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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需要思考双层挑战的问题。一是在全球的平台上,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全球将走向一种什么样的全球治理结构,很多发达国家都在探索,一直在十字路口徘徊。二是中国也处在自己的十字路口,所谓发展的模式不改不行、不改难以为继、难以持续,中国的改革由此到了一个临界点,到了又一次选择的时候。
2012 年,50 多个国家换届,这对未来投石小敏/文石小敏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射了最大的不确定性。而换届带来最大变化的是中国。这些变化面对的是全球选择新的治理结构和中国是否会走向新的选择两个层面的挑战。
由此,我有两个担忧,一个担忧是中国在近、中期会不会掉入中国特色的资产负债表的泥潭里去。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垄断、金融、土地、规划和项目审批等部门,其自身都在膨胀。在2008 年之后,金融垄断、土地垄断、规划和项目审批中的行政干预,高度结合起来。在所谓四万亿的刺激政策下,60%-70% 的投资用于造城建房,形成了巨大的坏账。经济学家分析,在银行系统里,投融资平台和房地产的行业,可能有二、三十万亿的坏账,已经严重拖住了经济发展的脚步。
我们近乎得了一种病——气滞血瘀,一方面大量贷款收不回来,一方面民营经济不得不承受越来越高的高利贷。中国的M2 和GDP的比例两倍于美国,中国出现了大量的资金短缺的现象。2012 年官方公布的GDP 比2011年下降了1.5%,去年的新增贷款量八万亿多,超过2011 年一万多亿,这说明我们贷款的效率继续下降,多余的贷款实际继续投入到那些很低效甚至无效的方面。
中国未来半年到一年之内,会不会爆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这是令人非常担心的,如果这种问题大面积暴露和爆发,以国际社会看中国,只此一击,中国可能三到五年翻不过来,我把这称为“中国特色的资产负债表危机”。
当然,危机的到来有可能促使决策者推出真正的改革,包括打破金融垄断、土地垄断、放开服务业的行业准入,把打破垄断、市场准入、出让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资产结合起来,刺激和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给民营经济更多的发展空间,会很大程度上缓解危机的冲击程度。
第二个担忧是三十年以后的中国我们看得清楚吗?在我看来,改革的远景或者愿景,一定有一个方法论来支持。邓小平开启改革时代,他是以自己的时代论做支撑的,他说时代不同了,现在是和平与发展新时代,可是有人一直认为现在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对时代的不同的认识,实际上是改革和改良很重要的立脚点。
这三十年的发展,从方法论上看,俨然出现了两种方法论,一种是冷战时代的方法论,一种是全球化的方法论。按照这两个方法论得出的结论会有重大的不同。比如冷战时代,最重要的一个思维就是要先分清敌我,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一个首要的问题。苏联崩溃以后,美国很多人还在寻找下一个敌人,亨廷顿写了一本书叫《文明的冲突》,认为伊斯兰文明是美国重大的敌人。911 事件爆发,小布什就信了,出兵伊拉克,一拖八九年,这是冷战的一种遗续。
其实,我们国内的这种遗续更重,某些领导人在讲话的时候,还总是在用以往这样的思维观点去认识分析问题。虽然他们的孩子在国外上学,夫人在国外,存款在国外,但在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很多冷战思维的遗续。
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信息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市场全球化以及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现在要走向新的全球治理结构,来解决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遇到的共同问题,要超越主权国家,我们的普世价值也由此被提高到一个层次。普世价值要在全球的平台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经济全球一体化,从各个方面推动了游戏规则的一体化、价值理念的一体化、评估标准的一体化。如果说我们八十年代开启改革的时候,我们的传统思维也许还占7-8 成,但是已经有2-3 成新时代论的观瞻,也有了全球化的视野。于是,我们就开启了改革。三十年之后,我们选择新的更全面、更深化改革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原来的那种认识,显然是不够的。走到今天的历史节点,全球化的分析框架和视野,应该占到我们思维的6-7 成,好的、积极的方面占到2-4 成,这样我们才能有一种更加博大的视野、胸怀和勇气。
我感觉现在多数人还在这两种分析和方法论中徘徊。未来我们需要坚决深入的改革,尤其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改革要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因此,传统的冷战思维方法论和认识论必须转换。特别是我们的决策层。
我提出两个担忧是一种思想上的警示和警醒,是为了避免和转化,对眼下有可能发生的中国特色的资产负债表危机,要有所准备和防范,将来即便掉入泥坑也能很快走出来,能够缓冲这种危机的打击。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配套的全面改革,尤其是打破垄断,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社会、政治、文化的配套改革。如果走出去,实施更加长远的十年以上的社会政治的改革,应该有一个更好的方法论来引领。
总之,改革这条路不走是不行的,不主动走就被拖着走,或者被甩掉。而真正的力量是来自全球对中国的期许,大家都希望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能总是被动。中国社会各个层面也成长起来了,大家也提出各种各样的期许,发生各种各样的抗争或者争取,我们必须采取主动的方式去改革。而全社会所有的努力都会直接或间接成为新一届领导推进改革的重要支持力量。
2012 年,50 多个国家换届,这对未来投石小敏/文石小敏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射了最大的不确定性。而换届带来最大变化的是中国。这些变化面对的是全球选择新的治理结构和中国是否会走向新的选择两个层面的挑战。
由此,我有两个担忧,一个担忧是中国在近、中期会不会掉入中国特色的资产负债表的泥潭里去。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垄断、金融、土地、规划和项目审批等部门,其自身都在膨胀。在2008 年之后,金融垄断、土地垄断、规划和项目审批中的行政干预,高度结合起来。在所谓四万亿的刺激政策下,60%-70% 的投资用于造城建房,形成了巨大的坏账。经济学家分析,在银行系统里,投融资平台和房地产的行业,可能有二、三十万亿的坏账,已经严重拖住了经济发展的脚步。
我们近乎得了一种病——气滞血瘀,一方面大量贷款收不回来,一方面民营经济不得不承受越来越高的高利贷。中国的M2 和GDP的比例两倍于美国,中国出现了大量的资金短缺的现象。2012 年官方公布的GDP 比2011年下降了1.5%,去年的新增贷款量八万亿多,超过2011 年一万多亿,这说明我们贷款的效率继续下降,多余的贷款实际继续投入到那些很低效甚至无效的方面。
中国未来半年到一年之内,会不会爆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这是令人非常担心的,如果这种问题大面积暴露和爆发,以国际社会看中国,只此一击,中国可能三到五年翻不过来,我把这称为“中国特色的资产负债表危机”。
当然,危机的到来有可能促使决策者推出真正的改革,包括打破金融垄断、土地垄断、放开服务业的行业准入,把打破垄断、市场准入、出让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资产结合起来,刺激和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给民营经济更多的发展空间,会很大程度上缓解危机的冲击程度。
第二个担忧是三十年以后的中国我们看得清楚吗?在我看来,改革的远景或者愿景,一定有一个方法论来支持。邓小平开启改革时代,他是以自己的时代论做支撑的,他说时代不同了,现在是和平与发展新时代,可是有人一直认为现在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对时代的不同的认识,实际上是改革和改良很重要的立脚点。
这三十年的发展,从方法论上看,俨然出现了两种方法论,一种是冷战时代的方法论,一种是全球化的方法论。按照这两个方法论得出的结论会有重大的不同。比如冷战时代,最重要的一个思维就是要先分清敌我,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一个首要的问题。苏联崩溃以后,美国很多人还在寻找下一个敌人,亨廷顿写了一本书叫《文明的冲突》,认为伊斯兰文明是美国重大的敌人。911 事件爆发,小布什就信了,出兵伊拉克,一拖八九年,这是冷战的一种遗续。
其实,我们国内的这种遗续更重,某些领导人在讲话的时候,还总是在用以往这样的思维观点去认识分析问题。虽然他们的孩子在国外上学,夫人在国外,存款在国外,但在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很多冷战思维的遗续。
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信息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市场全球化以及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现在要走向新的全球治理结构,来解决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遇到的共同问题,要超越主权国家,我们的普世价值也由此被提高到一个层次。普世价值要在全球的平台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经济全球一体化,从各个方面推动了游戏规则的一体化、价值理念的一体化、评估标准的一体化。如果说我们八十年代开启改革的时候,我们的传统思维也许还占7-8 成,但是已经有2-3 成新时代论的观瞻,也有了全球化的视野。于是,我们就开启了改革。三十年之后,我们选择新的更全面、更深化改革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原来的那种认识,显然是不够的。走到今天的历史节点,全球化的分析框架和视野,应该占到我们思维的6-7 成,好的、积极的方面占到2-4 成,这样我们才能有一种更加博大的视野、胸怀和勇气。
我感觉现在多数人还在这两种分析和方法论中徘徊。未来我们需要坚决深入的改革,尤其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改革要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因此,传统的冷战思维方法论和认识论必须转换。特别是我们的决策层。
我提出两个担忧是一种思想上的警示和警醒,是为了避免和转化,对眼下有可能发生的中国特色的资产负债表危机,要有所准备和防范,将来即便掉入泥坑也能很快走出来,能够缓冲这种危机的打击。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配套的全面改革,尤其是打破垄断,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社会、政治、文化的配套改革。如果走出去,实施更加长远的十年以上的社会政治的改革,应该有一个更好的方法论来引领。
总之,改革这条路不走是不行的,不主动走就被拖着走,或者被甩掉。而真正的力量是来自全球对中国的期许,大家都希望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能总是被动。中国社会各个层面也成长起来了,大家也提出各种各样的期许,发生各种各样的抗争或者争取,我们必须采取主动的方式去改革。而全社会所有的努力都会直接或间接成为新一届领导推进改革的重要支持力量。