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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代人对一代人的战争”
意大利粒子物理学博士保罗·乔尔达诺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战争”；英国政治家、哲学家霍布斯则提出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概念。套用这里“战争”的定义，兴许也可以说“总有一代人对一代人的战争”。这类战争，多起于观念终于嘴仗。观念承载的是代沟，嘴仗承载的是“嫌弃”，而“嫌弃”滋生的土壤正是代沟。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把“江湖”改成“代沟”也说得通。广义的“代沟”指年轻一代与老一代在思想方法、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兴趣爱好方面存在的心理距离或心理隔阂。现在人们常说“3年一个代沟”，因为人们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迭代周期已被社会急遽变化减短。但人们还是习惯用“×0后”作为代际划分依据：“70后”沉稳，“80后”“垮掉”，“90后”非主流，“00后”二次元（假想世界、虚幻世界）……横亘在他们之间的就是代际隔膜。
管束与叛逆，是这类“战争”亘久的形式。管束主要是长对幼，而叛逆总是幼对长。
曾经有一部所谓的“90后叛逆写实电影”，里面女主角有句台词：“责任？那是你们上一代的事情，我们的责任就是放弃责任！”这自然很幼稚，两代人的代际差异，不会体现在“负起责任”“放弃责任”上，只会体现在承载责任方式的不同上。但喊着“放弃责任”本质就是种叛逆姿态，拒绝被管束被安排。当其间的矛盾无法被调和，“代际战争”就难干戈载戢、立马停息。
相互“嫌弃”背后是“证实性偏见”
对于老年人“暴走团”占机动车道事件，公交上逼年轻人让座、广场舞扰民、动辄骂人动粗的行为，有些人就会以“倚老卖老”印象为据点，对老人群体炮轰，乃至抛出“是坏人变老了”的轻佻结论。
一看到孩子调皮捣蛋，比如“4岁女童饭店内叫喊被女大学生脚踹”等事件，有些人就不辨是非、不分责任主次，认为“熊孩子”就是欠揍。
一提到“老男人”，部分人就搬出中年危机。社交媒体上揶揄的中年男人的典型模样是：发际线后退到脖子以下，肚子凸垂到接近地平线；饭桌上，要么口沫横飞讲荤段子以为旁边年轻小妹脸红就是娇羞的崇拜，要么手上“养”着核桃大谈中医、养生和禅道，再或者就是扮作人生导师讲自己的成功经验与情史。
一说起小青年，就会出现这样的代名词，如啃老族、剁手族、初老族……，变成“堕落”的指证。
就“被嫌棄”来说，几乎每代人都难幸免。而相互“嫌弃”背后是“证实性偏见”。在网上，有人就因这些惯常偏见，习惯性地搞群体性攻讦，比如因少数情形就把“尊老爱幼”说成“尊为老不尊的老人，爱未成年人犯罪分子”，进而否定掉其价值。
有专家将上述视角称之为“年龄本质主义”（即把年龄当作问题本质），认为这容易招来站队、划立场以及“敌我”的区分。这跟现实情形挺契合：太多人看问题不是“对事不对人”，而是先“对年龄（拿年龄说事）”继而“对人”，以坐实自己的证实性偏见。
结果经常“一群人犯错一代人背黑锅”：哪怕“暴走团”里没多少老人，也要把帽子扣在他们头上；纵使很多所谓的“熊孩子”只是孩提时期谁都会有的调皮而无关“原罪”，也要对其口诛笔伐。
“嫌弃”的根由在于争夺有限社会资源
“嫌弃”的根本原因，在于争夺有限的社会资源。
钱钟书在《读伊索寓言》里写道：“比我们年轻的人，大概可以分作两类：第一种是和我们年龄相差得极多的小辈，我们能够容忍这种人，并且会喜欢而给予保护；我们可以对他们卖老，我们的年长只增添了我们的尊严。还有一种是比我们年轻得不多的后生，这种人只会惹我们厌恨以至于嫉忌……我们非但不能卖老，还要赶着他们学少，我们的年长反使我们吃亏。”
钱钟书说的“爱幼但不爱后生”心态，反映的其实就是爱憎好恶跟利益冲突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喜欢，止于自身利益不受损之处。我们爱小孩子，也许是因为他们对我们不构成竞争关系；而嫌弃后生，也许是因为他们作为后浪可能将前浪拍在沙滩上。
很多人患的“厌老症”——无法像对幼童那样对待年迈老人，只会对他们各种不耐烦、不包容，其实也是一样的。
有句古诗说，“见君朝入市，买饼又买糕，不言孝父母，只言哄儿曹。”这固然跟生物学上的“幼体滞留”（个体虽然达到成年阶段，仍然残存着幼体特征，包括大头或大眼）有关，可其关键还在于“资源利益”：幼儿是“新生力量”，也代表着未来，可以承载我们对子孙无穷的繁衍诉求与遗传利益；老人却已近垂暮，“老而无用”，善待他们的动力只能是感恩等情感而非利益回报。
这还是“老吾老”，对于整个老人群体，不少人更是嫌弃：嫌其跳广场舞跟自己抢篮球场，嫌其早晚上班高峰还跟自己抢座……
也正因要争夺资源，代际冲突频现。资源越紧张，冲突越激烈，“嫌弃”就越强烈。
别把大好时间耗在相互“嫌弃”上
这种相互嫌弃其实也是一种互耗。那怎么改变这类互耗的局面？
可以依靠资源供给做加法。广场舞与“暴走团”连着的社会治理难题，症结就在资源匮乏：问题不是“蛋糕怎么分”，而是“蛋糕怎么做大”——大众健身场所就那么多，怎么分都有问题。还有围剿老年男性，折射的是资源代际配置的失衡：当这代人在大城市买不起房摇不上号时，“老男人”可能就成了他们的转向泄恨对象。
还可以靠公平规则的效用。代际“战争”的引线，总是某些个体行为的失范。比如“暴走团走机动车道，让机动车无道可走”，依法该怎么处理就应怎么处理，而不是和稀泥，将涉及法律的问题模糊化、绥靖化处理，导致问题未被解决、只是积压。也只有公平规则发挥效用，才能最大化地实现代际博弈的调适和平衡。
每代人都是所处时代的“人质”，都有自身局限。张爱玲说，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我们这代人可能长大后就成了“上一代人”，而“下一代人”长大后也可能成为我们，时间不会饶过谁，对“×0后”们的毛病多些谅解，也是与我们自身狭隘的和解。每代人都不想“假装生活”、都想活出样，那就别把大好的时间耗在相互“嫌弃”上了。
《新京报》2017.9.7）
意大利粒子物理学博士保罗·乔尔达诺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战争”；英国政治家、哲学家霍布斯则提出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概念。套用这里“战争”的定义，兴许也可以说“总有一代人对一代人的战争”。这类战争，多起于观念终于嘴仗。观念承载的是代沟，嘴仗承载的是“嫌弃”，而“嫌弃”滋生的土壤正是代沟。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把“江湖”改成“代沟”也说得通。广义的“代沟”指年轻一代与老一代在思想方法、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兴趣爱好方面存在的心理距离或心理隔阂。现在人们常说“3年一个代沟”，因为人们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迭代周期已被社会急遽变化减短。但人们还是习惯用“×0后”作为代际划分依据：“70后”沉稳，“80后”“垮掉”，“90后”非主流，“00后”二次元（假想世界、虚幻世界）……横亘在他们之间的就是代际隔膜。
管束与叛逆，是这类“战争”亘久的形式。管束主要是长对幼，而叛逆总是幼对长。
曾经有一部所谓的“90后叛逆写实电影”，里面女主角有句台词：“责任？那是你们上一代的事情，我们的责任就是放弃责任！”这自然很幼稚，两代人的代际差异，不会体现在“负起责任”“放弃责任”上，只会体现在承载责任方式的不同上。但喊着“放弃责任”本质就是种叛逆姿态，拒绝被管束被安排。当其间的矛盾无法被调和，“代际战争”就难干戈载戢、立马停息。
相互“嫌弃”背后是“证实性偏见”
对于老年人“暴走团”占机动车道事件，公交上逼年轻人让座、广场舞扰民、动辄骂人动粗的行为，有些人就会以“倚老卖老”印象为据点，对老人群体炮轰，乃至抛出“是坏人变老了”的轻佻结论。
一看到孩子调皮捣蛋，比如“4岁女童饭店内叫喊被女大学生脚踹”等事件，有些人就不辨是非、不分责任主次，认为“熊孩子”就是欠揍。
一提到“老男人”，部分人就搬出中年危机。社交媒体上揶揄的中年男人的典型模样是：发际线后退到脖子以下，肚子凸垂到接近地平线；饭桌上，要么口沫横飞讲荤段子以为旁边年轻小妹脸红就是娇羞的崇拜，要么手上“养”着核桃大谈中医、养生和禅道，再或者就是扮作人生导师讲自己的成功经验与情史。
一说起小青年，就会出现这样的代名词，如啃老族、剁手族、初老族……，变成“堕落”的指证。
就“被嫌棄”来说，几乎每代人都难幸免。而相互“嫌弃”背后是“证实性偏见”。在网上，有人就因这些惯常偏见，习惯性地搞群体性攻讦，比如因少数情形就把“尊老爱幼”说成“尊为老不尊的老人，爱未成年人犯罪分子”，进而否定掉其价值。
有专家将上述视角称之为“年龄本质主义”（即把年龄当作问题本质），认为这容易招来站队、划立场以及“敌我”的区分。这跟现实情形挺契合：太多人看问题不是“对事不对人”，而是先“对年龄（拿年龄说事）”继而“对人”，以坐实自己的证实性偏见。
结果经常“一群人犯错一代人背黑锅”：哪怕“暴走团”里没多少老人，也要把帽子扣在他们头上；纵使很多所谓的“熊孩子”只是孩提时期谁都会有的调皮而无关“原罪”，也要对其口诛笔伐。
“嫌弃”的根由在于争夺有限社会资源
“嫌弃”的根本原因，在于争夺有限的社会资源。
钱钟书在《读伊索寓言》里写道：“比我们年轻的人，大概可以分作两类：第一种是和我们年龄相差得极多的小辈，我们能够容忍这种人，并且会喜欢而给予保护；我们可以对他们卖老，我们的年长只增添了我们的尊严。还有一种是比我们年轻得不多的后生，这种人只会惹我们厌恨以至于嫉忌……我们非但不能卖老，还要赶着他们学少，我们的年长反使我们吃亏。”
钱钟书说的“爱幼但不爱后生”心态，反映的其实就是爱憎好恶跟利益冲突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喜欢，止于自身利益不受损之处。我们爱小孩子，也许是因为他们对我们不构成竞争关系；而嫌弃后生，也许是因为他们作为后浪可能将前浪拍在沙滩上。
很多人患的“厌老症”——无法像对幼童那样对待年迈老人，只会对他们各种不耐烦、不包容，其实也是一样的。
有句古诗说，“见君朝入市，买饼又买糕，不言孝父母，只言哄儿曹。”这固然跟生物学上的“幼体滞留”（个体虽然达到成年阶段，仍然残存着幼体特征，包括大头或大眼）有关，可其关键还在于“资源利益”：幼儿是“新生力量”，也代表着未来，可以承载我们对子孙无穷的繁衍诉求与遗传利益；老人却已近垂暮，“老而无用”，善待他们的动力只能是感恩等情感而非利益回报。
这还是“老吾老”，对于整个老人群体，不少人更是嫌弃：嫌其跳广场舞跟自己抢篮球场，嫌其早晚上班高峰还跟自己抢座……
也正因要争夺资源，代际冲突频现。资源越紧张，冲突越激烈，“嫌弃”就越强烈。
别把大好时间耗在相互“嫌弃”上
这种相互嫌弃其实也是一种互耗。那怎么改变这类互耗的局面？
可以依靠资源供给做加法。广场舞与“暴走团”连着的社会治理难题，症结就在资源匮乏：问题不是“蛋糕怎么分”，而是“蛋糕怎么做大”——大众健身场所就那么多，怎么分都有问题。还有围剿老年男性，折射的是资源代际配置的失衡：当这代人在大城市买不起房摇不上号时，“老男人”可能就成了他们的转向泄恨对象。
还可以靠公平规则的效用。代际“战争”的引线，总是某些个体行为的失范。比如“暴走团走机动车道，让机动车无道可走”，依法该怎么处理就应怎么处理，而不是和稀泥，将涉及法律的问题模糊化、绥靖化处理，导致问题未被解决、只是积压。也只有公平规则发挥效用，才能最大化地实现代际博弈的调适和平衡。
每代人都是所处时代的“人质”，都有自身局限。张爱玲说，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我们这代人可能长大后就成了“上一代人”，而“下一代人”长大后也可能成为我们，时间不会饶过谁，对“×0后”们的毛病多些谅解，也是与我们自身狭隘的和解。每代人都不想“假装生活”、都想活出样，那就别把大好的时间耗在相互“嫌弃”上了。
《新京报》2017.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