为中国全面了解世界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帮助。农工商部对其中的一些材料比较重视。例如，对于各国农业统计表，该部认为该表“于各国五谷稻米棉花等项播种收获情形及比较数目无不备载，足资参考”，故将其分送各省农务总会“俾资研究”[30] (pp.3079~3081)；而植物病症报告书在该部看来，于各项植物病症“备载无遗，足资参考”，故将其分送各省农事试验场“悉心研究”[31] (p.3141)；对于农业院敦请各国试用的旱地种植法，农工商部立即饬员将该法翻译购买，并表示“应设法调查该国实地办法，务期广兴地利而裨农田”[32] (pp.3142~3143)。而且，该部对农业改良新法格外重视，并希望中国常驻会员“调查该会，凡有关于农业改良新法及漏未汇送各项报告随时送部以凭核办”[33] (p.2974)。
参加罗马万国农业会及其合同，逐步加强与该组织的交往，既是晚清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体现，也是本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由前述可知，中国的活动，原本主要承载了特殊时代环境下谋求联络邦交，并追求地区性大国地位的政治、外交使命，同时也兼顾本国农业发展的需要。但是，随着晚清中国与万国农业会事务往来的增多，农业建设逐渐成为中国与万国农业会关系发展的主题。因此，就其影响而言，这一时期的活动不仅在外交上活跃了中国的国际交往，而且其参与行为也融会到当时农业现代化的潮流之中，并推动清政府掌握了全国农业和世界农业发展的基本情况，这对于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政策、促进中国农业发展均产生了有利的作用。不过，毋庸置疑的是，无论是参与国际事务，抑或是农业现代化，晚清时期中国都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此一时期中国与万国农业会事务往来还停留在政府与之合作的初级阶段。由前述可知，一些要向万国农业会提供的信息中国政府并没有及时整理，所接收的材料也没有得到充分地重视。而且，农会、农学堂以及农业试验场等国内农业组织或机构并没有与万国农业会以及国外农业界建立起直接联系。从农业现代化的角度而言，中国无疑需要在这些方面加大国际农业事务合作的力度。
【作者简介】尹新华，女，1976年生，湖南永州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外关系史。
【责任编辑：王雅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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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为致谢赠送植物病症报告书农务统计表并已分送各省实验场研究事（宣统三年闰六月二十二日批文）[Z].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晚清国际会议档案（第6册），扬州：广陵书社,2008.
[32]为农业院敦请各国试用旱地种植法已饬司翻译购买并调查实地办法事》（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批文）[Z].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晚清国际会议档案（第6册），扬州：广陵书社,2008.
[33]为收到各国农业统计制度及报告册希饬常驻员将改良新法随时送部事》（宣统元年三月初十日批文）[Z].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晚清国际会议档案（第6册），扬州：广陵书社,2008.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bstract: During the New Deal of Late Qing Dynasty,China participa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the following up activit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which was the predecessor of FAO. The purpose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was to review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s in the world , and to promote the exchange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However, Qing government’s intention to participate the institute was mainly to enhance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s a regional power.Objectively, it indeed furthered Qing Dynasty’s international contacts. Moreover,it’s participation produced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agricultural knowledge ,as well as promoting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China. However, the conta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was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 during this period, which left much spa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Participa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关键词]晚清，万国农业会，参与，国际事务，农业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4－0034－07
晚清时期是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萌起和初步发展阶段。长期以来，在革命外交研究取向指引下，这一时期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不为学术界所重视。近年部分学者虽然也开始研究晚清中国参与国际会议或组织的情况，但焦点集中在1899年、1907年的海牙保和会上。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清末新政时期中国参与万国农业会及其合同的问题甚少提及，更谈不上深入研究①。万国农业会（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亦称为“万国农业公院”“万国农业公会”“万国农会”或“万国永久农业会”，等等。它是第一个政府间合作处理农业问题的国际组织，也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前身②。与海牙保和会相比，它没有那么浓厚的政治色彩。同时，它也是继国际海关税则出版联盟之后，清政府主动参与的另一个国际组织。该会是在意大利倡导之下成立的。意大利主创此会的初衷，可以从1905年1月24日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致其首相的信中看得十分清楚。他说：“建立一个与农业相关的国际机构是极其有益的，这个机构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只是研究世界不同国家的农业生产条件，并定期发布有关农作物产量及质量的信息。”正是这封信中的提议，开启了万国农业会成立的进程[1]。当时清政府亦接获意大利政府邀请，派员赴会。只是清政府对该会宗旨的理解不似意大利国王那样简单。在参与该组织成立大会时，中国除了一般农业交流之外，还赋予了该会更多政治意义。之后，伴随中国与万国农业会事务往来的展开，农业建设逐渐成为中国与万国农业会关系发展的主题。可以说，参加罗马万国农业会及其合同，逐步加强与该组织的交往，既是晚清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体现，亦是本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探析晚清政府与万国农业会关系的来龙去脉，阐述其对中国参与国际事务以及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影响，不仅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管窥清末时期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基本诉求、特点及其演变，而且也能为我们今天加强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交往提供一些借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编辑的《晚清国际会议档案》以及其他一些相关档案资料刚好为我们厘清这段历史提供了可能。
一、万国农业会的召开与中国参会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社会“相互依存和互动模式”越来越复杂，“结构性需求（Structural Requisites），即为了使系统有效运行而必须满足的需要，变得越来越多了”[2] (p.117)。在这种情况下，召开国际会议，集体协商国际事务变得日渐频繁，而且在活动内容和制度架构上也由原来的对领土纠纷、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关注，扩及邮政、电信、海运、铁路、版权、专利、卫生、农业、商贸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罗马万国农业会的召开及相关合同的订立，便是这一趋势下的产物。
1905年4月6日，意大利公使巴乐礼照会外务部，告之罗马万国农业会首次会议定于1905年5月28日在罗马召开。5月12日，意公使又译送了一份会议条款的详细节略供外务部参考。5月29日至6月6日，40多个国家的代表齐聚罗马，举行了这次会议，以成立一个农业方面的国际机构。在这之前，中国已陆续参与了一些国际会议或组织，并开始了接受、遵守近代国际规则，承担国际义务的历程。因此，在接到意大利的邀请后，派驻意使馆参赞翟青松参加了会议。当时，由驻外使馆人员就近处理国际事务是中国外交的惯例，比照此后第二次保和会专使的派遣，可以初步看出中国对该会并没有额外的重视①。6月7日，各国代表共同议定了《罗马万国农业会合同》（Contract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需要指明的是，一些收录该合同的编著将1905年6月7日视为中国签字入约的时间[3] (p.349)。事实上，6月7日应该不是中国参加该合同的时间，从法律意义上而言，它相当于承认约文不再更改，并不能形成当事国之间的条约义务关系。对于该合同，中国后来还有正式的签署。
《罗马万国农业会合同》是罗马万国农业会这一国际组织据以建立组织机构和进行活动的基本文件。根据这份合同，万国农业会在罗马设立，属于“国家建设”性质的国际组织，由入会各国遴派会员赴会。而且万国农业会将设总会及常会两个机构。总会由各国代表组成，“秉本农业会综理大权”，如“察核常会预备之组织事宜及本农会内容之作用，条议限定经费总数，并稽查核准账目”等。在总会中每个会员国都有投票权，但投票权的多寡取决于该国所列等级，等级越高，投票权越多。合同规定了五个等级，每个国家列于何等，由该国自愿决定；但等级越高，所享有的投票权和所交纳的会费也就越多。其中一等享有的投票数目为5票，所交纳的会费为16股，每股金额不得过2500法郎，头两年每股金额不得过1500法郎。常会即常驻办事机构，归总会调度，主要是“实行总会讨议之事，并条议事件交总会采择”。常会由各国所派常驻人员组成，常会内的投票方式与总会相同[4] (pp.2798~2800)。
万国农业会旨在研究世界范围内的农业发展，并促进各国间农业信息的交流。合同第九款还详细规定了该会办理各国农政的内容，分列如下：（甲）应将关系农政、动植出产、农产贸易以及各埠行情之统计技术财政各项报告赶紧搜集研究宣布；（乙）应将上载一切报告通知关系之国；（丙）应指示农田工价；（丁）应将无论何处出现之植物新病指出受病地方病之进步及治病良方一律报告；（戊）应将关系农政之协助保险及劝农银行各种问题一体考察，并应将各国内有裨协助农工农务保险劝农银行等组织之报告概行搜集宣布；（己）应将广搜万国公会或其余农务公会陈明之意旨及农学专门民立农会翰林院博士会等项之紧要报告后所设保护农夫公利改良农夫条款之法请各政府核准。该条款也明确指出：“关涉特别一国之财政法政行政一切问题应在本农会界限之外。”[5] (pp.873~874)可见，万国农业会“不涉及各国内政问题，而专作调查及发展农业各项工作之国际机关”[6]。
二、清政府签署、批准《罗马万国农业会合同》及其背后的考量
《罗马万国农业会合同》订立后不久，意大利驻华公使即照会外务部，请其派员画押，以正式入会。不过，中国虽派代表参加了上述订立合同的会议，但要不要签署合同，正式入会，外务部当时尚未拿定主意。由于该会条款主要注重农务、树艺以及畜牧等问题，在当时隶属商部管辖范围，因此外务部就入会问题咨询商部。按照《罗马万国农业会合同》的规定，万国农业会对于促进各国间农业信息交流和农业发展无疑是有益的。当时中国政府正将振兴农务作为新政的重要内容，并从建立与农业有关的新式管理机构、农会组织，到设立农业学堂、农业试验场、农业公司等各方面加速了农业变革的进程[7]。因此，签署和批准《罗马万国农业会合同》，加入万国农业会，对推进中国农业改革向纵深发展也是必要的。但是，当时商部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给外务部的回复中，商部的态度和理由是：“中国并无专门熟悉农业之员，现在农业甫议振兴，一俟农学发达后再行入会。”[8] (p.2829)
8月31日，外务部就万国农业会一事又电询驻意使臣许珏。许在回电中详细阐述了他对该会的看法。首先，他分析了意大利的动机，指出：“意主创立此会宗旨与和（荷——引者注）兰弭兵会用意颇同，各国竞尚战功，和兰兵力有限故倡弭兵之议，各国竞骛商利，意大利有商业未盛故创重农之议，总此不甘落后，力争面子之见。”既然如此，中国也就不必太过积极，因为参与此会“原为联络邦交起见”，且“中国远处东方，派员来此考求殊属不易，摊分一节几同掷金虚牝”。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许珏建议在画押问题上“俟探明英法德美各国签字”以后再说[9] (pp.2811~2812)。1906年初，意大利外交部司员示意许珏，“中华为东方大国，意主亟盼早日派员画押以敦邦交”。这更加坚定了许珏的认识，随后他在给外务部的电报中说：“此事于邦交枢纽稍有干涉，而与农学实业无关。”[10] (p.2813)
正是受商部及许珏意见的影响，外务部决定在入会问题上暂时搁置不理。但是，意大利驻华公使又多次照请中国派员画押，并以两国邦交为说辞。意使称：“现环球各国大半允准入会”，“中意两国敦笃睦谊，本国政府嘱为切请中国政府允入该会”。该使还告诉外务部，画押入会的最后期限是1906年6月1日。经过再三考虑，外务部终于决定画押入会，并于1906年5月24日会同商部缮就奏折，请旨画押。奏折说：“臣等查该会所议各条款均属切要之图，各国既多入会，该使臣又复再三敦请，邦交所关，未便坚却，拟请特派驻扎该国出使大臣黄诰入会画押，以重实业而联睦谊。”[8] (p.2830)
圣旨当天即下，并由外务部立即转达驻意使臣黄诰。5月29日（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初七日），黄诰在意大利外交部正式签署《罗马万国农业会合同》，此次一并入会画押者共计40国。又该合同第11款明确规定：“本合同日后批准从速交义（意——引者注）政府互换。”[11] (p.2954)这也就意味着合同签署后，依然需要政府有权机关用印批准。由于对批准程序不熟悉，外务部在电告黄诰签押后，遂将中国政府批准一事向意大利外交部门咨行在案，但并未向后者递交玺印约凭。直至1907年11月2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清政府才在意大利外交部的提醒和催促下，奏请用印批准以送至意大利政府存案，当日奉旨依议[12] (pp.2939~2942)。
由上述中国加入万国农业会的过程可知，联络邦交的考虑在外务部的决策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才一并图谋本国农业发展之福利。其实，这也是当时许多入会国（尤其是弱国、小国）的基本立场。后来黄诰进一步解释了这一点，指出“此会宗旨，一则藉以联络邦交，一则藉以考求实业”，“中国远处东方，此次入会，因为邦交起见，正可于农业藉兹取则”，“以副圣朝振兴农务之至意”[13] (pp.2837~2838)。1906年《万国公报》上亦发表文章，指出：“农会之关系最重不但在于耕稼也，亦与商务相表里，农会之消息奠，则市场之恐慌可免矣，且此种万国会愈多，国际上和平之交谊愈笃，亦能永息兵戈。”[14]其实，早在1894年加入国际海关税则出版联盟时，总署虽然也认识到它对中外通商皆有利益，但敦睦邦交的考虑明显占了上风。总署在同意加入该组织的照会中曾这样着意强调：“兹准贵大臣述贵国欣盼之情，一再相邀，本大臣等熟筹邦交友睦之谊，特将中国与各国通商税则检齐照送贵大臣查收转送公会。”[15]因此，中国在参加万国农业会及其合同上所表现出来上述两倚且有所偏重的状态，也可以说是19世纪中后期以降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一个缩影。不过，虽然同样强调联络邦交，但此时的内涵更加丰富了。此时中国所强调的联络邦交进一步体现出了追随大国意见，并从众处理的特点。这也是小国或弱国参与国际事务的一种基本状态，不过中国背后还蕴涵了比较浓厚的不被国际社会排除在外的参与意识。甲午战后，中国在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处理上，不再停留于原来两个国际体系之间的联络邦交，而是形成了自进于“文明国”的身份需求。1900年，代表清政府参与第一次海牙保和会的杨儒曾指出：“此次仰邀宸断，饬议画押，俟遇有邮政商务公法等会皆可援引列入，不至见摒，裨益尤多，此诚近日外交之一大转机也。”[16] (pp.15975~15976)1905年初，面对美国发来的召集第二次保和会的邀请，中国方面也表示：“宜派员前往，以示善与人同，庶将来拟入各国他项公会亦不至见摈，似于外交不无裨益。”[17]诸如此类的言论很多，从中不难看出，20世纪初，尽可能顺应国际化趋势在清政府内部被视为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途径。
另外，考察选择入会等级这一问题，我们能更充分地理解这一时期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所负载的外交使命。甲午战后，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亚洲之中心，《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更跌至谷底。与此同时，中国对昔日“天朝上国”地位的“怀旧之情”依然存在，并坚信“中国会重新变得强大并恢复应有的世界地位”，而且还寄希望“其他一些国际体系能够做到这一点”[18] (p.210)。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活动，还被赋予了恢复昔日身份地位的重任。1904年中国批准第一次保和会系列国际公约时，中国就曾自愿按照大国标准承担了海牙公断院头等国会费。按照《罗马万国农业会合同》规定，各国在加入万国农业会时可自愿根据会费缴纳额来选择等级，这自然给中国在政治、外交上提升国际地位留下了实践的余地。不过，加入罗马万国农会所能反映出来的国际地位角逐是不能跟1899年的保和会相比的。当时国内舆论亦指出：“此会全关于学问智识，与海牙保和会名为保和，实则列强比较国力者，判若天渊；其各国等级之所异者，不过投票之数与金额股数有差异之等，而并无国体荣辱关系。”[19]清政府也觉得在这里自认一等是一种浪费和负担，但是又不甘屈居日本之下。因此，许珏提出在入会等级的选择上可仿照日本，指出：“日本同居东亚，将来摊分多寡，似可仿照日本办理。如日本已认头等我自不便认二等，如日本只认二等我亦落得从同。”[9] (pp.2811~2812)外务部和农工商部皆以为然。1907年7月，在得知日本已经自认一等国后，中国政府便向意大利外交部声明中国“愿列一等”[20] (p.2855)。从中亦不难看出，中国参与罗马万国农业会及其合同，更多地是着眼于政治、外交的需要，也即通过参加国际事务以提高国际地位，而且其首要目标是追求与日本同等的地区性大国地位。这样一种态度延续到1907年的第二次海牙保和会上，就连英国代表也发现，中国人“不想接受日本的领导”[21] (pp.299~300)。
三、晚清中国与万国农业会的事务往来
1908年，农业公院落成，万国农业会由此正式开始事务运作。中国政府派翟青松为常驻议员赴会。当年11月，农业公院开会，中国在常驻议员之外，还派驻意使臣钱恂莅会“以重实业而笃邦交”，且“凡有可以考求艺理，裨益农政者必表同意”[22] (p.2921)。同年7月，农工商部与万国农业会亦开始就农业问题“直接商办，彼此往来函商”[23] (pp.2885~2886)。再到1909年5月，驻意大利大臣钱恂与万国农业会更达成一致意见，“所有该会事件”不再由其转寄，而是全部改由农业会“径寄”农工商部[24] (pp.2997~2998)。到这里，中国农业管理部门与万国农业会建立起了直接联系。固然，中国签署《罗马万国农业会合同》，加入万国农业会组织，其最初动机主要是政治抑或外交意义上联络邦交。但是从长远来看，万国农业会于世界而言，主要是传播农业知识，交流农业情报，因此于中国而言也应在于“讲求农学新法”，以为“今日救贫之策”[19]。事实上，在中国农业管理部门与国际组织建立起直接联系后，农业建设逐渐成为中国与万国农业会关系发展的主题。
万国农业会正式运作以后，该会总部根据其行政规则，不断要求各国报送有关农业报表、农政书籍、农会章程、农业法规、法令、税则、各地播种面积、收获数量、农学专报或杂志名目等农业资料。但是当时中国农业生产体系很不完善，管理也不规范，很多时候都无法及时提供该会所需资料。尴尬之余，又“不便以农会未成，无可报告为答”，因此中方驻会代表只得经常以“外交人员于农政向不预闻，一俟本国政府寄到，即行送会，惟集汉译洋，编纂刊绘恐需时日”为辞[25] (pp.2993~2994)。不过，在万国农业会经常性的催索之下，中国也加快了在各省成立农务总会及分会的进程。到1911年初，全国成立农务总会19处，农务分会276处[7]。同时，农工商部也开始饬令各地，搜集整理农政书籍、农作物面积、产品数量、动植物疫病、农政法规等方面的资料，并不时向罗马万国农业会寄送。下面仅列举1909—1911年间中国向万国农业会递送或饬令调查后再回复的部分资料内容（表1），以进一步管窥当时中国与万国农业会事务往来的情况。
而且，中国对于寄送的材料是否刊登也比较在意，这进一步反映了其在承担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对自身国际形象及地位的关注。1911年5月9日，农工商部特致函万国农业院，指出该院所寄每月各国农务统计表“于各国五谷产额及收获盈缩成分无不备载，足资比较，惟中国独付阙如。尚请将本部陆续寄送之各省五谷调查表册交由敝国使署，促速译出，附入每月各国报告之中，藉供众览”[26] (pp.3093~3094)。与此同时，农工商部还咨文驻意大臣，催请派员接洽，随时摘译。中国驻意大臣吴宗濂查实农业会统计表未刊登是“逾期则不纂入”之故，建议农工商部以后“调查统计等件如为期急”，则用洋文电达[27] (pp.3111~3113)。农工商部采纳其意见。
另外，为改进本国农业，亦有参考外国农业之必要。清朝末年，外国农业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亦经常见诸国内一些报刊杂志。例如，以记述国内外大事与介绍新学术、新知识为主要内容的《经世报》就专辟农政专栏，并集中译载一些介绍外国农事状况及经验的文章，代表性的有《御荒变记》《种萝卜法》《奥农近况》《英牛大赛》《光绪十九年天下出麦多之各国列表》《俄农苦况》《馒头荒年》以及《加大有年》等等[28]。《农学丛书》第一集至第七集刊载翻译外国有关农业原理、农业技术的综合性书籍和农作物种植技术的书籍有60余种。此外，尚有土壤、气候、肥料、农具、水利、蚕桑、畜牧、家禽、害虫、林业等专书约60种左右[29] (pp.868~870)。相对而言，在与万国农业会建立事务往来之前，外国农业知识的传播在中国尚停留于零星介绍的状态。事实上，在当时情况下要一国一国的去搜集参考材料，以完整掌握世界农业发展状况，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但“国际农院以其伟大之组织，执掌世界农业消息最敏速周到之总枢”[6]，无疑为中国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途径。晚清时期，万国农业会陆续给中国外务部或农工商部寄来了各种农事资料，涉及各国农业统计制度、各国农业统计表、常会决议录、植物病症报告书、农业书籍、保农要政、农产品售卖所制度、各国农会章程、农业银行、农业保险统计表、经济社会报以及各国农史等各个方面，这为中国全面了解世界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帮助。农工商部对其中的一些材料比较重视。例如，对于各国农业统计表，该部认为该表“于各国五谷稻米棉花等项播种收获情形及比较数目无不备载，足资参考”，故将其分送各省农务总会“俾资研究”[30] (pp.3079~3081)；而植物病症报告书在该部看来，于各项植物病症“备载无遗，足资参考”，故将其分送各省农事试验场“悉心研究”[31] (p.3141)；对于农业院敦请各国试用的旱地种植法，农工商部立即饬员将该法翻译购买，并表示“应设法调查该国实地办法，务期广兴地利而裨农田”[32] (pp.3142~3143)。而且，该部对农业改良新法格外重视，并希望中国常驻会员“调查该会，凡有关于农业改良新法及漏未汇送各项报告随时送部以凭核办”[33] (p.2974)。
参加罗马万国农业会及其合同，逐步加强与该组织的交往，既是晚清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体现，也是本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由前述可知，中国的活动，原本主要承载了特殊时代环境下谋求联络邦交，并追求地区性大国地位的政治、外交使命，同时也兼顾本国农业发展的需要。但是，随着晚清中国与万国农业会事务往来的增多，农业建设逐渐成为中国与万国农业会关系发展的主题。因此，就其影响而言，这一时期的活动不仅在外交上活跃了中国的国际交往，而且其参与行为也融会到当时农业现代化的潮流之中，并推动清政府掌握了全国农业和世界农业发展的基本情况，这对于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政策、促进中国农业发展均产生了有利的作用。不过，毋庸置疑的是，无论是参与国际事务，抑或是农业现代化，晚清时期中国都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此一时期中国与万国农业会事务往来还停留在政府与之合作的初级阶段。由前述可知，一些要向万国农业会提供的信息中国政府并没有及时整理，所接收的材料也没有得到充分地重视。而且，农会、农学堂以及农业试验场等国内农业组织或机构并没有与万国农业会以及国外农业界建立起直接联系。从农业现代化的角度而言，中国无疑需要在这些方面加大国际农业事务合作的力度。
【作者简介】尹新华，女，1976年生，湖南永州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外关系史。
【责任编辑：王雅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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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外务部致农工商部咨文：为应由贵部直接与罗马农业会会董商办希查照声复事》（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Z].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晚清国际会议档案（第6册），扬州：广陵书社,2008.
[24]《驻意大利大臣钱恂致农工商部咨文：为嗣后意大利农业会事件悉由该会径寄贵部办理事》（宣统元年四月初四日）[Z].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晚清国际会议档案（第6册），扬州：广陵书社,2008.
[25]《驻意大利大臣钱恂致农工商部咨文：为农业会催取各国农产报告请按细目编答或径寄该会事》（宣统元年四月初四日）[Z].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晚清国际会议档案（第6册），扬州：广陵书社,2008.
[26]《农工商部致意大利农业院书记官信函：为致谢寄送农务统计表并本部已陆续附寄各省五谷调查表册事（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批文）[Z].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晚清国际会议档案（第6册），扬州：广陵书社,2008.
[27]《驻意大利大臣吴宗濂致农工商部咨呈：为详陈寄送农业院统计表册未及刊登之缘由事》（宣统三年五月十一日）[Z].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晚清国际会议档案（第6册），扬州：广陵书社,2008.
[28]农政第四[N].经世报,1897.第3期,第16期,第4期,第13期.
[29]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Z].北京：三联书店,1957.
[30]为发送意大利万国农业院统计表希查收俾资研究事（宣统三年三月十五日）[Z].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晚清国际会议档案（第6册），扬州：广陵书社,2008.
[31]为致谢赠送植物病症报告书农务统计表并已分送各省实验场研究事（宣统三年闰六月二十二日批文）[Z].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晚清国际会议档案（第6册），扬州：广陵书社,2008.
[32]为农业院敦请各国试用旱地种植法已饬司翻译购买并调查实地办法事》（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批文）[Z].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晚清国际会议档案（第6册），扬州：广陵书社,2008.
[33]为收到各国农业统计制度及报告册希饬常驻员将改良新法随时送部事》（宣统元年三月初十日批文）[Z].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晚清国际会议档案（第6册），扬州：广陵书社,2008.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bstract: During the New Deal of Late Qing Dynasty,China participa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the following up activit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which was the predecessor of FAO. The purpose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was to review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s in the world , and to promote the exchange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However, Qing government’s intention to participate the institute was mainly to enhance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s a regional power.Objectively, it indeed furthered Qing Dynasty’s international contacts. Moreover,it’s participation produced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agricultural knowledge ,as well as promoting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China. However, the conta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was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 during this period, which left much spa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Participa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